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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的喜悦骤减，我惊奇于我对猎物的冷漠。它似乎也在观察我，那鱼眼中有一种冷漠，似乎是对渔夫生杀大权的冷漠。时间在对视中溜走。它死了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中国青年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
钓鱼
第一次钓鱼时我十一二岁。头天下了课，我忙活了一下午。钓鱼工具是自制的：妈妈晾衣服的竹竿当鱼竿，缝衣针弯成鱼钩，一小截铅笔做浮漂。趁妈妈没注意，我最后往当钓饵的面团揉进几滴香油。一夜难眠，早起，我扛上鱼竿，向德胜门护城河进发。
北京有句老话，说“先有德胜门，后有北京城”。德胜门在元大都时叫健德门。1368年，徐达率十万大军破城而入，元顺帝从健德门逃跑，遂改称“得胜门”。明成祖朱棣号称以德治天下，再改为“德胜门”。1420年，宰相刘伯温重建北京城，元大都北城墙南移两公里，修了城门和瓮城，扩展了护城河，廓清此后近六百年北京的城貌。北京内城有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德胜门是专走兵车的。1644年，李自成在德胜门外打败明军，破城而入，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
从上个世纪初起，随帝制消亡和现代交通的需要，北京城门楼和城墙一拆再拆，所剩无几。德胜门也越拆越小，仅有箭楼幸存。六十年代初的德胜门，周围城墙依在，但破败残缺，荒草瑟瑟。护城河从箭楼前流过。都市与农村以城墙为界，出了德胜门就是北郊，一片荒凉。在传说中，那是孤魂野鬼出没的地方。
从我家住的三不老胡同，沿德内大街到德胜门，大约三公里，按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的平均速度，要走一个来钟头。德内大街很窄，只够两辆汽车对开错车。14路公共汽车经过这里，终点就是德胜门。那老式公共汽车在这街上显得有点儿蛮横，震得门窗玻璃哗哗响，喷吐出的一股股黑烟，瞬间被没有遮拦的蓝天吸附。
那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骡车、马车、平板三轮车。黎明时分醒来，我能听见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到近，再由近到远。如果说那年头有什么能代表北京的节奏，就是这马蹄声。
而德内大街行至厂桥十字路口处是个大陡坡，多少改变了这节奏。下坡的车把式要事先勒勒缰绳，骡马收紧步调，马蹄铁在柏油路上打滑；而上坡的要挥鞭吆喝，甚至跳下车来助威。有一天，为了向雷锋叔叔学习，我帮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师傅奋力推车，再把全部零钱买了四个火烧送给他，弄得人家莫名其妙。事后我以日记形式写成作文，获得老师表扬。
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钓鱼的早上。到了目的地，我已微微出汗。护城河正值枯水期，水面不过十来米宽，呈黄绿色，浑浊腥臭。我在残败的石桥下坐定，甩出鱼钩。其实对多数爱好者来说，钓鱼是一种形而上的体育运动：体力消耗量基本等于零，运动主要形式是冥想，最终目的是修身养性。“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则不属于此列。他垂钓的方式特别：直钩无饵，离水三尺。正如姜太公所说的，他钓的不是鱼，而是圣君。
我在桥下开始坐立不安，担心鱼多饵少，争抢的局面难以应付。这担心显然是多余的——连一次咬钩的机会都没有。在鱼线附近，鱼群大摇大摆地游动，吐出一串串泡沫。涟漪交叠，如有形的回声碰撞在一起。我开始心疼我家的香油。
毒日当空，浮漂在其倒影中团团转，晃得睁不开眼。腥臭的水蒸气升腾，向四周弥漫。我浑身燥热，嗓子冒烟。忽然间，一条小鱼向岸边漂来，离我如此之近，几乎唾手可得。我急中生智，随手找到一块硬纸板去抄它。一旦意识到危险，它摆摆尾巴向水流中心游去。坐失良机，我懊丧极了。而这条鱼又奇迹般地漂了回来。它随波逐流，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带向岸边。看来大概是病了，或昏睡不醒，只有等纸板接近时它才懒洋洋地游走。我从懊丧到愤怒，随而转向冷静。待再次出现，我计算好提前量，选取角度，终于从后面一下把它抄起来。我的心咯噔下沉，发出胜利者的呼喊。
那条小鱼约摸三寸长，黑黝黝滑腻腻，在纸板留下的水痕扩展开来。它好像躺在床上，不挣扎不蹦达，两腮翕动。凯旋的喜悦骤减，我惊奇于我对猎物的冷漠。它似乎也在观察我，那鱼眼中有一种冷漠，似乎是对渔夫生杀大权的冷漠。时间在对视中溜走。它死了。
