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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因转基因标识状告瑞士雀巢公司
让世界了解中国消费者。“我愤怒是因为雀巢的不诚实，这是对中国消费者的不尊重！”
上海消费者朱燕翎女士曾留学瑞士。在留学期间她曾参观过雀巢公司总部，该国际大食品公司严格的管理和高超的工艺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3年来她就一直给自己的宝宝食用雀巢产品。
2003年3月，她同往常一样，在上海家乐福购买了一袋价值六元八角人民币的“雀巢巧伴伴”。后来她偶然从网络上获知在国内销售的“雀巢巧伴伴”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她即查看自己在上海家乐福购买的那一袋“雀巢巧伴伴”，发现没有标注含转基因成分。原以为不标的雀巢产品就是不含转基因的，却没想到其含有转基因成分。朱燕翎认为此行为是故意隐瞒，属欺诈行为。
2003年12月14日，朱燕翎以一名中国普通消费者的身份飞赴瑞士苏黎世；16日，她赶赴雀巢公司总部，递交公开信。在这封英文信函中，朱燕翎表示：“三年前我有了自己的小孩，我毫不犹豫地为他选择了雀巢食品。源于我对雀巢产品的热爱和信赖。我也一直很关注雀巢在中国的发展。”
“然而有一天，我非常震惊地在网上发现雀巢‘巧伴伴’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当我确定雀巢‘巧伴伴’的确含有转基因成分并且没有在包装上明确标注时，震惊变为了愤怒。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给我的孩子食用了转基因食品！
“ 愤怒是因为雀巢的不诚实。这是对中国消费者的不尊重。我决定对雀巢提起法律诉讼。我要求的损害赔偿额是很小的。但是我坚信中国消费者有权利知道他们为自己的家庭购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朱燕翎在接受采访时说，据我所知，雀巢在欧洲公开表示停止销售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尤其是在婴儿食品市场；但是在后来我的律师与其沟通过程中，雀巢始终未能就它的“双重标准”作出合理解释。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全球驰名的婴儿食品企业会在世界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政策？为什么雀巢不明确标注它的转基因食品，置消费者的知情权于不顾？
在雀巢瑞士总部，朱女士及其律师与雀巢公司的代表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面。朱女士提出两项要求：在中国采取与欧洲相同的转基因食品政策，停止使用转基因原料。暂时必须使用转基因原料的，应在转基因产品上清楚标识。
但是，对于中国消费者远赴瑞士雀巢总部提出抗议的行为，雀巢公司当时不愿表态。
据称雀巢公司的答复是，由于欧洲消费者不愿意吃转基因食品，因此他们在欧洲停止使用转基因原料。除了在欧洲以外，雀巢公司在全球都使用转基因原料。雀巢公司认为中国消费者并不排斥基因食品。他们会在全球继续使用转基因原料，并会根据各地的法律要求进行标识。事后雀巢公司还发表一份声明，表明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立场。
朱女士说，我对雀巢的傲慢态度感到吃惊，一般的公司都十分重视顾客的感受及意见，但雀巢却对中国消费者的行动视若无睹。我会继续坚持对雀巢的起诉，因为它一步不让，漠视一年来在中国发生的诸多事实和中国消费者的声音。我要呼吁更多的人支持消费者的维权行动，因为雀巢的态度表明，中国消费者需要更大的声音和更强烈的行动才能引起这家全球最大的食品商重视。
据吴律师介绍，3天里他们先是召集当地媒体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又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取得了当地媒体和老百姓的支持。瑞士当地最大的法语、德语报纸都对此事进行追踪，当地电视台对此进行了专访，还把朱女士的照片刊登在当地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瑞士商报也专门在上海采访了朱女士，世界经理人杂志更是将雀巢事件评为中国2003年十大商业丑闻第二位（周正毅案例第三）。他们看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懂得用法律，而不是仅靠政府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感到中国的消费者维权意识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都比他们想像中要好出许多。吴律师认为，虽然雀巢公司没有给予任何答复，但是自己能在国际上表达中国消费者的意愿，让世界了解中国消费者的意愿，让世界了解中国消费者，这个意义更大。
起诉：标的仅13.6元
检测：一波三折无结果
标准：各执一词难统一
2003年4月，朱女士以雀巢公司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向法院正式起诉，提出了“退一赔一”、要求雀巢公司在其产品上标注含转基因成分和承担诉讼费的诉讼请求。诉讼标的仅13.6元。
朱女士在起诉中称，被告明知“雀巢巧伴伴”含有转基因成分，应该作出明确的警示，但是被告不仅未在产品外包装上加以标注和说明，而且在中国媒体所做的任何广告也未表明该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导致原告因轻信而权益受损。根据《消法》、《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要求退一赔一。
