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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1月，一本名为《下有戴亮》的中法双语自传将在中国发售，书的作者是在上海生活多年的法国音乐人克利斯朵夫·易斯冈(Christophe Hisquin)。他有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中文名“戴亮”，这个艺名Dantès取自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主人公唐泰斯。作为第一個创作中文歌曲并在中国发行专辑的外国人，戴亮在上海小有名气。除了唱歌，他还活跃在中国的电视荧屏和各大活动中，展现了过人的演技和主持功力。
这位33岁的里昂小伙能够在中国成功拥有自己的演艺事业，小他2岁的妻子美兰（Mélanie）功不可没。“我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一直以为自己会娶一个中国妻子，连我的母亲都这么认为。”戴亮说，“但10年前，上帝送来了美兰——她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想要娶的女人。”
功夫和崔健
1978年，戴亮出生在法国第三大城市里昂，是家里的长子。他从小就喜欢音乐,8岁开始学管风琴,16岁学吉他。记得12岁时,他偶尔看了一部中国电影,被里面的武术深深吸引,于是开始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心驰神往。也正是在这一年,戴亮所在的法国里昂第三大学附中开设了中文专业。当时,老师要求学生们必须选学一门外语,戴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这不光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因为年少的他觉得学中文可以表现自己与众不同,比较有个性。就因为个性和有兴趣,他一学就是十几年。12岁时,戴亮所在的班级有30名同学学中文,很多同学认为学中文太难,到大学时只有4个人还在坚持而未放弃,戴亮就是其中之一。
戴亮第一次来中国是17岁。1995年,他和12位同学作为交流生来到北京大学。在一个月的交流时间里,他碰到了第一个让他难忘的中国人—— 崔健。当时,他们的中文老师(一个法国人)安排他和其他3名同学采访彩排中的崔健。“我当时并不知道崔健在中国乐坛的地位。但是我依然很紧张,因为这是我 第一次用中文采访。”戴亮回忆道,他当时的汉语听说水平还不行。彩排时,崔健的乐队用的是电吉他和小号。“由于我们4个学生也是玩音乐的,还现场给崔健表演了一下。”戴亮说当时的崔健礼貌性地送了他一张专辑,他回去仔细地听了这张专辑,一种奇妙的感觉就油然而生：去中国发展。
戴亮和崔健见面后回到法国,就开始中文歌的创作。他在1999年发表了收录4首中文歌曲的专辑。2000年,作为法国里昂大学应用外语专业的学生,戴亮再一次来到中国。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开始参加各类适合自己的比赛,接拍广告和电视剧。2001年回到法国后,他开始了社会音乐学专业的全面学习。
情定日内瓦
回到法国后不久，也和戴亮一起学中文的越南裔法国姑娘邀请他到瑞士日内瓦游玩。“我要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你是中国通，她可是好几国的专家，尤其擅长俄国文学。”越南裔同学告诉戴亮，那个朋友刚从欧洲最好的翻译学校——瑞士日内瓦大学（UNIGE）高级翻译学院（ETI）毕业，精通六国语言（法葡西英德俄）。这就是美兰，一个知性美丽的葡萄牙裔法国人。
“她并不是第一眼就让我心动的那种漂亮女孩，但她身上的国际化气质很吸引我。”戴亮笑称，当时的自己刚从中国回来，还是一个每月领着300欧元奖学金的学生；而美兰在日内瓦有一份月薪3000欧元的工作。
