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俞樾是同光年间著名的经学家，他博学广识，兴趣宽泛，涉猎面极广，在当时颇富盛名。然而，在经学大师的光环下，俞樾实际上还拥有古文字学家、教育家及文学家等多重身份，除了那些备受世人推崇的经学及诸子学著作之外，他在诗歌等文学领域亦有所造诣，著述丰富，不容小觑。作为清末著名的经学大师，俞樾却热衷于“词章”之学，其诗歌创作以诙谐的笔调和通俗的语句见长，开辟了学者为诗的另一番天地。
关键词：俞樾；诗歌；谐趣化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9005
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春试，俞樾凭借一首“淡烟疏雨落花天”拔得头筹，获得了曾国藩的赏识，自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之后或荣或辱的羁旅经历，或喜或苦的自身感触都可从诗中得以窥见。俞樾诗歌的创作远远早于其经学著述，且数量庞大，著有《春在堂诗编》二十三卷、《曲园自述诗》、《小蓬莱谣》三部诗集，编选了《东瀛诗记》、《慧福楼幸草》，还有一些连篇的诗作如《咏物十一首》、《佚诗》、《吴中唱和诗》以及诗论散见于他的杂纂之中。俞樾写诗讲究“触景而发，称心而出，无不曲折而奔赴”[1]322，因而其诗歌与深奥晦涩的经史著述不同，喜用浅近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感、书写生活百态，甚至有相当篇幅具有诙谐化的特征。这些具有谐趣味的诗歌混迹于大量的述行诗和赠答诗等传统诗歌题材之间，绽放出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一、戏拟之笔与谐趣之意
俞樾以治经名扬天下，而与此之外，他的诗歌创作亦蔚为大观。尽管他自称：“自来经生多不工词翰”[2]64，但这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对诗歌的热衷。他的诗作分布极广，除了有《春在堂诗编》、《曲园自述诗》、《小蓬莱谣》三部单独的诗集，收入了大约二千余首诗歌外，在他的散文、随笔、杂记作品中，诗歌的影子也是随处可见。据粗略统计，俞樾流传于世的诗作约有三千余篇，其中还不包括他编选的《东瀛诗记》以及《慧福楼幸草》。如此规模的诗歌创作，对于不以诗作留名的经学家来说，可谓是极其庞大。俞樾的诗歌涉猎极广，就诗体而言，涉及了四言、五言、七言古体、歌行体、五言七言律诗以及五言、七言绝句。就题材而言，有述行诗、赠答诗、叙事诗、咏物诗等。而有趣的是，这些传统题材在俞樾的笔下，却散发出异样的光彩，特别是叙事诗和咏物诗，它们不再仅限于单纯地记事写物，反而多了一层情感色彩，还常常以谐趣蕴含人生哲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感是具有诙谐意味的调侃，是对传统题材的别样书写。
总体而言，可以将这种诙谐化的诗歌分为两类：
首先，是对生活琐事的幽默书写。俞樾认为：“诗论工拙，不论题之大小。”[3]682因此，在俞樾的诗歌作品中，生活琐事、日常用品都是最常见的题材。这种生活琐事诗大多是作者日常“自娱”之作，常以白描手法，笔调幽默且用语浅近平和，《清史稿》称俞樾诗风“温和”，大略是由此而来。这种温和的调侃使俞樾的诗歌充斥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如他的《剃头诗》，全篇370字，“通篇描写，颇为曲尽”[2]67，详细地描述了日常剃发的过程，用语浅近，多用比喻，显得十分有趣。俞樾选取了日常生活中一件极小的琐事——剃头，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对其进行描述，他将“虱与蚤”形象地比作是“山贼”，而将“剃头”比作“治山贼”，需“先除其道”。更是进行自我调侃，称剃头前“首乃如蓬葆”，因此“惊走戛羹嫂”。全诗妙语连珠，将剃头的过程比作“天花飞”，甚至用典来加强诗歌的风趣意味，称“吾非陶彭泽，折腰亦弗恼”。剃头本是最平常的事情，而有趣的是，这些原本平凡无奇的琐细事物，被俞樾以一种幽默地方式进行书写，竟然变得生动起来，充满了喜剧意味。全诗虽然稍显冗长，但表现出的是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情怀，是一篇典型的游戏之作。
