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伦理五常:天地君亲师,师徒伦常列于其间,自然有它的道理。中国的武侠小说中常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可见传统的师徒伦常理念有多么深入人心。事实上,在世界各地,师徒伦常都显得非常重要,有时它甚至比“君亲”都还要关键和惹人注目。
　　
　　古代的师徒伦常帝国
　　
　　孔夫子登坛开帐授徒,曾点、颜渊等人分别捧着十条干肉来到他面前,一跪一叩为礼,从此无论孔子出仕还是游走诸国,都与老师不离不弃。
　　孔子与弟子们的师徒之礼显得单纯而富有浪漫气息。他们之间的关怀也真挚而诚恳。尤其是孔颜之间,那份情感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师徒甚至父子之情。在颜渊死后,孔子仿佛失去了最疼爱的亲人一般,恸哭甚哀。让人在几千年之后,都因这份纯洁的情愫而感动。
　　但是,真正让师徒伦常变成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还得从东汉时期说起。在东汉中后期,形成了宗师与弟子、门生的庞大师徒伦常帝国。那时入仕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又需官僚举荐,于是大批追求功名利禄之士,纷纷投靠以儒学起家的官僚门下充当门生。不仅要出财货,致赙赠,还要为宗师奔走服役,甚至要为宗师行不法之事。门生要以君臣父子之礼事宗师举主,主子死了要服3年之丧,并继续侍奉其后人 ,形成一种世袭的臣属关系。典型的如东汉末年著名的大军阀袁绍:他的六代祖袁良以《易经》起家,广收门徒,传至后世“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在袁绍举旗的时候,一夕之间得众数十万,粮食万囷,可以说真正将师徒伦常推到了极致,成为以师徒之礼为基础的帝国。
　　到了唐代科举考试,考生得中进士后,对主考官亦称门生,虽有投靠援引之意,已非依附关系。但纵是如此,帝王依然深以为戒备,朱棣灭方孝孺“十族”,所谓的“第十族”即指方孝孺的门生弟子。朱棣的残忍无容置疑,但真要从政治斗争“斩草除根”看,杀光“第十族”的根本原因还是这一族实在太有威胁了。
　　庙堂之上师徒伦常如此,民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最初就是杭州一家钱庄的学徒。他以师礼、主礼待之老板,老板膝下无子后继无人,百年之后干脆将整座钱庄向胡雪岩倾囊相授,成就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第一桶金”。
　　
　　欧洲的作坊学徒
　　
　　在欧洲,堪与中国传统的“师徒伦常”相提并论的往往是一些手工艺作坊的师徒。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的名著《香水》,讲的是变态杀手格雷诺耶的故事。格雷诺耶一出生,企图抛弃他的母亲就因“弃婴罪”被杀,他在孤儿院长大,是个嗅觉天才。他能制造出全世界最独一无二的杰出香水,这些香水的制作方式和一般的并无不同,唯一差别之处,是他所使用原料——处女的体香,只要是格雷诺耶挑选中的女子,他便不计一切代价将她杀害,将新鲜的尸体身上的香味用来做成香水的材料,让这个香味永远只专属他一个人。
　　将格雷诺耶培养成为一个出色的香水调制师的,正是一个老香水作坊主。老作坊主将十来岁的他从孤儿院带回自己的作坊,让他“做自己的入室弟子”,并将自己的本事倾囊相授(当然,师傅也没安什么好心,其目的只是想让格雷诺耶为他配制出流行的香水)。在那段日子里,二人亦父子亦主仆,相依为命,生动地诠释了师徒伦常——亦即师徒之礼的内涵。
　　
　　道场的师徒之礼
　　
　　如今说起师徒之礼,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竞技体育的道场。譬如武术的门派(这与武侠小说的描写当然有差距),再譬如围棋道场。
　　昭和大棋士木谷实年少成名,可惜后来遭遇到古往今来第一天才吴清源,既生瑜何生亮,终身未成大志。但是,他却在另一个领域成就了永远的丰碑:那就是开柜授徒。
　　木谷实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在日本各地招收了一大批的棋童,将他们集中于木谷道场,悉心指教,终于在棋坛上创造了一门出最多超一流棋手、段位总和最高的空前绝后纪录。