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因为旅游、外语和音乐等共同语言很快就陷入了热恋。“我对她是很自然的追求。”戴亮说，他也交往过中国女孩，但可能自己太年轻了，根本没考虑过结婚。“在法国，30岁以前不要婚姻是很正常的事。”美兰让他有了成家的念头，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但一开始，美兰的父母并不看好这个未来的女婿。
美兰是第二代移民，已经完全法国化，但她的父母却是典型的葡萄牙人，和传统的中国父母很相似。戴亮记得第一次去依云小镇拜见未来丈人丈母娘时，美兰的父母劈头盖脸就问起收入、买房等实际问题。美兰是三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个，也是父母的骄傲，他们不愿自己的宝贝女儿跟着一个没房没车且收入只有女儿1/10的里昂小子跑了。“我知道当时的自己在收入和工作稳定性上都不能让美兰父母满意，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今后会去中国发展，所以不需要在法国买房。”戴亮的真诚很快打动了美兰的父亲。“他很羡慕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他当初为了从葡萄牙移民到法国，选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职业。”
获得家人首肯后，结婚典礼又成了一个大问题。“葡萄牙人的家庭好面子，希望举行一个十分盛大和热闹的婚礼。”戴亮说，他家是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婚礼注重简单、温馨。最后，美兰说服了自己的父母，她和戴亮2003年1月在里昂的一处城堡举行婚礼，邀请了200多名宾客参加仪式。随后的家庭晚宴只邀请了40人，主要是两家的至亲好友，美兰有很多亲戚从葡萄牙和西班牙赶来。
夫唱妇随
结婚第一年，美兰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两人租住在里昂，房租600欧一个月。美兰每周有2天时间坐一个半小时的火车去日内瓦工作。“放弃日内瓦的生活跟我到里昂，就好像上海人去苏州那样的感觉。”戴亮说，虽然自己每周打工一天，但也仅够付房租，妻子的薪水成为小两口的主要经济来源。戴亮除了念书和打工，把大多精力都放在录唱片上面，做音乐是件很烧钱的事。
美兰一直支持丈夫的事业，虽然她更想去俄罗斯，但还是答应跟着戴亮先到中国发展。“我当时忽悠她，说只去中国一年，然后陪她去俄罗斯。”戴亮说，美兰后来定居上海后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去俄罗斯的事也就不提了。为了更好地在中国生活，美兰在里昂学了6个月的中文，想不到发音比戴亮还标准，妻子的语言天赋让戴亮自叹不如。
2004年，戴亮第三次来到中国，转投上海音乐学院攻读社会音乐学博士，师从陶辛。他和美兰挤在学校的宿舍里，美兰没有一句怨言。她给一家瑞士钟表商在上海做咨询工作，薪水高而稳定，让戴亮没有后顾之忧。
戴亮平时靠拍电视养活自己，他在《恭亲王传奇》中扮演一个叫李泰国的英国商人；在《明天我不是羔羊》中扮演美国商人约翰；在《精武飞鸿》中饰演辰飞；在《曹老板的十八个秘书》中扮演约翰的助手,在《长恨歌》中扮演大使的朋友……
当然，戴亮最主要的精力是放在音乐上。在这期间,他开始着手计划如何让中国人了解他的想法及音乐，如何用中文表达出法国的文化，用音乐表达自已的思路，戴亮希望通过音乐完成一种超越文化的交流。他曾跑过很多音像店，问工作人员是否有外国人写中文歌的专辑，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戴亮很好奇，有很多中国人专门写英文歌，也有很多法国人写英语歌，可是专门写中文歌的外国人却没有。他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中国和法国是两个有着不同文化的国度,作为一个法国人,在坚持原创中文歌曲的时候,戴亮遇到很多的麻烦。最大的困难就是中法两国人的思维不同。戴亮说，中国和法国人有着共同点，都喜欢艺术，喜欢美的东西。中法两国人又有着很多不同，法国人的思路比较乱，描述一件事情比较喜欢用长的句子，而中国人则来得更直接，用很短的字句便表达出准确的意思。
