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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类创新节目；视听传播；典籍里的中国；空间生产；声景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4-0112-03
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陆续推出了多档文化类创新节目，这类节目与普通的娱乐综艺节目相区别，以传承中华文化经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包装呈现，是一种相对“格调高雅[ 1 ]”的电视节目类型。今年春节之际，由央视综合频道、央视创造传媒、中国国家话剧院联合出品制作的最新原创文化类创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下文简称《典籍》）正式上线播出，瞬间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众多好评，目前更新的三期节目都获得了极高的讨论量。作为一档全新的文化类创新节目，《典籍》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与开创性，下文将从策划构思、视听传播、宣传推广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以期为其他文化类创新节目提供借鉴价值。
1.1 主题立意：识读典籍与映射现实
《典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母题，选取“典籍”作为主题方向，发掘中华优秀典籍里的精华之作，讲述其中的经典故事并与先贤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让被“束之高阁”的典籍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典籍应该像火把一样照亮过去和未来”，于是节目最终选取了《尚书》《天工开物》《史记》等11本典籍，每期介绍一部，选取一位与之关联的核心人物进行微观叙事，搭建一个古今互动的讲述场域。
识读典籍，更重要的是识读其中蕴含的中华精神，传承文化基因，从而映照现实，塑造时代精神。因此，《典籍》在主题策划方面也更加注重与当下的联系，形成互文，希望通过典籍搭建一座勾连古今的桥梁，启示当代人从经典中汲取知识和力量。比如第一期节目《尚书》中便强调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这自然便与“人民当家作主”等思想产生了逻辑联想，营造了一种正向的社会导向。
1.2 内容架构：多维呈现与人文关怀
《典籍》在讲述典籍故事时没有采取单一的平铺直叙，而是进行多维度立体叠加呈现。节目搭建了“专家访谈+戏剧表演+影视表达”的内容框架，用戏剧化的表演手段和影视化的剪辑表达对典籍中的故事和人物进行蒙太奇般的讲述，同时设置了访谈间与典读会，邀请了与典籍主题相关领域的专家对经典进行解读补充，对相关背景与知识进行大众科普，从而兼顾了艺术性与科学性。这种多维呈现的内容组织架构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丰富节目的表现力，相比于简单地讲述故事更有张力，也因此更加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节目组在内容组织中始终把人文关怀放在首位。虽然主题是典籍，但是内容落脚点在于人，通过讲述他们与典籍相关的故事，以人的视角来识读典籍。每一期节目不但有着丰富的知识内涵，更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观众不仅了解学习了典籍，而且在其中感悟到人性之美、感动于人的力量。比如在第一期节目中，伏生讲述了全家舍命护书的经过，在场人无不动容，伏生作为护书人的形象与精神引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
1.3 形式设计：古今对话与媒介奇观
《典籍》创新之处在于设计了“古今对话”的节目形式，撒贝宁作为“当代读书人”可以在节目中进行“时空穿越”，与古代先贤交流沟通，还可以带领他们“穿越”回现代，让他们“看到”如今的盛世。这种跨时空对话的形式创新了节目的表现形式，使得典籍中的文字真正“活”起来。这种时空并置的媒介奇观背后是多媒体技术的支持，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 2 ]等舞台技术使得在封闭的演播室空间里打造多个历史时空场景成为可能，真正打造沉浸式观看体验。下文将对节目中具体的视听传播实践进行分析。
2.1 视觉传播：多维舞台的空间生产与媒介仪式下的价值认同
2.1.1 三维表演舞台的空间生产
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三种空间形态，这三种形态分别映照三种空间维度，即物质性维度、社会性维度和精神性维度。
