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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检调对接”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一种创新型工作机制，它体现了从报应正义观向恢复正义观转变的执法理念，强调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积极关注，其法理正当性在于与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及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相契合。
关键词：检调对接 被告人 主体性
在特定的语境下，所谓“检调对接”，顾名思义，即是检察工作与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对接,体现的是一种执法为民、以人为本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本文所讨论的轻微刑事案件所涉民事部分纳入“大调解”机制，是指在刑事司法中，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轻微刑事案件（主要是交通肇事、故意伤害、过失致人重伤、故意毁坏财物等轻罪案件），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程度较低、社会负面影响较小、侵害人与被害人就民事赔偿部分自愿接受调解，并在县一级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正式达成民事赔偿调解协议的案件，检察机关对被告人依法作出不起诉或建议法院从轻判处的一种工作机制。在执法理念上，体现了从报应正义观向恢复正义观的转变；在执法方式上，强调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积极关注；在执法效果上，尽可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为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检调对接”作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一种创新型工作机制，在较大程度上有助于消除积冤，化解纠纷，及时修复社会关系，避免“一代官司三代仇”，体现了执法的人文关怀，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那么，其法理依据何在？在此，笔者谈一些肤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及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决定了以实行轻微刑事案件所涉民事部分纳入“大调解”为内容之一的“检调对接”机制，有其内在的法理基础，其正当性在于与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及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相契合。
一、现代社会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和精神，强调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反对把人与作为客体的物同等对待。人作为万物之生灵存在于社会，是目的而非手段，正如康德所言：“在行动中，要把不管是你自身的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性都永远当作目的，永远不能只当作手段。”[1]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中，体现了浓厚的对人予以关注的倾向：卢梭曾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于人的完备的知识理论；费尔巴哈则直接将自己的哲学命名为“人本学”，把从“神的哲学的批判”转变为“建立人的哲学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本身也是西方传统主体性哲学形态的体现。[2]中國社会历来有“人本”和“人贵”的思想，传统文化也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它主张一切事情只有通过人才能实现，人们的一切生活言行和思想文化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有意义。[3]在现代社会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体现。主体性是现代的原则。现代的道德概念是以肯定个人（体）的主体自由为前提的，主体性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基本特征。
二、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承认并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
法律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部分，也必须体现其主体性特征。正如黑格尔指出，“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4]主体性原则要求法律必须将人当作人看，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何谓司法之主体性？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诉讼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沦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借鉴国内学者的观点，司法之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有以下三方面：（1）司法制度之设计和改革应当便利公民、不辜负民众的期待；（2）在司法程序中，以公民和当事人为中心主体；（3）司法机关开展活动应当以“为当事人服务”为宗旨。
首先，司法体制设置以及相关制度的建构应便利公民。所谓便利公民，一方面是指便利公民接近司法，即赋予和保障公民的诉讼权，使其首先能够快速、有效的进入司法轨道。另一方面则是指便利公民参与司法，这就要使公民在司法程序中能低投入、高效率地行使权利。因此，司法机关的行为应当具有经济性；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应当简易和流畅；司法规则和司法语言应当明白易晓。
其次，在诉讼中，以公民和当事人为中心主体。这可从两个层面把握，第一个层面，公民和当事人不是司法之客体或手段而是主体,不能将公民和当事人置于被处置的地位。更进一个层面，公民和当事人是第一位的主体、中心主体或者说最主要的主体。也就是说，仅仅使公民和当事人在司法中不成为客体是不够的，更要使其成为司法主体中的主体、第一位的主体。因此，当事人应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整个程序都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尊严，保障其行为自由。诚如有学者所言：“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如果承认和尊重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就会给予他们获得公正听审的机会，使他们充分有效地参与到裁判制作过程中来，成为自身实体权益乃至自身命运的决定者和控制者......被告人、被害人及其他社会成员也会对这一审判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产生信任和尊重”。[5]
