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避责作为制度主义研究视角解释了风险规制体制的生成与运行，在风险社会与新公共管理改革分别带来了现代风险转型与治理转型，随着管理环境的透明性与参与性增强，风险避责政治的运作空间客观上存在程度加剧的可能。与一般避责情境强调的负面事件相比较，风险避责情境则侧重于预期负面事件为重要时间节点，风险治理中的多主体参与网络结构及其组织潜藏性，风险管理成本收益模糊特征等因素带来了特殊的风险避责环境，风险排斥策略、责任稀释或模糊策略、符号策略成为风险避责的三种典型策略，传导至规制体制层面分别呈现出了体制迟滞、分化以及泛化等情形。从体制迟滞层面来看，信息与知识差距提供了避责空间，组织基于利益、能力、责任考虑而选择风险排斥，风险规制体制的初建与完善需要外部压力推动，在时间层面体现出风险体制建设的时滞。从体制分化层面看，科层体制及治理网络内外部的分权结构设计往往依循风险避责逻辑，通过分配风险与责任来重塑组织边界与结构关系，规制体制的风险分权与运行效率之间以及风险责任与组织责任之间产生冲突并形成集体无责任情形。从体制泛化层面看，基于避责而强化的风险回应性往往呈现出符号化操作，造成风险规制体制泛化，风险管理被视为一种避责工具并没有切实推进体制效率提升，呈现与风险管理与实际组织目标、运作以及价值相脱嵌的情形。对于避责政治的讨论已成为灾害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主题，公共行政、风险规制领域的研究文献对于灾害、危机、政策失败等负面事件的理论建构具有启发意义，而基于风险避责的特殊环境下的分析则将避责政治发生的时空环境做了进一步拓展，同时，在传统避责策略中皆强调由避责而有所行动，本文则增加了风险排斥策略。避责环境及行动策略维度的调试将提升风险避责政治理论解释力，当前实践中愈发强调对于风险规制体制的管理，体制性风险的剧增可以由避责角度进行诊断与治理。然而，不同类型的风险规制体制又存在风险及其规制体制差异，对此，仍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