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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发展现状，并从体制、环境等五个方面探讨了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生存空间的问题。关键词：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生存空间
为了保障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我国积极开展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高职中职院校评估。从实践来看，这些评估主要来自于政府，是政府宏观调控高等教育质量的手段。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这种基于宏观调控的评估日益显得力不从心。笔者认为，评估中介机构民主、专业的特点，使得它能够在当代的中国高等教育评估领域大展身手。本文在此详细分析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生存空间。
一、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发展现状
1994年在长春市召开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的大会发言中，华东师范大学陈玉琨教授首次提出了“建立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观点；同年，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王翼生教授发表论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基本要点》，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这一概念。自此，“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这个概念开始频频出现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课题研究的成果报告和论文之中。
在理论的推动下，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作为体制改革后的新型评估机构迅速崛起。1994年7月29日，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在北京理工大学成立，成为“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及有关咨询服务的事业性质机构”。随后，“上海高等教育评估事物所”(现已合并于后来成立的“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江苏省教育评估院”，“辽宁省教育评价事务所”，“广东省教育厅教育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江西省高等教育评估所”等相继成立。这批隶属于各省教育委员会的事业单位性质的高等教育评估专业机构，以不同于以往行政独权型的高教评估机构的姿态出现，成为与我国体制改革相适应、与世界发展同步的高等教育评估界的新生事物，承担着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部分工作。
二、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生存空间
1.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为高教评估中介机构的生存提供制度支持
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计划经济逐步退出我国的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高等教育发展运行的宏观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转变政府职能、促进高校自主办学成为高等教育变革和发展的迫切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由过去的“全能政府”、“大政府”向“有限政府”和“小政府”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在逐步经历着由宏观与微观兼管向宏观管理的转变。高等教育活动不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社会和市场同样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它们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突出。可以预见，政府、社会和高校将会成为影响未来高等教育运作的三大主要力量。这种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完全是市场经济规律驱动的结果，也完全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由政府组织的行政性高等教育评估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显得不合时宜。
社会中介组织的出现是国家与社会各类矛盾运动的结果。自国家出现后，政府便凭借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及其公共权威，行使着公共的社会管理的职能。恩格斯曾把政府的这种公共权力看作既是从社会中产生，又日益与社会分离的一种力量，这样便使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一对矛盾体。为了尽量减少政府与社会的直接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冲突，就需要在政府(管理主体)与社会客体(管理客体)之间建立一种中介机制，以便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通过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实质上也就是把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社会结构，分化成为国家——社会中介组织——利益团体(或民众)层的社会结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作为一种介于政府、社会和高校之间的评估机构，不参与任何一方的利益共享，因此能够保证在评估时不出现任何价值偏向，它的工作机制符合市场体制公平、公正的原则。顺应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应运而生，并且，将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前景。
2.文化观念的变革为高教评估中介机构的生存提供理念支撑
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必然会给教育评估活动烙上深深的印迹。几千年的封建等级观念一度压制着中国人民追求创新、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五四”运动掀开了我国文化、思想改革与创新的新篇章，开创了我国思想领域解放的新纪元。从这个时候起，我国人们的思想开始有意识地跟着先进文化的步伐前行，人们要求改革、追求创新的意识逐渐增强。随着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浪潮的推进，广大民众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民主、自由、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自20世纪末起，人们对公共管理事物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热情。大家逐渐意识到，公共事业是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公共事物的管理中来。同时，人们的维权意识也逐步提高，作为社会纳税人、作为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高教投资者和接受高教服务的消费者都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政府独揽高等教育的评估权已经很难让人们信服高等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评估的行政主导倾向已经不能适应自由、民主的社会文化氛围。这为具有独立性、专业性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提供了生存的文化土壤。
3.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催生民主、专业性的高教评估中介机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了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给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平台。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我国在体制改革包括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要“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我国拥有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如果政府事必亲躬，就可能出现主观上想“为”，客观上却“为不了”和“为不好”的问题。随着教育公共事务和行政事务变得日趋庞大、复杂和专业化，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去直接操作和管理教育中的各项事务，于是将一部分行政权力(包括高教评估)委托给教育中介机构行使，借助中介机构专业性的人力和资源来完成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能以提高管理效率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可行措施之一。
4.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需要高教评估中介机构参与高教质量管理