2006年后，戴亮在中国发行了双碟《我记得你》。“我很荣幸自己是唯一一个用中文创作歌曲的外国人。”戴亮说,唱片的法文名字叫Parfums d’Extrêmes（意为“遥远的香水”）。这张特殊的唱片是他和意大利录音师罗马诺在法国录制的。录制一张这样的唱片,起码需要4万元人民币,除去罗马诺自告奋勇地承担1万元,剩下的3万元就要自掏腰包了。对于没有稳定收入的戴亮而言，妻子的支持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这位33岁的里昂小伙能够在中国成功拥有自己的演艺事业，小他2岁的妻子美兰（Mélanie）功不可没。“我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一直以为自己会娶一个中国妻子，连我的母亲都这么认为。”戴亮说，“但10年前，上帝送来了美兰——她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想要娶的女人。”
功夫和崔健
1978年，戴亮出生在法国第三大城市里昂，是家里的长子。他从小就喜欢音乐,8岁开始学管风琴,16岁学吉他。记得12岁时,他偶尔看了一部中国电影,被里面的武术深深吸引,于是开始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心驰神往。也正是在这一年,戴亮所在的法国里昂第三大学附中开设了中文专业。当时,老师要求学生们必须选学一门外语,戴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这不光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因为年少的他觉得学中文可以表现自己与众不同,比较有个性。就因为个性和有兴趣,他一学就是十几年。12岁时,戴亮所在的班级有30名同学学中文,很多同学认为学中文太难,到大学时只有4个人还在坚持而未放弃,戴亮就是其中之一。
戴亮第一次来中国是17岁。1995年,他和12位同学作为交流生来到北京大学。在一个月的交流时间里,他碰到了第一个让他难忘的中国人—— 崔健。当时,他们的中文老师(一个法国人)安排他和其他3名同学采访彩排中的崔健。“我当时并不知道崔健在中国乐坛的地位。但是我依然很紧张,因为这是我 第一次用中文采访。”戴亮回忆道,他当时的汉语听说水平还不行。彩排时,崔健的乐队用的是电吉他和小号。“由于我们4个学生也是玩音乐的,还现场给崔健表演了一下。”戴亮说当时的崔健礼貌性地送了他一张专辑,他回去仔细地听了这张专辑,一种奇妙的感觉就油然而生：去中国发展。
戴亮和崔健见面后回到法国,就开始中文歌的创作。他在1999年发表了收录4首中文歌曲的专辑。2000年,作为法国里昂大学应用外语专业的学生,戴亮再一次来到中国。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开始参加各类适合自己的比赛,接拍广告和电视剧。2001年回到法国后,他开始了社会音乐学专业的全面学习。
情定日内瓦
回到法国后不久，也和戴亮一起学中文的越南裔法国姑娘邀请他到瑞士日内瓦游玩。“我要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你是中国通，她可是好几国的专家，尤其擅长俄国文学。”越南裔同学告诉戴亮，那个朋友刚从欧洲最好的翻译学校——瑞士日内瓦大学（UNIGE）高级翻译学院（ETI）毕业，精通六国语言（法葡西英德俄）。这就是美兰，一个知性美丽的葡萄牙裔法国人。
“她并不是第一眼就让我心动的那种漂亮女孩，但她身上的国际化气质很吸引我。”戴亮笑称，当时的自己刚从中国回来，还是一个每月领着300欧元奖学金的学生；而美兰在日内瓦有一份月薪3000欧元的工作。
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因为旅游、外语和音乐等共同语言很快就陷入了热恋。“我对她是很自然的追求。”戴亮说，他也交往过中国女孩，但可能自己太年轻了，根本没考虑过结婚。“在法国，30岁以前不要婚姻是很正常的事。”美兰让他有了成家的念头，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但一开始，美兰的父母并不看好这个未来的女婿。