这种作品大量充斥于他的诗作之中，《春在堂诗编》卷五《脚划船》[1]390将划船形象地比作“五指化作狮子王，一足跳学商羊舞。”卷十九《件儿豆腐歌》“杭州饭店件儿肉，每肉一件卖钱六……”介绍了“件儿豆腐”的美味及做法，用语极为通俗浅近，此外，其诗还展示了俞樾和友人之间的“斗菜”之趣，先是友人许俼臣向俞樾“夸口福”，他尝过之后，指出自家做的豆腐干更美味，大家都抢着吃，“应比件儿豆腐好”。 卷四《戏咏西瓜灯》讲述了制作西瓜灯的过程，体现出作者的生活情调。“一场瓜战夜初停，幻出团团满月形。圣火养成千岁绿，仙丹炼就十分青。”俞樾风趣地将吃西瓜比作“一场瓜战”，将勺子在西瓜上挖出的痕迹比作“团团满月形”，使得吃西瓜这件小事变得有趣起来。此类生活琐事诗常以选取的事和物命名，笔调诙谐幽默，将生活中的小事写得妙趣横生，虽然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但反映的则是作者日常生活的情调，平凡却更加生动有趣。
除了对平凡事物的幽默书写之外，俞樾也擅长对新奇有趣的事物进行诙谐的解读。作者往往着眼于生活中所见所闻的新奇事物，以此作为题材，用“戏笔”、“戏拟”的形式对它们进行解读，较之平常的咏物叙事诗，多了一种“新鲜奇妙”的意味，更增趣味性。卷二《予来新安问字，诸君日有至者，而方言不同相对无语戏作此诗》以方言不同，不能交流这件趣事为题材，先是风趣地指出各地方言的差异“周客不知鼠，楚人不识虎”，然后描述了两人对面无言的尴尬场面“欲言未言先咡嚅，似解不解两龃龉。”诗末付之一笑“君不见公羊作传语则齐，淮南着书音则楚。尤胜一声棱等登，口作筝声不成语。”鲜明地表现出两人因方言的差异，试图说话又怕对方听不懂，焦急的重复“eng”的音（“棱等登”皆是“eng”韵），如同筝的声音一般。这首诗风趣幽默地讲述了生活中的一件趣事，让人闻之发笑，诗末的拟声字极为巧妙地调侃了两人，充满了诙谐喜剧的意味。俞樾喜“奇”，他曾作《征求异闻启》并附小诗“郭冲五事太寥寥，戏学姚崇十事要。不论搜神兼志怪，妄言亦可慰无聊。”[4]这种尚“奇”的爱好在诗歌中亦有体现，表现为俞樾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卷十二《乌目山人王朝忠所书细字歌》记载了在象牙、西瓜等对象上刻字的奇事，诗中描述众人见之惊愕的样子，亦引人发笑。卷十三《用西洋法照全家小像为赋一诗》“一老龙钟曲园叟，两行雁翅合家人。传神西法由来妙，照影东坡逊此真。”描写了新奇的西洋照相法，幽默地以东坡之画比照相之术，体现出俞樾对新奇事物的喜爱和接受。卷二十一《咏留声机器》亦是表现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喜爱之情。 其次，友人间的游戏之作与自我调侃。除了对生活琐事的幽默书写之外，俞樾诗歌的诙谐化还体现在他与友人的唱和诗以及自我调侃上。俞樾交友甚广且热衷于以诗会友，和友人之间进行唱和。对于亲近的友人，俞樾常与之互相调侃，诗中往往充斥着幽默的情调。卷二《莲叔以咏古诗见示戏和四首》，作者选取咏古诗中四物，沧海君椎、祢正平鼓、李长吉锦囊和乐昌公主镜，以一物贯穿于史实之中，并且认为此物在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组诗属于俞樾与友人之间的游戏，以严肃的语气，看似咏史，实则是幽默地调侃。《三潭印月旧有美人石，久沉水内，雪琴侍郎督健儿架木悬緪扶而起之，戏调以诗》[5]1197将西湖的美人石拟人化，把打捞美人石比作“美人扶起上秋千”，风趣幽默，足见俞樾和友人彭雪琴之间的谐趣。不仅如此，彭雪琴还写诗给俞樾，调侃道“石美人扶而不起，殆为小姑所妒。”俞樾翼日前去时，见美人石已被捞起，叠韵一首贺之曰：“美人扶起嫩寒天，想见彭郎喜欲颠。寄语尹邢休避面，小姑远隔路三千。居然罗靴步瑶滨，雾鬓风鬟妙入神。前日原非娇不起，美人怕作犯斋人（自注：前两日侍郎正持斋也）。”以此调侃彭雪琴，这组诗，构思奇妙新颖，风趣幽默，充分体现了俞樾唱和诗谐趣化的一面。
另外，俞樾还有一部分诗歌自我调侃，亦可见谐趣。这些诗大部分集中于五十岁左右，多数描写诗人垂垂老矣的感怀，但并无悲观的负面情绪，表现了俞樾的自嘲精神和乐观的心态。
“臣之壮也不如人，况复桑榆暮色新。霄汉雁行惭鲁卫，江湖牛耳愧齐秦。生看白日堂堂去，惟有青编故故新。自笑生平成底事，耦耕虚负旧乡邻。”（俞樾《自笑一首四叠前韵》）
“生平事事不如人，坐看烟云眼底新。鼠璞尚忧能误郑，羊皮何苦更干秦。明知身世交相弃，未厌形神两共亲。自笑飘摇无所着，海山兜率孰为邻。”（俞樾《自笑五叠前韵》）
“自笑麤疏潦倒人，敢将花样更翻新。笥中裘有卅年晏，箧中书无十上秦。捧檄迢遥怜弱息，倚闾辛苦累衰亲。一椽仍向吴中寄，病树萧条庐照邻。”（俞樾《自笑六叠前韵》）[5]1150
这组《自笑》诗表现了作者晚年时豁达的心境，不乏诙谐之感和自我调侃之意。另有几首《残牙》以老年落齿为题，亦是自嘲之作，但是较之《自笑》诗，纯属自娱的游戏，显得比较通俗浅易。
俞樾诗歌的诙谐化不仅体现在诗歌的选材和情调上，他用语亦通俗浅近，带有有鲜明的谐趣化倾向。这种语言的谐趣化突出表现在，引俗语入诗。卷十六《排闷偶成》“三春常是雨帘织，永画如年不卷帘。窗下喃喃猫念佛，床头唧唧鼠求籖。（自注：两句皆据俗语）但知精力随年减，未觉韶光遇闺添。今岁西湖好风景，酒痕襟上未曾沾。”[1]553作者自注“窗下喃喃猫念佛，床头唧唧鼠求籖。”两句皆是来自俗语。卷十八《辛丑元旦》开篇“纔过鼠后即牛前。（自注：俗传有此语）”而下一篇《新年杂咏》7首也在题下注道“皆用俗语”。更有《缪悠词》12篇“语音俚俗，意涉荒唐，殊非雅正之音，是谓缪悠之说。”
