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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年6月1日美国退出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有关美国退出的原因以及后续的影响都成为了争论的焦点。而其中国际社会最关注的是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权问题，即中国是否有能力“接盘”。本文探讨了在美国缺位全球气候治理的状况下，中国“被推到中心”是否可以胜任领导者的角色，最后分析了中国如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找准定位，从而避免被国际社会“捧杀”。
【关键词】 全球气候治理 中国压力 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气候治理一直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本文立足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从中国自身国情出发，探索了一种中国主导的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和加强国际合作，以期促进全球气候治理朝着利好方向发展。
一、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气候政策的变化及影响
在特朗普上任前的奥巴马任期内，中美两国合作，曾为《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和生效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好景不长，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对美国在能源与气候领域进行了重大调整，最为显著的体现就是2017年6月1日，他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声称该协议是对美国的不公平待遇，对美国经济形势和就业率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向来是遵循多边主义的原则，少数几个国家领头，各国共同制定方案。而美国的中途退出显然是在逆全球化。发达国家承诺2020年以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美国的退出将导致发达国家资金份额分配发生变化，原本对资金援助就有争议的发达国家有可能会因此产生阵营分裂。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或将因资金援助等问题而产生变化，最终退回到观望和“搭便车”的立场之上。此外，特朗普认为发展中国家更应该为全球气候变暖负责，而不是发达国家，这反映的恰恰是美国国民意识中极端自私的一面。既然把“锅”甩给了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也顺势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期望，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将有很大可能从“跟随”变为“主导”，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实际状况并没有这么容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中国到了舞台的中央，也必将有无数盏聚光灯，所做的一切都会被拿出来衡量，这也很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主张及压力
（一）平衡利益诉求，提出“中国方案”
我国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促进各方互惠合作、共同发展。这有利于扩展各国自愿合作的领域和空间，扩大各方利益的交汇点，促进气候谈判由“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赢。我国在气候治理理念和合作方式上展现出不同于美国、欧盟的新型领导力和引领作用，从古代哲学思想出发，提出“多元共生”的理念，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中国也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希望更多国家可以加入进来，增强合力，实现共同指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在中国看来，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符合各国一致利益的取向，存在巨大合作空间和广阔前景，可成为我国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和成功范例。
（二）美欧双边施压
没有了巴黎协定的约束，美国的能源产业如煤炭、天然气、石油产业将会实现较快发展，不仅挤占全球组排放空间，也会形成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对中国的相关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能在传统工业产品领域保持对美国的贸易优势，是因为中国不受减排的强力约束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没有了减排约束，美国的传统工业产品能够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使美国在贸易领域重新占据优势并扭转中美贸易格局。
此外，欧盟在减排问题上持续向发展中大国施压。欧盟为实现其激進额全球减排目标，始终将发展中国家中的排放大国视为重要施压对象，认为这些国家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属于快速发展国家，所以排放量很大，它们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但与此同时，欧盟又不愿意向发展中大国提供充足的资金和核心技术，理由是发展中大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没有必要再依赖发达国家进行减排。这种逃避责任的做法狠了中国很大压力，将中国推向节能减排的风口浪尖。因此不管是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还是从国内看，中国的发展面临的形势都比以往更加严峻。
三、中国如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一）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持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所谓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主权国家及其他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组织运行、国际秩序建构、国际规则制定、国际道义维护等方面所拥有的话语权、影响力以及规则制定权。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主权国家可以利用制度性话语权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发展趋势，建构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将自己的话语权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利益。因此，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前，一直都是美国拥有较大的制度性话语权，制定的规则也是不平等的。
