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子昂与张九龄各有一组以《感遇》为题的诗歌，其风格的不同，固于二人的各自遭际的不同但也从一个剪影反映了从唐初到盛唐这一特殊时代不同境遇的诗人心声的深刻嬗变。
　　关键词：张九龄 陈子昂 《感遇》
　　张九龄与陈子昂各有一组为人熟知的《感遇诗》，其以感遇二字命名其意何在？《说文解字·心部》：“感，动人心也。”同书《辵部》：“遇，逢也。”由此可知，“感遇”二字本义即含主观情志和客观事物两个方面。唐汝询《唐诗解》卷一引吕延济《文选注》云：“感，思也。思其有幸遭遇。”所言甚是。
　　一、从“激楚”与“散淡”的风格差异
　　陈子昂与张九龄的两组同题诗，不但标题相同，指归上也可一脉相承，诚如熊飞先生所指：“九龄《感遇》十二篇其体盖效仿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而作。”阮籍《咏怀》五言诗八十二首如冯惟纳所言：“盖平身感时触事，悲喜怫郁之情感寄焉。辞旨渊放，归趣难求，百代之下，难以情测”。细斟二人的诗作不难看出阮籍诗歌对他们创作这两组同题诗歌的影响，诚如胡应麟所指出的子昂与张九龄的两组诗歌都为阮籍一脉分别代表了唐人五古的两种走向，只不过子昂复多变少而九龄则新变更多。试比较二人的这两组诗中的代表之作，如张九龄《感遇》其一，“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诗以春兰秋桂比喻作者的人格之高洁。欣欣而生的自为佳节的生命力，内质而秀美，不为物所染，由物及人。末句比兴精妙，不可攀折的“本心”代物指人已浑然不可分。而陈子昂《感遇》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亦用兰草自比，只不过多了一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幽独之色。张诗从容不迫，淡淡说来而又怅怨不绝于缕，陈诗音节却更为激楚，诗旨更加显豁。这种变化固然与诗体的流变有关，但细较两人诗作可以发现，子昂《感遇》三十七首，大都不是一时一地而作，粗略归类，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北征之初，如其《感遇》三十五、三十七；入狱获释之后，如其二十二、二十三；归隐之后，如其十三、三十三。而张九龄的十二首感遇诗则大多在其罢相，出贬荆州之后所作，值得注意的是两人晚年都被迫远离政治，虽各自经历有别但结局是类似的，可以说这也是张九龄晚年创作与陈子昂的同题诗的意旨所在，所以在诗体流变因素之外我们联系诗人的生平与时代境遇就不难发现两组诗歌的风格变化更反映了唐初这一特殊时代不同境遇的诗人人生遭际的深刻嬗变。
　　二、从“矛盾”到“无奈”的人生命运
　　陈子昂与张九龄一样出身庶族，早时科场失败，曾身屈山林，次年中进士，擢灵台正字，六八六年随军北征，后年拜右拾遗并旋坐逆党陷狱，期年获释，于六九八年“表乞归侍”，从此不仕。细观其一生，六八三年十二月，武后掌权，其为打击贵族，实行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破格录用了一批寒门贤士，不难看出由青少年时期到初入仕途的两年中陈子昂为此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垂拱二年的北征实是子昂由憧憬未来转向现实的转折点，陈子昂满怀热忱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大定北戎的《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但由于受到排挤，未能批准，劳而无功，郁郁而还。仕途的首次挫败使其从出征时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其诗三十五）的豪情转而感叹“塞垣无名将，亭侯空崔嵬”（其诗三十七）、“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其诗二十九）。加之武后权稳之后，一方面继续打击贵族，改革科举，选拔贤才，另一方面又想尽快实行南面登基，大兴冤狱，重用亲信，弊政也非常严重。所遇非所愿，所感随之也转向批判“如何负公鼎，被夺笑时人”（其诗二十四），“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其诗十九）。面对时政，陈子昂一方面赞同武则天的改革，故时而激切，切而恳。但另一方面又深深不满故又时而悲愤，愤而忧。被诬入狱获释之后体会到“多才固为累”的陈子昂感叹到“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随武攸宜东征，在蓟北城门写下《登幽州台歌》之后，陈子昂已然下决心归隐，于是乎避居的古人成了其追慕的榜样，陈子昂《感遇诗》中有大量此类的诗作，如其诗十五、十八、二十，并于此后辞官归隐，道家的哲学于是乎也成了其主要的精神支柱。