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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大的破与立
大学对国家意味着什么?明治维新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创立日本第一所大学时告诉学生,只要我们庆应大学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反观中国大学目前的水准,远不如我们的经济成就那样耀眼,更不必说担当守望文明的责任。
虽然南方科大校名现在还挂着个(筹)字,我们却已经对它寄望深沉。南方科大的校徽是一支火炬,朱清时校长说,火炬象征南方科大的使命:为高等教育改革找出一条新路。一年多的创建历程,这位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和诸多“反叛”言行的化学家说,他学会了“妥协”——“我们要获得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特别是政府的支持。”
理想要变成现实,担当者和承受者,都要经历无穷无尽的考验。需要无私无畏,更需要宽厚包容。困难时刻,坚持与妥协,挺身支持或者不阻挠不反对,只要是出自远见和智慧的抉择,都可能汇聚成前行中弥足珍贵的温暖力量。
祝福朱校长,祝福这所“寒假考试春天开学”“自授文凭自主招生”的新大学, 也祝福那座诞生起就烙上创新印记的城市,借用李政道先生题写南方科大校名时说的四个字:敬祝成功。
“南方科大筹建,高校教改试验,不要光说我个人,很多人都在推动”
一脸疲惫,却总是一脸笑容。
面对公众,朱清时总是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儒雅平易一点,不失名校校长的风度。
然而疲累总是要写在脸上的。 “朱校长,这几年憔悴多了啊!”,在北京会议中心一个拥挤的电梯里,他的脸色引起了一位委员的关注,“当年中科大与北航合并成功,你该在北京呆着,就不必到南方去了”。
对这一番话,朱清时挤出一脸皱纹,呵呵一笑。
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对于65岁的朱清时而言,精力的确是最大的考验。
但他无法停下来,3月1日南方科技大学好不容易开学了,作为校长的朱清时不得不接受一批又一批记者的采访。刚能喘口气,又要马不停蹄赶到北京来,参加全国两会,接受另一轮媒体的“轰炸”。
对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呱呱坠地,教育主管部门虽然已明确表示“支持”,但有些人显然仍然态度暧昧。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3月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南方科大时,他“跑题”谈起了中学教育,完全脱离记者们的预期,丝毫没有显露出将南方科大当成高校教改试验田看待的意思。
但公众舆论的热情没有丝毫衰减,3月2日下午朱清时赶到北京会议中心时立马遭到记者的围堵。他倦容难敛、陷坐在一张米黄色沙发里,打起精神面对四周围满的记者。很快,他的照片与镜头分别填满了报纸的版面以及电视台的荧屏——南方科大与朱清时,是此次两会最先热起来的话题之一。
备受关注,事非偶然。在中国改革进入瓶颈,教改、房改、医疗改革皆不尽人意,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下,南方科大与朱清时努力做出的一点点的突破,立马能与公众希望教育改革深化期盼产生强烈共鸣。
所以,朱清时再苦再累,他也无法当逃兵,只能面带微笑,态度和蔼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让更多人了解南方科技大学、支持中国高校教育改革,这是朱清时的使命。
朱清时显然已经走在高校教改队伍的前面,不过好在他并不感觉自己完全孤单。他3月3日接收本刊记者专访时说,“这件事情,有很多人都在推动”。
每一步都走得艰难
京华周刊: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朱清时:其实每一步都是最困难的时候,每一个阶段,如果过不来也就走完了。比如刚开始,接到聘书之后,才发现教育部领导是完全不同意的,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搞不好,当时就停了。我刚去,国家审计署去审计,审计未批先建南方科大,属于教育部还没有批准的学校,是违法的。
京华周刊:越过这道门槛,主要靠谁的努力?
朱清时:综合努力。最后的变化是中央抓教育改革规划纲要,大家希望看到真正有人来做实验,教育改革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需要有试验。大家觉得南方科大是愿意提供巨大的资金来建这样一所高水平学校,而且走的是新的路子,应该要深圳试一试。本来地方拿钱办教育就是好事,拿这么多钱做一个教改实验,为什么不让人试呢?当时的规划纲要出得好,教改的呼声很高,于是就改变了当时的局面。教育部也表态,希望南方科大作为国家教改综合实验学校,难关就过了。
京华周刊:还有哪些难关?