1）空间实践。《典籍》采用“3+1”的表演空间实践，划分为三个舞台和一条甬道，一号台为呈现宏大戏剧场面的主舞台，二号台为历史人物的书房，三号台分为两层，上下两层可以相互连通，三个舞台经由甬道相连，从而实现时空穿越、古今对话的效果，打造沉浸式戏剧体验。各表演空间都配有考究的舞美道具，力求真实还原历史场景，后面辅以巨型环幕，利用投屏技术和VR特效增强舞台表现力，拓展空间维度。演员们在各空间中进行戏剧表演，即完成表演实践，在空间中实现戏剧内容的生产，同时也正是因为其表演实践赋予空间以意义，从而完成空间自身的生产。
2）空间表征。节目的各个表演空间不是割裂的，而是在社会性维度上通过戏剧情节形成串联，形成空间表征。虽然各舞台呈现了不同的表演时空，但是每个舞台都会有人物和故事的联系。以《尚书》为例，在伏生讲解《禹贡》篇时，前方的主舞台便呈现出大禹治水的戏剧表演，在大禹提到“九州”时，伏生与撒贝宁便会对古代的九州和如今的九州进行讨论。虽然从节目呈现上看是把大禹治水的时空并置于伏生与撒贝宁所处的时空，但是从演员本身的角色来看，又可以当作是伏生与撒贝宁在想象中看到了大禹治水的场景，是表演主体构想出来的精神空间，再通过对“九州”的交流与表达中最终转化为社会性空间。
3）表征性空间。列斐伏尔的“表征性空间”是前两种空间的综合表现形态，是一种“基于直接体验的符号系统或精神虚构[ 3 ]”。《典籍》借助各舞台的表演实践与舞台间的社会性符号表征，在抽象层面上打造共同的精神空间，从而改造观众们的精神世界。在《史记》中，“炎黄子孙”的表演实践和符号意指打造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共同体，观众在这种精神场域中会感悟到一种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
2.1.2 媒介仪式与价值认同
作为一档文化类创新节目，《典籍》在戏剧表演中也完成了一场传播仪式。美国学者詹姆斯·W·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里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概念主要为两方面：一是维系作用，促进社会内部和民族间的融合；二是共享作用，使受眾共同遵循某种价值规范或者精神信仰。《典籍》的每一期节目都会识读一部典籍，而典籍的精华则是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基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维系社会、共享信仰有重要作用，因此该节目本身便是一种天然的媒介仪式。在这场媒介仪式中，通过舞台的设置和技术加持，观众可以沉浸式参与到戏剧表演中，跟随撒贝宁与历史人物共同穿越时空，共享媒介奇观。类似于社会生活中的仪式，媒介仪式的举行往往也需要施行“程式化”的环节，如每期节目都会有“穿越古代—回到现代—表示敬意”的固定流程。节目中也会精心设计具有仪式感的戏剧情节，如在《天工开物》一期中设计了宋应星和袁隆平跨越千年的握手，利用仪式感的情节呈现出古今传承的主题。无论是现场的观众还是屏幕外的观众，都会参与到这场媒介仪式中来，在互动与分享中获得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仅仅是对于节目所传达的理念的认同，更是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的价值认同。 2.2 听觉传播：戏剧场景中声音景观的塑造
加拿大著名作曲家、环境思想家默里·谢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声音景观”（soundscape）[ 4 ]的概念，将声音放在空间维度考量，拓展了对声音的研究视野。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一理念不断丰富发展，不仅指外在的声音环境，而且强调其对个人内在性的作用，探究内心中的声音。同时，学者关注到了人们在声音环境中进行的听觉活动，并将其作为一种身体实践，研究人们的感官与声景的互动关系，以及声景对人们情感和心理认同的形塑作用。
2.2.1 声景设计引发内心自省与集体共鸣
在整体的声景设计中，《典籍》主要采取的是由传统民族乐器演奏的背景音乐，恢弘悠扬，听众可以在其打造的声音环境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明的传承。受众经由这种声音媒介感受戏剧表演，向内形成对于在此声景中的戏剧情节的印象，而音乐不仅仅可以引发自省，更可以向外联结公众，在更广泛的场域中引发情感和思想的共鸣。
《尚书》篇中，在伏生讲述妻儿因舍命护书而死时，背景音乐由平缓舒扬转为悲伤低沉，引发受众思考伏生舍命护书的艰难遭遇，为其命运的坎坷而唏嘘。在牧野誓师场景中，气势磅礴的背景音乐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的激情，连连鼓掌称赞，这种声景的设计与转换将人们内心的想法外化，从而形成了集体性的共鸣。
