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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23日，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机歼-10首飞成功，这一天，也成了歼-10总设计师宋文骢的“生日”。
歼-10研制成功，是我国航空史上技术跨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先进战机跻身于世界航空先进行列。更让人欣喜的是，随着歼-10的升级改造，一支敢于创新、勇于突破、追求卓越的优秀科研人才队伍蓬勃发展，为我国新一代战机的诞生和系列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挽狂澜，无惧挑战砥砺前行
有人说，歼-10的命运是15分钟决定的。
1982年2月，我国新一代战机研制方案评审论证会召开，讨论歼-13方案和强-6的衍生方案。
原本，宋文骢作为航空工业成都所的代表，只是去“帮助参谋参谋，完善完善方案”。但在会议上，领导“意外”地给航空工业成都所一个机会，发言时间只有15分钟。
“这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没有飞机模型，没有图纸资料，宋文骢和同事们借来明胶片，连夜将飞机图形、基本数据、重要性能等画在上面。
在会上，宋文骢从未来战争怎么打讲起，提出新战机应强调机动性、超视距空战、电子对抗等要求。
汇报结束后，会场先是沉默，继而是窃窃私语，最后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正是这短短的15分钟，一个保守二代半方案，变成了一套新型先进三代飞机方案。
1986年，时年56岁的宋文骢被任命为歼-10总设计师，肩负起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先进战机的重任。
起初，歼-10项目并不被看好。有人说，这是“五分钱想上长城，车票都买不起”。还有人说，新技术超过了60%，肯定是要失败的。
事实的确如此。歼-10的设计指标集中体现西方国家拟2000年左右装备的第三代先进战机特点，技术跨度大、难度高，其腹部进气道、水泡式座舱、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和鸭翼布局等设计都是国内没有过的，研发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不能永远没有自己的航空产品，永远都只是买人家的吧。如果哪天人家不卖给你了，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呀！”宋文骢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让团队人员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当时，歼-10独特的“外八字”起落架、复合材料鸭翼和垂尾等，对于数控加工水平要求极高，成为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与国外专家合作被纳入了考虑之中，但一个部件上百万美元的高昂价格，让宋文骢团队望而却步。
有外国专家表示：“你们的技术不行，方案不行，人员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搞不出来！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再来找我们，价钱就只能再协商了。”据歼-10项目原行政副总指挥晏翔后来回忆：“宋文骢反复告诫大家，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歼-10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
为了加强组织管理，宋文骢充分发挥设计师系统、质量师系统的统领作用，制定了一系列跨行业、跨部门的设计师系统管理文件和程序，制订了各大系统的技术完整性主计划，明确了责任、研制步骤、主要试验项目和工作内容，任命了10大试验设施组建负责人。
1990年，歼-10团队完成了全尺寸金属样机的设计。1994年，宋文骢组织航空工业成都所设计人员充分利用综合软件系统进行设计、计算，经过9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发出了结构生产图、系统生产图，完成强度计算报告。当年底，又发出地面设备生产图。至此，新歼原型机生产图设计工作全部完成。
沥心血，白驹过隙鹰击长空
1998年3月23日，歼-10首飞成功。中国终于有了自主研制、可媲美国外先进水平的第三代战机。
回忆歼-10首飞成功后的庆功宴，杨伟记得很清楚，宋文骢高兴地对年轻人说，他出生于3月26日，歼-10首飞成功是3月23日，“以后，我的生日就是这天了！”
“生日”成为新一轮攻坚的起点，历经数千次的定型试飞，歼-10于2006年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歼-10项目还获得了当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那一年，宋文骢76岁，离被任命为歼-10总设计师之时，已过去整整20年。
光阴如梭，白驹过隙，许多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却倒在了前行的路上：
时任成飞总经理杨宝树，被确诊为肺癌。病危之际，总公司和军队领导问他还有什么愿望？他说要最后看看在研中的歼-10。于是他來到试飞场，坐着轮椅抚摸着战机，像是与自己的“孩子”告别。
试飞现场副总指挥许德，出发前就已感到身体不适，在现场开始便血，严重时一天要便血三四次。回到成都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治疗一段出院后，他仍坚持工作，直至燃尽了生命之炬……
挺脊梁，默默奉献埋首耕耘
宋文骢35岁结婚，41岁才有了独生女。可因为夫妻都扑在飞机研发上，女儿很小就被送到上海的外公外婆家。
宋文骢从事几十年飞机研制工作，甚至父母和兄弟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有一年，弟弟宋文鸿去探望他，无意间看见书柜里有几本医学类书籍，回去后便对家人说：“哥哥现在可能已改行当牙医了！”直到我国对歼-10进行部分解密后，一些报纸和杂志在报道中将宋文骢称为“歼-10之父”。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几十年来一直在默默地为国家研制战斗机！”