要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有所作为，就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积极参与并推动落实。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同欧盟和加拿大一道组织了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为《公约》外气候合作创造了新的机制。但中国要想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也不是一日的功力。目前中国确实提出了一些“中国方案”，但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实现的标志是中国方案能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能对国际议程产生影响，能在其它国家得到推广和实践，最终将中国的方案话语演变为国际规范话语，成为指导国家间行为的基本准则。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提出方案的同时，也要以身作则，也就是说，在国内要继续倡导节能减排。我国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2020年后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包括：到203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比例提升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特别是提出到2030年左右CO2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早日达峰。这是一个有雄心有力度的减排目标，也是与国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统筹的战略选择。这体现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确保减排承诺实现的决心和务实行动。 （二）以中美合作为主，加强国际合作
虽然在全球气候治理这个问题上，中国体现了大国的担当，但美国缺位全球气候治理后，大大增加了其它国家履约的难度。美国的退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些国家消极履约，纷纷取消之前承诺的减排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难独当一面。因此，从历史责任和发展阶段考虑，中国应同美国展开合作。
就可能产生的合作的方面而言，结合特朗普政府关注的能效、天然气、洁净煤、清洁大气和水等环境热点，中美可以在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页岩油气贸易、雾霾治理等具有协同性的方面合作，尽可能维持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潜力。2017年11月，中美在特朗普访华期间达成了包括天然气开采、核能、传统能源能效提升在内的一系列成果。同时，不能忽视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虽然近年来欧洲经历了英国脱欧、德國陷入组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上台以后还是对落实《巴黎协定》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中欧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大有可期。
总之，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国际社会给了中国很高的期待，但中国目前仍面临着很大的参与压力，在提出“中国方案”的同时，也需要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在特定领域进行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参考文献】
[1] 刘元玲：《变与不变：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气候政策与行动》[M].《美国研究蓝皮书（201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版。
[2] 陈俊：《全球气候治理与气候责任》[J].《哲学动态》2018 年（2）：13-18.
[3] 张永香. 巢清尘.郑秋红：《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7（5）：407-414.
[4] 何建坤：《全球气候治理形势与我国低碳对策》[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7）：71-73.
[5] 人民网：“基础四国”第二十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发布[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7/1115/c1002，29647738.html.
作者简介：李安娜（1996—），女，汉族，湖北襄阳市人，法学硕士，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方向：东南亚华侨华人。
【关键词】 全球气候治理 中国压力 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气候治理一直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本文立足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从中国自身国情出发，探索了一种中国主导的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和加强国际合作，以期促进全球气候治理朝着利好方向发展。
一、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气候政策的变化及影响
在特朗普上任前的奥巴马任期内，中美两国合作，曾为《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和生效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好景不长，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对美国在能源与气候领域进行了重大调整，最为显著的体现就是2017年6月1日，他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声称该协议是对美国的不公平待遇，对美国经济形势和就业率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向来是遵循多边主义的原则，少数几个国家领头，各国共同制定方案。而美国的中途退出显然是在逆全球化。发达国家承诺2020年以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美国的退出将导致发达国家资金份额分配发生变化，原本对资金援助就有争议的发达国家有可能会因此产生阵营分裂。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或将因资金援助等问题而产生变化，最终退回到观望和“搭便车”的立场之上。此外，特朗普认为发展中国家更应该为全球气候变暖负责，而不是发达国家，这反映的恰恰是美国国民意识中极端自私的一面。既然把“锅”甩给了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也顺势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期望，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将有很大可能从“跟随”变为“主导”，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实际状况并没有这么容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中国到了舞台的中央，也必将有无数盏聚光灯，所做的一切都会被拿出来衡量，这也很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主张及压力
（一）平衡利益诉求，提出“中国方案”
我国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促进各方互惠合作、共同发展。这有利于扩展各国自愿合作的领域和空间，扩大各方利益的交汇点，促进气候谈判由“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赢。我国在气候治理理念和合作方式上展现出不同于美国、欧盟的新型领导力和引领作用，从古代哲学思想出发，提出“多元共生”的理念，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中国也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希望更多国家可以加入进来，增强合力，实现共同指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在中国看来，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符合各国一致利益的取向，存在巨大合作空间和广阔前景，可成为我国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和成功范例。