我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现状也要求高教领域中介机构的出现。高等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加之扩招带来的庞大教育人口、繁杂事务，使得高教管理根本就不适合实行集中管理模式。而非官方的评估机构能够较好地 适应这种不平衡性，使各地区的高校可以根据本地区发展的需要调整办学方向和模式，也有利于各高校保留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我国从1995年高校扩招开始，高等教育规模进入超常规发展时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6年约7％一跃至2002年的15％以上，进入了马丁·特罗高教三阶段论的大众化阶段。随着高教大众化进程，高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数急剧增加，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质量表现出高度的关注。面对如此庞大的高教体系，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质量评估、如何保障整个高教的质量成为学者和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时，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作用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它作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中介性质的专业评估机构，以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完全能够满足高教大众化阶段高教评估工作的要求，担任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估的主角。大力发展能够反映高等教育各方意愿、具有专业约束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是在向大众化转型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建设的理性选择。从性质和作用上看，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是沟通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的桥梁，是促进高等教育内在逻辑和外在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制度保证。
5.蓬勃开展的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运动为中国高教评估中介机构提供国际支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世界各国都重视本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并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质量保障体系。1991年成立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国际网络组织”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理论与实践的深入进行提供了国际交流的平台。该组织自成立后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为国际高教评估经验的交流提供平台，致力于促进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第一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以“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为主题，把“高质量”作为当今高等教育的三大使命之一而明确地提出来。大会的《世界宣言》和《行动框架》从各个角度论证了21世纪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质量”与“质量标准”的新理念，对质量保障体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其中，《世界宣言》提出“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质量理念非常具有时代精神。提倡高等教育“多样性”和“多层面”的质量标准意味着对高等教育进行质量评估的尺度应该是多样化和多层面的。而传统单一的评估机构模式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此，新形式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构的产生就成为必然。在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运动的推动下，2001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六届全国学术年会召开。作为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年会在中国的延伸，年会以“高等教育质量及其保障”为主题，提倡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和多层次性，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沈玉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建设探析[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5)
[2]杨晓江，略论我国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时代背景[J]，上海教育科研，1 999，(11)
[3]李亚东，试论我国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构建[J]，教育发展研究，2002，(11)
[4]滕俊平，论我国中介性高等教育评估机构的国家认可[J]，辽宁教育研究，2006，(11)，
[5]康宏，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发展研究[J]，高教探索，2007，(3)
(责任编辑：张中)
为了保障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我国积极开展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高职中职院校评估。从实践来看，这些评估主要来自于政府，是政府宏观调控高等教育质量的手段。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这种基于宏观调控的评估日益显得力不从心。笔者认为，评估中介机构民主、专业的特点，使得它能够在当代的中国高等教育评估领域大展身手。本文在此详细分析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生存空间。
一、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发展现状
1994年在长春市召开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的大会发言中，华东师范大学陈玉琨教授首次提出了“建立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观点；同年，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王翼生教授发表论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基本要点》，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这一概念。自此，“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这个概念开始频频出现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课题研究的成果报告和论文之中。
在理论的推动下，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作为体制改革后的新型评估机构迅速崛起。1994年7月29日，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在北京理工大学成立，成为“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及有关咨询服务的事业性质机构”。随后，“上海高等教育评估事物所”(现已合并于后来成立的“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江苏省教育评估院”，“辽宁省教育评价事务所”，“广东省教育厅教育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江西省高等教育评估所”等相继成立。这批隶属于各省教育委员会的事业单位性质的高等教育评估专业机构，以不同于以往行政独权型的高教评估机构的姿态出现，成为与我国体制改革相适应、与世界发展同步的高等教育评估界的新生事物，承担着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的部分工作。
二、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生存空间
1.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为高教评估中介机构的生存提供制度支持
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计划经济逐步退出我国的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高等教育发展运行的宏观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转变政府职能、促进高校自主办学成为高等教育变革和发展的迫切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由过去的“全能政府”、“大政府”向“有限政府”和“小政府”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在逐步经历着由宏观与微观兼管向宏观管理的转变。高等教育活动不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社会和市场同样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它们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突出。可以预见，政府、社会和高校将会成为影响未来高等教育运作的三大主要力量。这种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完全是市场经济规律驱动的结果，也完全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由政府组织的行政性高等教育评估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显得不合时宜。
