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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3岁的穆斐文从香港浸会大学毕业,经过层层选拔加入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在32年的廉政公署工作中,她最深的体会是:香港反贪的成功不是靠一两个机构,而是提高全民反贪意识和信心,建立邪不压正的廉洁社会。
日前,已担任香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处长的穆斐文走进中央党校,为全国400余名市级纪委书记讲授《香港打击腐败的经验和成功要素》。这堂课被舆论评为“眼前一亮”的课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激增,经济起飞,但由于制度和监管未能适当配合,贪污普遍,政府部门内贪污问题严重。香港政府遂于1974年成立专责打击贪污的独立机构“廉政公署”。
曾收到辱骂纸条
穆斐文说:“在大学中,我们同学之间就经常讨论反贪和廉政,许多同学都希望到廉署工作,这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廉署合同是2年半一签,如果我不满意,我还可以离开。”廉署的工作让穆斐文感到很有意义,也没有想过离开,开始了与廉署的32年相伴,见证了香港廉政从被怀疑、谩骂到成功的道路。
穆斐文刚投身廉署时,家人曾有顾虑,担心一个女孩子从事这项工作会有危险,还会得罪朋友。她说:“现在廉署走到哪里都受欢迎,也很开放,但在当时人们心中廉署是一个很神秘的工作,当时的大案比现在多,报道也不像现在透明,总是给人很神秘的感觉,社会上甚至有进入廉署就是断了六亲的说法。”
刚到社区关系处时,穆斐文的一项工作就是挨家挨户地宣传廉政,当时许多居民看到廉署的人来了,会假装不在家,吃闭门羹是常事,甚至还会被骂。一次穆斐文和同事刚敲开一户人家,男户主便把她们强拉进门,锁上了门指着他们骂。她说:“他的亲属中有警务人员被廉署调查,所以他很气愤,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在,虽然他很凶,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反问他有没有想过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受害人的感受,他应该教孩子做怎么样的人,他答不上来,没有再说话,就开门让我们走了。”
上世纪70年代,香港廉署刚成立不久,调查的案件中九成以上是针对公务人员,穆斐文在对公务人员进行廉政教育时,曾收到过公务人员的辱骂纸条,她说:“纸条是课间时放到讲台上的,上面写着粗话,上课时我只看了看纸条,课后答疑时我对他们讲,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有道理就和我公平对话,这种做法只能表明心虚。那时香港廉署面临着很大困难,我们坚持了下来,才有了现在的成绩。”
感受香港对贪污“零容忍”
做手术前给医生递上一个红包,为了孩子升学送老师礼物,这些看似平常的潜规则,在香港则属于违法行为。穆斐文认为,在现在的香港,贪污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香港已经形成了全民反贪的良好社会氛围,其中香港反贪实行“零容忍”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穆斐文介绍,在她宣传廉政政策时,经常提到的一个案子就是邮政人员索贿案,主要涉及一名邮政人员春节发放信件时,主动向家中佣人两次说起“恭喜发财”,并问佣人是否转达给主人,最后佣人向他送上了几块钱的红包,结果是这位邮政人员被控告收受利益罪成立。还有一名电话公司技术人员,在市民家维修电话时,主动要求60元茶钱,经市民举报,该技术人员被拘捕并控告。
2009年,穆斐文开车时遇到了一件小事,让她对香港的廉政社会更加有信心。当时她看到一名交通警察处罚了两名违规司机,但还有两名违规司机因正在处罚没有拦下,后有多名看到的市民向廉署投诉,怀疑这名警察与被放过的违法司机认识。她说:“破获上千万上亿元的大案让人振奋,但是哪怕涉案金额只有几元十几元也不放过,香港正是对贪污零容忍,才让全民有信心,每个人都可以是廉政监督员,建立了邪不压正的风气。”
