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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相对安宁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曾大量招募移民、难民,制订一系列优惠政策,善待每一位外来务工者。当年妥善处理基層政权与群众利益关系的很多做法,值得今人深思。
民国时期经年战乱,造成陕北地广人稀。边区处在牛耕手种的农业生产发展阶段,外来务工者是最主要的生产力要素。早在1940年3月,边区政府就制订优惠政策吸引难民移居边区并参加农业生产。1941年1月,边区政府还出示布告,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宣传优待移民政策:
本府去年三月,决定优待移民;
时间不到一年,成绩确实惊人。
单是延安甘泉,移民两万有零。
为了抗战胜利,扩大这种精神;
边区荒地宽广,开垦就要移民。
华池二将川地,以及延安临镇;
划作两大垦区,政府补助移民。
不论战区灾区,难民或是贫民;
愿意移进边区,一律都是欢迎。
办理登记手续,各级政府都行;
军民机关任务,帮助介绍移民。
官荒任其开垦,公粮三年免征;
租借私人荒地,免纳三年租金;
缺少农具籽种,政府一定相帮;
没有窑洞食粮,借助依靠乡邻;
至于从事工商,保护另有明章;
民主权利共享,新户老户不分;
义务劳动负担,一律予以减轻;
欺压客户之徒,政府法纪以绳。
特此晓喻大众,务须遵照执行!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再次制订颁布优待移民政策,强调对新移民“实行三年免收救国公粮,并减轻其义务劳动”;帮助解决住宿窑洞、种籽、农具、口粮、柴火等日常生计问题;“移民安家以后,如缺乏耕牛,应帮助向银行取得耕牛贷款”;“移民站发给移民之路费、补贴费,由边区政府支出,按月向边区政府报销”。1943年,边区政府修订颁布《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共19条,其中对于垦荒土地和移民生活生产条件规定如下:
甲、经移民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荒,其土地所有权概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荒三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三年免纳地租,三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乙、移居垦区之移民难民,如因种菜或种料,需少许熟地,得呈请区乡政府视可能情况,酌予调剂。
丙、移民难民无力自行打窑洞,或在未打好窑洞之前,得由县政府就当地公私窑洞或房屋予以调剂暂住,待该移民难民自行建有窑洞或房屋后归还之。
丁、凡移民难民无力购买耕牛、农具、种籽,或缺乏食粮者,得由县政府呈请边区政府优先予以农贷帮助。如农贷尚不足需要时,得由乡政府帮助向老户借贷,或发动老户互助解决之。
戊、移民难民自移入边区居住耕种之日起,对于运输公盐、运输公粮、修公路等义务劳动,第一年全免,第二年第三年分别视家庭经济状况酌减,如第二年第三年仍然生活困难者,将全免。
政策设置得体贴细致并很有人情味。生活有着落,生产有条件,生病有公共医院免费医疗,政治权利公正平等,不会受到老户欺负,让每个走进边区的新移民难民都有家的温暖感和归属感。政府将管理融入服务中,对移民难民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进行档案跟踪管理。
1944年3月,曾经协助陶行知办南京晓庄师范及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1942年参加新四军,然后来到延安的张宗麟,在延川县视察时看到这样一幕情景,大为惊叹:
有一位移民来找区长。区长起身说:“我是区长。”来人就坐在区长的长凳上。
区长关心地询问:“你们几人?”
“四个,一个婆姨两个娃娃。”
“住进窑没有?露地难受。”
“住进窑了。”
“带的粮够否?”
“还有。”
“那么,明天替你雇牲口。”
“好!”
