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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一家科研机构工作的杜衡（化名）上周深入山东、河北等地工厂一线调研后最大感触是，自己所做的科研项目和企业的实际需要之间存在太大的差距，科研与经济“两张皮”的情况并没有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科研大规模投入而发生根本变化。
就在杜衡出差的这几天，7月6日至7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京召开，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召开的最高规格的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九位常委悉数出席，“充分发挥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正是大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重申了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的目标——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5％以上，届时中国将要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大会上强调指出，从现在起，到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形势非常紧迫，任务十分艰巨，“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创新的思想观念桎梏和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
企业创新的障碍
在科技部部长万钢看来，当前制约中国科技创新的首要问题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产学研用结合得不够紧密，各创新单元组合在一起之后的整体效能需要提高。
企业创新能力的问题同样也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特别关注的。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温家宝指出，企业强则国家强。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已经具备很强的制造能力，但仍然不是制造业强国，总体上还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根本原因就是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到8610亿元，增幅为21.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3％，居世界第三位，其中，近70%的研发经费来自企业。
企业虽然成为研发经费的投入主体，但并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国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高，创新能力难以支持经济大国的持续健康发展，汽车、医药、IT等领域的核心技術仍为国外厂商控制。
正因为如此，温家宝认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这是一项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任务。
国内一家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该公司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他们选择完全原创性的创新项目却非常谨慎，更多是在国外引进技术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
“企业虽然会设立一小部分不以盈利为目的纯技术项目，但一般也不会选择特别前沿的，大概以五年内能投入生产为限，而且一些技术项目设立之后如果一直没有进展，也会被砍掉。”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发人员说。
温家宝表示，要在政策上最大限度地支持企业创新，要建立健全财政性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完善财政资助、贴息和税收减免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引导金融机构综合运用买方信贷、卖方信贷、融资租赁等方式，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国家用于科研方面的投入也呈现跨越式增加。同时，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后，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一下子颁布了几十项政策或指导意见，扶持政策的力度也不小。
固然，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持企业创新对于企业来说是一大福音，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创新不足的问题，因为资金和政策并非问题的根源。
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创新主体，其根源并不在科技体制，而在于社会管理的滞后，权钱交易屡禁不止，企业发展更多依赖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而不是科技创新，土地、能源、信贷等等资源的分配无不如此。科技创新并不能成为企业生存和盈利的首要变量，企业自然动力不足。
“权力运行的不完善破坏了创新的环境，因此创新很难通过制度安排来落到实处。”竹立家说，科技创新并非是孤立的，其背后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体制创新，这是不能回避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前最重要的就是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度，政府应该管理好权力的边界，更多地从企业经营管理中退出，让企业能够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万钢也认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关键是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决策主体、研发投入主体、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也表示，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要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第一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是为创新提供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
行政化官僚化沉疴
目前科研体制最受诟病的是其行政化和官僚化的色彩。
白智立表示，无论是在科研课题的选择还是科研经费的下放等等方面，政府的管制均过多。由于政府有其政策目标，自然会使资源向其目标倾斜，在倾斜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违背学术和科研的规律，从而影响更大的创新。
竹立家说，科研组织官僚化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当官而非做学术成为一些学者的目标，官越大科研经费就拿的越多，利用行政职权谋取和占有大量科研资源，而真正做科研的人却很难获得资金支持。一方面造成科研资金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普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下降和创新动力不足。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通过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试图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评价体系和奖励制度，来激发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
《意见》提出，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制定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着重评价成果的科学价值；应用研究由用户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着重评价目标完成情况、成果转化情况以及技术成果的突破性和带动性。
在杜衡看来，科研机构中，被称为“横向课题”的应用研究远没有被称为“纵向课题”的基础研究受重视，科研机构在评职称时将纵向课题看做必须条件，而对于应用研究则没有特别要求。
纵向课题一般来源为国家、地方政府和部委下达的课题，往往是偏科学理论和轻实践，但研究成果更容易被学术期刊认可，而与工程实践相关的应用研究则不符合现行体制对于论文的要求，所以科研人员往往会放弃这些课题。
