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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军统的抗日事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但军统针对日伪的暗杀活动中，在最前线直接以命相搏的那些刺客，其身份依然相当模糊。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
上海，大量底层普通市民，战斗在暗杀日伪的第一线
上海是军统在敌后最为活跃的地区。1932年上海站仅160余人，1939年已有上千名特工。除毕业于黄埔等学校的干部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雇佣和运用人员，“学者、专家、银行职员、僧侣、江湖豪强、地痞流氓等鱼龙混杂。”曾在战时主管上海军统活动的陈恭澍后来回忆，“平常日子倒没有什么，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身蒙其害或身受其苦的当事者，也就是被我们‘运用’中的那些志士、烈士们，全都成了地地道道的‘无名英雄’”。针对日伪的很多大案，出手的正是这些普通人。
上海沦陷之初，接受军统指挥的孙亚星领导的暗杀团体一度十分活跃。孙亚星读过一些书，后在上海做手表生意。他的暗杀队招募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学徒、店员，还有难民。
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孙亚星计划搞一次大行动。第一个被招募的人名叫周守刚，是一名穷困的印刷工，在上海依靠亲戚提供食宿。孙亚星给周守刚承诺，只要他肯参加暗杀汉奸的行动，就帮他找一份工作。招募的第二个人叫朱仲虎，当时因生病而失业，同意充当行动中的信使。第三个是17岁的少年陈开光，小学毕业后一直未能找到工作。陈开光在行动前，才临时向孙亚星学习了投掷手榴弹的方法。在7月7日的行动中，他们抛掷了18枚炸弹，炸死了两名日本工厂职员，使那天成为“一段时期以来，上海最紧张的日子之一”。
不难想见，这样一群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又缺乏经验的刺客，很容易失手。在暗杀为日本人做翻译的郑月波后，陈开光被捕，交待了一切。随后，孙亚星等人相继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了日本宪兵队。孙亚星在受审时说，“所发生的对付汉奸的暗杀事件，比我指挥的要多，由此看来，上海的暗杀组织不止一个，而且都像我们一样活动着。”在其他暗杀团体之中，同样有很多周守刚、陈开光这样被临时招募来的普通人。
1939年4月，席时泰被暗杀。此人充任伪上海警察局的秘书主任和卫生处处长，被誉为“与日本当局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杀手共有3名。为首者是23岁左右的袁德昌，他在1939年3月碰到与自己同龄的浦东人赵志祥。赵志祥13岁时在法租界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出师后在外国服装店当过售货员，1937年失业，此后在日本造船厂干过苦力，帮朋友做过临时裁缝，因为难以糊口，被迫与妻子分居。
袁德昌向正在找活干的赵志祥说明了特工身份，赵志祥生计无着，接受了这个极其危险的“工作”。赵志祥住进了袁德昌提供的住处，并见到了第三名同志——20岁的彭福林，他在一家餐厅做侍应生。袁德昌每天为他们供应饮食，并在4月的一天带来一封来自宁波的信，内容是勉励他们完成“中国四亿人民”交给的任务，“热爱祖国，支持组织，不辜负领袖蒋总裁之期望，消灭敌寇，铲除汉奸！”
行动中，赵志祥拿着袁德昌给他的1角钱，在席时泰家门外的小摊上，租了4本小说，佯装看书，监视往来的巡警。很快，袁德昌开枪打死了刚要出门的席时泰，随后安全脱身。赵志祥从事暗杀这一行仅月余，慌乱中又跑回他们之前居住的地方，见到受了重伤的彭福林，俩人在医院里被工部局探员逮捕。彭福林伤重去世，赵志祥在招出所知道的一切后，被移交给日本军事当局，处以死刑。