“一阵狂风一阵烟，八哥飞到画堂前。竟无大镬煎干海，尚有长人顶住天。臂上几曾能走马，腹中真见会撑船。何时刘海来相助，脚踏金蟾手耍钱。”
“分明不是蜃中楼，一段风光一段愁。卧榻侧容人熟睡，矮檐底要客低头。戴将石臼跳难好，打破砂锅问未休。幸有肚皮弥勒大，送来都向袋中收。”
“花落安能再上枝，近来世事十稀奇。偷鸡巳悔徒抛米，药虎何当自服砒。胆小常防雷劈顶，心粗又惹火烧眉。何堪再作回头看，张果驴儿莫倒骑。”[1]572
全篇皆化用俗语和俗传，“腹中真见会撑船”来自“宰相肚里能撑船”；“打破砂锅问未休”来自“打破砂锅问到底”；“偷鸡巳悔徒抛米”来自“偷鸡不成蚀把米”等等。而作为正统文人，俞樾曾在《春在堂随笔》中为自己辩解道：“然则俗语所谓驼背者，昔人亦尝以之入诗……虽以俗语入诗，不免为大雅所笑，然亦有本也。”[2]156尽管如此，这些俗语的出现，增加了诗歌的趣味性，更偏向市井百姓的审美取向。这种戏拟的心态和浅近的用语共同构成了谐趣化的现象。
二、平和之心与浅近之说
清代诗坛流派众多，“宗唐”与“宗宋”之争持续不断。对于经学家而言，从事诗歌创作的也不在少数，翁方纲的肌理说便是针对以“经术”、“学问”为本来作诗。俞樾虽然身为著名的经学大师，他的诗歌创作却偏离了学问。钱仲联称：“俞樾以学人为诗，但和晚清宋派诗人所标榜的学人之诗异趣。”[6]不仅如此，如上文所述，俞樾的诗歌笔调风趣幽默，语言通俗浅易，有谐趣化的倾向。这位以经学为本的学者一反常态，与“学人之诗异趣”，其诗歌具有谐趣化倾向主要源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诗歌的戏拟与俞樾心态之关系。俞樾认为：“言出于人，其人不同，其言亦异。而世之世人执一以概之，徒见风人之辞微婉不尽，以为诗教固如是，是有风而无雅矣。”[3]34也就是说，俞樾主张诗歌是生活的反映，情感的载体，诗作因为诗人学识、心境的不同而大相径庭。诗歌创作讲究“随笔”且“随意”，不假雕琢。因此，俞樾的诗歌大多是“触景而发，称心而出”[1]321，与他的生活心境息息相关。根据俞樾的年谱，可以将他的生平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年游学游宦时期（1821—1857）；二是罢免及避乱时期（1858—1865）；三是苏杭讲学及晚年闲居时期（1866—1906）。尽管早年游宦颇多坎坷，中年又遇战乱颠沛流离，俞樾却总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促使他擅于挖掘生活中的趣闻，能够在日常生活和平常事物上找到乐趣。在诗歌创作中，这种乐观精神得以发挥，呈现出谐趣化的创作情调。
俞樾的个性恬淡、随和，罢官之后更是无心官场，专心着书，他在《春在堂随笔》中写道：“（谢梦渔）尝语余曰：‘学问是一事，科名是一事，禄位是一事，三者分而不合。有学问者不必有科名也，有科名者不必有禄位也。’余深韪其言。”[2]41他主张“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2]43这种旷达洒脱的气度养成了他平和的心态，这种温和的心境使得他以轻松幽默地态度对待世间种种，表现为诗歌的谐趣化倾向，如《莲叔有红叶读书楼，客至则止宿焉。然宾朋彻夜更鼓，逼人每不能睡，戏作小诗以告主人》一诗[7]。俞樾在友人家里做客，但是晚上吵闹不能入睡，换做是别人，或者打道回府，或者直接找主人质问。俞樾却以诙谐的笔调写了一首小诗告诉主人，幽默地描述了夜不能眠的苦处，全篇无一斥责之词，而意思却一目了然。既然他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那么他对待人间种种自然不会过于介怀，反而是一种诙谐地方式进行表达。这种乐观、平和的人生哲学是俞樾诗歌谐趣化的重要因素。 其次，诗歌的谐趣化与俞樾诗论之关系。俞樾的诗作颇丰，却很少有专门的诗论，对此，他曾作出了解释：
“余亲家翁彭雪琴侍郎尝劝余作诗话，谓‘君着书几三百卷，各种皆备，所欠说诗耳。’余因念比年来，江浙闲士大夫屡刻诗集者无虑数十家，不余鄙弃，刻成之后必以示余。若就其中刺取以为诗话，未使不足成书。而衰病相乘，精神疲苶，竟不能从事于此。”（俞樾《吴牧驹<小匏庵诗话>序》[3]435）
因此，除了《湖楼笔谈》卷六有较集中的诗话外，他的诗论大多散见于《春在堂杂文》中。俞樾认为诗歌以博采众长为最佳，他在《张星阶<鸥榭诗钞>序》中赞道：“其诗出入唐宋诸名家，无斗嚣之习，无靡曼之音。格律清整似王魔诘；意味淡远如韦苏州；词旨敷畅似白香山；意思隽永似陆剑南……”又评《三十六桥可园诗钞》：“合杜韩韦柳而炉冶之，以自成一家……而曲园又何以望之”[3]602他多次提到自己的诗作，称“然余自十五六岁始学为诗，至今七十有二，而所为诗终不外乎香山剑南一派，自愧诗境不高。”[3]601“诗格不高，终其身不能出香山剑南两家门径之中……”[3]114俞樾以白居易、陆游为宗，他的诗论也大多来源于对这两人诗作的解读和创新：