我忘了带饮用水和干粮，这时才感到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日影西斜，我收拾渔具。出于好奇，我掀翻坐过的石头，背阴面竟有十几条盘缠在一起的褐色蚂蟥，在阳光下游散。我吓得一身冷汗，狼狈逃窜。
回家路上，我把鱼挂在钩上，扛着鱼竿，昂首挺胸穿过大街小巷，自以为成了全世界注视的目标。我的影子投在墙上，那鱼竿比我高两倍，挂在细线顶端的小鱼在摇晃。炊烟与晚霞一起如旗帜飘扬，向我致意。
到了家，妈妈惊叫道：儿子你真有出息，居然钓到这么条大鱼。那正是饥荒时期。她下厨房忙碌。享有胜利者的慵懒，我靠在桌边几乎睡着了。直到妈妈端来大盘子，中间那小鱼只有铅笔头般大小，金黄脆亮。我先是一愣，随后一口把它吞吃了。■
唱片
60年代初，父亲花了四百多元人民币，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尤其那台电唱机，无疑集当时高科技之大成：四种速度选择、自动停放及速度检测调节系统。在我的想象中，音乐是从红红绿绿的指示灯中流出来的，淹没了我们，生活变得透明，好像住在玻璃房子中。
要说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这件事多少反映了他性格中的浪漫成分和对现代技术的迷恋，与一个阴郁的时代形成强烈反差——那时候人正挨饿，忙着糊口，闲着的耳朵显得多余。父亲还买来几张唱片，其中有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记得刚刚安装好收音机和电唱机，父母在《蓝色多瑙河》的伴奏下跳起舞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蓝色多瑙河》是一张33转小唱片，在以多瑙河畔为背景的蓝色封套上印着俄文，估计是苏联某交响乐队演奏的。这就是我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教育，像孩子尝到的头一块糖。直到多年后我去了维也纳，被施特劳斯圆舞曲以及奥地利甜食倒了胃。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知怎么回事，那场风暴总让我想到黑色唱片。时代不同了，这回轮到嘴巴闲着，耳朵竖了起来。我把刺耳的高音喇叭关在窗外，调低音量，放上我喜欢的唱片。
1969年年初，比我高一级的中学同学大理，把《蓝色多瑙河》借走，带到他落户的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河套地区。同年秋天，我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看我弟弟，回京途中在土左旗下火车，拜访大理及其他同学，在村里住了两天。他们与夕阳同归，肩扛锄头，腰扎草绳，一片欢声笑语。回到知青点，大理先放上《蓝色多瑙河》。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多年后，大理迁回北京，那张唱片不知去向。
记忆中的第二张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哥伦比亚公司78转黑色胶木唱片。70年代初，我和曹一凡、康成等人常在我家聚会，如同围着火堆用背部抗拒寒风。在这书籍与音乐构筑的沙龙中，有偷尝禁果的喜悦，有女人带来的浪漫事件，那是我们写作的开始，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兼评论家。那些早期作品，无疑浸染着重复了千百次的音乐。
那是一种仪式：拉上厚重的窗帘，斟满酒杯，点燃香烟，让音乐带我们突破夜的重围，向远方行进。由于听得遍数太多，唱针先要穿过尘世般喧闹的噪音区再进入辉煌的主题。短促的停顿。康成用手势加强语气，开始阐释第二乐章：“黎明时分，一小队旅游者穿过古罗马的废墟……”夜深了，曲终人不散，东倒西歪睡去，而唱针在乐曲结尾处兹啦兹啦地不停滑动。
一凡在家洗照片，红灯及曝光被误以为特务信号，引来警察搜查。倒霉的是所有唱片被没收，包括《意大利随想曲》。那小队旅行者进入暗夜般的档案，永世不得翻身。
第三张是帕格尼尼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这张德意志唱片公司的33转密纹唱片，是我姑夫出国演出时带回来的。他一直在中央乐团吹长笛，直到前几年退休。
一说起那次在欧洲巡回演出的经历，他不禁手舞足蹈。特别是中国古装戏法把维也纳镇了：魔术师先从长袍马褂变出一舞台的火盆鸽子鲜花彩带，最后灵机一动，翻了个跟头，把闲置在一边的京戏大鼓给变了出来。静默片刻，全场掌声雷动。而这段趣闻，由于叙述与联想的错位，让我把帕格尼尼的唱片跟中国古装戏法连在一起，好像也是魔术的一部分。
“文革”期间姑夫下干校，那几张好唱片总让我惦记，自然包括这张帕格尼尼，特别是封套上标明的立体声让人肃然起敬。那时谁家也没有立体声设备，毫无疑问，单声道的音响造就了单声道的耳朵，而单声道的耳朵又构成我们倾听世界的独特方式。每次借这张唱片，姑夫总是狐疑地盯着我，最后再叮嘱一遍：千万不要转借。