与陈子昂相比较，张九龄早年仕途就要比陈子昂顺畅得多，他与陈子昂一样庶族出生，本是“岭海孤贱”但在玄宗做太子时其才华就被赏识，玄宗即位之后，便任左拾遗，之后不断提升，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拜相，但之后由于李林甫等人的排挤，于开元二十二年罢相，不久，被贬为荆州长史，远离政坛。面对机遇，张九龄把它看做是“千载一遭遇，往贤所至难”《荆州作二首》因而“盛名期有报”《奉使至蓝田玉山行》“逢时解薜萝”《商洛山行怀古》，立志建功立业，报恩明主。身居右拾遗时他就特别强调选官应重贤能，不徇资历，虽一度受排挤罢官但他的施政方针对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天宝后期朝廷的政治斗争愈来愈烈，其规劝玄宗居安思危，革新吏治，整顿朝纲，防范安禄山等主张不付实施，于是乎张九龄忧愤辞官。被贬外任之后其诗不乏自伤自作但其感叹“青鸟歧不至，朱鳖谁云浮” （其诗八）之中多了一份淡漠的冷静，没有了陈子昂的质疑与忧愤。陈子昂“飞飞未能去，黄雀来相干”的激楚也转化成了“今我游明明，弋者何所慕”的超然，张九龄并没有转向消极的避世，他不忘忧国曾感叹“美人何处折，孤客空悠悠”曾“夜分起踯躅”（其诗八），曾思君，以江南丹橘自比，但“奈何阻重深”只好喟叹“运命推所遇，循环不可循”（其诗七）。胡应麟曾云陈诗“益之以气骨”张诗“益之以风神”所言极是。二人诗歌一为激楚一为散淡的区别是很清晰的。
　　三、时代的悲歌与唏嘘
　　纵观二人生平，可以说陈子昂一生仕途要比张九龄坎坷得多，身处自认为圣明的年代，陈子昂有太多的理想抱负无法施展，可以说他并没有张九龄那么幸运，后者就算在辞官还乡时仍主持修筑驿道，保障了南北交通的顺利，而他的建议几乎每次都被打压，鲜有政绩。所以陈子昂无法释怀，诚如其《感遇》三十三所言“金鼎合神丹，世人将见欺。飞飞骑羊子，胡乃在峨眉？变化固非类，芳菲能几时！疲疴苦沦世，忧悔日侵湽。眷然顾幽褐，白云空涕泣。”自己虽然回到了一再歌咏的山林但却并不自适，虚幻的仙境并没有使其忘却残酷的现实，而当忧愤和苦闷达到顶点之时便向曾经的曹子建一样斥仙道为骗术。与其说这是子昂之悲毋宁说是初唐文人的一个共同苦闷，从“四杰”到子昂这一时期的政治虽已较为开明，但这一时期的政治的外部条件并没有与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理想思考与心理素质同步发展，一方面固然与黑暗之中看到光明，另一方面又深陷现实的泥淖，陈子昂的不幸正说明了这点，但反过来说，子昂之悲较九龄更切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没有张九龄的那么包容，他的人生际遇没有张九龄的那么显达所致。但其悲中毕竟还有希望，所以他悲中有不平，有愤，愤而怨，怨而归，归而自伤，然张九龄的散淡之中的无奈要比陈子昂的更为深广，开元二十四年唐初张九龄作为最后一位“寒门宰相”被贬，盛唐的辉煌也就从此暗淡。其已然看到了安史之乱的前兆，朝廷的不堪与无望，此时此刻他已然只能将所遇所感化为无奈的叹息，诚如其《感遇》十一所道“至精无感遇，悲惋填心胸。归来扣寂寞，人怨天岂从”。从子昂到九龄，正是唐代政治史上寒族与士族抗争最激烈子昂在前期故心声发露悲壮；九龄处于后期，从他之后，便是士族一统天下，因此他的心声，便不复初唐寒士的慷慨激昂而一化为凄楚散淡了。这种散淡可以看做是张九龄一生经历五朝，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对宦海风波的感受与人生的体悟和认识，而正是这种所谓的散淡，可以说陈子昂对于其在《感遇》三十三中无解的苦闷在张九龄诗中得到了消解，这种消解可以看做两个不同文人的境遇差异所带来的变化也可说是时代嬗变的注解。这种消解不是偶然的，诚如张九龄创作《感遇诗》并不是与陈子昂的同题之作巧合而已，两人同处于一个积极的时代，而前者与世相违，终不获聘，而后者虽然可以算功成身退，但清醒的察觉到了自己参与建设的时代的一去不返，在为陈子昂的不幸悲叹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张九龄的无奈。从陈子昂的激楚到张九龄的散淡这种风格的流变体现了唐朝最为辉煌的时代中文人的时代性的苦闷的嬗变值得我们进一步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彭庆生.陈子昂诗注[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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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M].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
　　[4]韩理洲.陈子昂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5]顾建国.张九龄研究[M].中华书局 2007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