第一，俞樾主张通俗浅近，深入显出。俞樾的诗歌常常以谐趣化的外表包含深刻的哲理，用语浅近，但立意深远。俞樾认为：“世传白香山诗必老妪能解，而后存之，故流于率易，此不知诗者也。白香山使老妪解诗，正其经营惨淡之苦心也。文章家贵深入显出，惟诗亦然。使老妪读之而不解，必其深入而未能显出也……求其深而又深，又求其显而又显。”[3]601因此，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俞樾的诗歌常用白描的手法，且引俗语入诗。在题材和情调上，也部分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观，力求妇孺能解。而另一方面，诗歌的立意深远，极力避免过于纤佻，流于平庸无聊，从而呈现出谐趣化的现象。
第二，强调诗主性情，不假雕琢。俞樾在《汪穉泉诗序》中写道：“以诗主性情，言情之作入人尤易。”又称“余读其诗，沛然从肺腑流出，不见斧鏧之痕，诚亦香山一派。”[3]114他的诗歌主张随性而发，因此展现出他对生活的直观感受，而正如上文所说，他平和幽默地处世哲学自然表现为诗歌的谐趣化倾向。另外，俞樾主张诗歌讲究天然，不事雕琢，称“余性坦易，不喜作艰深语。”[3]573“余爱其语简而明，诵之，如见其物。”[3]466因而，他的诗歌大多还原了生活的原貌，以浅近诙谐的语言，将生活中趣事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
第三，主张题不分大小。俞樾选材大多较小，他认为：“诗论工拙，不论题之大小。”[3]682效法陆游的闲适诗，吟咏日常生活情境，在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而这种诗意基于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往往具有充满诙谐的喜剧意味。又因为贴近生活，语言也较口语化，更增谐趣性。
三、诗歌艺术的审美创新
俞樾的诗歌兼采白居易、陆游的两家风范，以浅近通俗的语言，对日常趣事、友人交往进行诙谐幽默地书写，亦有一些自我调侃之作，具有诙谐化的艺术特点。这种诙谐化的现象是对作者平和乐观心态的表现，也是俞樾诗歌主张的载体，更是作者抒发性情的产物。这种谐趣化的诗歌意味无疑是俞樾诗歌趋俗的写照，日常事物、市井俗语以及对通俗文艺的观照，都增强了这种趋“俗”的倾向。
俞樾作为一名经学大师，却偏离“以学为诗”的旧途，尽管他的诗歌仍有一些考据之作，但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俞樾诗歌的谐趣化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自我调侃、以俗语、俚语对日常琐事喋喋不休地无聊之笔，更不是对诗歌法度、雅正之风毫无顾忌地撕裂和破坏。正如杨昌浚在《春在堂诗编》序中写道：“太史之诗，寓新变于法度之中，发神悟于意象之表，天才隽迈，绝去畛畦。骤读之，清奇秀拔，若古干之疏峭，而洪波之激荡也。”[1]321在“深入显出”的心理暗示下，俞樾引俗语入诗，以诙谐的笔调来创作诗歌，但是，这种“显出”的背后是“深入”的本意，这就和宋诗的“以俗为雅”有些相似的地方了。
然而，俞樾诗歌和讲究法度以及力求“以雅化俗”的宋诗还是不同，“法度形成之后的稳定性可以规范诗人的创作，诗人循而行之，是共同的行为。情与意，则人各有其分际，是诗歌创作中最有活力的个性因素。”[8]俞樾诗歌以性情的抒发为特点，虽然以“深入”为本，又以“显出”为要，描绘的往往是闲适的生活以及调侃，更多地是“雅”“俗”的交融而不是“以雅化俗”。“求其深而又深，又求其显而又显，有一唱三叹之音而无千辟万灌之迹，合杜、韩、韦、柳而炉冶之。以自成一家。”[3]602所谓“深”代表着诗歌的意蕴以及法度，所谓“显”则是性情的展现和用语、选材、风味的俗化。
由此可见，俞樾以自己的诗学创作实践，体现了他在封建末期的独特的诗歌美学。他的诗歌在入“俗”的诗歌内容、语言和意味以外，暗含着“雅”化的底蕴；而这种“雅”化是和“俗”并存于诗歌之中的，两者之间的张力使得俞樾的诗歌更具艺术魅力。俞樾调和了学问和性情之间的关系，以“雅”“俗”并包的诗歌形式和意蕴，开辟了学者作诗的新境界。从这个角度看，俞樾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有待于学术界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参考文献：
[1]俞樾.春在堂诗编[A]//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俞樾.春在堂随笔[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3]俞樾.春在堂杂文（光绪九年重定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序[M].山东：齐鲁书社，2004.