朱清时:学校没有行政级别,不在体制内,无法把学校和政府机关衔接起来,比如说我们的上级是谁都不清楚。怎么把学校和政府运作联系起来,如果对接不起来,空有很多好的想法却得不到政府的资源是不行的。第二阶段就是与政府磨合,要了解政府的运作方式,作一些规划、预算,走文件,审批。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以前有新闻说过,政府集体采购,买台计算机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不过政府也想把南科大办好,所以大家都在想办法靠拢,凑在一起寻找一些解决办法。这样南科大的运作才比较有效地得到政府的支持。
南科大生逢其时
京华周刊:全国招聘的时候,筹建方看中你的哪方面?
朱清时:这个我不好说,因为当时我都没有参加,事后也没有真正去了解。不过好像也有人写了还原当时全过程的文章,介绍当时的人选情况。
京华周刊:你本人能为南科大的筹建创立带去什么东西?
朱清时:我主要是熟悉研究型大学,我当然知道研究型大学该怎么建设。我本来以为顺理成章能把大学办起来,但后来发现还是很困难。
京华周刊:不过南方科大在两会如此受人关注,包括你本人也是全国关注的焦点与热点,这可能是很多民众对南方科大寄托着教改的理念或者某种教育理想。
朱清时:这个比较专业了,我先举例说,昨天我接触到一位委员,他的父亲当时是宁波大学的创始人。这位委员说,看到我现在办南方科大的这些理念,他想起他父亲当初办宁波大学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不过那个时代还太早了一点,大家对教育与教育改革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关注。南科大是恰逢其时,是国家正要编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全社会对教育的现状也不满意,都希望教育能够改革,一种心灵的默契产生出来,都觉得至少应该让这些人试一试吧,试就是进步,试了之后才能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这不光是我的想法,近年来不少教育专家都有这种愿望与体验。
京华周刊:是不是说对于南方科大创办,现在官方是比较支持的?
朱清时:对,不过在政策上的支持,还需要落实,现在还只是原则上的支持,还需要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方便。
欲破解“钱学森之问”
京华周刊:南科大寄托着某种社会的理想,深圳市当初要办南科大的理想,以及你本人的理想,这三者在哪些方面是重合的,哪些又是不一样的?
朱清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社会的理想应该也广泛存在了,比如钱学森,晚年明确说最牵挂的是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需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年来办不出一所高度创新的学校?社会也正是有这种愿望,希望中国出现一些钱学森所希望的那样、培养高度创新的学校。
深圳的理想,是希望仿照一河之隔的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在20年前从零开始,一步到位成为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深圳市也希望复制这样的做法,深圳有足够的资金,资源是丰富的,希望在深圳也一下子办出一个研究型大学,他们就叫南方科技大学。这个名字是早就取好的了,我去的时候已经不能变更了,现在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名字不理想,但是已经叫出来了,只能这样了。
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我在中国搞高校教育这么多年,感觉中国的大学都是千校一面,都是一种模式竞争,都是扩招,争硕士点、博士点,都走同样的路。你看中国的大学都是一个样子,所以我想办一个与中国现有大学有点不同的学校。这是一所什么学校呢?我就是想办一所像钱学森推崇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钱学森所说的高度创新的学校,具体举例时就是举的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的母校。这个学校只有两千学生,但培养了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在美国的科技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全世界都公认它是培养高度创新人才的学校,为什么中国不能办起这样的学校来?所以我想试一试,办一所这样的学校。
所以这三者的理想重合了。
京华周刊:你认为加州理工之所以成为名校,它具备哪些最重要的条件?南科大是否具备那些条件?
朱清时:“学者至上,学术主导,教授治校”,这是加州理工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什么叫学术主导?我打个比方说,加州理工在这方面上有点像解放前中国的梅兰芳剧团,剧团所有运作都围绕着让梅兰芳唱好戏,唱出创新来,这实质上是梅兰芳唱好戏主导着一切,也就是说像梅兰芳这样唱戏的人在主导剧团。什么叫教授治校?加州理工实质上就是一个学术机构,它的理念就是要把教学、科研做得最好,好上加好,做得比其他学校都好。也跟梅兰芳剧团一样,就是要唱戏唱得比其他剧团都好。
我们的学校现在已经变成行政主导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而且官也不是教授选出来的,不是取决于教授意愿,而是上级派过来的,行政系统派人,这样的话,学校就不可能办得很纯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行政领导是以权力来引导学校朝什么方向走的,他们并不一定明白怎么样才能把学校的学术搞好。中国的大学需要回归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在加州理工体现得最典型,就是学术主导,教授治校。钱学森说加州理工的气氛,就是大家都拼命竞争,把事情都做到最好。举个例子说,有一位教授贴出布告来要做一个讲座,钱学森的老师看了想要唱对台戏,于是也做一个讲座,就像打擂台一样。加州理工就是这样互相竞争。
京华周刊:加州理工的治校理念可能有一定的社会土壤,我国的高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土壤呢?