最后，司法机关应当贯彻为公民和当事人服务的宗旨。即从第二位主体、服务性主体的定位出发，将工作重心放在为公民和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上。以他们服务质量高低作为评价其行为的标准。这意味着清除司法权神圣观，彰显其公共服务性质。为此，司法机不仅应支持和促进当事人的意志与行为，最终使公民和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救济,而且还要使公民和当事人受到体面和尊严的对待，感受到在一个公正、透明的“法的空间”受到了应有尊重，提高裁判的正当性和信任度，避免司法游离民众意愿。
现代刑事司法的制度及其运作也必须体现主体性要求。“个人的人格主体性”是现代商品经济社会所提供的基本法律价值。该价值观的确立，打破了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理论将被告人作为处罚客体以及重保护国家利益、轻保障被害人利益的历史窠臼，为刑事司法主体理论的研究扫清了障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如何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受侵犯，成为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核心问题。刑事司法中的主体性，应蕴涵这样的基本理念：在刑事程序中，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将人(特别是那些权利最易被抹杀的被告人)以“人”相待,承认并尊重其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给予其作为人应有的待遇,而不是将其物化、客体化、工具化。正如贝勒斯所认为的，“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可能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案件当事人的地位”。[6]刑事诉讼中凡是涉及权利保障的规定，无不以主体性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刑事诉讼所追求的“自由”、“公正”、“文明”等价值目标，也以主体性原则为立论之本。肯定刑事司法的主体性，其意义在于承认现代社会中人是一切的根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贯彻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刑事诉讼既维护国家利益又保护个体权益，在善待被告人的同时又能使被害人得到抚慰，兼顾国家与个人利益，均衡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是现代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
综上，笔者认为，以实行轻微刑事案件所涉民事部分纳入“大调解”为内容之一的“检调对接”机制，它承认并尊重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意志自由，对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动权和司法机关的主导权予以适度的动态平衡，体现了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作为检察机关，从具体个案或规则入手，使刑事司法成为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家园，“温暖而富有人性”，最终落实司法为民的法治理念，这也应当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所有执法部门应当予以贯彻的一条基本工作思路。
参考文献
[1][德]康德：《康德文集》刘克苏等译，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91-92页。
[2]邹诗鹏：《马克思哲学与人学的内在关联》，载《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2期。
[3]汪太贤：《论中国法治的人文基础重构》，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页。
[5][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6]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8页。
责任编辑：安益石
关键词：检调对接 被告人 主体性
在特定的语境下，所谓“检调对接”，顾名思义，即是检察工作与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的对接,体现的是一种执法为民、以人为本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本文所讨论的轻微刑事案件所涉民事部分纳入“大调解”机制，是指在刑事司法中，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轻微刑事案件（主要是交通肇事、故意伤害、过失致人重伤、故意毁坏财物等轻罪案件），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程度较低、社会负面影响较小、侵害人与被害人就民事赔偿部分自愿接受调解，并在县一级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正式达成民事赔偿调解协议的案件，检察机关对被告人依法作出不起诉或建议法院从轻判处的一种工作机制。在执法理念上，体现了从报应正义观向恢复正义观的转变；在执法方式上，强调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积极关注；在执法效果上，尽可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为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检调对接”作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一种创新型工作机制，在较大程度上有助于消除积冤，化解纠纷，及时修复社会关系，避免“一代官司三代仇”，体现了执法的人文关怀，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那么，其法理依据何在？在此，笔者谈一些肤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及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决定了以实行轻微刑事案件所涉民事部分纳入“大调解”为内容之一的“检调对接”机制，有其内在的法理基础，其正当性在于与现代社会的主体性及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相契合。
一、现代社会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和精神，强调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反对把人与作为客体的物同等对待。人作为万物之生灵存在于社会，是目的而非手段，正如康德所言：“在行动中，要把不管是你自身的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性都永远当作目的，永远不能只当作手段。”[1]在现代西方哲学领域中，体现了浓厚的对人予以关注的倾向：卢梭曾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于人的完备的知识理论；费尔巴哈则直接将自己的哲学命名为“人本学”，把从“神的哲学的批判”转变为“建立人的哲学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本身也是西方传统主体性哲学形态的体现。[2]中國社会历来有“人本”和“人贵”的思想，传统文化也重视人的主体性地位，它主张一切事情只有通过人才能实现，人们的一切生活言行和思想文化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有意义。[3]在现代社会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体现。主体性是现代的原则。现代的道德概念是以肯定个人（体）的主体自由为前提的，主体性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基本特征。
