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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是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散文文体。科举考试用论，是与论自身的文体特征和唐代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考察论体发展、演进的轨迹可知，论体讲究逻辑与思辨，除了易于表述政治观点和见解外，还利于阐发哲学观点和思想理念，这是论体被选为科举文体的内在原因。初唐后期，论开始应用于进士科考试，但不固定使用。中晚唐时期，由于社会剧变，在时代因素的影响下，论一度取代诗赋而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
[关键词]论；科举文体；文体因素；社会政治因素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2-0064-(04)
一、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散文文体，同时也是一种极具实用价值的应用文体。在科举考试实行后，论即被选人科举考试文体行列中并被长期应用。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论》中说：“唐宋取士，用以出题。”其实不只在唐宋时期，在明清两朝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论都是科举考试中的必用文体。明初《科举程式》规定：乡试、会试各三场，次场论一篇。此后一直沿用到清乾隆二十二年。而论在科举考试中被予以重用则是在宋代。当时“每试必有一论，且较诸它文，应用之处为多”；此外，士子名次的高下，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论作得好与否。由于论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当时人们就对它展开研究，并形成专门的学问——论学。
论何以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在诸多散文文体中脱颖而出并被科举考试选中而长期予以使用，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体因素，二是社会政治因素。拙文拟就此问题展开以下考察与分析。
二、文体因素：利于表达思想，发表政见
科举考试选用文体的主要功能在于选拔人才，因此，考试选择的文体要利于应试者显示自身的才学与能力。由此可知，文体自身因素是影响文体能否被选为科举文体的重要因素。论体自身有哪些有利条件被选择为科举考试文体，这要从论体的发展演进过程来考察分析。
论在进入科举考试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为其孕育时期，以诸子散文为代表。诸子散文讲求论辩说理，故议论色彩十分浓厚，但文章中多杂用叙述，如《庄子》、《孟子》等。《荀子》和《韩非子》标志着先秦议论文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些文章虽非后来的论体文，却孕育了论这一文体胚胎。
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是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论体创作也日渐丰富；同时人们对论的理论认识也逐渐深入和系统。在西汉初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单篇论体文，如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等，这标志着论体的形成。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评论历代论体文时以《论语》为宗，次及《齐物论》和《吕氏春秋》六论”等。但前者不过是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为寓言类“杂说”，而非论体文。汉武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对儒家经典予以阐发自然也就成了时尚所趋，故有“石渠论艺”、“白虎通讲”，仅前者所论之文，见于《汉书·艺文志》者即达165篇。魏晋南北朝时期，论体文创作亦极其繁荣，今天所能看到的就有352篇之多。其中不乏名篇佳作，如严尤《三将论》、傅嘏《难刘劭考课法论》、王粲《儒吏论》、何晏《老子道德论》、陆机《辨亡论》、宋岱《周易论》、嵇康《声无哀乐论》、江统《徙戎论》，等等。这些作品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们或阐发经典，明己之思想；或臧否人物，表己之政见。如裴不满何晏、王弼的玄谈怪论，“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晋书》)。论体文创作的丰富，为其理论总结提供了基础。最早为论列名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将论列为八种文体之一。此后，陆机在《文赋》、李充在《翰林论》、范晔在《后汉书·艺文志》中，都对论有所论述和涉及，然而都只抓住某一方面，或从特征谈，或从风格讲，且都只言片语，不是对论这种文体的全面论述。
能够对论准确定位并详加考证与论述的是南朝齐梁时期的刘勰。他集前代研究之大成，在《文心雕龙》的《宗经》、《论说》、《序志》诸篇中对论体的起源、内涵、类型予以考证和分析，并对前代论体作品准确评价，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论体创作原则。他在《论说》篇中说：“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要求论体创作时道理要讲得全面通达，避免写得支离破碎；要做到思想和道理的统一，把论点组织严密，没有漏洞；文辞和思想密切结合。这一原则在南宋诸多作家的论体创作理论中都有体现。如吕祖谦要求：“作论要首尾相应及过处有血脉。”林执善比喻说：“作论当如文与可画竹，先有成竹于胸中。”陈亮亦说过：“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越，……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陈傅良主张：“凡作论以立意为先，造语次之。造语有三：一贵圆转周旋，二贵过度精密，三贵精奇警拔。”而对刘勰论体创作原则领会最深的当属危稹，他具体提出作论七原则：“一圆转，二谨严，三多意而不杂，四含蓄而不露，五结上生下其势如贯珠，六首尾相应其势如击蛇，七结一篇之意常欲有不尽之意，如清庙三叹有遗音。”类似的论体文作法原则比之刘勰有所发展，体现了时文之论的要求。