朱女士还认为，《消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被告生产和销售的“雀巢巧伴伴”内含有转基因成分却不告知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致使消费者无法与其他不含转基因的产品进行比较、鉴别，也由此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故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在“雀巢巧伴伴”上标明含有转基因，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朱女士表示，她个人非常赞成转基因技术尝试，但是把这种技术用在食品上还是应该谨慎，特别是婴幼儿食品。应该让消费者知晓从而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这类食品。
审理中，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上海市农业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对原告提交的一袋生产日期为2003年2月15日的“雀巢巧伴伴”样品进行检测，结果含有转基因大豆成分，据原告律师介绍，选择上海这家检测机构，经过了法院和原告、被告三方的同意。然而被告雀巢公司方面一直认为自己的产品不含有转基因成分，检测结果出来后，他们向法院提出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复检的要求。复检报告显示：送检的两例产品未检出转基因成分。去年10月，雀巢公司又将“雀巢巧伴伴”样品送到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安全技术中心，在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测后，也没有检测出转基因成分。据称，该中心是获得双认证的转基因检测机构，也是农业部筹建中的12家转基因检测机构之一。而上海这家中心也是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检测的，并没有自行设计引物。
虽然检测的方式不同结果也不一样，但记者在这些检测机构出具的结论中都发现有“仅对来样负责”这样一段文字。意思很清楚：这袋雀巢巧伴伴检测不含转基因成分，并不是说其在中国销售的所有产品都不含转基因成分；同样道理，这袋雀巢巧伴伴检测含转基因成分，并不是说其在中国销售的所有产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于是，朱女士又将去年8月1日在上海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另外购买的一袋“雀巢巧伴伴”送检，经检测仍含有转基因成分。由此，朱女士第二次将上海雀巢公司和上海联华超市公司告上法庭，去年12月29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前案尚未结束，后案诉讼又起，雀巢转基因事件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与“雀巢巧伴伴”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一样，双方对于“雀巢巧伴伴”产品外包装上是否应加以标注也各执一词。雀巢表示会根据各地的法例要求进行标识。同时认为中国的标识法例只要求对某些转基因原料进行标识，而雀巢的加工产品所使用转基因原料，大部分并不需要进行标识。
记者查阅了相关的法规。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1月5日，农业部又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三个配套文件。2002年4月8日卫生部公布了《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对标注都有规定。
卫生部文件第16条规定，食品产品中（包括原料及其加工的食品）含有基因修饰有机体或表达产物的，要标注“转基因××食品”或“以转基因××食品为原料；转基因食品来自潜在致敏食物的，还要标注“本品转××食物基因，对××食物过敏者注意”。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规定第六条，标识的标注方法：用农业转基因生物或用含有农业转基因生物成分的产品加工制成的产品，但最终销售产品中已不再含有或检测不出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标注为“本产品为转基因××加工制成，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分”或者标注为“本产品加工原料中有转基因××，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分”。同时公布了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是包括大豆在内的5类17种农业转基因生物。
据有关专家分析认为，雀巢未做转基因标识，一是可能雀巢使用的转基因材料不在我国规定的5类17种农作物及制品范围内；另一种可能就是雀巢隐匿实情。雀巢公司对此的解释是：我国规定转基因食品贴标签针对的是进口农产品，而雀巢食品都是加工好的“终端食品”，并不在此列。
鉴定标准成为焦点，中国消费者需加强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社会对公益诉讼应大力支持
2004年1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如期开庭，原告朱女士未出庭，由代理人吴冬出庭，被告一上海分公司及被告二超市公司也是代理人出庭，鉴定人出庭陈述鉴定意见。双方意见分歧，一是，是否有转基因成分；二是，未加标识是否构成欺诈；另外，对鉴定使用标准和结论双方各执一词。法庭未作判决，将另择时宣判。