社会中介组织的出现是国家与社会各类矛盾运动的结果。自国家出现后，政府便凭借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及其公共权威，行使着公共的社会管理的职能。恩格斯曾把政府的这种公共权力看作既是从社会中产生，又日益与社会分离的一种力量，这样便使政府与社会构成了一对矛盾体。为了尽量减少政府与社会的直接矛盾，平衡社会利益冲突，就需要在政府(管理主体)与社会客体(管理客体)之间建立一种中介机制，以便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通过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实质上也就是把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的社会结构，分化成为国家——社会中介组织——利益团体(或民众)层的社会结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作为一种介于政府、社会和高校之间的评估机构，不参与任何一方的利益共享，因此能够保证在评估时不出现任何价值偏向，它的工作机制符合市场体制公平、公正的原则。顺应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应运而生，并且，将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前景。
2.文化观念的变革为高教评估中介机构的生存提供理念支撑
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必然会给教育评估活动烙上深深的印迹。几千年的封建等级观念一度压制着中国人民追求创新、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五四”运动掀开了我国文化、思想改革与创新的新篇章，开创了我国思想领域解放的新纪元。从这个时候起，我国人们的思想开始有意识地跟着先进文化的步伐前行，人们要求改革、追求创新的意识逐渐增强。随着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浪潮的推进，广大民众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民主、自由、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自20世纪末起，人们对公共管理事物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热情。大家逐渐意识到，公共事业是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公共事物的管理中来。同时，人们的维权意识也逐步提高，作为社会纳税人、作为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高教投资者和接受高教服务的消费者都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政府独揽高等教育的评估权已经很难让人们信服高等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评估的行政主导倾向已经不能适应自由、民主的社会文化氛围。这为具有独立性、专业性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提供了生存的文化土壤。
3.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催生民主、专业性的高教评估中介机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了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给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平台。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我国在体制改革包括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要“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我国拥有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如果政府事必亲躬，就可能出现主观上想“为”，客观上却“为不了”和“为不好”的问题。随着教育公共事务和行政事务变得日趋庞大、复杂和专业化，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去直接操作和管理教育中的各项事务，于是将一部分行政权力(包括高教评估)委托给教育中介机构行使，借助中介机构专业性的人力和资源来完成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能以提高管理效率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可行措施之一。
4.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需要高教评估中介机构参与高教质量管理
我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现状也要求高教领域中介机构的出现。高等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加之扩招带来的庞大教育人口、繁杂事务，使得高教管理根本就不适合实行集中管理模式。而非官方的评估机构能够较好地 适应这种不平衡性，使各地区的高校可以根据本地区发展的需要调整办学方向和模式，也有利于各高校保留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我国从1995年高校扩招开始，高等教育规模进入超常规发展时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6年约7％一跃至2002年的15％以上，进入了马丁·特罗高教三阶段论的大众化阶段。随着高教大众化进程，高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数急剧增加，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质量表现出高度的关注。面对如此庞大的高教体系，如何科学合理地进行质量评估、如何保障整个高教的质量成为学者和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时，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作用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它作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中介性质的专业评估机构，以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完全能够满足高教大众化阶段高教评估工作的要求，担任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估的主角。大力发展能够反映高等教育各方意愿、具有专业约束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是在向大众化转型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建设的理性选择。从性质和作用上看，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是沟通高校与政府、高校与社会的桥梁，是促进高等教育内在逻辑和外在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制度保证。
5.蓬勃开展的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运动为中国高教评估中介机构提供国际支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世界各国都重视本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并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质量保障体系。1991年成立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国际网络组织”为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理论与实践的深入进行提供了国际交流的平台。该组织自成立后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为国际高教评估经验的交流提供平台，致力于促进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的顺利进行。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第一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大会以“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为主题，把“高质量”作为当今高等教育的三大使命之一而明确地提出来。大会的《世界宣言》和《行动框架》从各个角度论证了21世纪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质量”与“质量标准”的新理念，对质量保障体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其中，《世界宣言》提出“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质量理念非常具有时代精神。提倡高等教育“多样性”和“多层面”的质量标准意味着对高等教育进行质量评估的尺度应该是多样化和多层面的。而传统单一的评估机构模式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此，新形式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构的产生就成为必然。在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运动的推动下，2001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六届全国学术年会召开。作为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年会在中国的延伸，年会以“高等教育质量及其保障”为主题，提倡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和多层次性，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沈玉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建设探析[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5)
[2]杨晓江，略论我国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时代背景[J]，上海教育科研，1 999，(11)
[3]李亚东，试论我国教育评估中介机构的构建[J]，教育发展研究，2002，(11)
[4]滕俊平，论我国中介性高等教育评估机构的国家认可[J]，辽宁教育研究，2006，(11)，
[5]康宏，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发展研究[J]，高教探索，2007，(3)
(责任编辑：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