[5]俞樾.吴中唱和诗//曲园杂纂（卷四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50.
[6]钱仲联.近代诗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505.
[7]俞樾.佚诗[A]//俞楼杂纂（卷三十六）[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97.
[8]刘诚.中国诗学史·清代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157.[责任编辑：吴晓红]
关键词：俞樾；诗歌；谐趣化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9005
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春试，俞樾凭借一首“淡烟疏雨落花天”拔得头筹，获得了曾国藩的赏识，自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之后或荣或辱的羁旅经历，或喜或苦的自身感触都可从诗中得以窥见。俞樾诗歌的创作远远早于其经学著述，且数量庞大，著有《春在堂诗编》二十三卷、《曲园自述诗》、《小蓬莱谣》三部诗集，编选了《东瀛诗记》、《慧福楼幸草》，还有一些连篇的诗作如《咏物十一首》、《佚诗》、《吴中唱和诗》以及诗论散见于他的杂纂之中。俞樾写诗讲究“触景而发，称心而出，无不曲折而奔赴”[1]322，因而其诗歌与深奥晦涩的经史著述不同，喜用浅近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感、书写生活百态，甚至有相当篇幅具有诙谐化的特征。这些具有谐趣味的诗歌混迹于大量的述行诗和赠答诗等传统诗歌题材之间，绽放出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意蕴，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一、戏拟之笔与谐趣之意
俞樾以治经名扬天下，而与此之外，他的诗歌创作亦蔚为大观。尽管他自称：“自来经生多不工词翰”[2]64，但这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对诗歌的热衷。他的诗作分布极广，除了有《春在堂诗编》、《曲园自述诗》、《小蓬莱谣》三部单独的诗集，收入了大约二千余首诗歌外，在他的散文、随笔、杂记作品中，诗歌的影子也是随处可见。据粗略统计，俞樾流传于世的诗作约有三千余篇，其中还不包括他编选的《东瀛诗记》以及《慧福楼幸草》。如此规模的诗歌创作，对于不以诗作留名的经学家来说，可谓是极其庞大。俞樾的诗歌涉猎极广，就诗体而言，涉及了四言、五言、七言古体、歌行体、五言七言律诗以及五言、七言绝句。就题材而言，有述行诗、赠答诗、叙事诗、咏物诗等。而有趣的是，这些传统题材在俞樾的笔下，却散发出异样的光彩，特别是叙事诗和咏物诗，它们不再仅限于单纯地记事写物，反而多了一层情感色彩，还常常以谐趣蕴含人生哲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感是具有诙谐意味的调侃，是对传统题材的别样书写。
总体而言，可以将这种诙谐化的诗歌分为两类：
首先，是对生活琐事的幽默书写。俞樾认为：“诗论工拙，不论题之大小。”[3]682因此，在俞樾的诗歌作品中，生活琐事、日常用品都是最常见的题材。这种生活琐事诗大多是作者日常“自娱”之作，常以白描手法，笔调幽默且用语浅近平和，《清史稿》称俞樾诗风“温和”，大略是由此而来。这种温和的调侃使俞樾的诗歌充斥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如他的《剃头诗》，全篇370字，“通篇描写，颇为曲尽”[2]67，详细地描述了日常剃发的过程，用语浅近，多用比喻，显得十分有趣。俞樾选取了日常生活中一件极小的琐事——剃头，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对其进行描述，他将“虱与蚤”形象地比作是“山贼”，而将“剃头”比作“治山贼”，需“先除其道”。更是进行自我调侃，称剃头前“首乃如蓬葆”，因此“惊走戛羹嫂”。全诗妙语连珠，将剃头的过程比作“天花飞”，甚至用典来加强诗歌的风趣意味，称“吾非陶彭泽，折腰亦弗恼”。剃头本是最平常的事情，而有趣的是，这些原本平凡无奇的琐细事物，被俞樾以一种幽默地方式进行书写，竟然变得生动起来，充满了喜剧意味。全诗虽然稍显冗长，但表现出的是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情怀，是一篇典型的游戏之作。