朱清时:我国的高校以前也是这样的,后来大学的功能被赋予得太多了。本来大学的功能就是要培养一流的学生,后来大学被赋予很多功能,要做很多事。我相信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件事,就是怎么管理大学。这类似于过去思考如何管理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民公社化,农民没有积极性,连饭都没有吃的,于是改为包产到户。教育主要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改革。农村这么大的改革都能进行,教育的改革为什么不能进行呢?
去行政化探索
京华周刊:关于高校教改的一些新的理念,社会上呼吁与讨论也挺多的,而付诸实践的,你是第一个。在一个人推动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时有无力感或者力不从心之感?
朱清时:你这样说只是从一个方面看,但另一方面,我感觉,任何一个新事物的推行,都需要先让大学都想这个问题,让大家都理解,于是就会变成很多人都来做的事情。所以,尽管经常见我一个人在做在说,我把这看作是做一种实验。现在我觉得这一年多来,全社会都已在关注这个实验、思考这个问题了,大家思考的结果,会有很多人自发去做。去年两会讨论教育的去行政化,对这个说法目前还很有争议,很多人不接受。但去年三月份两会召开之后,辽宁至少有五所公办高校换了校长,他们在全国民选校长,不再是行政部门去派校长。全国报名、逐次考核,然后评选,选上的就任命。这说明去行政化的思想很快在社会上就有反应。如果大家都开始这样想,那去付诸实施的就会一个比一个多。
京华周刊:你的聘书都是深圳市政府发的,南科大目前的模式能不能叫去行政化呢?
朱清时:当然可以啦。去行政化并不是说不能是公办的学校,去行政化是着眼于怎么样管理。政府可以不直接管理学校。我们一年多来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设立学校的董事理事会,起草理事会章程。理事会有政府的人参加,有社会的知名人士,还有国内外教育专家。南科大的大事都在理事会上报告,理事会讨论形成决议,然后付诸实施。它相当于一个企业的董事会,校长只是个CEO。通常弄一个董事会感觉有点民办的意思,其实政府与国家财政也可以通过理事会来管理。去行政化主要是说不要用行政权力来主导学校运行。就像校长选中我,也是市政府主导的,但他们让评选专家投票了,投票起了很大的作用,市政府很尊重这些专家。这就是改变行政主导学校的好方法。
京华周刊:大家都在推动去行政化?
朱清时:不要光说我个人,这件事情,有很多人都在推动。
京华周刊:在去行政化的前提下,南方科大区别于其他的高校,有什么特点?
朱清时:南方科大最大的特点,是依法治校。它是个公办大学,但它依照一部法律来运转,法律规定理事会是我们的老板。不过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它一年只开一两次会。
第二个特点,是学生采用书院式管理。学生吃住都在一个学院里头,他们与老师住在一起,学生有什么问题,每天晚上都可以找老师去请教。而且老师不仅教授课程,而且管理学生的生活等各种各样的事情。书院式管理中,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做得比较好。在中国的大学里,每个学校的学生都太多,教师相比较而言太少,所以无法做到这些。南方科大将办一个精品学校,学生不多,几百人,老师足够多,可以实施书院式管理。
第三个,南方科大的学生头两年完全上基础课,第三年自主选择专业,不会一考进南方科大,专业就定了,两年以后学生就能自己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
还有,南方科大将不设系。现在很多大学都有学院有系,比如理工类,都是按照一百年前自然科学的状态来分的,但现在的科技发展都按照交叉综合的方向发展,按照传统方式设系,就会形成对学科交叉综合的阻力,所以现在这种结构注定要变化。南方科大还属于一张白纸,所以可以先尝试这一点。学院可能还要尝试分,但学院下就很可能不设系了。
无论是教学、管理、以及领导等多方面,南方科大都在进行新的尝试。
京华周刊:你的身份挺多了,有人说是一个科学家,有人说是一个教育家,有人说是一个官员,你最喜欢的定位是什么?