庭审时，上海农科院生物技术中心转基因检测实验室张主任出庭作证表示，根据农业部标准，检测结果为“雀巢巧伴伴”不含转基因，但根据上海农科院自己的巢式PCR方法检验出了转基因成分。最后，依照国家农业部的标准进行复检，其内不含转基因成分。由于鉴定人使用了不同的鉴定方式，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结论。
朱女士的代理律师吴冬对鉴定结果表示，目前我国转基因检测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鉴定方式。应该采用更为科学的方式，而且也不应该参考农业部推荐的鉴定标准，因为系争的产品是食品，食品转基因检测可用质检总局的食品转基因检测标准方式，而非农业部推荐的鉴定标准针对的大豆及制品。
雀巢的代理律师则表示，鉴定结果显示“雀巢巧伴伴”内不含转基因成分，他们也曾经在国际国内多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也都是如此。对消费者未弄清事实情况，滥用诉权，表示遗憾。本公司产品没有转基因成分，无需标识，也不构成欺诈。
在采访中，已经被诉讼搞得十分疲劳的吴律师感慨地说，这起诉讼标的虽然仅为13元6角的案件，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是非常多的，虽然社会的关注已经给了很多支持，他们在取证、检测、索取资料等方面，不少部门出于“道义”，为他们提供了方便，但是他们当事人一方还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整个汇业律师所包括主任杨国胜律师在内，几乎都在为此工作，他们感到本案牵涉到侵害社会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等公众利益问题。然而仅靠个体的力量与强大的跨国公司打官司还是困难重重，力量也不对等，就是打赢了，经济上也不值一提，如果雀巢公司能在食品上标明，受益的是社会公众，所以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机构来支持。
2月2日，记者电话采访了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国胜律师，对于雀巢销售转基因食品，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一案，汇业律师事务所予以高度重视。杨国胜律师、陈庆海律师、吴冬律师等高级合伙人还邀请了多位上海法学界的知名专家专门进行研讨。杨国胜律师认为：本案是我国首例与转基因标注有关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世界各国科学家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都没有定论，因此应当由消费者对是否选用转基因食品进行选择。
正在进行公益诉讼方面调研的上海市检察一分院民事行政检察处潘漪处长，对此案也十分关注，她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关注此案的结果，而且关注诉讼过程中的执法理念，更关注此案引出的法律问题。她认为，为了解决有侵害行为、可能引起危害公众利益结果、但个体力量诉讼有困难的诉讼案件，公益诉讼应提到日程上来。虽然这起案件与那些破坏环境、自然资源等案件相比，并非十分典型的危害公共利益，仅侵害了不特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但他反映出对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保护力度不够。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刑事诉讼中规定了公益诉讼，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诉讼。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原告人的要求，均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不法民事行政行为的侵害，才能诉至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这反映了我国民事行政诉讼制度上的缺陷——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不力。她认为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若能承担起民事行政公诉职责，加强国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必将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孙育玮教授则认为，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国有资产流失、垄断、限制竞争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破坏环境、自然资源的行为屡禁不止；侵犯消费者、用户的合法利益的案件时有发生。现有的民事、行政诉讼法中虽然有集团诉讼程序，但并不能解决问题，涉及到有关利害关系人、诉讼代表人主体资格和诉权等问题无法解决，即使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人，但在诉讼过程中要求其对诉求全面取证、举证等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此案在检测、鉴定所发生的麻烦，因此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很有必要。
记者感到，这起案件所带出的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谁来维护、怎样维护，如何完善带公益性质的诉讼等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将会越来越强。
