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至院长、党委书记，下至各科科长、各室主任，人们从来不称官衔，一律直呼其名，而且常常是亲切地免姓呼名，或者干脆起上个近似“爱称”的绰号。
　　比如曹禺同志，大家从来不叫他“曹院长”，而是叫他“曹头儿”。以至连家属、小孩儿们也叫他“曹头儿”。他非但不反感，还会向你笑着答应。再比如焦菊隐同志，大家不叫他“焦副院长”“焦总导演”“焦导演”，而是尊敬地称之为“焦先生”。多少年来就这么叫惯了，甚至影响到周总理也跟着我们这么叫。还有赵起扬同志，大家也从来不叫“赵副院长”“赵书记”，而是叫他“起扬”；欧阳山尊同志，大家也同样从来不叫他“欧阳副院长”或者“欧阳副总导演”“欧阳导演”，而是叫他“山尊”……
　　这个优良传统一直沿袭至今。现在的各位副院长、副书记，大家分别叫他们“是之”“苏民”“兆华”“连昆”“崇林”。叫的人上口，听的人顺耳，谁也不介意。如果你参加人艺一个会议，大约是聽不出谁是“官”，谁是“兵”的。大家都觉得这种称谓有助于建立一种和谐、宽松的艺术创作气氛。
　　与此同时，人们还善意地创造了一些绰号，而且一经出现，便很快成为全院的共同“财富”，一叫就是几十年。
　　例如，李绪文同志上个世纪50年代调到剧院来时，还是个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负责搞道具制作和管理工作。他生就一副好嗓子，常常一边制作道具一边学两句歌唱家李光羲的《货郎与小姐》，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一次外出演出，他想早点睡觉，可是其他人有的闲聊，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打扑克，吵得他无法入眠。李绪文央求道：“亲爱的大哥们，小声点儿吧，我实在没法睡啊！”大家故意逗他，偏偏声音更大了，最后要求他唱一首歌来听，才肯安静下来。从此，每天晚上只要环境一不安静，李绪文便大声疾呼：“亲爱的大哥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时间一长，大家反把他叫做“亲爱的大哥”了，后又简称为“大哥”。没过多少日子，全院都叫开了“大哥”，包括曹禺院长和赵起扬同志。现在，李绪文已经是行政处处长，可是老人儿还叫他“大哥”，他照样答应得挺痛快。
　　（赵鹏摘编自《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