朱清时: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喜欢,我一生最大的特点,我最喜欢的名字,是“探索者”,我一生都很想探索新东西。
大学对国家意味着什么?明治维新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创立日本第一所大学时告诉学生,只要我们庆应大学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反观中国大学目前的水准,远不如我们的经济成就那样耀眼,更不必说担当守望文明的责任。
虽然南方科大校名现在还挂着个(筹)字,我们却已经对它寄望深沉。南方科大的校徽是一支火炬,朱清时校长说,火炬象征南方科大的使命:为高等教育改革找出一条新路。一年多的创建历程,这位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和诸多“反叛”言行的化学家说,他学会了“妥协”——“我们要获得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特别是政府的支持。”
理想要变成现实,担当者和承受者,都要经历无穷无尽的考验。需要无私无畏,更需要宽厚包容。困难时刻,坚持与妥协,挺身支持或者不阻挠不反对,只要是出自远见和智慧的抉择,都可能汇聚成前行中弥足珍贵的温暖力量。
祝福朱校长,祝福这所“寒假考试春天开学”“自授文凭自主招生”的新大学, 也祝福那座诞生起就烙上创新印记的城市,借用李政道先生题写南方科大校名时说的四个字:敬祝成功。
“南方科大筹建,高校教改试验,不要光说我个人,很多人都在推动”
一脸疲惫,却总是一脸笑容。
面对公众,朱清时总是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儒雅平易一点,不失名校校长的风度。
然而疲累总是要写在脸上的。 “朱校长,这几年憔悴多了啊!”,在北京会议中心一个拥挤的电梯里,他的脸色引起了一位委员的关注,“当年中科大与北航合并成功,你该在北京呆着,就不必到南方去了”。
对这一番话,朱清时挤出一脸皱纹,呵呵一笑。
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对于65岁的朱清时而言,精力的确是最大的考验。
但他无法停下来,3月1日南方科技大学好不容易开学了,作为校长的朱清时不得不接受一批又一批记者的采访。刚能喘口气,又要马不停蹄赶到北京来,参加全国两会,接受另一轮媒体的“轰炸”。
对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呱呱坠地,教育主管部门虽然已明确表示“支持”,但有些人显然仍然态度暧昧。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3月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南方科大时,他“跑题”谈起了中学教育,完全脱离记者们的预期,丝毫没有显露出将南方科大当成高校教改试验田看待的意思。
但公众舆论的热情没有丝毫衰减,3月2日下午朱清时赶到北京会议中心时立马遭到记者的围堵。他倦容难敛、陷坐在一张米黄色沙发里,打起精神面对四周围满的记者。很快,他的照片与镜头分别填满了报纸的版面以及电视台的荧屏——南方科大与朱清时,是此次两会最先热起来的话题之一。
备受关注,事非偶然。在中国改革进入瓶颈,教改、房改、医疗改革皆不尽人意,各种问题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下,南方科大与朱清时努力做出的一点点的突破,立马能与公众希望教育改革深化期盼产生强烈共鸣。
所以,朱清时再苦再累,他也无法当逃兵,只能面带微笑,态度和蔼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让更多人了解南方科技大学、支持中国高校教育改革,这是朱清时的使命。
朱清时显然已经走在高校教改队伍的前面,不过好在他并不感觉自己完全孤单。他3月3日接收本刊记者专访时说,“这件事情,有很多人都在推动”。
每一步都走得艰难
京华周刊: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朱清时:其实每一步都是最困难的时候,每一个阶段,如果过不来也就走完了。比如刚开始,接到聘书之后,才发现教育部领导是完全不同意的,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搞不好,当时就停了。我刚去,国家审计署去审计,审计未批先建南方科大,属于教育部还没有批准的学校,是违法的。
京华周刊:越过这道门槛,主要靠谁的努力?
朱清时:综合努力。最后的变化是中央抓教育改革规划纲要,大家希望看到真正有人来做实验,教育改革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需要有试验。大家觉得南方科大是愿意提供巨大的资金来建这样一所高水平学校,而且走的是新的路子,应该要深圳试一试。本来地方拿钱办教育就是好事,拿这么多钱做一个教改实验,为什么不让人试呢?当时的规划纲要出得好,教改的呼声很高,于是就改变了当时的局面。教育部也表态,希望南方科大作为国家教改综合实验学校,难关就过了。
京华周刊:还有哪些难关?