（二）美欧双边施压
没有了巴黎协定的约束，美国的能源产业如煤炭、天然气、石油产业将会实现较快发展，不仅挤占全球组排放空间，也会形成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对中国的相关产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能在传统工业产品领域保持对美国的贸易优势，是因为中国不受减排的强力约束而降低了生产成本。没有了减排约束，美国的传统工业产品能够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使美国在贸易领域重新占据优势并扭转中美贸易格局。
此外，欧盟在减排问题上持续向发展中大国施压。欧盟为实现其激進额全球减排目标，始终将发展中国家中的排放大国视为重要施压对象，认为这些国家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属于快速发展国家，所以排放量很大，它们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但与此同时，欧盟又不愿意向发展中大国提供充足的资金和核心技术，理由是发展中大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没有必要再依赖发达国家进行减排。这种逃避责任的做法狠了中国很大压力，将中国推向节能减排的风口浪尖。因此不管是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还是从国内看，中国的发展面临的形势都比以往更加严峻。
三、中国如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一）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持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所谓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主权国家及其他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组织运行、国际秩序建构、国际规则制定、国际道义维护等方面所拥有的话语权、影响力以及规则制定权。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主权国家可以利用制度性话语权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发展趋势，建构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将自己的话语权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利益。因此，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前，一直都是美国拥有较大的制度性话语权，制定的规则也是不平等的。
要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有所作为，就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积极参与并推动落实。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国同欧盟和加拿大一道组织了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为《公约》外气候合作创造了新的机制。但中国要想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也不是一日的功力。目前中国确实提出了一些“中国方案”，但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实现的标志是中国方案能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能对国际议程产生影响，能在其它国家得到推广和实践，最终将中国的方案话语演变为国际规范话语，成为指导国家间行为的基本准则。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提出方案的同时，也要以身作则，也就是说，在国内要继续倡导节能减排。我国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2020年后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包括：到203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比例提升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特别是提出到2030年左右CO2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早日达峰。这是一个有雄心有力度的减排目标，也是与国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统筹的战略选择。这体现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确保减排承诺实现的决心和务实行动。 （二）以中美合作为主，加强国际合作
虽然在全球气候治理这个问题上，中国体现了大国的担当，但美国缺位全球气候治理后，大大增加了其它国家履约的难度。美国的退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些国家消极履约，纷纷取消之前承诺的减排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难独当一面。因此，从历史责任和发展阶段考虑，中国应同美国展开合作。
就可能产生的合作的方面而言，结合特朗普政府关注的能效、天然气、洁净煤、清洁大气和水等环境热点，中美可以在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页岩油气贸易、雾霾治理等具有协同性的方面合作，尽可能维持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潜力。2017年11月，中美在特朗普访华期间达成了包括天然气开采、核能、传统能源能效提升在内的一系列成果。同时，不能忽视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虽然近年来欧洲经历了英国脱欧、德國陷入组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上台以后还是对落实《巴黎协定》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中欧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大有可期。
总之，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国际社会给了中国很高的期待，但中国目前仍面临着很大的参与压力，在提出“中国方案”的同时，也需要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在特定领域进行通力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参考文献】
[1] 刘元玲：《变与不变：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气候政策与行动》[M].《美国研究蓝皮书（201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版。
[2] 陈俊：《全球气候治理与气候责任》[J].《哲学动态》2018 年（2）：13-18.
[3] 张永香. 巢清尘.郑秋红：《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7（5）：407-414.
[4] 何建坤：《全球气候治理形势与我国低碳对策》[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7）：71-73.
[5] 人民网：“基础四国”第二十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发布[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7/1115/c1002，29647738.html.
作者简介：李安娜（1996—），女，汉族，湖北襄阳市人，法学硕士，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方向：东南亚华侨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