在1939年前后，这些普通底层市民参与的暗杀活动持续不断，以至“伪组织傀儡，一再被杀，上海郊外所租伪市府，大小伪员亦莫不心惊胆裂。伪市长傅筱庵，伪财政局长周友常，伪土地局长范永增……均非常惧虑，连日秘密计议对策，决定施行种种防范方法”。
平津，出身很好的青年学生，构成了抗日刺客的主体
活跃在平津地区的暗杀团体“抗日杀奸团”，其第一线成员与上海的情况有所不同。“抗日杀奸团”前后参加者有几百人，以天津的中学生为主，组织上和军统有联系。不同于被招募的周守刚、赵志祥等底层生计困窘的市民，“抗团”成员大都在学校接受了爱国教育，属于主动投身抗日。很多人出身富贵之家，包括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开滦煤矿总工程师的女儿魏文昭、魏文彦，国军名将孙连仲的女儿孙惠书，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等，甚至有出身汉奸家庭的，如伪华北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的侄孙郑统万、侄孙女郑昆仑。
但在缺乏训练这一点上，“抗团”成员和上海的同行们一般无二。由于“这般爱国青年，十之八九都是在校的中学生，除了在电影上，根本没有看过真的枪，更不知道拿在手上怎么使唤了。试想，处在当时的那种样样受限的环境里，又不能找个地方打打靶，或是在隐秘场所来个实弹射击，充其量也只能摆个姿势、比划比划而已”，全凭一腔热血。
冯运修就读于天津工商中学，是“抗团”骨干。1940年7月7日，日伪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庆祝日本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纪念大会，伪新民会机关报《新民报》编辑局长吴痴菊在会上颂扬皇军。冯运修说：“真想现在就把他毙了！”同来的李振英劝他：“不要在这儿干，这儿人多，我们跑不掉！我们跟上他，伺机行动。”
会后，吴痴菊乘黄包车离开，碰上一支送殡的队伍。骑自行车的冯运修“一看机会来了，他马上紧蹬两脚，赶上了吴痴菊坐的黄包车，和他走了个并排。随后，从容地从怀里掏出顶上膛的手枪，把枪口对着吴痴菊的太阳穴，‘啪啪’就是两枪”，吴痴菊当场毙命。
当年8月，日伪在北平对“抗团”进行大搜捕，抓捕了40多人。当伪宪兵队长袁规带人来抓冯运修时，冯运修听到声响，知道不妙，就在厨房烧毁文件。袁规“揪住运修的父亲作挡箭牌，一步步朝厨房逼近”，但“运修绝不投降，从里面开枪拒捕”。冯运修牺牲时年仅19岁。
与“老手”冯运修相比，“新人”沈行安的事迹更让人扼腕。“七七事变”前后，沈行安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学校被日军炸毁后，转学到英租界内的耀华中学。“他除了完成抗团组织安排的工作外，还购买了许多化学药品在家中研究炸药的配制”。1938年，沈行安带着自制炸弹去炸日军仓库时被发现，遭几十名日军追赶。据说“由于情况紧张急迫”，沈行安“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得了精神错乱病症”。
当时天津流行“华北青年不当亡国奴，到大后方读书去”的口号，沈行安一度到后方入读重庆南开中学。1940年，沈行安向重庆“抗团”总部请求再回华北抗日。在学习爆破技术时，沈行安的病症复发，很快昏迷不醒，但“口中一直喊着几个抗团团员的名字”，去世时只有19岁，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
沈行安死后，14岁的弟弟沈安俊也加入“抗团”，成为最年轻的团员。1944年，沈安俊参加青年军，当了一名炮兵，“学习开枪打炮、战地观测、通讯，也学会了骑大骡子拉炮车”，但因为战争很快结束，没有来得及上战场。退伍后，沈安俊考上了清华大学，1949年后曾任教于河北工业大学。据战后统计，“抗日杀奸团”失手19次，致83人被捕，十余人遇难。此外还有诸多姓名不详或下落不明者，成为陈恭澍所说的“无名英雄”。