二、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承认并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
法律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部分，也必须体现其主体性特征。正如黑格尔指出，“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4]主体性原则要求法律必须将人当作人看，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
何谓司法之主体性？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诉讼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沦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借鉴国内学者的观点，司法之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有以下三方面：（1）司法制度之设计和改革应当便利公民、不辜负民众的期待；（2）在司法程序中，以公民和当事人为中心主体；（3）司法机关开展活动应当以“为当事人服务”为宗旨。
首先，司法体制设置以及相关制度的建构应便利公民。所谓便利公民，一方面是指便利公民接近司法，即赋予和保障公民的诉讼权，使其首先能够快速、有效的进入司法轨道。另一方面则是指便利公民参与司法，这就要使公民在司法程序中能低投入、高效率地行使权利。因此，司法机关的行为应当具有经济性；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应当简易和流畅；司法规则和司法语言应当明白易晓。
其次，在诉讼中，以公民和当事人为中心主体。这可从两个层面把握，第一个层面，公民和当事人不是司法之客体或手段而是主体,不能将公民和当事人置于被处置的地位。更进一个层面，公民和当事人是第一位的主体、中心主体或者说最主要的主体。也就是说，仅仅使公民和当事人在司法中不成为客体是不够的，更要使其成为司法主体中的主体、第一位的主体。因此，当事人应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整个程序都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尊严，保障其行为自由。诚如有学者所言：“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如果承认和尊重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就会给予他们获得公正听审的机会，使他们充分有效地参与到裁判制作过程中来，成为自身实体权益乃至自身命运的决定者和控制者......被告人、被害人及其他社会成员也会对这一审判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产生信任和尊重”。[5]
最后，司法机关应当贯彻为公民和当事人服务的宗旨。即从第二位主体、服务性主体的定位出发，将工作重心放在为公民和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上。以他们服务质量高低作为评价其行为的标准。这意味着清除司法权神圣观，彰显其公共服务性质。为此，司法机不仅应支持和促进当事人的意志与行为，最终使公民和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救济,而且还要使公民和当事人受到体面和尊严的对待，感受到在一个公正、透明的“法的空间”受到了应有尊重，提高裁判的正当性和信任度，避免司法游离民众意愿。
现代刑事司法的制度及其运作也必须体现主体性要求。“个人的人格主体性”是现代商品经济社会所提供的基本法律价值。该价值观的确立，打破了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理论将被告人作为处罚客体以及重保护国家利益、轻保障被害人利益的历史窠臼，为刑事司法主体理论的研究扫清了障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如何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受侵犯，成为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核心问题。刑事司法中的主体性，应蕴涵这样的基本理念：在刑事程序中，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将人(特别是那些权利最易被抹杀的被告人)以“人”相待,承认并尊重其主体地位和诉讼权利,给予其作为人应有的待遇,而不是将其物化、客体化、工具化。正如贝勒斯所认为的，“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可能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案件当事人的地位”。[6]刑事诉讼中凡是涉及权利保障的规定，无不以主体性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刑事诉讼所追求的“自由”、“公正”、“文明”等价值目标，也以主体性原则为立论之本。肯定刑事司法的主体性，其意义在于承认现代社会中人是一切的根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贯彻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刑事诉讼既维护国家利益又保护个体权益，在善待被告人的同时又能使被害人得到抚慰，兼顾国家与个人利益，均衡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是现代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
综上，笔者认为，以实行轻微刑事案件所涉民事部分纳入“大调解”为内容之一的“检调对接”机制，它承认并尊重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意志自由，对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动权和司法机关的主导权予以适度的动态平衡，体现了刑事司法之主体性特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作为检察机关，从具体个案或规则入手，使刑事司法成为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家园，“温暖而富有人性”，最终落实司法为民的法治理念，这也应当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所有执法部门应当予以贯彻的一条基本工作思路。
参考文献
[1][德]康德：《康德文集》刘克苏等译，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91-92页。
[2]邹诗鹏：《马克思哲学与人学的内在关联》，载《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2期。
[3]汪太贤：《论中国法治的人文基础重构》，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页。
[5][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6]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8页。
责任编辑：安益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