朱清时:学校没有行政级别,不在体制内,无法把学校和政府机关衔接起来,比如说我们的上级是谁都不清楚。怎么把学校和政府运作联系起来,如果对接不起来,空有很多好的想法却得不到政府的资源是不行的。第二阶段就是与政府磨合,要了解政府的运作方式,作一些规划、预算,走文件,审批。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以前有新闻说过,政府集体采购,买台计算机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不过政府也想把南科大办好,所以大家都在想办法靠拢,凑在一起寻找一些解决办法。这样南科大的运作才比较有效地得到政府的支持。
南科大生逢其时
京华周刊:全国招聘的时候,筹建方看中你的哪方面?
朱清时:这个我不好说,因为当时我都没有参加,事后也没有真正去了解。不过好像也有人写了还原当时全过程的文章,介绍当时的人选情况。
京华周刊:你本人能为南科大的筹建创立带去什么东西?
朱清时:我主要是熟悉研究型大学,我当然知道研究型大学该怎么建设。我本来以为顺理成章能把大学办起来,但后来发现还是很困难。
京华周刊:不过南方科大在两会如此受人关注,包括你本人也是全国关注的焦点与热点,这可能是很多民众对南方科大寄托着教改的理念或者某种教育理想。
朱清时:这个比较专业了,我先举例说,昨天我接触到一位委员,他的父亲当时是宁波大学的创始人。这位委员说,看到我现在办南方科大的这些理念,他想起他父亲当初办宁波大学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不过那个时代还太早了一点,大家对教育与教育改革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关注。南科大是恰逢其时,是国家正要编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全社会对教育的现状也不满意,都希望教育能够改革,一种心灵的默契产生出来,都觉得至少应该让这些人试一试吧,试就是进步,试了之后才能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什么。这不光是我的想法,近年来不少教育专家都有这种愿望与体验。
京华周刊:是不是说对于南方科大创办,现在官方是比较支持的?
朱清时:对,不过在政策上的支持,还需要落实,现在还只是原则上的支持,还需要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方便。
欲破解“钱学森之问”
京华周刊:南科大寄托着某种社会的理想,深圳市当初要办南科大的理想,以及你本人的理想,这三者在哪些方面是重合的,哪些又是不一样的?
朱清时: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社会的理想应该也广泛存在了,比如钱学森,晚年明确说最牵挂的是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需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大学,这么多年来办不出一所高度创新的学校?社会也正是有这种愿望,希望中国出现一些钱学森所希望的那样、培养高度创新的学校。
深圳的理想,是希望仿照一河之隔的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在20年前从零开始,一步到位成为一所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深圳市也希望复制这样的做法,深圳有足够的资金,资源是丰富的,希望在深圳也一下子办出一个研究型大学,他们就叫南方科技大学。这个名字是早就取好的了,我去的时候已经不能变更了,现在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名字不理想,但是已经叫出来了,只能这样了。
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我在中国搞高校教育这么多年,感觉中国的大学都是千校一面,都是一种模式竞争,都是扩招,争硕士点、博士点,都走同样的路。你看中国的大学都是一个样子,所以我想办一个与中国现有大学有点不同的学校。这是一所什么学校呢?我就是想办一所像钱学森推崇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钱学森所说的高度创新的学校,具体举例时就是举的加州理工学院,这是他的母校。这个学校只有两千学生,但培养了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在美国的科技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全世界都公认它是培养高度创新人才的学校,为什么中国不能办起这样的学校来?所以我想试一试,办一所这样的学校。
所以这三者的理想重合了。
京华周刊:你认为加州理工之所以成为名校,它具备哪些最重要的条件?南科大是否具备那些条件?
朱清时:“学者至上,学术主导,教授治校”,这是加州理工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什么叫学术主导?我打个比方说,加州理工在这方面上有点像解放前中国的梅兰芳剧团,剧团所有运作都围绕着让梅兰芳唱好戏,唱出创新来,这实质上是梅兰芳唱好戏主导着一切,也就是说像梅兰芳这样唱戏的人在主导剧团。什么叫教授治校?加州理工实质上就是一个学术机构,它的理念就是要把教学、科研做得最好,好上加好,做得比其他学校都好。也跟梅兰芳剧团一样,就是要唱戏唱得比其他剧团都好。
我们的学校现在已经变成行政主导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而且官也不是教授选出来的,不是取决于教授意愿,而是上级派过来的,行政系统派人,这样的话,学校就不可能办得很纯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行政领导是以权力来引导学校朝什么方向走的,他们并不一定明白怎么样才能把学校的学术搞好。中国的大学需要回归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在加州理工体现得最典型,就是学术主导,教授治校。钱学森说加州理工的气氛,就是大家都拼命竞争,把事情都做到最好。举个例子说,有一位教授贴出布告来要做一个讲座,钱学森的老师看了想要唱对台戏,于是也做一个讲座,就像打擂台一样。加州理工就是这样互相竞争。
京华周刊:加州理工的治校理念可能有一定的社会土壤,我国的高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土壤呢?