　　今天,木谷道场成了造就棋界人才的理想乐园。一提起小林光一、加藤正夫、大竹英雄、石田芳夫、赵治勋、小林觉、武宫正树这些巨星的名字,人们就不由得想起当年木谷夫妇为培育他们所付出的全部心血。据木谷夫人回忆,最多时他们一家有26人吃饭,锅都是特制的,为防止顽皮的小孩子们将锅碰翻,木谷夫人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它。如此之众的棋童在近20年的时间一直与木谷夫妇他们同一屋檐下生活,不用说教棋,单是照料他们的日常起居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木谷弟子中有很多是免费前来学棋的。为此,木谷夫人还得亲自开荒种粮种菜,维护一家人的生活。而这些事情恐怕不是几句“说来容易做来难”之语轻描淡写地概括得了的。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另一对超级天才:韩国的曹薰铉和李昌镐师徒身上。为了收少年李昌镐为徒,事业正当如日中天的曹薰铉不得不跑到首尔郊外买房,目的只为方便李昌镐入住。李昌镐是个喜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功的人,曹薰铉和他的家人为了不影响李昌镐用功,半夜起来上厕所都不穿木鞋,总是轻手轻脚地走,避免发出声音。
　　
　　猪鬃厂楼工师徒的故事
　　
　　1957年,抱着对前途的憧憬,年仅12岁的杨福源进入成都市猪鬃厂,跟随厂里年长的技师学习技术。猪鬃厂因工作程序不同分有“水梳”、“楼工”等车间,其中“楼工”是重中之重,一般只需要男性工人。杨福源也就顺从厂里的安排,投入到“楼工”的学习中去。
　　当时的情况是,每名师傅负责带五到八个弟子。这些弟子基本上是师傅的亲属。当然也有例外,譬如杨福源就是。
　　谈及老本行,杨福源很来劲,他回忆说,当年学习技术的时候,他是所有师兄弟里年纪第二小的,又贪玩,所以进境很慢,别人花半年就能熟练掌握的技术,他整整学了一年多。当然,这还不是最慢的,最慢的有三五年依旧学不会,最终只好离开。
　　“楼工楼工,梳提揉扎甩”,这是杨福源的师傅每天挂在嘴边的话。“梳提揉扎甩”是楼工的五个基本工序,极其复杂,对工人的眼力、手劲、爆发力和敏捷度的要求很高。换句话说,楼工的工作环境和工 作强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杨福源在盛壮之年的时候,身高170厘米的他竟然只有不到45公斤的体重。他的师兄师弟的体重,基本上都无法达到正常人的标准。
　　对此,“师傅为了能让我们集中精力学习,自己每天只吃两碗饭,省下来让我们能够吃饱。而师母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四处搜集血旺,煮给我们吃,保证我们的体质不会太虚。”
　　当然,作为徒弟,杨福源们对师傅师母也恪尽孝道,每日早晨必问起居,做事绝不敢为师傅先。更有意思的是,师傅的亲子也是他们的师兄弟,但在生活上“享受”的待遇跟他这个非亲非故的徒弟完全一样,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还不如之。最后接班师傅职务的,也是他们的大师兄,而非亲子。
　　
　　廖家木雕师徒的故事
　　
　　1960年代末出生的陈冬林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有一个简单但快乐的童年,所不同的是,在家里,他能够见到一个老人每日手攥锉刀,把一块块死气沉沉的木头变作栩栩如生的吉祥龙、吉祥猪或者其他什么传统好口彩的形象。他看得有趣,便缠着老人想要学习。老人一开始不肯答应,他告诉陈冬林,这不是小孩子该学的——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这个老人名叫陈志州,是陈冬林的祖父。他的父辈在晚清时,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放弃种田,去跟随建筑师傅干活,渐渐的,他们由学徒成长起来,各种技能日臻成熟,尤其是一手木雕,被师傅称赞“青出于蓝”。很快就在业内小有名气。
　　陈志州的手艺据说还要胜过乃父一筹,廖家木雕开始享誉川中便是从他那一代起始。可惜的是,当他们闯出一片天地,准备将手艺传给下一辈的时候,文革开始了,毋须多言,自身尚难保,何况开帐授徒?陈冬林的父亲一辈,便无人有幸学习木雕之术。
　　陈冬林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文革终于结束了。时隔多年,陈志州重新寻来族内孙子一辈的后人,开始教授木雕技。到后来,一起学习的有十多二十人,已不全是陈家一族,老爷子出于对木雕的热爱,接收了若干外姓学徒,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廖家木雕能够发扬光大。陈冬林回忆,这么多师兄弟住在一起,老爷子基本上是无偿提供吃穿用度。对技艺出众的出师弟子,还提供一笔可观的启动资金——这都是老爷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不过陈冬林本人的技艺倒不完全来自爷爷,他在13岁的时候拜了当地有名的泥塑师傅吴少宗为师,系统学习泥塑,“因为技艺是触类旁通的”。吴少宗去世较早,身后无嗣,每年到了他的忌辰,陈冬林总忘不了烧纸上香祭祀一番。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何况师傅把他的技艺倾囊相授于我?他就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