让世界了解中国消费者。“我愤怒是因为雀巢的不诚实，这是对中国消费者的不尊重！”
上海消费者朱燕翎女士曾留学瑞士。在留学期间她曾参观过雀巢公司总部，该国际大食品公司严格的管理和高超的工艺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3年来她就一直给自己的宝宝食用雀巢产品。
2003年3月，她同往常一样，在上海家乐福购买了一袋价值六元八角人民币的“雀巢巧伴伴”。后来她偶然从网络上获知在国内销售的“雀巢巧伴伴”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她即查看自己在上海家乐福购买的那一袋“雀巢巧伴伴”，发现没有标注含转基因成分。原以为不标的雀巢产品就是不含转基因的，却没想到其含有转基因成分。朱燕翎认为此行为是故意隐瞒，属欺诈行为。
2003年12月14日，朱燕翎以一名中国普通消费者的身份飞赴瑞士苏黎世；16日，她赶赴雀巢公司总部，递交公开信。在这封英文信函中，朱燕翎表示：“三年前我有了自己的小孩，我毫不犹豫地为他选择了雀巢食品。源于我对雀巢产品的热爱和信赖。我也一直很关注雀巢在中国的发展。”
“然而有一天，我非常震惊地在网上发现雀巢‘巧伴伴’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当我确定雀巢‘巧伴伴’的确含有转基因成分并且没有在包装上明确标注时，震惊变为了愤怒。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给我的孩子食用了转基因食品！
“ 愤怒是因为雀巢的不诚实。这是对中国消费者的不尊重。我决定对雀巢提起法律诉讼。我要求的损害赔偿额是很小的。但是我坚信中国消费者有权利知道他们为自己的家庭购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朱燕翎在接受采访时说，据我所知，雀巢在欧洲公开表示停止销售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尤其是在婴儿食品市场；但是在后来我的律师与其沟通过程中，雀巢始终未能就它的“双重标准”作出合理解释。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全球驰名的婴儿食品企业会在世界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政策？为什么雀巢不明确标注它的转基因食品，置消费者的知情权于不顾？
在雀巢瑞士总部，朱女士及其律师与雀巢公司的代表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面。朱女士提出两项要求：在中国采取与欧洲相同的转基因食品政策，停止使用转基因原料。暂时必须使用转基因原料的，应在转基因产品上清楚标识。
但是，对于中国消费者远赴瑞士雀巢总部提出抗议的行为，雀巢公司当时不愿表态。
据称雀巢公司的答复是，由于欧洲消费者不愿意吃转基因食品，因此他们在欧洲停止使用转基因原料。除了在欧洲以外，雀巢公司在全球都使用转基因原料。雀巢公司认为中国消费者并不排斥基因食品。他们会在全球继续使用转基因原料，并会根据各地的法律要求进行标识。事后雀巢公司还发表一份声明，表明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立场。
朱女士说，我对雀巢的傲慢态度感到吃惊，一般的公司都十分重视顾客的感受及意见，但雀巢却对中国消费者的行动视若无睹。我会继续坚持对雀巢的起诉，因为它一步不让，漠视一年来在中国发生的诸多事实和中国消费者的声音。我要呼吁更多的人支持消费者的维权行动，因为雀巢的态度表明，中国消费者需要更大的声音和更强烈的行动才能引起这家全球最大的食品商重视。
据吴律师介绍，3天里他们先是召集当地媒体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又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取得了当地媒体和老百姓的支持。瑞士当地最大的法语、德语报纸都对此事进行追踪，当地电视台对此进行了专访，还把朱女士的照片刊登在当地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瑞士商报也专门在上海采访了朱女士，世界经理人杂志更是将雀巢事件评为中国2003年十大商业丑闻第二位（周正毅案例第三）。他们看到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懂得用法律，而不是仅靠政府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感到中国的消费者维权意识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都比他们想像中要好出许多。吴律师认为，虽然雀巢公司没有给予任何答复，但是自己能在国际上表达中国消费者的意愿，让世界了解中国消费者的意愿，让世界了解中国消费者，这个意义更大。
起诉：标的仅13.6元
检测：一波三折无结果
标准：各执一词难统一
2003年4月，朱女士以雀巢公司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向法院正式起诉，提出了“退一赔一”、要求雀巢公司在其产品上标注含转基因成分和承担诉讼费的诉讼请求。诉讼标的仅13.6元。
朱女士在起诉中称，被告明知“雀巢巧伴伴”含有转基因成分，应该作出明确的警示，但是被告不仅未在产品外包装上加以标注和说明，而且在中国媒体所做的任何广告也未表明该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导致原告因轻信而权益受损。根据《消法》、《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要求退一赔一。