美兰是第二代移民，已经完全法国化，但她的父母却是典型的葡萄牙人，和传统的中国父母很相似。戴亮记得第一次去依云小镇拜见未来丈人丈母娘时，美兰的父母劈头盖脸就问起收入、买房等实际问题。美兰是三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个，也是父母的骄傲，他们不愿自己的宝贝女儿跟着一个没房没车且收入只有女儿1/10的里昂小子跑了。“我知道当时的自己在收入和工作稳定性上都不能让美兰父母满意，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今后会去中国发展，所以不需要在法国买房。”戴亮的真诚很快打动了美兰的父亲。“他很羡慕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他当初为了从葡萄牙移民到法国，选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职业。”
获得家人首肯后，结婚典礼又成了一个大问题。“葡萄牙人的家庭好面子，希望举行一个十分盛大和热闹的婚礼。”戴亮说，他家是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婚礼注重简单、温馨。最后，美兰说服了自己的父母，她和戴亮2003年1月在里昂的一处城堡举行婚礼，邀请了200多名宾客参加仪式。随后的家庭晚宴只邀请了40人，主要是两家的至亲好友，美兰有很多亲戚从葡萄牙和西班牙赶来。
夫唱妇随
结婚第一年，美兰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两人租住在里昂，房租600欧一个月。美兰每周有2天时间坐一个半小时的火车去日内瓦工作。“放弃日内瓦的生活跟我到里昂，就好像上海人去苏州那样的感觉。”戴亮说，虽然自己每周打工一天，但也仅够付房租，妻子的薪水成为小两口的主要经济来源。戴亮除了念书和打工，把大多精力都放在录唱片上面，做音乐是件很烧钱的事。
美兰一直支持丈夫的事业，虽然她更想去俄罗斯，但还是答应跟着戴亮先到中国发展。“我当时忽悠她，说只去中国一年，然后陪她去俄罗斯。”戴亮说，美兰后来定居上海后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去俄罗斯的事也就不提了。为了更好地在中国生活，美兰在里昂学了6个月的中文，想不到发音比戴亮还标准，妻子的语言天赋让戴亮自叹不如。
2004年，戴亮第三次来到中国，转投上海音乐学院攻读社会音乐学博士，师从陶辛。他和美兰挤在学校的宿舍里，美兰没有一句怨言。她给一家瑞士钟表商在上海做咨询工作，薪水高而稳定，让戴亮没有后顾之忧。
戴亮平时靠拍电视养活自己，他在《恭亲王传奇》中扮演一个叫李泰国的英国商人；在《明天我不是羔羊》中扮演美国商人约翰；在《精武飞鸿》中饰演辰飞；在《曹老板的十八个秘书》中扮演约翰的助手,在《长恨歌》中扮演大使的朋友……
当然，戴亮最主要的精力是放在音乐上。在这期间,他开始着手计划如何让中国人了解他的想法及音乐，如何用中文表达出法国的文化，用音乐表达自已的思路，戴亮希望通过音乐完成一种超越文化的交流。他曾跑过很多音像店，问工作人员是否有外国人写中文歌的专辑，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戴亮很好奇，有很多中国人专门写英文歌，也有很多法国人写英语歌，可是专门写中文歌的外国人却没有。他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中国和法国是两个有着不同文化的国度,作为一个法国人,在坚持原创中文歌曲的时候,戴亮遇到很多的麻烦。最大的困难就是中法两国人的思维不同。戴亮说，中国和法国人有着共同点，都喜欢艺术，喜欢美的东西。中法两国人又有着很多不同，法国人的思路比较乱，描述一件事情比较喜欢用长的句子，而中国人则来得更直接，用很短的字句便表达出准确的意思。
2006年后，戴亮在中国发行了双碟《我记得你》。“我很荣幸自己是唯一一个用中文创作歌曲的外国人。”戴亮说,唱片的法文名字叫Parfums d’Extrêmes（意为“遥远的香水”）。这张特殊的唱片是他和意大利录音师罗马诺在法国录制的。录制一张这样的唱片,起码需要4万元人民币,除去罗马诺自告奋勇地承担1万元,剩下的3万元就要自掏腰包了。对于没有稳定收入的戴亮而言，妻子的支持也是可想而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