其后，萧统在《文选》中专列“论”一体，另又列“文论”、“设论”和“史论”三类。其分类虽与刘勰略有不同，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一直到宋以前，对一般论体文的分类、对论的功能和作法的理论概括，基本上不出刘勰与萧统等人的论述范围。
综上可以看出，论是一种极富政治色彩和积极人世精神的文体。先秦诸子之文多旨在宣传其政治学说，以期“行于世”；《过秦论》、《论贵粟疏》这些“西汉鸿文”更是典型的政论文；即使在清议盛行的魏晋时期，论的“济世”使命也未被忽略，如上文所举裴即是例证。论除了易于表述政治观点和见解外，还利于阐发哲学观点和思想理念。对此，曹魏末年的桓范在《世要论》里讲得比较清楚。他说：“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又说：“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滥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桓范所说的“道”，指的是儒家思想。他认为论应当用以“阐弘大道，述明圣教”，“存有益之义”。此外，论还是最讲求逻辑性、思辨性的一种文体。无论是曹丕所说的“书论宜理”，还是陆机所说的“论精微而朗畅”，都是就论的这个特点而言的。总之，与箴、铭、表、赞以及诗、赋等文体相比，论更利于表达思想，发表政见。论的这些文体因素是其后来被应用 于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社会政治因素：对人才选择的要求
科举考试文体的选用除了文体自身因素外，时代的社会政治风气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对人才的选择也有不同的要求：歌舞升平时期，多需要文人雅士；社会剧变、时局动荡时期，则多需要能将悍吏。论在科举考试中被选择与使用，即证明了当时社会对人才选择的这一要求。
论在科举制度实施后并未立即被选用。考察科举史可知，唐初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的科举考试是遵循隋制，文体选择只用策。《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载：“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记载：“自是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只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
(一)唐高宗时期，论在科举考试中初现
论在科举考试中最初出现大约在唐高宗时期，并且是在进士科中。《唐会要》卷七十六《进士》载：“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根据刘思立的建议，永隆二年(681年)八月诏：“自今已后，考功试人，……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进士除试策外，加试杂文的形式，由此确定下来。那么何谓杂文?对此徐松有所解释，他在《登科记考》卷二引永隆二年八月诏时说：“按杂文两首，为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从徐松的论述看，“杂文”试在开元以前只试“箴铭论表”，其后间或试诗赋。而徐松此论的依据是什么，他没有说明。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考证了徐松所加按语正确的可能性，可参见。现存唐代此一时期的进士试文、箴铭表等文体都见记载，如光宅二年(685年)的《九河铭》、开元十四年(726年)的《考功箴》、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拟孔融荐祢衡表》。等，未见关于论的记载，因为其间许多年的考试题目未见著录，但可以肯定，论在当时已被使用于进士科考试。《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杨国忠初知选事”条下载：“旧例，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可证在天宝年间以前，论已经在进士试中出现。
从上述文献看，论在唐朝前期进入科举考试后并未被作为独立的考试科目来使用，而是与箴表铭以及诗赋等文体一起被称之为“杂文”。这几种文体在一次考试中并不同时使用，而是有选择地取一两种而已。因此，当诗赋在杂文中取得统治地位后，论等文体在科举考试中出现的机会就比较少了。《唐摭言》卷一《试杂文》说：“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由此可知，在盛唐初期，论虽在科举考试中出现，但应用时间较短，且地位也不是很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唐朝国力渐盛，社会逐渐趋于稳定祥和，因此在人才选择上虽也力求能干之士，但更多的选择是文章雕客，以点缀升平气象。
(二)唐朝中晚期，论开始作为独立的一门考试科目