张宗麟原先以为来人是区长的熟人,后来看见区长找移民登记簿,才知道并非熟悉的朋友,而是新近移民。(《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43年11月,萧军不满整风运动中的某些人与事,一怒之下不吃“公粮”,携妻带子到延安县川口乡碾庄村、刘庄村,就是以移民的身份争取到乡政府帮助,救济三个月口粮,“每人每月以1斗1升6合,他家三口人,共应领粮1石4升4合”,并调剂镢头一把。加之老乡们或赠送或出卖一些杂粮,他本人上山打柴,自己为老婆接生,全家借宿废弃的旧窑洞,得以生存。
经过整风后,政令更加畅通,优待移民政策促进边区农业生产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移民难民人口的增加,带来外来务工者的集聚,边区劳动力数量直线上升。
移民难民属于非自然增长人口,成年劳动力比例相对较高。如1941～1943年接受的6万多移民难民中,劳动力大约1.83万个。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计算,一个劳动力平均耕种20亩土地,就可以扩大耕地面积36.6万亩,每年可以增加粮食收获7.32万石。这样,既可以地尽其利,变荒山为良田;又可以人尽其才,变穷汉为富农。
根据有关方面对延安县柳林区157户移民的调查,“从生产方面看:第一年,一面开荒,一面安庄稼或打短工,卖柴,或作手艺;第二年,就可以添置农具,喂牲畜,完全自己种地,不再打短工;第三年,就可以安牛犋,大量生产。从生活方面来看:第一年,一半靠借粮,一半靠自己劳动所得;第二年,只靠少数赒济粮,大多数可自给;第三年,就可以完全自给自足”。(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这还是仅就移民难民中起点最低者而言,实际上移民中一部分自身条件较好者,可以带来一定的生产物资。这些具备一定生活生产条件的移民,主要是为了逃避移出地政治经济压迫剥削,为边区优惠政策吸引过来的。
当时的《解放日报》曾报道这样一个案例:
胡文贵,夫妻二人,1942年11月底从湖北来到淳耀县。冬天自己上山打柴、烧木炭,媳妇在家编草鞋,变卖后维持生计。开春后,在政府帮助下开荒种地,拟订农户计划,并推动他和别的农户开展劳动竞赛,结果开荒47亩,收获包谷10石、糜谷7石、豆子麻子1石多、洋芋3000多斤、蔬菜800多斤,还同邻里合伙喂养一头猪,年底分得猪肉三四十斤。家里缝制了新被子,添置了新衣服。仅仅一年时间,就从饥寒做到温饱,并有余粮。其本人被推举为关中分区难民劳动英雄,出席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类似的移民致富案例,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比比皆是,其中最杰出的典型吴满有成为边区农民学习的榜样。截至1943年初,“五年来迁入边区内地的移、难民,在10万以上……虽然当他们来时是那样的贫苦,枵腹破衣,双手空空,到现在就是发达得最慢的,也能饱食暖衣,变成了自耕农,至于那些发展快的,则上升为富农”。(《大量移民》,《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2月22日)五年来边区扩大耕地240多万亩,其中有200多万亩是靠移民难民开荒种植的,承担了边区60%的粮食生产任务。
移民政策像有力的杠杆,掀开了边区农业生产的新篇章。新移民温饱致富后,声讯相传,介绍更多的亲友结伴而来。原有的老农户在政府组织的劳动竞赛中,受新移民劳动热情的推动,也纷纷焕发干劲。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推行积极的富农政策,鼓励支持农民劳动致富,改良品种,推广农业科技;引导组织农民改进生产合作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普及卫生常识,预防减少疾病,提高婴幼儿成活率;广泛开展识字运动,扫除文盲……边区农民生活温饱了,日子红火了,心情开朗了,称颂“边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边区政权也前所未有地稳定。
没有基层社会的稳定,没有广大农村的进步,中国社会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如何让农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使农业政策、农村政权、基层干部实实在在为当地或离地的群众服务,陕甘宁边区当年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参考借鉴。
(作者曾任职上海《解放日报》,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民国时期经年战乱,造成陕北地广人稀。边区处在牛耕手种的农业生产发展阶段,外来务工者是最主要的生产力要素。早在1940年3月,边区政府就制订优惠政策吸引难民移居边区并参加农业生产。1941年1月,边区政府还出示布告,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宣传优待移民政策:
本府去年三月,决定优待移民;
时间不到一年,成绩确实惊人。
单是延安甘泉,移民两万有零。
为了抗战胜利,扩大这种精神;
边区荒地宽广,开垦就要移民。
华池二将川地,以及延安临镇;
划作两大垦区,政府补助移民。
不论战区灾区,难民或是贫民;
愿意移进边区,一律都是欢迎。
办理登记手续,各级政府都行;
军民机关任务,帮助介绍移民。
官荒任其开垦,公粮三年免征;
租借私人荒地,免纳三年租金;
缺少农具籽种,政府一定相帮;
没有窑洞食粮,借助依靠乡邻;
至于从事工商,保护另有明章;
民主权利共享,新户老户不分;
义务劳动负担,一律予以减轻;
欺压客户之徒,政府法纪以绳。
特此晓喻大众,务须遵照执行!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再次制订颁布优待移民政策,强调对新移民“实行三年免收救国公粮,并减轻其义务劳动”;帮助解决住宿窑洞、种籽、农具、口粮、柴火等日常生计问题;“移民安家以后,如缺乏耕牛,应帮助向银行取得耕牛贷款”;“移民站发给移民之路费、补贴费,由边区政府支出,按月向边区政府报销”。1943年,边区政府修订颁布《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共19条,其中对于垦荒土地和移民生活生产条件规定如下:
甲、经移民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荒,其土地所有权概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荒三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三年免纳地租,三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乙、移居垦区之移民难民,如因种菜或种料,需少许熟地,得呈请区乡政府视可能情况,酌予调剂。
丙、移民难民无力自行打窑洞,或在未打好窑洞之前,得由县政府就当地公私窑洞或房屋予以调剂暂住,待该移民难民自行建有窑洞或房屋后归还之。
丁、凡移民难民无力购买耕牛、农具、种籽,或缺乏食粮者,得由县政府呈请边区政府优先予以农贷帮助。如农贷尚不足需要时,得由乡政府帮助向老户借贷,或发动老户互助解决之。
戊、移民难民自移入边区居住耕种之日起,对于运输公盐、运输公粮、修公路等义务劳动,第一年全免,第二年第三年分别视家庭经济状况酌减,如第二年第三年仍然生活困难者,将全免。
政策设置得体贴细致并很有人情味。生活有着落,生产有条件,生病有公共医院免费医疗,政治权利公正平等,不会受到老户欺负,让每个走进边区的新移民难民都有家的温暖感和归属感。政府将管理融入服务中,对移民难民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进行档案跟踪管理。
1944年3月,曾经协助陶行知办南京晓庄师范及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1942年参加新四军,然后来到延安的张宗麟,在延川县视察时看到这样一幕情景,大为惊叹:
有一位移民来找区长。区长起身说:“我是区长。”来人就坐在区长的长凳上。
区长关心地询问:“你们几人?”
