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创作中,服饰意象可以是叙述故事、结构情节的载体,也可以体现人物的身份特征、社会地位,展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变化。诚如张爱玲所言:“衣服是一种语言,是表达人生的一种袖珍戏剧。”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所塑造的每一个成功、典型的文学形象往往都离不开生动、鲜明的服饰描写。这在小说创作中不乏优秀的范例。
　　孔乙己的长衫
　　说到孔乙己,相信大家一定忘不了他那件“又脏又破,几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鲁迅先生说他是整个鲁镇“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句话既高度集中地概括了他的特殊身份,又预示了人物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他“站着喝酒”,已说明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像那些身穿长衫的阔绰者一样,踱进酒店慢慢地“坐喝”,而只能与那些“短衣帮”们为伍;但他又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说明他是多么迷恋于自己头脑中虚幻的“高人一等”的身份。十多年如一日穿一件没有补也没有洗的破长衫,足见其是何等的四肢不勤,更可见他的生活之窘迫。他不肯脱下那件破长衫,不仅是生活困顿所致,还是因为他痴迷于读书人的身份。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那见缝插针地向小伙计卖弄“学识”的沉醉神态,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的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与痴迷。这一价值观念的形成对孔乙己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十年的耳濡目染,早已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渗透到了他心灵的深处。孔乙己的长衫,犹如人的眼睛,是人物思想情感的外在显现,是人物灵魂的映射。作者借助“长衫”这扇小小的窗户,不仅展示了人物的外在形象,更揭示了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奥楚蔑洛夫的军大衣
　　契诃夫笔下的奥楚蔑洛夫之所以被冠以“变色龙”的绰号,除了他那出尔反尔、前后矛盾的语言之外,更与他那件“穿了又脱,脱了又穿”的军大衣不无关系。断案之初,他先是貌似公允地表示要严惩狗及狗的主人,但当有人说那狗好像是将军家的时候,形势便急转直下:“哦……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真要命,天这么热,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这“脱大衣”的动作,既揭示了奥楚蔑洛夫因为判错了狗而大吃一惊,浑身燥热的胆怯心理,也表明了他想借此为自己“变色”争取时间以便见风使舵的狡猾。当他训斥了一番赫留金后,忽听巡警说这条伤人的小狗不是将军家的,又立刻抖起威风,神气起来,破口大骂狗和狗的主人。而当巡警说他在将军家里的确曾见过这样的一条狗时,奥楚蔑洛夫再次大惊失色,因为这次可是在小狗的主人有可能是将军家的情况下大骂了狗的主人,可想而知,此时的奥楚蔑洛夫一定吓得魂飞魄散,冷汗涔涔。情急之下,他又想起了那件救急之物——军大衣。“哦!……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象起风了,挺冷……”他其实是在借穿大衣之举来遮掩刚才因辱骂将军而心中更甚一层的胆怯。军大衣的这一“脱”一“穿”,主人公的“热”而又“冷”,使奥楚蔑洛夫的媚上欺下、见风使舵的丑态暴露无遗。在经过一番令人作呕的表演,并恐吓了一顿赫留金之后,奥楚蔑洛夫“裹紧大衣”“穿过市场的广场径直走了”。他力图保持自己的威风,但对自己不光彩的表演又不无难堪之感,所以才“裹紧大衣”灰溜溜地走了。小说通过对军大衣的一“脱”、一“穿”、一“裹”等诸多细节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勾画了奥楚蔑洛夫变色过程中种种卑劣的丑态。
　　一个普普通通的服饰,一件貌似不起眼的军大衣,在契诃夫的笔下俨然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道具”,可以说它既是沙皇专制统治的象征,也是人物特殊身份的标志,不仅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还连缀起小说的情节,使之前后呼应、浑然天成,难怪被人称为“神来之物”,真可谓匠心独运。
　　别里科夫的“套子”
　　别里科夫是契诃夫塑造的又一个典型、鲜明的文学形象。他的外貌、服饰极具个性:“戴着黑眼镜,穿着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把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即使晴天出门也要“穿上靴子,带上雨伞”;晚上睡觉时“戴着睡帽,穿着睡衣”,“还要把脑袋蒙进被子里”。他时时刻刻都把自己装在一个套子里,“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别里科夫不仅将自己的“躯体”和用具统统装进套子里,就连其思想、精神也要“套”起来。政府的告示、法令是他思想行为的唯一准则。他整日诚惶诚恐地恪守着沙皇统治的一切清规戒律,不仅用一个个“套子”约束着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还要用“套子”去约束别人。凡违背法令、不合常规的事,哪怕与他毫不相干,也会令他“闷闷不乐”。城里新设了一个茶馆、一个阅览室、一个戏剧小组,他便惊恐不已:“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听到中学生顽皮闹事的流言,他就心慌意乱:“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女朋友骑自行车上街,他也认为有失体统,生怕惹出什么麻烦来。他胆小怕事,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新生事物,恐惧社会变革。俨然,“套中人”别里科夫已成为因循守旧、反动保守的代名词,而他的“套子”又恰似一面艺术的哈哈镜映照出了在沙皇专制统治下被扭曲的灵魂。
　　一个小小的“套子”,装点了一个小小的人物,然而却揭示了一个深刻而重大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一个又一个“套子”的包装下,“套中人”别里科夫的形象才越发地显得滑稽可笑,耐人寻味。
　　形式取决于内容,无论多么精彩、典型的服饰描写也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孔乙己、奥楚蔑洛夫、别里科夫等等,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极具个性的服饰描写不能不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