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记载中，论作为独立的一门考试科目，甚至一度取代诗赋，独占鳌头，是在唐朝中晚期。《新唐书》记载：“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赵赞是建中二年(781年)十月被任命为知贡举的，主建中三年(782年)春的科举考试，这年进士杂文试的题目即为《学官箴》；并且，据《唐国史补·卷下》“熊执易擅场”条可知，建中四年(783年)进士试即试论一首《易知险阻论》。可见赵赞的主张得到了贯彻实施。至于实行了多长时间，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一建中二年载赵赞事，其所加按语说：“次年进士试《学官箴》，是罢诗赋自三年始，第不知复于何年用诗赋。考《文苑英华》载贞元四年试《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大约贞元之初即复旧制，故大和间礼部奏言‘国初以来试诗赋，中间或暂改更，旋即仍旧’是也。”贞元元年是公元785年，按徐松的考证则其间使用箴论表赞等文体最多也不超过五六年的时间。傅璇琮先生对此亦表示赞同。吴宗国则认为此次进士恢复试诗赋最迟到贞元四年(789年)，但他没有进一步举证。论再次被重用则是在李德裕为相时期。《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大和七年(833年)载：“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以杨绾议(代宗宝应元年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条奏贡举之弊，建议改变考试制度，停试明经、进士科等)，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八月庚寅，册命太子，因下制：‘…一进士停试诗赋。’”《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九《大和七年册皇太子德音》载有制词：“并其进士学宜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意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予及第。”次年十月，李德裕罢相，“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论体两次被予以重用，但时间都不是很长。此外，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所试题目据《词学指南》及《登科记考》记载，为《拟孔融荐祢衡表》和《明堂火珠诗》。而《登科记考》(元和十五年)又有这样的记载：“(此年)试《早春残雪诗》，见《唐诗记事》。又《老学庵笔记》云：‘国初《韵略》载进士所习有《何论》一首，施肩吾及第敕亦列其所习《何论》一首。’则此年所试有《何论》矣。”结合前文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进士科所试文体除了某段时期专用诗赋，或专用论议外，在其他时间段里也有诗赋和箴、铭、论、表等应用文体交叉使用的情况。
论能在唐朝中晚期一度取代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文体，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安史之乱后，开元盛世局面不再，原来掩盖于升平气象下的种种矛盾与弊端凸现出来。矛盾和问题的解决需要人才，而人才又主要来源于科举，故科举问题是此一时期政治讨论的一个焦点。当然，在当时的封建时代是不可能对科举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而科举文体的选择在当时又有着极强的指向性，故政治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到考试文体上。社会现实需要的是能解决时弊的政治家、能将悍吏，而非点缀升平、雕章琢句的文人墨客，因此兴于盛唐的诗赋取士方式就备受非议。肃宗(754-760年)时，刘就上疏攻击诗赋取士之法。代宗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年)，以杨绾为首，李栖筠、贾至、严武等名臣更是群而攻之(《旧唐书》)。其后，赵匡亦上疏抨击诗赋取士之弊，建议“不试诗赋”，而代之以“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赵匡的这一主张几年后在赵赞主持科举考试时就得到了实行。与之相比，李德裕走得更远，他罢诗赋，用论议，将论推到科举考试的最前列。
(三)论除在进士科中使用过以外，还应用于制科
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意在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唐代制科的科目见于记载的就有百余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等。韩愈在进士及第以后就曾连应三次博学宏词科考试，其中贞元九年的《太清宫观紫极舞赋》和《颜子不贰过论》以及十一年(795年)的《朱丝弦赋》、《冬日可爱诗》及《学生代斋郎议》(又作《罢斋郎以学生享》)(《登科记考》卷十三则认为后三篇试题当为贞元十年所用)等考试题目及其中的论和议现在还可以看到。从这些记载可知，论也是制科特别是博学鸿词科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登科记考》(大中十二年)记载：“三月中书舍人李藩知举，博学宏词放陈琬等三人。及进诗、赋、论等，……乃落下。”此事《册府元龟》、《唐会要》及《云溪友议》中也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当时吏部所取鸿词名单及其文章都要送呈皇帝过目，故知当时鸿词科中有论。其实，论在盛唐时就曾在制科考试中出现。天宝六年，玄宗命李林甫制科选士，“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皆试以诗赋论议，遂无一人中选。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此前及盛唐其他时间未见记载。
除政治原因外，当时的文学风尚也是影响论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时代氛围迥异，唐朝中晚期的文风与唐初和盛唐时大不相同。其突出表现就是议论盛行，各种议论性文体纷纷涌现，如原、解、辩等。韩愈、柳宗元等大家自不必说，像李德裕这样的政治家，现存论体文就有48篇之多。同盛唐诗歌发展影响以诗赋取士的风气相似，唐朝中晚期的议论文风显然是影响论的科举文体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可知，科举时代考试文体的选择与使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个帝王权臣的一时决断，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科举文体的取舍选用，除了文体自身的原因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现实和文学风尚。论能够在唐代科举考试中被选用就是自身文体因素与时代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论能在唐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中长期被使用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王继洲]