“在这一指挥棒的作用下，我们往往会放弃这些应用课题，从而导致科研与实践更加脱节，一方面觉得没办法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另一方面也觉得基础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杜衡说。
就在杜衡出差的这几天，7月6日至7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京召开，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召开的最高规格的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九位常委悉数出席，“充分发挥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正是大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重申了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的目标——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5％以上，届时中国将要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大会上强调指出，从现在起，到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形势非常紧迫，任务十分艰巨，“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创新的思想观念桎梏和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
企业创新的障碍
在科技部部长万钢看来，当前制约中国科技创新的首要问题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产学研用结合得不够紧密，各创新单元组合在一起之后的整体效能需要提高。
企业创新能力的问题同样也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特别关注的。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温家宝指出，企业强则国家强。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已经具备很强的制造能力，但仍然不是制造业强国，总体上还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根本原因就是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到8610亿元，增幅为21.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3％，居世界第三位，其中，近70%的研发经费来自企业。
企业虽然成为研发经费的投入主体，但并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国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不高，创新能力难以支持经济大国的持续健康发展，汽车、医药、IT等领域的核心技術仍为国外厂商控制。
正因为如此，温家宝认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这是一项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任务。
国内一家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该公司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他们选择完全原创性的创新项目却非常谨慎，更多是在国外引进技术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
“企业虽然会设立一小部分不以盈利为目的纯技术项目，但一般也不会选择特别前沿的，大概以五年内能投入生产为限，而且一些技术项目设立之后如果一直没有进展，也会被砍掉。”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发人员说。
温家宝表示，要在政策上最大限度地支持企业创新，要建立健全财政性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完善财政资助、贴息和税收减免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引导金融机构综合运用买方信贷、卖方信贷、融资租赁等方式，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国家用于科研方面的投入也呈现跨越式增加。同时，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后，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一下子颁布了几十项政策或指导意见，扶持政策的力度也不小。
固然，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持企业创新对于企业来说是一大福音，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创新不足的问题，因为资金和政策并非问题的根源。
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成为创新主体，其根源并不在科技体制，而在于社会管理的滞后，权钱交易屡禁不止，企业发展更多依赖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而不是科技创新，土地、能源、信贷等等资源的分配无不如此。科技创新并不能成为企业生存和盈利的首要变量，企业自然动力不足。
“权力运行的不完善破坏了创新的环境，因此创新很难通过制度安排来落到实处。”竹立家说，科技创新并非是孤立的，其背后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体制创新，这是不能回避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前最重要的就是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度，政府应该管理好权力的边界，更多地从企业经营管理中退出，让企业能够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万钢也认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关键是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决策主体、研发投入主体、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日前也表示，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要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第一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是为创新提供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
行政化官僚化沉疴
目前科研体制最受诟病的是其行政化和官僚化的色彩。
白智立表示，无论是在科研课题的选择还是科研经费的下放等等方面，政府的管制均过多。由于政府有其政策目标，自然会使资源向其目标倾斜，在倾斜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违背学术和科研的规律，从而影响更大的创新。
竹立家说，科研组织官僚化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当官而非做学术成为一些学者的目标，官越大科研经费就拿的越多，利用行政职权谋取和占有大量科研资源，而真正做科研的人却很难获得资金支持。一方面造成科研资金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普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下降和创新动力不足。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通过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试图通过建立更加完善的评价体系和奖励制度，来激发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
《意见》提出，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制定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基础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着重评价成果的科学价值；应用研究由用户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着重评价目标完成情况、成果转化情况以及技术成果的突破性和带动性。
在杜衡看来，科研机构中，被称为“横向课题”的应用研究远没有被称为“纵向课题”的基础研究受重视，科研机构在评职称时将纵向课题看做必须条件，而对于应用研究则没有特别要求。
纵向课题一般来源为国家、地方政府和部委下达的课题，往往是偏科学理论和轻实践，但研究成果更容易被学术期刊认可，而与工程实践相关的应用研究则不符合现行体制对于论文的要求，所以科研人员往往会放弃这些课题。
“在这一指挥棒的作用下，我们往往会放弃这些应用课题，从而导致科研与实践更加脱节，一方面觉得没办法解决企业的技术难题，另一方面也觉得基础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杜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