这种作品大量充斥于他的诗作之中，《春在堂诗编》卷五《脚划船》[1]390将划船形象地比作“五指化作狮子王，一足跳学商羊舞。”卷十九《件儿豆腐歌》“杭州饭店件儿肉，每肉一件卖钱六……”介绍了“件儿豆腐”的美味及做法，用语极为通俗浅近，此外，其诗还展示了俞樾和友人之间的“斗菜”之趣，先是友人许俼臣向俞樾“夸口福”，他尝过之后，指出自家做的豆腐干更美味，大家都抢着吃，“应比件儿豆腐好”。 卷四《戏咏西瓜灯》讲述了制作西瓜灯的过程，体现出作者的生活情调。“一场瓜战夜初停，幻出团团满月形。圣火养成千岁绿，仙丹炼就十分青。”俞樾风趣地将吃西瓜比作“一场瓜战”，将勺子在西瓜上挖出的痕迹比作“团团满月形”，使得吃西瓜这件小事变得有趣起来。此类生活琐事诗常以选取的事和物命名，笔调诙谐幽默，将生活中的小事写得妙趣横生，虽然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但反映的则是作者日常生活的情调，平凡却更加生动有趣。
除了对平凡事物的幽默书写之外，俞樾也擅长对新奇有趣的事物进行诙谐的解读。作者往往着眼于生活中所见所闻的新奇事物，以此作为题材，用“戏笔”、“戏拟”的形式对它们进行解读，较之平常的咏物叙事诗，多了一种“新鲜奇妙”的意味，更增趣味性。卷二《予来新安问字，诸君日有至者，而方言不同相对无语戏作此诗》以方言不同，不能交流这件趣事为题材，先是风趣地指出各地方言的差异“周客不知鼠，楚人不识虎”，然后描述了两人对面无言的尴尬场面“欲言未言先咡嚅，似解不解两龃龉。”诗末付之一笑“君不见公羊作传语则齐，淮南着书音则楚。尤胜一声棱等登，口作筝声不成语。”鲜明地表现出两人因方言的差异，试图说话又怕对方听不懂，焦急的重复“eng”的音（“棱等登”皆是“eng”韵），如同筝的声音一般。这首诗风趣幽默地讲述了生活中的一件趣事，让人闻之发笑，诗末的拟声字极为巧妙地调侃了两人，充满了诙谐喜剧的意味。俞樾喜“奇”，他曾作《征求异闻启》并附小诗“郭冲五事太寥寥，戏学姚崇十事要。不论搜神兼志怪，妄言亦可慰无聊。”[4]这种尚“奇”的爱好在诗歌中亦有体现，表现为俞樾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卷十二《乌目山人王朝忠所书细字歌》记载了在象牙、西瓜等对象上刻字的奇事，诗中描述众人见之惊愕的样子，亦引人发笑。卷十三《用西洋法照全家小像为赋一诗》“一老龙钟曲园叟，两行雁翅合家人。传神西法由来妙，照影东坡逊此真。”描写了新奇的西洋照相法，幽默地以东坡之画比照相之术，体现出俞樾对新奇事物的喜爱和接受。卷二十一《咏留声机器》亦是表现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喜爱之情。 其次，友人间的游戏之作与自我调侃。除了对生活琐事的幽默书写之外，俞樾诗歌的诙谐化还体现在他与友人的唱和诗以及自我调侃上。俞樾交友甚广且热衷于以诗会友，和友人之间进行唱和。对于亲近的友人，俞樾常与之互相调侃，诗中往往充斥着幽默的情调。卷二《莲叔以咏古诗见示戏和四首》，作者选取咏古诗中四物，沧海君椎、祢正平鼓、李长吉锦囊和乐昌公主镜，以一物贯穿于史实之中，并且认为此物在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组诗属于俞樾与友人之间的游戏，以严肃的语气，看似咏史，实则是幽默地调侃。《三潭印月旧有美人石，久沉水内，雪琴侍郎督健儿架木悬緪扶而起之，戏调以诗》[5]1197将西湖的美人石拟人化，把打捞美人石比作“美人扶起上秋千”，风趣幽默，足见俞樾和友人彭雪琴之间的谐趣。不仅如此，彭雪琴还写诗给俞樾，调侃道“石美人扶而不起，殆为小姑所妒。”俞樾翼日前去时，见美人石已被捞起，叠韵一首贺之曰：“美人扶起嫩寒天，想见彭郎喜欲颠。寄语尹邢休避面，小姑远隔路三千。居然罗靴步瑶滨，雾鬓风鬟妙入神。前日原非娇不起，美人怕作犯斋人（自注：前两日侍郎正持斋也）。”以此调侃彭雪琴，这组诗，构思奇妙新颖，风趣幽默，充分体现了俞樾唱和诗谐趣化的一面。
另外，俞樾还有一部分诗歌自我调侃，亦可见谐趣。这些诗大部分集中于五十岁左右，多数描写诗人垂垂老矣的感怀，但并无悲观的负面情绪，表现了俞樾的自嘲精神和乐观的心态。
“臣之壮也不如人，况复桑榆暮色新。霄汉雁行惭鲁卫，江湖牛耳愧齐秦。生看白日堂堂去，惟有青编故故新。自笑生平成底事，耦耕虚负旧乡邻。”（俞樾《自笑一首四叠前韵》）
“生平事事不如人，坐看烟云眼底新。鼠璞尚忧能误郑，羊皮何苦更干秦。明知身世交相弃，未厌形神两共亲。自笑飘摇无所着，海山兜率孰为邻。”（俞樾《自笑五叠前韵》）
“自笑麤疏潦倒人，敢将花样更翻新。笥中裘有卅年晏，箧中书无十上秦。捧檄迢遥怜弱息，倚闾辛苦累衰亲。一椽仍向吴中寄，病树萧条庐照邻。”（俞樾《自笑六叠前韵》）[5]1150
这组《自笑》诗表现了作者晚年时豁达的心境，不乏诙谐之感和自我调侃之意。另有几首《残牙》以老年落齿为题，亦是自嘲之作，但是较之《自笑》诗，纯属自娱的游戏，显得比较通俗浅易。
俞樾诗歌的诙谐化不仅体现在诗歌的选材和情调上，他用语亦通俗浅近，带有有鲜明的谐趣化倾向。这种语言的谐趣化突出表现在，引俗语入诗。卷十六《排闷偶成》“三春常是雨帘织，永画如年不卷帘。窗下喃喃猫念佛，床头唧唧鼠求籖。（自注：两句皆据俗语）但知精力随年减，未觉韶光遇闺添。今岁西湖好风景，酒痕襟上未曾沾。”[1]553作者自注“窗下喃喃猫念佛，床头唧唧鼠求籖。”两句皆是来自俗语。卷十八《辛丑元旦》开篇“纔过鼠后即牛前。（自注：俗传有此语）”而下一篇《新年杂咏》7首也在题下注道“皆用俗语”。更有《缪悠词》12篇“语音俚俗，意涉荒唐，殊非雅正之音，是谓缪悠之说。”
“一阵狂风一阵烟，八哥飞到画堂前。竟无大镬煎干海，尚有长人顶住天。臂上几曾能走马，腹中真见会撑船。何时刘海来相助，脚踏金蟾手耍钱。”