“四个,一个婆姨两个娃娃。”
“住进窑没有?露地难受。”
“住进窑了。”
“带的粮够否?”
“还有。”
“那么,明天替你雇牲口。”
“好!”
张宗麟原先以为来人是区长的熟人,后来看见区长找移民登记簿,才知道并非熟悉的朋友,而是新近移民。(《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43年11月,萧军不满整风运动中的某些人与事,一怒之下不吃“公粮”,携妻带子到延安县川口乡碾庄村、刘庄村,就是以移民的身份争取到乡政府帮助,救济三个月口粮,“每人每月以1斗1升6合,他家三口人,共应领粮1石4升4合”,并调剂镢头一把。加之老乡们或赠送或出卖一些杂粮,他本人上山打柴,自己为老婆接生,全家借宿废弃的旧窑洞,得以生存。
经过整风后,政令更加畅通,优待移民政策促进边区农业生产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移民难民人口的增加,带来外来务工者的集聚,边区劳动力数量直线上升。
移民难民属于非自然增长人口,成年劳动力比例相对较高。如1941～1943年接受的6万多移民难民中,劳动力大约1.83万个。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计算,一个劳动力平均耕种20亩土地,就可以扩大耕地面积36.6万亩,每年可以增加粮食收获7.32万石。这样,既可以地尽其利,变荒山为良田;又可以人尽其才,变穷汉为富农。
根据有关方面对延安县柳林区157户移民的调查,“从生产方面看:第一年,一面开荒,一面安庄稼或打短工,卖柴,或作手艺;第二年,就可以添置农具,喂牲畜,完全自己种地,不再打短工;第三年,就可以安牛犋,大量生产。从生活方面来看:第一年,一半靠借粮,一半靠自己劳动所得;第二年,只靠少数赒济粮,大多数可自给;第三年,就可以完全自给自足”。(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这还是仅就移民难民中起点最低者而言,实际上移民中一部分自身条件较好者,可以带来一定的生产物资。这些具备一定生活生产条件的移民,主要是为了逃避移出地政治经济压迫剥削,为边区优惠政策吸引过来的。
当时的《解放日报》曾报道这样一个案例:
胡文贵,夫妻二人,1942年11月底从湖北来到淳耀县。冬天自己上山打柴、烧木炭,媳妇在家编草鞋,变卖后维持生计。开春后,在政府帮助下开荒种地,拟订农户计划,并推动他和别的农户开展劳动竞赛,结果开荒47亩,收获包谷10石、糜谷7石、豆子麻子1石多、洋芋3000多斤、蔬菜800多斤,还同邻里合伙喂养一头猪,年底分得猪肉三四十斤。家里缝制了新被子,添置了新衣服。仅仅一年时间,就从饥寒做到温饱,并有余粮。其本人被推举为关中分区难民劳动英雄,出席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类似的移民致富案例,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比比皆是,其中最杰出的典型吴满有成为边区农民学习的榜样。截至1943年初,“五年来迁入边区内地的移、难民,在10万以上……虽然当他们来时是那样的贫苦,枵腹破衣,双手空空,到现在就是发达得最慢的,也能饱食暖衣,变成了自耕农,至于那些发展快的,则上升为富农”。(《大量移民》,《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2月22日)五年来边区扩大耕地240多万亩,其中有200多万亩是靠移民难民开荒种植的,承担了边区60%的粮食生产任务。
移民政策像有力的杠杆,掀开了边区农业生产的新篇章。新移民温饱致富后,声讯相传,介绍更多的亲友结伴而来。原有的老农户在政府组织的劳动竞赛中,受新移民劳动热情的推动,也纷纷焕发干劲。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推行积极的富农政策,鼓励支持农民劳动致富,改良品种,推广农业科技;引导组织农民改进生产合作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普及卫生常识,预防减少疾病,提高婴幼儿成活率;广泛开展识字运动,扫除文盲……边区农民生活温饱了,日子红火了,心情开朗了,称颂“边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边区政权也前所未有地稳定。
没有基层社会的稳定,没有广大农村的进步,中国社会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如何让农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使农业政策、农村政权、基层干部实实在在为当地或离地的群众服务,陕甘宁边区当年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参考借鉴。
(作者曾任职上海《解放日报》,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