朱女士还认为，《消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被告生产和销售的“雀巢巧伴伴”内含有转基因成分却不告知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同时致使消费者无法与其他不含转基因的产品进行比较、鉴别，也由此侵犯了消费者的选择权，故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在“雀巢巧伴伴”上标明含有转基因，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朱女士表示，她个人非常赞成转基因技术尝试，但是把这种技术用在食品上还是应该谨慎，特别是婴幼儿食品。应该让消费者知晓从而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这类食品。
审理中，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上海市农业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对原告提交的一袋生产日期为2003年2月15日的“雀巢巧伴伴”样品进行检测，结果含有转基因大豆成分，据原告律师介绍，选择上海这家检测机构，经过了法院和原告、被告三方的同意。然而被告雀巢公司方面一直认为自己的产品不含有转基因成分，检测结果出来后，他们向法院提出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复检的要求。复检报告显示：送检的两例产品未检出转基因成分。去年10月，雀巢公司又将“雀巢巧伴伴”样品送到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安全技术中心，在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测后，也没有检测出转基因成分。据称，该中心是获得双认证的转基因检测机构，也是农业部筹建中的12家转基因检测机构之一。而上海这家中心也是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检测的，并没有自行设计引物。
虽然检测的方式不同结果也不一样，但记者在这些检测机构出具的结论中都发现有“仅对来样负责”这样一段文字。意思很清楚：这袋雀巢巧伴伴检测不含转基因成分，并不是说其在中国销售的所有产品都不含转基因成分；同样道理，这袋雀巢巧伴伴检测含转基因成分，并不是说其在中国销售的所有产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于是，朱女士又将去年8月1日在上海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另外购买的一袋“雀巢巧伴伴”送检，经检测仍含有转基因成分。由此，朱女士第二次将上海雀巢公司和上海联华超市公司告上法庭，去年12月29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前案尚未结束，后案诉讼又起，雀巢转基因事件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与“雀巢巧伴伴”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一样，双方对于“雀巢巧伴伴”产品外包装上是否应加以标注也各执一词。雀巢表示会根据各地的法例要求进行标识。同时认为中国的标识法例只要求对某些转基因原料进行标识，而雀巢的加工产品所使用转基因原料，大部分并不需要进行标识。
记者查阅了相关的法规。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1月5日，农业部又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三个配套文件。2002年4月8日卫生部公布了《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对标注都有规定。
卫生部文件第16条规定，食品产品中（包括原料及其加工的食品）含有基因修饰有机体或表达产物的，要标注“转基因××食品”或“以转基因××食品为原料；转基因食品来自潜在致敏食物的，还要标注“本品转××食物基因，对××食物过敏者注意”。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规定第六条，标识的标注方法：用农业转基因生物或用含有农业转基因生物成分的产品加工制成的产品，但最终销售产品中已不再含有或检测不出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标注为“本产品为转基因××加工制成，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分”或者标注为“本产品加工原料中有转基因××，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分”。同时公布了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是包括大豆在内的5类17种农业转基因生物。
据有关专家分析认为，雀巢未做转基因标识，一是可能雀巢使用的转基因材料不在我国规定的5类17种农作物及制品范围内；另一种可能就是雀巢隐匿实情。雀巢公司对此的解释是：我国规定转基因食品贴标签针对的是进口农产品，而雀巢食品都是加工好的“终端食品”，并不在此列。
鉴定标准成为焦点，中国消费者需加强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社会对公益诉讼应大力支持
2004年1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如期开庭，原告朱女士未出庭，由代理人吴冬出庭，被告一上海分公司及被告二超市公司也是代理人出庭，鉴定人出庭陈述鉴定意见。双方意见分歧，一是，是否有转基因成分；二是，未加标识是否构成欺诈；另外，对鉴定使用标准和结论双方各执一词。法庭未作判决，将另择时宣判。
庭审时，上海农科院生物技术中心转基因检测实验室张主任出庭作证表示，根据农业部标准，检测结果为“雀巢巧伴伴”不含转基因，但根据上海农科院自己的巢式PCR方法检验出了转基因成分。最后，依照国家农业部的标准进行复检，其内不含转基因成分。由于鉴定人使用了不同的鉴定方式，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结论。