[关键词]论；科举文体；文体因素；社会政治因素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2-0064-(04)
一、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散文文体，同时也是一种极具实用价值的应用文体。在科举考试实行后，论即被选人科举考试文体行列中并被长期应用。吴讷在《文章辨体序说·论》中说：“唐宋取士，用以出题。”其实不只在唐宋时期，在明清两朝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论都是科举考试中的必用文体。明初《科举程式》规定：乡试、会试各三场，次场论一篇。此后一直沿用到清乾隆二十二年。而论在科举考试中被予以重用则是在宋代。当时“每试必有一论，且较诸它文，应用之处为多”；此外，士子名次的高下，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论作得好与否。由于论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当时人们就对它展开研究，并形成专门的学问——论学。
论何以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在诸多散文文体中脱颖而出并被科举考试选中而长期予以使用，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体因素，二是社会政治因素。拙文拟就此问题展开以下考察与分析。
二、文体因素：利于表达思想，发表政见
科举考试选用文体的主要功能在于选拔人才，因此，考试选择的文体要利于应试者显示自身的才学与能力。由此可知，文体自身因素是影响文体能否被选为科举文体的重要因素。论体自身有哪些有利条件被选择为科举考试文体，这要从论体的发展演进过程来考察分析。
论在进入科举考试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为其孕育时期，以诸子散文为代表。诸子散文讲求论辩说理，故议论色彩十分浓厚，但文章中多杂用叙述，如《庄子》、《孟子》等。《荀子》和《韩非子》标志着先秦议论文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些文章虽非后来的论体文，却孕育了论这一文体胚胎。
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是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论体创作也日渐丰富；同时人们对论的理论认识也逐渐深入和系统。在西汉初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单篇论体文，如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等，这标志着论体的形成。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评论历代论体文时以《论语》为宗，次及《齐物论》和《吕氏春秋》六论”等。但前者不过是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为寓言类“杂说”，而非论体文。汉武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对儒家经典予以阐发自然也就成了时尚所趋，故有“石渠论艺”、“白虎通讲”，仅前者所论之文，见于《汉书·艺文志》者即达165篇。魏晋南北朝时期，论体文创作亦极其繁荣，今天所能看到的就有352篇之多。其中不乏名篇佳作，如严尤《三将论》、傅嘏《难刘劭考课法论》、王粲《儒吏论》、何晏《老子道德论》、陆机《辨亡论》、宋岱《周易论》、嵇康《声无哀乐论》、江统《徙戎论》，等等。这些作品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们或阐发经典，明己之思想；或臧否人物，表己之政见。如裴不满何晏、王弼的玄谈怪论，“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晋书》)。论体文创作的丰富，为其理论总结提供了基础。最早为论列名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将论列为八种文体之一。此后，陆机在《文赋》、李充在《翰林论》、范晔在《后汉书·艺文志》中，都对论有所论述和涉及，然而都只抓住某一方面，或从特征谈，或从风格讲，且都只言片语，不是对论这种文体的全面论述。
能够对论准确定位并详加考证与论述的是南朝齐梁时期的刘勰。他集前代研究之大成，在《文心雕龙》的《宗经》、《论说》、《序志》诸篇中对论体的起源、内涵、类型予以考证和分析，并对前代论体作品准确评价，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论体创作原则。他在《论说》篇中说：“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要求论体创作时道理要讲得全面通达，避免写得支离破碎；要做到思想和道理的统一，把论点组织严密，没有漏洞；文辞和思想密切结合。这一原则在南宋诸多作家的论体创作理论中都有体现。如吕祖谦要求：“作论要首尾相应及过处有血脉。”林执善比喻说：“作论当如文与可画竹，先有成竹于胸中。”陈亮亦说过：“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越，……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陈傅良主张：“凡作论以立意为先，造语次之。造语有三：一贵圆转周旋，二贵过度精密，三贵精奇警拔。”而对刘勰论体创作原则领会最深的当属危稹，他具体提出作论七原则：“一圆转，二谨严，三多意而不杂，四含蓄而不露，五结上生下其势如贯珠，六首尾相应其势如击蛇，七结一篇之意常欲有不尽之意，如清庙三叹有遗音。”类似的论体文作法原则比之刘勰有所发展，体现了时文之论的要求。