还有一次，有人问宋文骢：“搞一个型号少则8年、10年，多则20年，你已经50多岁了，歼-10能在你手里定型吗？”他是这样回答的：“这架飞机能不能在我手里定型，我说了不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中国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人才会成长起来，我们只要为他们铺好了路，到时候我在不在也没关系。”
“我觉得他的贡献不仅仅是在一架飞机上，而是在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上。”杨伟研究生毕业后，主动要求给宋文骢当助手，宋文骢只是和蔼地笑笑，告诉他先到研究室去，把基础打牢，专业面拓展好，才能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经过基层的历练，参加工作仅一年半，杨伟就成为歼-10飞控系统研发的负责人，那一年他才23岁。
20世纪90年代初，受出国潮的影响，时任歼-10某项目研究小组组长的杨伟也动了出国的念头。一次汇报会后，宋文骢动情地对他说：“别走了。”就这三个字，为中国留住了一位歼-10双座型、FC-1和歼-20三型战机的总设计师。
宋文骢不断地给年轻人今后工作开展创造条件与氛围，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飞机设计师、航电专家、飞控专家等优秀人才，已成长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和栋梁。
感欣慰，毕生追求薪火相传
2016年，宋文骢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个经历过战火考验、毕生心血献给战机的航空赤子，仍然保持着那份坚毅和乐观。
住进北京301医院后，他连续发烧了一个多月退不下来。女儿宋凌回忆：“我经常需要和医生商量治疗方案，有时急得团团转，他就安慰我说，‘别着急，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死不了！’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我们说，‘我看我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强的战士！我要和它（疾病）作斗争！’说完连他自己也乐了。”
宋文骢去世两年后，2018年4月16日，中国空军新型战机歼-10C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标志着空军攻防作战体系进一步完善，有效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也许，宋文骢还有遗憾。把航空事业和战机研发当作生命的他，没能亲眼看到新一代战机编队飞行、驰骋长空的这一天。
但值得欣慰的是，由他参与及主持设计的歼-8、歼-7C和歼-10战机为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广袤的蓝天，留下了他执着求索、无悔追梦的航迹。正如那年“五四”青年节，他与青年人同登龙泉山后，慷慨赋诗——老马信步小众山，青骥奋蹄白云端；深幽奇骏通天路，同心无畏任我攀！
歼-10研制成功，是我国航空史上技术跨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先进战机跻身于世界航空先进行列。更让人欣喜的是，随着歼-10的升级改造，一支敢于创新、勇于突破、追求卓越的优秀科研人才队伍蓬勃发展，为我国新一代战机的诞生和系列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挽狂澜，无惧挑战砥砺前行
有人说，歼-10的命运是15分钟决定的。
1982年2月，我国新一代战机研制方案评审论证会召开，讨论歼-13方案和强-6的衍生方案。
原本，宋文骢作为航空工业成都所的代表，只是去“帮助参谋参谋，完善完善方案”。但在会议上，领导“意外”地给航空工业成都所一个机会，发言时间只有15分钟。
“这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没有飞机模型，没有图纸资料，宋文骢和同事们借来明胶片，连夜将飞机图形、基本数据、重要性能等画在上面。
在会上，宋文骢从未来战争怎么打讲起，提出新战机应强调机动性、超视距空战、电子对抗等要求。
汇报结束后，会场先是沉默，继而是窃窃私语，最后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正是这短短的15分钟，一个保守二代半方案，变成了一套新型先进三代飞机方案。
1986年，时年56岁的宋文骢被任命为歼-10总设计师，肩负起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先进战机的重任。
起初，歼-10项目并不被看好。有人说，这是“五分钱想上长城，车票都买不起”。还有人说，新技术超过了60%，肯定是要失败的。
事实的确如此。歼-10的设计指标集中体现西方国家拟2000年左右装备的第三代先进战机特点，技术跨度大、难度高，其腹部进气道、水泡式座舱、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和鸭翼布局等设计都是国内没有过的，研发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不能永远没有自己的航空产品，永远都只是买人家的吧。如果哪天人家不卖给你了，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呀！”宋文骢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让团队人员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当时，歼-10独特的“外八字”起落架、复合材料鸭翼和垂尾等，对于数控加工水平要求极高，成为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与国外专家合作被纳入了考虑之中，但一个部件上百万美元的高昂价格，让宋文骢团队望而却步。