请市民到廉署“喝咖啡”
1999年,在穆斐文和同事的建议下,香港廉政公署首次举办“开放日”,揭去神秘的面纱。穆斐文说:“其实我们的建议只是例行公事,当时由于廉署成绩显著,收到了许多市民的建议,希望可以到廉署看看,我们便上报并获得批准。”此后,每年的廉署开放日都是香港市民的一大热点话题。
2009年廉署开放日原本计划4000人参观,结果拥进了七八千名市民,最早的一位市民带着全家凌晨4点就来排队,这位市民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穆斐文说:“她家的楼房在打地基时存在贪污问题,导致质量不过关,廉署调查后,破获了这个案件,她可以住到安全的楼房里,我们的严格办案会换来全港市民的认可和以身作则。”
穆斐文清楚地记得,每次开放日,廉政公署最有名气的8元一杯的“咖啡”也是早早销售一空。她说:“喝咖啡其实是原来廉署英籍办案人员在问讯嫌疑人员时的习惯,会问嫌疑人是不是也要来一杯,结果成为了廉署的知名用语。”
“请你去廉政公署喝咖啡”名声远扬,也要得益于香港电视剧。穆斐文介绍,不仅是商业电视剧,廉署也投资拍摄了13部电视剧,这也是穆斐文和社区关系处工作之一,剧中案情全部改编自真实案情。2009年,最新的《廉政公署》电视剧还在中央电视台上映。穆斐文说:“我们邀请大家熟悉的演员,通过电视剧的形式,宣传廉政,更易懂。”
穆斐文介绍,今年的廉政公署开放日,将采取提前预约发票的形式,避免过度拥挤,同时她也希望有更多的参观者到香港廉政公署“喝咖啡”。
让每个市民都有反贪意识
记者:香港人举报时采取匿名举报还是实名举报?此次授课中,是否有纪委书记提出类似问题?
穆斐文:有的,有纪委书记问我香港廉政公署如何处理匿名举报。廉署成立初期,收到的举报只有大概三成的投诉人愿意提供个人资料,但近年实名举报的比例已上升至七成以上。过去两年,实名举报的比例分别高达73%、74%,香港廉政经过多年建设,市民是不担心有报复行为的,而且所有的举报资料只会存放在机密档案内,只有获授权人士才可翻阅,如果需要特别保护,我们还会派出保护证人组。
记者:香港廉署如何处理匿名举报?
穆斐文:在约三成匿名举报中因为无法联络举报人,一般只有一成左右可以继续跟进,但其余的我们也会尝试透过不同途径寻找线索。廉署执行处的高层人员,会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举行会议,检视过去24小时内透过各种途径收到的举报,再决定每项举报应否展开调查,或是转入其他部门处理。廉署是没有权力放弃某个投诉的,要经过监察廉署的委员会批准。
记者:香港每年的举报是否已经比廉署成立之初大幅减少?
穆斐文:没有,廉署成立之初,每年平均举报为3000余起,最近两年廉署接到举报依然为3000余起,但构成情况和性质变了许多。现在跟政府有关的举报不超过30%,而在成立初期每年举报的90%以上都是针对公务人员,其中大部分是警务人员。
记者:此次讲课是否讲到高薪养廉和香港的公务员制度。
穆斐文:有的,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并没有展开,因为香港廉署在成立的同时也进行了配套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其中就有大幅提高了公务员的收入。配套公务员制度如果展开讲,也至少需要一堂课时间。
记者:您在课上讲述香港廉政成功的元素是什么?
穆斐文:首先就是“三管齐下”策略,要有效对付贪污问题,除了捉拿贪污分子,还需要教育市民对抗贪污和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才是标本兼治的方法。其次,廉署作为独立反贪的机构,并不隶属任何政府机关,其独立性受基本法保障,廉政专员为廉署之首,只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负责,不受其他人士干预。第三是独立的人事招聘权,不用通过公务员招聘机构统一招聘。第四是政府资源的配置,廉政公署每年的投入是8亿港元,还是非常贵的,但是这个投入是值得的。
记者:为什么要造就全民反贪?
穆斐文:让每个市民都有反贪意识,比办多少个大案更重要。这就像廉署的一则宣传片,饱满的苹果中有一条蛀虫,虽然苹果外表光鲜,但是内部会被蛀虫侵蚀。苹果就像我们的社会,如果只看到外表而不在乎内在的腐蚀,当苹果烂掉时就一切太晚了。
记者:香港经验能否在内地被复制和借鉴?
