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股市日见窘迫。有人呼吁：“中国急需一个长牛市！”是啊，谁不想发财呢？如果有一个牛市可以持续三五年，那么辛勤劳动的中国人民可以放个长假，而且还可以赚很多钱，那该有多好！
　　可是财富是创造出来的，不是休息出来的。靠呼吁是不可能创造一个牛市的，靠“统一思想”、“万众齐心”或者“舆论支持”也是不可能创造牛市的，至少不能创造“长牛市”。
　　要振兴中国股市，国人必须放眼长远，强化中国股市的三大支柱，它们分别是——改善公司治理、增加披露、严惩坏人。
　　股市成长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而即使这三大支柱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理想状态，也没有人能保证“长牛市”。正如不能改变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没有人能改变股市的牛熊交替；换言之，“长牛市”是天真的乌托邦。
　　三大支柱中最重要的一支是改善公司治理。如果上市公司素质不高，你通过媒体宣传，辅之以“爱国热情”，也许可以把本身只值1元的股票推高到了5元；可是在5元的高位，手上仍然拿着这些股票的股民不是成了冤大头吗？
　　这种揠苗助长的心态非常危险。设想一下，浮躁的人们只想鼓吹售楼气氛，而不愿花时间把楼房建好，情况会怎样呢？或者，如果政府禁止外国汽车在中国销售，那当然有可能把夏利汽车的价格再推高到30万元一辆，可是大家心里明白，夏利汽车究竟值多少钱呢？
　　我们的有些媒体经常把这家或那家上市公司冠以“龙头”或“航母”之美号，让旁观者都觉得脸红。我们的政府就更慷慨了，每年都要颁发奖状万千，树红旗标兵无限。笔者最近去访问一家快破产的公司，发现总经理的办公室彩旗飘飘，而他本人多年都是市里的优秀企业家。
　　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的好公司不多。我们企业管理水平低下，我们在市场经济里还只是小学生。而从小学生到大学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股市不能太急于求成的根本原因。
　　要提高企业素质，政府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国有企业民营化。另外，政府要减少干预。在做生意方面，我们的企业管理者都还是小学生，需要自我学习和成长，而政府官员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别的领域，所以官员们应该有自量和自制。
　　最近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几家电信公司、银行以及华润、中粮公司管理层的更换反映很差。为什么我们不能改掉把企业管理者当公务员指派的老习惯？更换总经理有没有经过董事会？我们的董事会究竟算什么？我们自己不把它当一回事，就别指望别人把它当一回事。
　　政府部门多年养成了扶持重点的坏习惯。殊不知，这种对公平竞争的破坏，以及由此而来的腐败、多重税制、政府采购的“小灶”和资金及土地方面的倾斜，只能毒害资本市场，鼓励企管人员走上层路线，做政治骗子，而不是花精力去做产品更新、质量提升及成本控制。这样如何能提高企业素质呢？
　　中国不少企业管理者懒得弯下腰来做最艰苦、最枯燥的管理工作，而是热衷于资产置换。可是这类小把戏在上世纪50年代的欧美就被股民们识破了，并讥笑它为“在沉船的甲板上把椅子搬来搬去”的游戏。聪明的股民不把它当回事，而不聪明的分析员和股民在摔几次跤之后，也会变得聪明起来的。
　　现在再看看股市的第二大支柱——透明度。这几年主管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改进的余地还相当大。中国的公司多年养成的黑箱作业的恶习必须坚决打掉。一个不透明的公司只能让股民朝最坏的方面去猜想。
　　再来看看股市的第三大支柱——严惩坏人。股市里的坏人有多种，除了公司高管的欺诈，还有大股东的偷窃，以及证券公司和基金经理之不轨。而政府当局对坏人的手软，就是对良民的残酷；对行将倒闭的券商的接管，也是对坏人的奖赏和纵容，因为其他证券公司不用担心，只管胡作非为，反正倒闭了有人接管。
　　最后，股民们不要推卸责任。股市里懒汉越多，坏人就越猖狂。有多少个股民实地考察过蓝田股份或者银广夏的业务情况？多少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了股民的权力？你想偷懒又想赚快钱，能怪谁？
　　总而言之，股市好坏的根本在于上市公司的质量。不要怪外国人或“汉奸”不安好心的唱空；好东西是说不坏的，坏东西也是说不好的。好公司与坏公司在上市集资方面有同等的权利，只是好公司有好公司的价钱，而坏公司有坏公司的价钱。害怕有人抛空，不准有人唱空，实际上就已经显示了心虚，承认了我们的A股市场太贵。
　　
　　作者为UBS（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联席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