朱女士的代理律师吴冬对鉴定结果表示，目前我国转基因检测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鉴定方式。应该采用更为科学的方式，而且也不应该参考农业部推荐的鉴定标准，因为系争的产品是食品，食品转基因检测可用质检总局的食品转基因检测标准方式，而非农业部推荐的鉴定标准针对的大豆及制品。
雀巢的代理律师则表示，鉴定结果显示“雀巢巧伴伴”内不含转基因成分，他们也曾经在国际国内多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也都是如此。对消费者未弄清事实情况，滥用诉权，表示遗憾。本公司产品没有转基因成分，无需标识，也不构成欺诈。
在采访中，已经被诉讼搞得十分疲劳的吴律师感慨地说，这起诉讼标的虽然仅为13元6角的案件，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是非常多的，虽然社会的关注已经给了很多支持，他们在取证、检测、索取资料等方面，不少部门出于“道义”，为他们提供了方便，但是他们当事人一方还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整个汇业律师所包括主任杨国胜律师在内，几乎都在为此工作，他们感到本案牵涉到侵害社会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等公众利益问题。然而仅靠个体的力量与强大的跨国公司打官司还是困难重重，力量也不对等，就是打赢了，经济上也不值一提，如果雀巢公司能在食品上标明，受益的是社会公众，所以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机构来支持。
2月2日，记者电话采访了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国胜律师，对于雀巢销售转基因食品，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一案，汇业律师事务所予以高度重视。杨国胜律师、陈庆海律师、吴冬律师等高级合伙人还邀请了多位上海法学界的知名专家专门进行研讨。杨国胜律师认为：本案是我国首例与转基因标注有关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世界各国科学家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都没有定论，因此应当由消费者对是否选用转基因食品进行选择。
正在进行公益诉讼方面调研的上海市检察一分院民事行政检察处潘漪处长，对此案也十分关注，她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关注此案的结果，而且关注诉讼过程中的执法理念，更关注此案引出的法律问题。她认为，为了解决有侵害行为、可能引起危害公众利益结果、但个体力量诉讼有困难的诉讼案件，公益诉讼应提到日程上来。虽然这起案件与那些破坏环境、自然资源等案件相比，并非十分典型的危害公共利益，仅侵害了不特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但他反映出对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保护力度不够。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刑事诉讼中规定了公益诉讼，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诉讼。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原告人的要求，均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不法民事行政行为的侵害，才能诉至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这反映了我国民事行政诉讼制度上的缺陷——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不力。她认为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若能承担起民事行政公诉职责，加强国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必将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孙育玮教授则认为，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国有资产流失、垄断、限制竞争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破坏环境、自然资源的行为屡禁不止；侵犯消费者、用户的合法利益的案件时有发生。现有的民事、行政诉讼法中虽然有集团诉讼程序，但并不能解决问题，涉及到有关利害关系人、诉讼代表人主体资格和诉权等问题无法解决，即使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人，但在诉讼过程中要求其对诉求全面取证、举证等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此案在检测、鉴定所发生的麻烦，因此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很有必要。
记者感到，这起案件所带出的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谁来维护、怎样维护，如何完善带公益性质的诉讼等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将会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