其后，萧统在《文选》中专列“论”一体，另又列“文论”、“设论”和“史论”三类。其分类虽与刘勰略有不同，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一直到宋以前，对一般论体文的分类、对论的功能和作法的理论概括，基本上不出刘勰与萧统等人的论述范围。
综上可以看出，论是一种极富政治色彩和积极人世精神的文体。先秦诸子之文多旨在宣传其政治学说，以期“行于世”；《过秦论》、《论贵粟疏》这些“西汉鸿文”更是典型的政论文；即使在清议盛行的魏晋时期，论的“济世”使命也未被忽略，如上文所举裴即是例证。论除了易于表述政治观点和见解外，还利于阐发哲学观点和思想理念。对此，曹魏末年的桓范在《世要论》里讲得比较清楚。他说：“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又说：“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滥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桓范所说的“道”，指的是儒家思想。他认为论应当用以“阐弘大道，述明圣教”，“存有益之义”。此外，论还是最讲求逻辑性、思辨性的一种文体。无论是曹丕所说的“书论宜理”，还是陆机所说的“论精微而朗畅”，都是就论的这个特点而言的。总之，与箴、铭、表、赞以及诗、赋等文体相比，论更利于表达思想，发表政见。论的这些文体因素是其后来被应用 于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社会政治因素：对人才选择的要求
科举考试文体的选用除了文体自身因素外，时代的社会政治风气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对人才的选择也有不同的要求：歌舞升平时期，多需要文人雅士；社会剧变、时局动荡时期，则多需要能将悍吏。论在科举考试中被选择与使用，即证明了当时社会对人才选择的这一要求。
论在科举制度实施后并未立即被选用。考察科举史可知，唐初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的科举考试是遵循隋制，文体选择只用策。《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载：“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记载：“自是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只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
(一)唐高宗时期，论在科举考试中初现
论在科举考试中最初出现大约在唐高宗时期，并且是在进士科中。《唐会要》卷七十六《进士》载：“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根据刘思立的建议，永隆二年(681年)八月诏：“自今已后，考功试人，……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进士除试策外，加试杂文的形式，由此确定下来。那么何谓杂文?对此徐松有所解释，他在《登科记考》卷二引永隆二年八月诏时说：“按杂文两首，为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从徐松的论述看，“杂文”试在开元以前只试“箴铭论表”，其后间或试诗赋。而徐松此论的依据是什么，他没有说明。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考证了徐松所加按语正确的可能性，可参见。现存唐代此一时期的进士试文、箴铭表等文体都见记载，如光宅二年(685年)的《九河铭》、开元十四年(726年)的《考功箴》、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拟孔融荐祢衡表》。等，未见关于论的记载，因为其间许多年的考试题目未见著录，但可以肯定，论在当时已被使用于进士科考试。《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杨国忠初知选事”条下载：“旧例，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可证在天宝年间以前，论已经在进士试中出现。
从上述文献看，论在唐朝前期进入科举考试后并未被作为独立的考试科目来使用，而是与箴表铭以及诗赋等文体一起被称之为“杂文”。这几种文体在一次考试中并不同时使用，而是有选择地取一两种而已。因此，当诗赋在杂文中取得统治地位后，论等文体在科举考试中出现的机会就比较少了。《唐摭言》卷一《试杂文》说：“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由此可知，在盛唐初期，论虽在科举考试中出现，但应用时间较短，且地位也不是很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唐朝国力渐盛，社会逐渐趋于稳定祥和，因此在人才选择上虽也力求能干之士，但更多的选择是文章雕客，以点缀升平气象。
(二)唐朝中晚期，论开始作为独立的一门考试科目
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记载中，论作为独立的一门考试科目，甚至一度取代诗赋，独占鳌头，是在唐朝中晚期。《新唐书》记载：“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赵赞是建中二年(781年)十月被任命为知贡举的，主建中三年(782年)春的科举考试，这年进士杂文试的题目即为《学官箴》；并且，据《唐国史补·卷下》“熊执易擅场”条可知，建中四年(783年)进士试即试论一首《易知险阻论》。可见赵赞的主张得到了贯彻实施。至于实行了多长时间，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一建中二年载赵赞事，其所加按语说：“次年进士试《学官箴》，是罢诗赋自三年始，第不知复于何年用诗赋。考《文苑英华》载贞元四年试《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诗，大约贞元之初即复旧制，故大和间礼部奏言‘国初以来试诗赋，中间或暂改更，旋即仍旧’是也。”贞元元年是公元785年，按徐松的考证则其间使用箴论表赞等文体最多也不超过五六年的时间。傅璇琮先生对此亦表示赞同。吴宗国则认为此次进士恢复试诗赋最迟到贞元四年(789年)，但他没有进一步举证。论再次被重用则是在李德裕为相时期。