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听到噩耗，我从南京赶回上海时，家父王家阳等已经在处理后事了，家里每天像走马灯一样人来人往，随后安徽的外甥冼玉章，广西南宁的幼年班学生廖冬青，北京的幼年班代表李学全等陆续来沪，还有一些上海的亲朋轮流到家里陪伴，每天送唁电的邮局工作人员要敲上十几次门，王师母就坐在客厅里，接待探访者，把同样的噩耗，告诉不同的人。我真的很心疼，因为我知道，每说一次，就等于再加深一次她的悲哀，有时一个下午客人不断，她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不过，陪伴在她身边，我听到了很多回忆，因为几乎每一个来慰问的朋友学生都会重温一段当年和先生、师母相处的日子，对于先生师母给予的帮助说一声感谢，我不曾想到过，从小和我生活在一起的“公公”、“婆婆”居然有过那么多不平凡的往事。
　　有一天下午，同时送来了两份唁电，一份是中国音协的，一份是时任音协主席吕骥个人的，王师母告诉我们，王人艺和吕骥是小时候一起玩的伙伴，只是后来一个北京一个上海，另外，王先生有一个习惯，只要是朋友当了官，他就一定不主动去联系，免得别人以为他有什么所求。其他在外地的老朋友也都发来了唁电，黎明晖、黎莉莉、黄源澧、江定仙、章彦、司徒华城、韩里、卞敬祖等。
　　上海音乐学院组成了以贺绿汀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副主任是丁善德与桑桐，委员有：张敦智、李名强、陈良、郑石生、管荫深、孙道临、尹政修、常受宗、赵双、丁芷诺、罗光鑫、汝洁、王羽、吴国钧、赵基阳15人，所有的正副院长及附中、附小校长都位列其中，因为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的这30多年中，本科、附中、附小都曾留下了先生的心血、都有先生辛勤培养的学生。
　　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的中厅举行，以当时的规定，王人艺先生的级别是不能借用大厅的。来参加送别的人很多，厅里站不下，就站到了外面院子里，花圈放不下，就顺着院子摆到了路口，除了院方的党政领导和音乐学院的同事，王人美的爱人，著名画家叶浅予、黄自先生的遗孀汪颐年、黎锦晖的遗孀梁惠芳、明月社的同事黎锦光、交响乐团的同事黄贻钧、陈传熙、尹政修、司徒海城等都来为老友送别，学生辈的更是不胜枚举，除了王先生执教过的，还有不少其他专业的学生，这正如邓尔敬先生所写的那幅挽联：人好尚余口碑在 艺高无奈弦脉息。
　　追悼会结束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师母的生活，师母是知识女性，但她长期以来却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王先生认真教书，她仔细持家。先生从来不写信，所有联络亲朋、学生的事情都是由师母完成；先生从不做饭，但喜欢留学生一起吃饭，即便是在很困难的时期，师母总是能够想方设法“变”出些好吃的来；文革期间，先生只领生活费，家中无法开销，身体欠佳的师母就到街道生产组糊纸盒、传呼电话亭喊电话来补贴家用；师母没有孩子，但是对于学生们就象对亲生的儿女一样关怀……大家达成了共识：学校里面给的生活费与原来先生的收入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决不能因为先生的去世，而让师母的生活受到影响，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这样，师母的晚年有了保障。
　　1985年秋，在王人美和幼年班北京同学的一再邀请下，王师母决定去北京散散心。她住在王人美家里，王人艺是他们共同的亲人，姑嫂二人有着说不完的话；她还探访了久别的黄源澧、廖辅叔、章彦等老友；中央乐团原幼年班的一批学生，挨家挨户请师母吃饭，每天一家，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1986年初，师母离开北京，去南京王家阳处小住，1986年夏才回到上海。
　　1987年，我从南京回上海参加高考，回到武康大楼和王师母（我称呼为婆婆）一同生活，直至1996年1月11日她去世，享年80岁。
　　1996年2月15日，我和王人艺先生的两位侄子王心方、王心支，学生潘寅林、沈西蒂等共同护送王师母的骨灰至无锡青龙山公墓落葬，11年后，先生和师母又在一起，而且永不分离了。他们的墓碑上隽刻着由刘国杰先生手书的一段碑文：
　　小提琴家，音乐教育家王人艺先生，精于琴、意于教，九鼎大吕，桃李满天下。与夫人同湘生，偕白首，高山景行，阳和共风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