“分明不是蜃中楼，一段风光一段愁。卧榻侧容人熟睡，矮檐底要客低头。戴将石臼跳难好，打破砂锅问未休。幸有肚皮弥勒大，送来都向袋中收。”
“花落安能再上枝，近来世事十稀奇。偷鸡巳悔徒抛米，药虎何当自服砒。胆小常防雷劈顶，心粗又惹火烧眉。何堪再作回头看，张果驴儿莫倒骑。”[1]572
全篇皆化用俗语和俗传，“腹中真见会撑船”来自“宰相肚里能撑船”；“打破砂锅问未休”来自“打破砂锅问到底”；“偷鸡巳悔徒抛米”来自“偷鸡不成蚀把米”等等。而作为正统文人，俞樾曾在《春在堂随笔》中为自己辩解道：“然则俗语所谓驼背者，昔人亦尝以之入诗……虽以俗语入诗，不免为大雅所笑，然亦有本也。”[2]156尽管如此，这些俗语的出现，增加了诗歌的趣味性，更偏向市井百姓的审美取向。这种戏拟的心态和浅近的用语共同构成了谐趣化的现象。
二、平和之心与浅近之说
清代诗坛流派众多，“宗唐”与“宗宋”之争持续不断。对于经学家而言，从事诗歌创作的也不在少数，翁方纲的肌理说便是针对以“经术”、“学问”为本来作诗。俞樾虽然身为著名的经学大师，他的诗歌创作却偏离了学问。钱仲联称：“俞樾以学人为诗，但和晚清宋派诗人所标榜的学人之诗异趣。”[6]不仅如此，如上文所述，俞樾的诗歌笔调风趣幽默，语言通俗浅易，有谐趣化的倾向。这位以经学为本的学者一反常态，与“学人之诗异趣”，其诗歌具有谐趣化倾向主要源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诗歌的戏拟与俞樾心态之关系。俞樾认为：“言出于人，其人不同，其言亦异。而世之世人执一以概之，徒见风人之辞微婉不尽，以为诗教固如是，是有风而无雅矣。”[3]34也就是说，俞樾主张诗歌是生活的反映，情感的载体，诗作因为诗人学识、心境的不同而大相径庭。诗歌创作讲究“随笔”且“随意”，不假雕琢。因此，俞樾的诗歌大多是“触景而发，称心而出”[1]321，与他的生活心境息息相关。根据俞樾的年谱，可以将他的生平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年游学游宦时期（1821—1857）；二是罢免及避乱时期（1858—1865）；三是苏杭讲学及晚年闲居时期（1866—1906）。尽管早年游宦颇多坎坷，中年又遇战乱颠沛流离，俞樾却总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促使他擅于挖掘生活中的趣闻，能够在日常生活和平常事物上找到乐趣。在诗歌创作中，这种乐观精神得以发挥，呈现出谐趣化的创作情调。
俞樾的个性恬淡、随和，罢官之后更是无心官场，专心着书，他在《春在堂随笔》中写道：“（谢梦渔）尝语余曰：‘学问是一事，科名是一事，禄位是一事，三者分而不合。有学问者不必有科名也，有科名者不必有禄位也。’余深韪其言。”[2]41他主张“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2]43这种旷达洒脱的气度养成了他平和的心态，这种温和的心境使得他以轻松幽默地态度对待世间种种，表现为诗歌的谐趣化倾向，如《莲叔有红叶读书楼，客至则止宿焉。然宾朋彻夜更鼓，逼人每不能睡，戏作小诗以告主人》一诗[7]。俞樾在友人家里做客，但是晚上吵闹不能入睡，换做是别人，或者打道回府，或者直接找主人质问。俞樾却以诙谐的笔调写了一首小诗告诉主人，幽默地描述了夜不能眠的苦处，全篇无一斥责之词，而意思却一目了然。既然他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那么他对待人间种种自然不会过于介怀，反而是一种诙谐地方式进行表达。这种乐观、平和的人生哲学是俞樾诗歌谐趣化的重要因素。 其次，诗歌的谐趣化与俞樾诗论之关系。俞樾的诗作颇丰，却很少有专门的诗论，对此，他曾作出了解释：
“余亲家翁彭雪琴侍郎尝劝余作诗话，谓‘君着书几三百卷，各种皆备，所欠说诗耳。’余因念比年来，江浙闲士大夫屡刻诗集者无虑数十家，不余鄙弃，刻成之后必以示余。若就其中刺取以为诗话，未使不足成书。而衰病相乘，精神疲苶，竟不能从事于此。”（俞樾《吴牧驹<小匏庵诗话>序》[3]435）
因此，除了《湖楼笔谈》卷六有较集中的诗话外，他的诗论大多散见于《春在堂杂文》中。俞樾认为诗歌以博采众长为最佳，他在《张星阶<鸥榭诗钞>序》中赞道：“其诗出入唐宋诸名家，无斗嚣之习，无靡曼之音。格律清整似王魔诘；意味淡远如韦苏州；词旨敷畅似白香山；意思隽永似陆剑南……”又评《三十六桥可园诗钞》：“合杜韩韦柳而炉冶之，以自成一家……而曲园又何以望之”[3]602他多次提到自己的诗作，称“然余自十五六岁始学为诗，至今七十有二，而所为诗终不外乎香山剑南一派，自愧诗境不高。”[3]601“诗格不高，终其身不能出香山剑南两家门径之中……”[3]114俞樾以白居易、陆游为宗，他的诗论也大多来源于对这两人诗作的解读和创新：
第一，俞樾主张通俗浅近，深入显出。俞樾的诗歌常常以谐趣化的外表包含深刻的哲理，用语浅近，但立意深远。俞樾认为：“世传白香山诗必老妪能解，而后存之，故流于率易，此不知诗者也。白香山使老妪解诗，正其经营惨淡之苦心也。文章家贵深入显出，惟诗亦然。使老妪读之而不解，必其深入而未能显出也……求其深而又深，又求其显而又显。”[3]601因此，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俞樾的诗歌常用白描的手法，且引俗语入诗。在题材和情调上，也部分迎合了大众的审美观，力求妇孺能解。而另一方面，诗歌的立意深远，极力避免过于纤佻，流于平庸无聊，从而呈现出谐趣化的现象。