穆斐文:香港太小,只是一座城市,更好管理,国家太大,从南到北的文化都不一样,从东到西的经济状况都不相同,香港廉政经验在国家的层面完全套用并不一定适合,法律法规也不一样,香港的成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我的工作只是讲述香港成功的经验,对于国家的总体情况我并不熟悉,还需要熟悉的人来研究。
(摘自《北京青年报》2010.7.24)B③
日前,已担任香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处长的穆斐文走进中央党校,为全国400余名市级纪委书记讲授《香港打击腐败的经验和成功要素》。这堂课被舆论评为“眼前一亮”的课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激增,经济起飞,但由于制度和监管未能适当配合,贪污普遍,政府部门内贪污问题严重。香港政府遂于1974年成立专责打击贪污的独立机构“廉政公署”。
曾收到辱骂纸条
穆斐文说:“在大学中,我们同学之间就经常讨论反贪和廉政,许多同学都希望到廉署工作,这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廉署合同是2年半一签,如果我不满意,我还可以离开。”廉署的工作让穆斐文感到很有意义,也没有想过离开,开始了与廉署的32年相伴,见证了香港廉政从被怀疑、谩骂到成功的道路。
穆斐文刚投身廉署时,家人曾有顾虑,担心一个女孩子从事这项工作会有危险,还会得罪朋友。她说:“现在廉署走到哪里都受欢迎,也很开放,但在当时人们心中廉署是一个很神秘的工作,当时的大案比现在多,报道也不像现在透明,总是给人很神秘的感觉,社会上甚至有进入廉署就是断了六亲的说法。”
刚到社区关系处时,穆斐文的一项工作就是挨家挨户地宣传廉政,当时许多居民看到廉署的人来了,会假装不在家,吃闭门羹是常事,甚至还会被骂。一次穆斐文和同事刚敲开一户人家,男户主便把她们强拉进门,锁上了门指着他们骂。她说:“他的亲属中有警务人员被廉署调查,所以他很气愤,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在,虽然他很凶,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反问他有没有想过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受害人的感受,他应该教孩子做怎么样的人,他答不上来,没有再说话,就开门让我们走了。”
上世纪70年代,香港廉署刚成立不久,调查的案件中九成以上是针对公务人员,穆斐文在对公务人员进行廉政教育时,曾收到过公务人员的辱骂纸条,她说:“纸条是课间时放到讲台上的,上面写着粗话,上课时我只看了看纸条,课后答疑时我对他们讲,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有道理就和我公平对话,这种做法只能表明心虚。那时香港廉署面临着很大困难,我们坚持了下来,才有了现在的成绩。”
感受香港对贪污“零容忍”
做手术前给医生递上一个红包,为了孩子升学送老师礼物,这些看似平常的潜规则,在香港则属于违法行为。穆斐文认为,在现在的香港,贪污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香港已经形成了全民反贪的良好社会氛围,其中香港反贪实行“零容忍”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穆斐文介绍,在她宣传廉政政策时,经常提到的一个案子就是邮政人员索贿案,主要涉及一名邮政人员春节发放信件时,主动向家中佣人两次说起“恭喜发财”,并问佣人是否转达给主人,最后佣人向他送上了几块钱的红包,结果是这位邮政人员被控告收受利益罪成立。还有一名电话公司技术人员,在市民家维修电话时,主动要求60元茶钱,经市民举报,该技术人员被拘捕并控告。
2009年,穆斐文开车时遇到了一件小事,让她对香港的廉政社会更加有信心。当时她看到一名交通警察处罚了两名违规司机,但还有两名违规司机因正在处罚没有拦下,后有多名看到的市民向廉署投诉,怀疑这名警察与被放过的违法司机认识。她说:“破获上千万上亿元的大案让人振奋,但是哪怕涉案金额只有几元十几元也不放过,香港正是对贪污零容忍,才让全民有信心,每个人都可以是廉政监督员,建立了邪不压正的风气。”
请市民到廉署“喝咖啡”
1999年,在穆斐文和同事的建议下,香港廉政公署首次举办“开放日”,揭去神秘的面纱。穆斐文说:“其实我们的建议只是例行公事,当时由于廉署成绩显著,收到了许多市民的建议,希望可以到廉署看看,我们便上报并获得批准。”此后,每年的廉署开放日都是香港市民的一大热点话题。
2009年廉署开放日原本计划4000人参观,结果拥进了七八千名市民,最早的一位市民带着全家凌晨4点就来排队,这位市民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穆斐文说:“她家的楼房在打地基时存在贪污问题,导致质量不过关,廉署调查后,破获了这个案件,她可以住到安全的楼房里,我们的严格办案会换来全港市民的认可和以身作则。”
穆斐文清楚地记得,每次开放日,廉政公署最有名气的8元一杯的“咖啡”也是早早销售一空。她说:“喝咖啡其实是原来廉署英籍办案人员在问讯嫌疑人员时的习惯,会问嫌疑人是不是也要来一杯,结果成为了廉署的知名用语。”
“请你去廉政公署喝咖啡”名声远扬,也要得益于香港电视剧。穆斐文介绍,不仅是商业电视剧,廉署也投资拍摄了13部电视剧,这也是穆斐文和社区关系处工作之一,剧中案情全部改编自真实案情。2009年,最新的《廉政公署》电视剧还在中央电视台上映。穆斐文说:“我们邀请大家熟悉的演员,通过电视剧的形式,宣传廉政,更易懂。”
穆斐文介绍,今年的廉政公署开放日,将采取提前预约发票的形式,避免过度拥挤,同时她也希望有更多的参观者到香港廉政公署“喝咖啡”。
让每个市民都有反贪意识
记者:香港人举报时采取匿名举报还是实名举报?此次授课中,是否有纪委书记提出类似问题?