2.2.2 声景仪式建立亲密关系与情感联系
声景并不是中性的，声景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文化、技术背景，其中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典籍》中的声音环境离不开节目主题，即传承典籍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因此声景也带有传承经典的仪式感。在主创典读会环节，节目艺术总监田沁鑫院长会邀请相应角色的扮演者诵读相关的古文段落，其余人会跟随诵读，共同感悟其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里形成的声景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人们在诵读时会与他人的诵读声融合一体，从而在声场中建立起亲密关系，在集体诵读仪式下人与人之间、人与典籍间的情感联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加深。
2.2.3 声景实践塑造身份认同与文化自信
《典籍》中的声景通过在表演空间中的互动实践而塑造受众的身份认同。在《尚书》篇，伏生望着大禹分定九州的场景与当代读书人撒贝宁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伏生：“《禹贡》让我从小而知，华夏九州从何而来。晚辈，华夏为何一体？”
撒贝宁：“自古就是一体。”
伏生：“《禹贡》记载着大禹分定九州的历史。”
撒贝宁：“《尚书》记载了几千年前的中国。”
通过二人的对话，点名了华夏九州永为一体的主旨和《尚书》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顺势引出了伏生的肺腑之言，“所以我豈能不舍命护书啊”，这句话引起另一个舞台空间——伏生的书房中伏生门徒的共同高呼“不能”，紧接着是伏生幼年读书的舞台空间中的老师发问“尔等能不铭记九州乎”，幼年的伏生和其他孩子们喊出“不能”，最后撒贝宁发问“中华儿女能不敬爱大禹吗”，这时全场观众共同喊出“不能”。运用这种声景实践在多维表演场中促使受众形成关于华夏民族的身份认同，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3.1 宣传策略：制造媒介事件加深公共记忆
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提出了“媒介事件”理论，二人将媒介事件类比为“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 5 ]，强调媒介事件的仪式性，之后的学者不断丰富深化媒介事件的概念与外延，Andreas Hepp与Nick Couldry认为媒介事件均拥有一个核心的特定主题，利用跨媒介平台进行传播，从而扩大受众面。《典籍》中设计了很多仪式性戏剧情节，在节目热播期间相关话题也登上过微博热搜，如#袁隆平宋应星跨越300多年的握手#等，话题将播于电视中的节目片段进行裁剪，利用微博关系网引发大规模传播，人们围绕话题进行衍生创作，从而形成了关于此媒介事件的公共记忆，为当下与之后的传播行为提供资源。
3.2 内容分发：搭建新媒体矩阵进行分众化传播
《典籍》作为一套央视综艺节目，其主要播出平台仍是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同时它也通过搭建新媒体矩阵进行分众化传播，根据平台特点分发不同形式的视频产品，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群体。在自有渠道“央视频”，视频类型具有多元性，既有可以实现大小屏联动的完整版视频，又包括“后台前台化”的花絮视频、适合快速知识获取习惯的三分钟科普视频、提炼热点和亮点的精彩剪辑视频；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主要投放短小精炼、有网感的视频，并开辟了专门的视频合集；在微博中开辟了#典籍里的中国#话题区，公众在下面对话题进行讨论分享等。
参考文献
[1]钟国庆，林宸西.媒介生态学视阈下的电视文化类节目现状分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11）：43-45.
[2]吴菲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推重点创新项目《典籍里的中国》，再造文化类节目标杆[J].中国广告，2020（9）：98-99.
[3]陈波，宋诗雨.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及其维度设计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35-43.
[4]季凌霄.从“声景”思考传播：声音、空间与听觉感官文化[J].国际新闻界，2019，41（3）：24-41.