第二，强调诗主性情，不假雕琢。俞樾在《汪穉泉诗序》中写道：“以诗主性情，言情之作入人尤易。”又称“余读其诗，沛然从肺腑流出，不见斧鏧之痕，诚亦香山一派。”[3]114他的诗歌主张随性而发，因此展现出他对生活的直观感受，而正如上文所说，他平和幽默地处世哲学自然表现为诗歌的谐趣化倾向。另外，俞樾主张诗歌讲究天然，不事雕琢，称“余性坦易，不喜作艰深语。”[3]573“余爱其语简而明，诵之，如见其物。”[3]466因而，他的诗歌大多还原了生活的原貌，以浅近诙谐的语言，将生活中趣事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
第三，主张题不分大小。俞樾选材大多较小，他认为：“诗论工拙，不论题之大小。”[3]682效法陆游的闲适诗，吟咏日常生活情境，在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而这种诗意基于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往往具有充满诙谐的喜剧意味。又因为贴近生活，语言也较口语化，更增谐趣性。
三、诗歌艺术的审美创新
俞樾的诗歌兼采白居易、陆游的两家风范，以浅近通俗的语言，对日常趣事、友人交往进行诙谐幽默地书写，亦有一些自我调侃之作，具有诙谐化的艺术特点。这种诙谐化的现象是对作者平和乐观心态的表现，也是俞樾诗歌主张的载体，更是作者抒发性情的产物。这种谐趣化的诗歌意味无疑是俞樾诗歌趋俗的写照，日常事物、市井俗语以及对通俗文艺的观照，都增强了这种趋“俗”的倾向。
俞樾作为一名经学大师，却偏离“以学为诗”的旧途，尽管他的诗歌仍有一些考据之作，但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俞樾诗歌的谐趣化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自我调侃、以俗语、俚语对日常琐事喋喋不休地无聊之笔，更不是对诗歌法度、雅正之风毫无顾忌地撕裂和破坏。正如杨昌浚在《春在堂诗编》序中写道：“太史之诗，寓新变于法度之中，发神悟于意象之表，天才隽迈，绝去畛畦。骤读之，清奇秀拔，若古干之疏峭，而洪波之激荡也。”[1]321在“深入显出”的心理暗示下，俞樾引俗语入诗，以诙谐的笔调来创作诗歌，但是，这种“显出”的背后是“深入”的本意，这就和宋诗的“以俗为雅”有些相似的地方了。
然而，俞樾诗歌和讲究法度以及力求“以雅化俗”的宋诗还是不同，“法度形成之后的稳定性可以规范诗人的创作，诗人循而行之，是共同的行为。情与意，则人各有其分际，是诗歌创作中最有活力的个性因素。”[8]俞樾诗歌以性情的抒发为特点，虽然以“深入”为本，又以“显出”为要，描绘的往往是闲适的生活以及调侃，更多地是“雅”“俗”的交融而不是“以雅化俗”。“求其深而又深，又求其显而又显，有一唱三叹之音而无千辟万灌之迹，合杜、韩、韦、柳而炉冶之。以自成一家。”[3]602所谓“深”代表着诗歌的意蕴以及法度，所谓“显”则是性情的展现和用语、选材、风味的俗化。
由此可见，俞樾以自己的诗学创作实践，体现了他在封建末期的独特的诗歌美学。他的诗歌在入“俗”的诗歌内容、语言和意味以外，暗含着“雅”化的底蕴；而这种“雅”化是和“俗”并存于诗歌之中的，两者之间的张力使得俞樾的诗歌更具艺术魅力。俞樾调和了学问和性情之间的关系，以“雅”“俗”并包的诗歌形式和意蕴，开辟了学者作诗的新境界。从这个角度看，俞樾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有待于学术界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参考文献：
[1]俞樾.春在堂诗编[A]//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俞樾.春在堂随笔[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3]俞樾.春在堂杂文（光绪九年重定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序[M].山东：齐鲁书社，2004.
[5]俞樾.吴中唱和诗//曲园杂纂（卷四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50.
[6]钱仲联.近代诗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505.
[7]俞樾.佚诗[A]//俞楼杂纂（卷三十六）[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97.
[8]刘诚.中国诗学史·清代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157.[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