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一、引言 1999年颁行的合同法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吸收了其较为成功的立法成果。这一方面体现在合同法中新添加的诸如履行抗辩权、根本违约及可预见损失规则等具体新制度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的合同法观念的采纳上,如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合理性术语的大量采用。在适用合同法的司法实践中,使我国的法官们感到困惑的主要是与后一方面相关的规定。前一方面的规定虽然也可能使法官们感到陌生,乍一适用很不顺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陌生自可变为熟悉,渐达卖油翁名言"只不过手熟罢了"之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新规定的"具体"上,具体的东西一般而言是比较容易把握的,譬如学习剑术,再难的剑招可以学会,只要有招,就可以学仿。恰成对照,后一方面的相关规定,由于事关法律理念,与生成它的各种环境因素诸如人文、历史、经济、政治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对于生长在那里的法官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不言自明。而我国的法官们对于该立法观念的生成环境则是陌生的,而且也不大可能有很多人有机会去熟悉,因而要准确理解由此种观念衍生的抽象制度,相形之下就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