[5]李红涛.深度媒介化与媒介事件的公共记忆[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1）：57-67.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4-0112-03
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陆续推出了多档文化类创新节目，这类节目与普通的娱乐综艺节目相区别，以传承中华文化经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包装呈现，是一种相对“格调高雅[ 1 ]”的电视节目类型。今年春节之际，由央视综合频道、央视创造传媒、中国国家话剧院联合出品制作的最新原创文化类创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下文简称《典籍》）正式上线播出，瞬间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众多好评，目前更新的三期节目都获得了极高的讨论量。作为一档全新的文化类创新节目，《典籍》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与开创性，下文将从策划构思、视听传播、宣传推广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以期为其他文化类创新节目提供借鉴价值。
1 策划构思
1.1 主题立意：识读典籍与映射现实
《典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母题，选取“典籍”作为主题方向，发掘中华优秀典籍里的精华之作，讲述其中的经典故事并与先贤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让被“束之高阁”的典籍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典籍应该像火把一样照亮过去和未来”，于是节目最终选取了《尚书》《天工开物》《史记》等11本典籍，每期介绍一部，选取一位与之关联的核心人物进行微观叙事，搭建一个古今互动的讲述场域。
识读典籍，更重要的是识读其中蕴含的中华精神，传承文化基因，从而映照现实，塑造时代精神。因此，《典籍》在主题策划方面也更加注重与当下的联系，形成互文，希望通过典籍搭建一座勾连古今的桥梁，启示当代人从经典中汲取知识和力量。比如第一期节目《尚书》中便强调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这自然便与“人民当家作主”等思想产生了逻辑联想，营造了一种正向的社会导向。
1.2 内容架构：多维呈现与人文关怀
《典籍》在讲述典籍故事时没有采取单一的平铺直叙，而是进行多维度立体叠加呈现。节目搭建了“专家访谈+戏剧表演+影视表达”的内容框架，用戏剧化的表演手段和影视化的剪辑表达对典籍中的故事和人物进行蒙太奇般的讲述，同时设置了访谈间与典读会，邀请了与典籍主题相关领域的专家对经典进行解读补充，对相关背景与知识进行大众科普，从而兼顾了艺术性与科学性。这种多维呈现的内容组织架构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丰富节目的表现力，相比于简单地讲述故事更有张力，也因此更加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节目组在内容组织中始终把人文关怀放在首位。虽然主题是典籍，但是内容落脚点在于人，通过讲述他们与典籍相关的故事，以人的视角来识读典籍。每一期节目不但有着丰富的知识内涵，更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观众不仅了解学习了典籍，而且在其中感悟到人性之美、感动于人的力量。比如在第一期节目中，伏生讲述了全家舍命护书的经过，在场人无不动容，伏生作为护书人的形象与精神引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
1.3 形式设计：古今对话与媒介奇观
《典籍》创新之处在于设计了“古今对话”的节目形式，撒贝宁作为“当代读书人”可以在节目中进行“时空穿越”，与古代先贤交流沟通，还可以带领他们“穿越”回现代，让他们“看到”如今的盛世。这种跨时空对话的形式创新了节目的表现形式，使得典籍中的文字真正“活”起来。这种时空并置的媒介奇观背后是多媒体技术的支持，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 2 ]等舞台技术使得在封闭的演播室空间里打造多个历史时空场景成为可能，真正打造沉浸式观看体验。下文将对节目中具体的视听传播实践进行分析。
2 视听传播
2.1 视觉传播：多维舞台的空间生产与媒介仪式下的价值认同
2.1.1 三维表演舞台的空间生产
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性空间”三种空间形态，这三种形态分别映照三种空间维度，即物质性维度、社会性维度和精神性维度。