穆斐文:有的,有纪委书记问我香港廉政公署如何处理匿名举报。廉署成立初期,收到的举报只有大概三成的投诉人愿意提供个人资料,但近年实名举报的比例已上升至七成以上。过去两年,实名举报的比例分别高达73%、74%,香港廉政经过多年建设,市民是不担心有报复行为的,而且所有的举报资料只会存放在机密档案内,只有获授权人士才可翻阅,如果需要特别保护,我们还会派出保护证人组。
记者:香港廉署如何处理匿名举报?
穆斐文:在约三成匿名举报中因为无法联络举报人,一般只有一成左右可以继续跟进,但其余的我们也会尝试透过不同途径寻找线索。廉署执行处的高层人员,会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举行会议,检视过去24小时内透过各种途径收到的举报,再决定每项举报应否展开调查,或是转入其他部门处理。廉署是没有权力放弃某个投诉的,要经过监察廉署的委员会批准。
记者:香港每年的举报是否已经比廉署成立之初大幅减少?
穆斐文:没有,廉署成立之初,每年平均举报为3000余起,最近两年廉署接到举报依然为3000余起,但构成情况和性质变了许多。现在跟政府有关的举报不超过30%,而在成立初期每年举报的90%以上都是针对公务人员,其中大部分是警务人员。
记者:此次讲课是否讲到高薪养廉和香港的公务员制度。
穆斐文:有的,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并没有展开,因为香港廉署在成立的同时也进行了配套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其中就有大幅提高了公务员的收入。配套公务员制度如果展开讲,也至少需要一堂课时间。
记者:您在课上讲述香港廉政成功的元素是什么?
穆斐文:首先就是“三管齐下”策略,要有效对付贪污问题,除了捉拿贪污分子,还需要教育市民对抗贪污和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才是标本兼治的方法。其次,廉署作为独立反贪的机构,并不隶属任何政府机关,其独立性受基本法保障,廉政专员为廉署之首,只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负责,不受其他人士干预。第三是独立的人事招聘权,不用通过公务员招聘机构统一招聘。第四是政府资源的配置,廉政公署每年的投入是8亿港元,还是非常贵的,但是这个投入是值得的。
记者:为什么要造就全民反贪?
穆斐文:让每个市民都有反贪意识,比办多少个大案更重要。这就像廉署的一则宣传片,饱满的苹果中有一条蛀虫,虽然苹果外表光鲜,但是内部会被蛀虫侵蚀。苹果就像我们的社会,如果只看到外表而不在乎内在的腐蚀,当苹果烂掉时就一切太晚了。
记者:香港经验能否在内地被复制和借鉴?
穆斐文:香港太小,只是一座城市,更好管理,国家太大,从南到北的文化都不一样,从东到西的经济状况都不相同,香港廉政经验在国家的层面完全套用并不一定适合,法律法规也不一样,香港的成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我的工作只是讲述香港成功的经验,对于国家的总体情况我并不熟悉,还需要熟悉的人来研究。
(摘自《北京青年报》2010.7.24)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