朱清时:我国的高校以前也是这样的,后来大学的功能被赋予得太多了。本来大学的功能就是要培养一流的学生,后来大学被赋予很多功能,要做很多事。我相信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件事,就是怎么管理大学。这类似于过去思考如何管理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民公社化,农民没有积极性,连饭都没有吃的,于是改为包产到户。教育主要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改革。农村这么大的改革都能进行,教育的改革为什么不能进行呢?
去行政化探索
京华周刊:关于高校教改的一些新的理念,社会上呼吁与讨论也挺多的,而付诸实践的,你是第一个。在一个人推动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时有无力感或者力不从心之感?
朱清时:你这样说只是从一个方面看,但另一方面,我感觉,任何一个新事物的推行,都需要先让大学都想这个问题,让大家都理解,于是就会变成很多人都来做的事情。所以,尽管经常见我一个人在做在说,我把这看作是做一种实验。现在我觉得这一年多来,全社会都已在关注这个实验、思考这个问题了,大家思考的结果,会有很多人自发去做。去年两会讨论教育的去行政化,对这个说法目前还很有争议,很多人不接受。但去年三月份两会召开之后,辽宁至少有五所公办高校换了校长,他们在全国民选校长,不再是行政部门去派校长。全国报名、逐次考核,然后评选,选上的就任命。这说明去行政化的思想很快在社会上就有反应。如果大家都开始这样想,那去付诸实施的就会一个比一个多。
京华周刊:你的聘书都是深圳市政府发的,南科大目前的模式能不能叫去行政化呢?
朱清时:当然可以啦。去行政化并不是说不能是公办的学校,去行政化是着眼于怎么样管理。政府可以不直接管理学校。我们一年多来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设立学校的董事理事会,起草理事会章程。理事会有政府的人参加,有社会的知名人士,还有国内外教育专家。南科大的大事都在理事会上报告,理事会讨论形成决议,然后付诸实施。它相当于一个企业的董事会,校长只是个CEO。通常弄一个董事会感觉有点民办的意思,其实政府与国家财政也可以通过理事会来管理。去行政化主要是说不要用行政权力来主导学校运行。就像校长选中我,也是市政府主导的,但他们让评选专家投票了,投票起了很大的作用,市政府很尊重这些专家。这就是改变行政主导学校的好方法。
京华周刊:大家都在推动去行政化?
朱清时:不要光说我个人,这件事情,有很多人都在推动。
京华周刊:在去行政化的前提下,南方科大区别于其他的高校,有什么特点?
朱清时:南方科大最大的特点,是依法治校。它是个公办大学,但它依照一部法律来运转,法律规定理事会是我们的老板。不过它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它一年只开一两次会。
第二个特点,是学生采用书院式管理。学生吃住都在一个学院里头,他们与老师住在一起,学生有什么问题,每天晚上都可以找老师去请教。而且老师不仅教授课程,而且管理学生的生活等各种各样的事情。书院式管理中,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做得比较好。在中国的大学里,每个学校的学生都太多,教师相比较而言太少,所以无法做到这些。南方科大将办一个精品学校,学生不多,几百人,老师足够多,可以实施书院式管理。
第三个,南方科大的学生头两年完全上基础课,第三年自主选择专业,不会一考进南方科大,专业就定了,两年以后学生就能自己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
还有,南方科大将不设系。现在很多大学都有学院有系,比如理工类,都是按照一百年前自然科学的状态来分的,但现在的科技发展都按照交叉综合的方向发展,按照传统方式设系,就会形成对学科交叉综合的阻力,所以现在这种结构注定要变化。南方科大还属于一张白纸,所以可以先尝试这一点。学院可能还要尝试分,但学院下就很可能不设系了。
无论是教学、管理、以及领导等多方面,南方科大都在进行新的尝试。
京华周刊:你的身份挺多了,有人说是一个科学家,有人说是一个教育家,有人说是一个官员,你最喜欢的定位是什么?
朱清时: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喜欢,我一生最大的特点,我最喜欢的名字,是“探索者”,我一生都很想探索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