1）空间实践。《典籍》采用“3+1”的表演空间实践，划分为三个舞台和一条甬道，一号台为呈现宏大戏剧场面的主舞台，二号台为历史人物的书房，三号台分为两层，上下两层可以相互连通，三个舞台经由甬道相连，从而实现时空穿越、古今对话的效果，打造沉浸式戏剧体验。各表演空间都配有考究的舞美道具，力求真实还原历史场景，后面辅以巨型环幕，利用投屏技术和VR特效增强舞台表现力，拓展空间维度。演员们在各空间中进行戏剧表演，即完成表演实践，在空间中实现戏剧内容的生产，同时也正是因为其表演实践赋予空间以意义，从而完成空间自身的生产。
2）空间表征。节目的各个表演空间不是割裂的，而是在社会性维度上通过戏剧情节形成串联，形成空间表征。虽然各舞台呈现了不同的表演时空，但是每个舞台都会有人物和故事的联系。以《尚书》为例，在伏生讲解《禹贡》篇时，前方的主舞台便呈现出大禹治水的戏剧表演，在大禹提到“九州”时，伏生与撒贝宁便会对古代的九州和如今的九州进行讨论。虽然从节目呈现上看是把大禹治水的时空并置于伏生与撒贝宁所处的时空，但是从演员本身的角色来看，又可以当作是伏生与撒贝宁在想象中看到了大禹治水的场景，是表演主体构想出来的精神空间，再通过对“九州”的交流与表达中最终转化为社会性空间。
3）表征性空间。列斐伏尔的“表征性空间”是前两种空间的综合表现形态，是一种“基于直接体验的符号系统或精神虚构[ 3 ]”。《典籍》借助各舞台的表演实践与舞台间的社会性符号表征，在抽象层面上打造共同的精神空间，从而改造观众们的精神世界。在《史记》中，“炎黄子孙”的表演实践和符号意指打造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共同体，观众在这种精神场域中会感悟到一种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
2.1.2 媒介仪式与价值认同
作为一档文化类创新节目，《典籍》在戏剧表演中也完成了一场传播仪式。美国学者詹姆斯·W·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里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概念主要为两方面：一是维系作用，促进社会内部和民族间的融合；二是共享作用，使受眾共同遵循某种价值规范或者精神信仰。《典籍》的每一期节目都会识读一部典籍，而典籍的精华则是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基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维系社会、共享信仰有重要作用，因此该节目本身便是一种天然的媒介仪式。在这场媒介仪式中，通过舞台的设置和技术加持，观众可以沉浸式参与到戏剧表演中，跟随撒贝宁与历史人物共同穿越时空，共享媒介奇观。类似于社会生活中的仪式，媒介仪式的举行往往也需要施行“程式化”的环节，如每期节目都会有“穿越古代—回到现代—表示敬意”的固定流程。节目中也会精心设计具有仪式感的戏剧情节，如在《天工开物》一期中设计了宋应星和袁隆平跨越千年的握手，利用仪式感的情节呈现出古今传承的主题。无论是现场的观众还是屏幕外的观众，都会参与到这场媒介仪式中来，在互动与分享中获得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仅仅是对于节目所传达的理念的认同，更是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的价值认同。 2.2 听觉传播：戏剧场景中声音景观的塑造
加拿大著名作曲家、环境思想家默里·谢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声音景观”（soundscape）[ 4 ]的概念，将声音放在空间维度考量，拓展了对声音的研究视野。后来的研究者对这一理念不断丰富发展，不仅指外在的声音环境，而且强调其对个人内在性的作用，探究内心中的声音。同时，学者关注到了人们在声音环境中进行的听觉活动，并将其作为一种身体实践，研究人们的感官与声景的互动关系，以及声景对人们情感和心理认同的形塑作用。
2.2.1 声景设计引发内心自省与集体共鸣
在整体的声景设计中，《典籍》主要采取的是由传统民族乐器演奏的背景音乐，恢弘悠扬，听众可以在其打造的声音环境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明的传承。受众经由这种声音媒介感受戏剧表演，向内形成对于在此声景中的戏剧情节的印象，而音乐不仅仅可以引发自省，更可以向外联结公众，在更广泛的场域中引发情感和思想的共鸣。
《尚书》篇中，在伏生讲述妻儿因舍命护书而死时，背景音乐由平缓舒扬转为悲伤低沉，引发受众思考伏生舍命护书的艰难遭遇，为其命运的坎坷而唏嘘。在牧野誓师场景中，气势磅礴的背景音乐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的激情，连连鼓掌称赞，这种声景的设计与转换将人们内心的想法外化，从而形成了集体性的共鸣。