近年来在荧屏上热播的那些抗日谍战暗杀剧中，军统杀手们无不训练有素，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大多数军统一线杀手，无论是找不到工作、生活潦倒的失业工人，还是生活优渥、立志报国的青年学生，都只是普通人。
上海，大量底层普通市民，战斗在暗杀日伪的第一线
上海是军统在敌后最为活跃的地区。1932年上海站仅160余人，1939年已有上千名特工。除毕业于黄埔等学校的干部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雇佣和运用人员，“学者、专家、银行职员、僧侣、江湖豪强、地痞流氓等鱼龙混杂。”曾在战时主管上海军统活动的陈恭澍后来回忆，“平常日子倒没有什么，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身蒙其害或身受其苦的当事者，也就是被我们‘运用’中的那些志士、烈士们，全都成了地地道道的‘无名英雄’”。针对日伪的很多大案，出手的正是这些普通人。
上海沦陷之初，接受军统指挥的孙亚星领导的暗杀团体一度十分活跃。孙亚星读过一些书，后在上海做手表生意。他的暗杀队招募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学徒、店员，还有难民。
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孙亚星计划搞一次大行动。第一个被招募的人名叫周守刚，是一名穷困的印刷工，在上海依靠亲戚提供食宿。孙亚星给周守刚承诺，只要他肯参加暗杀汉奸的行动，就帮他找一份工作。招募的第二个人叫朱仲虎，当时因生病而失业，同意充当行动中的信使。第三个是17岁的少年陈开光，小学毕业后一直未能找到工作。陈开光在行动前，才临时向孙亚星学习了投掷手榴弹的方法。在7月7日的行动中，他们抛掷了18枚炸弹，炸死了两名日本工厂职员，使那天成为“一段时期以来，上海最紧张的日子之一”。
不难想见，这样一群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又缺乏经验的刺客，很容易失手。在暗杀为日本人做翻译的郑月波后，陈开光被捕，交待了一切。随后，孙亚星等人相继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了日本宪兵队。孙亚星在受审时说，“所发生的对付汉奸的暗杀事件，比我指挥的要多，由此看来，上海的暗杀组织不止一个，而且都像我们一样活动着。”在其他暗杀团体之中，同样有很多周守刚、陈开光这样被临时招募来的普通人。
1939年4月，席时泰被暗杀。此人充任伪上海警察局的秘书主任和卫生处处长，被誉为“与日本当局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杀手共有3名。为首者是23岁左右的袁德昌，他在1939年3月碰到与自己同龄的浦东人赵志祥。赵志祥13岁时在法租界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出师后在外国服装店当过售货员，1937年失业，此后在日本造船厂干过苦力，帮朋友做过临时裁缝，因为难以糊口，被迫与妻子分居。
袁德昌向正在找活干的赵志祥说明了特工身份，赵志祥生计无着，接受了这个极其危险的“工作”。赵志祥住进了袁德昌提供的住处，并见到了第三名同志——20岁的彭福林，他在一家餐厅做侍应生。袁德昌每天为他们供应饮食，并在4月的一天带来一封来自宁波的信，内容是勉励他们完成“中国四亿人民”交给的任务，“热爱祖国，支持组织，不辜负领袖蒋总裁之期望，消灭敌寇，铲除汉奸！”
行动中，赵志祥拿着袁德昌给他的1角钱，在席时泰家门外的小摊上，租了4本小说，佯装看书，监视往来的巡警。很快，袁德昌开枪打死了刚要出门的席时泰，随后安全脱身。赵志祥从事暗杀这一行仅月余，慌乱中又跑回他们之前居住的地方，见到受了重伤的彭福林，俩人在医院里被工部局探员逮捕。彭福林伤重去世，赵志祥在招出所知道的一切后，被移交给日本军事当局，处以死刑。
在1939年前后，这些普通底层市民参与的暗杀活动持续不断，以至“伪组织傀儡，一再被杀，上海郊外所租伪市府，大小伪员亦莫不心惊胆裂。伪市长傅筱庵，伪财政局长周友常，伪土地局长范永增……均非常惧虑，连日秘密计议对策，决定施行种种防范方法”。