有外国专家表示：“你们的技术不行，方案不行，人员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搞不出来！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再来找我们，价钱就只能再协商了。”据歼-10项目原行政副总指挥晏翔后来回忆：“宋文骢反复告诫大家，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歼-10的起落架流着我们自己的‘血液’。”
为了加强组织管理，宋文骢充分发挥设计师系统、质量师系统的统领作用，制定了一系列跨行业、跨部门的设计师系统管理文件和程序，制订了各大系统的技术完整性主计划，明确了责任、研制步骤、主要试验项目和工作内容，任命了10大试验设施组建负责人。
1990年，歼-10团队完成了全尺寸金属样机的设计。1994年，宋文骢组织航空工业成都所设计人员充分利用综合软件系统进行设计、计算，经过9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发出了结构生产图、系统生产图，完成强度计算报告。当年底，又发出地面设备生产图。至此，新歼原型机生产图设计工作全部完成。
沥心血，白驹过隙鹰击长空
1998年3月23日，歼-10首飞成功。中国终于有了自主研制、可媲美国外先进水平的第三代战机。
回忆歼-10首飞成功后的庆功宴，杨伟记得很清楚，宋文骢高兴地对年轻人说，他出生于3月26日，歼-10首飞成功是3月23日，“以后，我的生日就是这天了！”
“生日”成为新一轮攻坚的起点，历经数千次的定型试飞，歼-10于2006年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歼-10项目还获得了当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那一年，宋文骢76岁，离被任命为歼-10总设计师之时，已过去整整20年。
光阴如梭，白驹过隙，许多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却倒在了前行的路上：
时任成飞总经理杨宝树，被确诊为肺癌。病危之际，总公司和军队领导问他还有什么愿望？他说要最后看看在研中的歼-10。于是他來到试飞场，坐着轮椅抚摸着战机，像是与自己的“孩子”告别。
试飞现场副总指挥许德，出发前就已感到身体不适，在现场开始便血，严重时一天要便血三四次。回到成都检查被确诊为直肠癌，治疗一段出院后，他仍坚持工作，直至燃尽了生命之炬……
挺脊梁，默默奉献埋首耕耘
宋文骢35岁结婚，41岁才有了独生女。可因为夫妻都扑在飞机研发上，女儿很小就被送到上海的外公外婆家。
宋文骢从事几十年飞机研制工作，甚至父母和兄弟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有一年，弟弟宋文鸿去探望他，无意间看见书柜里有几本医学类书籍，回去后便对家人说：“哥哥现在可能已改行当牙医了！”直到我国对歼-10进行部分解密后，一些报纸和杂志在报道中将宋文骢称为“歼-10之父”。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几十年来一直在默默地为国家研制战斗机！”
还有一次，有人问宋文骢：“搞一个型号少则8年、10年，多则20年，你已经50多岁了，歼-10能在你手里定型吗？”他是这样回答的：“这架飞机能不能在我手里定型，我说了不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中国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人才会成长起来，我们只要为他们铺好了路，到时候我在不在也没关系。”
“我觉得他的贡献不仅仅是在一架飞机上，而是在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上。”杨伟研究生毕业后，主动要求给宋文骢当助手，宋文骢只是和蔼地笑笑，告诉他先到研究室去，把基础打牢，专业面拓展好，才能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经过基层的历练，参加工作仅一年半，杨伟就成为歼-10飞控系统研发的负责人，那一年他才23岁。
20世纪90年代初，受出国潮的影响，时任歼-10某项目研究小组组长的杨伟也动了出国的念头。一次汇报会后，宋文骢动情地对他说：“别走了。”就这三个字，为中国留住了一位歼-10双座型、FC-1和歼-20三型战机的总设计师。
宋文骢不断地给年轻人今后工作开展创造条件与氛围，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飞机设计师、航电专家、飞控专家等优秀人才，已成长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和栋梁。
感欣慰，毕生追求薪火相传
2016年，宋文骢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个经历过战火考验、毕生心血献给战机的航空赤子，仍然保持着那份坚毅和乐观。
住进北京301医院后，他连续发烧了一个多月退不下来。女儿宋凌回忆：“我经常需要和医生商量治疗方案，有时急得团团转，他就安慰我说，‘别着急，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死不了！’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我们说，‘我看我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强的战士！我要和它（疾病）作斗争！’说完连他自己也乐了。”
宋文骢去世两年后，2018年4月16日，中国空军新型战机歼-10C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标志着空军攻防作战体系进一步完善，有效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也许，宋文骢还有遗憾。把航空事业和战机研发当作生命的他，没能亲眼看到新一代战机编队飞行、驰骋长空的这一天。
但值得欣慰的是，由他参与及主持设计的歼-8、歼-7C和歼-10战机为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广袤的蓝天，留下了他执着求索、无悔追梦的航迹。正如那年“五四”青年节，他与青年人同登龙泉山后，慷慨赋诗——老马信步小众山，青骥奋蹄白云端；深幽奇骏通天路，同心无畏任我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