2.2.2 声景仪式建立亲密关系与情感联系
声景并不是中性的，声景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文化、技术背景，其中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典籍》中的声音环境离不开节目主题，即传承典籍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因此声景也带有传承经典的仪式感。在主创典读会环节，节目艺术总监田沁鑫院长会邀请相应角色的扮演者诵读相关的古文段落，其余人会跟随诵读，共同感悟其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里形成的声景被赋予了特殊意义，人们在诵读时会与他人的诵读声融合一体，从而在声场中建立起亲密关系，在集体诵读仪式下人与人之间、人与典籍间的情感联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加深。
2.2.3 声景实践塑造身份认同与文化自信
《典籍》中的声景通过在表演空间中的互动实践而塑造受众的身份认同。在《尚书》篇，伏生望着大禹分定九州的场景与当代读书人撒贝宁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伏生：“《禹贡》让我从小而知，华夏九州从何而来。晚辈，华夏为何一体？”
撒贝宁：“自古就是一体。”
伏生：“《禹贡》记载着大禹分定九州的历史。”
撒贝宁：“《尚书》记载了几千年前的中国。”
通过二人的对话，点名了华夏九州永为一体的主旨和《尚书》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顺势引出了伏生的肺腑之言，“所以我豈能不舍命护书啊”，这句话引起另一个舞台空间——伏生的书房中伏生门徒的共同高呼“不能”，紧接着是伏生幼年读书的舞台空间中的老师发问“尔等能不铭记九州乎”，幼年的伏生和其他孩子们喊出“不能”，最后撒贝宁发问“中华儿女能不敬爱大禹吗”，这时全场观众共同喊出“不能”。运用这种声景实践在多维表演场中促使受众形成关于华夏民族的身份认同，从而增强文化自信。
3 宣传推广
3.1 宣传策略：制造媒介事件加深公共记忆
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提出了“媒介事件”理论，二人将媒介事件类比为“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 5 ]，强调媒介事件的仪式性，之后的学者不断丰富深化媒介事件的概念与外延，Andreas Hepp与Nick Couldry认为媒介事件均拥有一个核心的特定主题，利用跨媒介平台进行传播，从而扩大受众面。《典籍》中设计了很多仪式性戏剧情节，在节目热播期间相关话题也登上过微博热搜，如#袁隆平宋应星跨越300多年的握手#等，话题将播于电视中的节目片段进行裁剪，利用微博关系网引发大规模传播，人们围绕话题进行衍生创作，从而形成了关于此媒介事件的公共记忆，为当下与之后的传播行为提供资源。
3.2 内容分发：搭建新媒体矩阵进行分众化传播
《典籍》作为一套央视综艺节目，其主要播出平台仍是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同时它也通过搭建新媒体矩阵进行分众化传播，根据平台特点分发不同形式的视频产品，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群体。在自有渠道“央视频”，视频类型具有多元性，既有可以实现大小屏联动的完整版视频，又包括“后台前台化”的花絮视频、适合快速知识获取习惯的三分钟科普视频、提炼热点和亮点的精彩剪辑视频；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主要投放短小精炼、有网感的视频，并开辟了专门的视频合集；在微博中开辟了#典籍里的中国#话题区，公众在下面对话题进行讨论分享等。
参考文献
[1]钟国庆，林宸西.媒介生态学视阈下的电视文化类节目现状分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11）：43-45.
[2]吴菲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推重点创新项目《典籍里的中国》，再造文化类节目标杆[J].中国广告，2020（9）：98-99.
[3]陈波，宋诗雨.虚拟文化空间生产及其维度设计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35-43.
[4]季凌霄.从“声景”思考传播：声音、空间与听觉感官文化[J].国际新闻界，2019，41（3）：24-41.
[5]李红涛.深度媒介化与媒介事件的公共记忆[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1）：5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