《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大和七年(833年)载：“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以杨绾议(代宗宝应元年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条奏贡举之弊，建议改变考试制度，停试明经、进士科等)，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八月庚寅，册命太子，因下制：‘…一进士停试诗赋。’”《唐大诏令集》卷二十九《大和七年册皇太子德音》载有制词：“并其进士学宜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意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予及第。”次年十月，李德裕罢相，“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论体两次被予以重用，但时间都不是很长。此外，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所试题目据《词学指南》及《登科记考》记载，为《拟孔融荐祢衡表》和《明堂火珠诗》。而《登科记考》(元和十五年)又有这样的记载：“(此年)试《早春残雪诗》，见《唐诗记事》。又《老学庵笔记》云：‘国初《韵略》载进士所习有《何论》一首，施肩吾及第敕亦列其所习《何论》一首。’则此年所试有《何论》矣。”结合前文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进士科所试文体除了某段时期专用诗赋，或专用论议外，在其他时间段里也有诗赋和箴、铭、论、表等应用文体交叉使用的情况。
论能在唐朝中晚期一度取代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主导文体，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安史之乱后，开元盛世局面不再，原来掩盖于升平气象下的种种矛盾与弊端凸现出来。矛盾和问题的解决需要人才，而人才又主要来源于科举，故科举问题是此一时期政治讨论的一个焦点。当然，在当时的封建时代是不可能对科举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而科举文体的选择在当时又有着极强的指向性，故政治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到考试文体上。社会现实需要的是能解决时弊的政治家、能将悍吏，而非点缀升平、雕章琢句的文人墨客，因此兴于盛唐的诗赋取士方式就备受非议。肃宗(754-760年)时，刘就上疏攻击诗赋取士之法。代宗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年)，以杨绾为首，李栖筠、贾至、严武等名臣更是群而攻之(《旧唐书》)。其后，赵匡亦上疏抨击诗赋取士之弊，建议“不试诗赋”，而代之以“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赵匡的这一主张几年后在赵赞主持科举考试时就得到了实行。与之相比，李德裕走得更远，他罢诗赋，用论议，将论推到科举考试的最前列。
(三)论除在进士科中使用过以外，还应用于制科
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意在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唐代制科的科目见于记载的就有百余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等。韩愈在进士及第以后就曾连应三次博学宏词科考试，其中贞元九年的《太清宫观紫极舞赋》和《颜子不贰过论》以及十一年(795年)的《朱丝弦赋》、《冬日可爱诗》及《学生代斋郎议》(又作《罢斋郎以学生享》)(《登科记考》卷十三则认为后三篇试题当为贞元十年所用)等考试题目及其中的论和议现在还可以看到。从这些记载可知，论也是制科特别是博学鸿词科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登科记考》(大中十二年)记载：“三月中书舍人李藩知举，博学宏词放陈琬等三人。及进诗、赋、论等，……乃落下。”此事《册府元龟》、《唐会要》及《云溪友议》中也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当时吏部所取鸿词名单及其文章都要送呈皇帝过目，故知当时鸿词科中有论。其实，论在盛唐时就曾在制科考试中出现。天宝六年，玄宗命李林甫制科选士，“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皆试以诗赋论议，遂无一人中选。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此前及盛唐其他时间未见记载。
除政治原因外，当时的文学风尚也是影响论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时代氛围迥异，唐朝中晚期的文风与唐初和盛唐时大不相同。其突出表现就是议论盛行，各种议论性文体纷纷涌现，如原、解、辩等。韩愈、柳宗元等大家自不必说，像李德裕这样的政治家，现存论体文就有48篇之多。同盛唐诗歌发展影响以诗赋取士的风气相似，唐朝中晚期的议论文风显然是影响论的科举文体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可知，科举时代考试文体的选择与使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个帝王权臣的一时决断，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科举文体的取舍选用，除了文体自身的原因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现实和文学风尚。论能够在唐代科举考试中被选用就是自身文体因素与时代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论能在唐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中长期被使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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