平津，出身很好的青年学生，构成了抗日刺客的主体
活跃在平津地区的暗杀团体“抗日杀奸团”，其第一线成员与上海的情况有所不同。“抗日杀奸团”前后参加者有几百人，以天津的中学生为主，组织上和军统有联系。不同于被招募的周守刚、赵志祥等底层生计困窘的市民，“抗团”成员大都在学校接受了爱国教育，属于主动投身抗日。很多人出身富贵之家，包括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开滦煤矿总工程师的女儿魏文昭、魏文彦，国军名将孙连仲的女儿孙惠书，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等，甚至有出身汉奸家庭的，如伪华北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的侄孙郑统万、侄孙女郑昆仑。
但在缺乏训练这一点上，“抗团”成员和上海的同行们一般无二。由于“这般爱国青年，十之八九都是在校的中学生，除了在电影上，根本没有看过真的枪，更不知道拿在手上怎么使唤了。试想，处在当时的那种样样受限的环境里，又不能找个地方打打靶，或是在隐秘场所来个实弹射击，充其量也只能摆个姿势、比划比划而已”，全凭一腔热血。
冯运修就读于天津工商中学，是“抗团”骨干。1940年7月7日，日伪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庆祝日本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纪念大会，伪新民会机关报《新民报》编辑局长吴痴菊在会上颂扬皇军。冯运修说：“真想现在就把他毙了！”同来的李振英劝他：“不要在这儿干，这儿人多，我们跑不掉！我们跟上他，伺机行动。”
会后，吴痴菊乘黄包车离开，碰上一支送殡的队伍。骑自行车的冯运修“一看机会来了，他马上紧蹬两脚，赶上了吴痴菊坐的黄包车，和他走了个并排。随后，从容地从怀里掏出顶上膛的手枪，把枪口对着吴痴菊的太阳穴，‘啪啪’就是两枪”，吴痴菊当场毙命。
当年8月，日伪在北平对“抗团”进行大搜捕，抓捕了40多人。当伪宪兵队长袁规带人来抓冯运修时，冯运修听到声响，知道不妙，就在厨房烧毁文件。袁规“揪住运修的父亲作挡箭牌，一步步朝厨房逼近”，但“运修绝不投降，从里面开枪拒捕”。冯运修牺牲时年仅19岁。
与“老手”冯运修相比，“新人”沈行安的事迹更让人扼腕。“七七事变”前后，沈行安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学校被日军炸毁后，转学到英租界内的耀华中学。“他除了完成抗团组织安排的工作外，还购买了许多化学药品在家中研究炸药的配制”。1938年，沈行安带着自制炸弹去炸日军仓库时被发现，遭几十名日军追赶。据说“由于情况紧张急迫”，沈行安“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得了精神错乱病症”。
当时天津流行“华北青年不当亡国奴，到大后方读书去”的口号，沈行安一度到后方入读重庆南开中学。1940年，沈行安向重庆“抗团”总部请求再回华北抗日。在学习爆破技术时，沈行安的病症复发，很快昏迷不醒，但“口中一直喊着几个抗团团员的名字”，去世时只有19岁，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
沈行安死后，14岁的弟弟沈安俊也加入“抗团”，成为最年轻的团员。1944年，沈安俊参加青年军，当了一名炮兵，“学习开枪打炮、战地观测、通讯，也学会了骑大骡子拉炮车”，但因为战争很快结束，没有来得及上战场。退伍后，沈安俊考上了清华大学，1949年后曾任教于河北工业大学。据战后统计，“抗日杀奸团”失手19次，致83人被捕，十余人遇难。此外还有诸多姓名不详或下落不明者，成为陈恭澍所说的“无名英雄”。
近年来在荧屏上热播的那些抗日谍战暗杀剧中，军统杀手们无不训练有素，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大多数军统一线杀手，无论是找不到工作、生活潦倒的失业工人，还是生活优渥、立志报国的青年学生，都只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