记得头一次试听，大家被帕格尼尼的激情弄得有点儿晕眩。正自学德文的康成，逐字逐句把唱片封套的文字说明翻译过来。当那奔放激昂的主旋律再次响起，他挥着手臂，好像在指挥小提琴家及其乐队。“多像一只风中的鸟，冲向天空，爬升到新的高度，又掉下来，但它多么不屈不挠，向上，再向上……”
在我们沙龙，一切财产属于大家，不存在什么转借不转借的问题。顺理成章，这张唱片让康成装进书包，骑车带回家去了。一天早上，我来到月坛北街的铁道部宿舍。我突然发现，在康成和他弟弟住的二层楼的小屋窗口，有警察的身影晃动。出事了！我头上冒汗脊背发冷。我马上通知一凡和其他朋友，商量对策。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书信文字出了问题，各种假设与对策应运而生。那是1975年的初夏，那一天显得如此漫长。
傍晚时分，康成戴着个大口罩神秘地出现在我家。原来这一切与帕格尼尼有关。师大女附中某某的男朋友某某是个干部子弟，在他们沙龙也流传着同样一张唱片，有一天突然不见了。他们听说某某在康成家见过，断言就是他偷走的，于是一大早手持凶器找上门来。康成的奶奶开门，他们推开老太太冲进房间时，哥儿俩正在昏睡。先是酱油瓶醋瓶横飞，然后短兵相接。由于“小脚侦缉队”及时报案，警察赶到现场，不管青红皂白先把人拘了再说。帕格尼尼毕竟不是反革命首领，那几个人因“扰乱治安”被关了几天，写检查了事。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中国青年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张完全一样的唱片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密封的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两个地下沙龙搅动青春热血，最终交汇在一起。这肯定与魔术有关。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中国青年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
钓鱼
第一次钓鱼时我十一二岁。头天下了课，我忙活了一下午。钓鱼工具是自制的：妈妈晾衣服的竹竿当鱼竿，缝衣针弯成鱼钩，一小截铅笔做浮漂。趁妈妈没注意，我最后往当钓饵的面团揉进几滴香油。一夜难眠，早起，我扛上鱼竿，向德胜门护城河进发。
北京有句老话，说“先有德胜门，后有北京城”。德胜门在元大都时叫健德门。1368年，徐达率十万大军破城而入，元顺帝从健德门逃跑，遂改称“得胜门”。明成祖朱棣号称以德治天下，再改为“德胜门”。1420年，宰相刘伯温重建北京城，元大都北城墙南移两公里，修了城门和瓮城，扩展了护城河，廓清此后近六百年北京的城貌。北京内城有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德胜门是专走兵车的。1644年，李自成在德胜门外打败明军，破城而入，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
从上个世纪初起，随帝制消亡和现代交通的需要，北京城门楼和城墙一拆再拆，所剩无几。德胜门也越拆越小，仅有箭楼幸存。六十年代初的德胜门，周围城墙依在，但破败残缺，荒草瑟瑟。护城河从箭楼前流过。都市与农村以城墙为界，出了德胜门就是北郊，一片荒凉。在传说中，那是孤魂野鬼出没的地方。
从我家住的三不老胡同，沿德内大街到德胜门，大约三公里，按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的平均速度，要走一个来钟头。德内大街很窄，只够两辆汽车对开错车。14路公共汽车经过这里，终点就是德胜门。那老式公共汽车在这街上显得有点儿蛮横，震得门窗玻璃哗哗响，喷吐出的一股股黑烟，瞬间被没有遮拦的蓝天吸附。
那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骡车、马车、平板三轮车。黎明时分醒来，我能听见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到近，再由近到远。如果说那年头有什么能代表北京的节奏，就是这马蹄声。
而德内大街行至厂桥十字路口处是个大陡坡，多少改变了这节奏。下坡的车把式要事先勒勒缰绳，骡马收紧步调，马蹄铁在柏油路上打滑；而上坡的要挥鞭吆喝，甚至跳下车来助威。有一天，为了向雷锋叔叔学习，我帮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师傅奋力推车，再把全部零钱买了四个火烧送给他，弄得人家莫名其妙。事后我以日记形式写成作文，获得老师表扬。
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钓鱼的早上。到了目的地，我已微微出汗。护城河正值枯水期，水面不过十来米宽，呈黄绿色，浑浊腥臭。我在残败的石桥下坐定，甩出鱼钩。其实对多数爱好者来说，钓鱼是一种形而上的体育运动：体力消耗量基本等于零，运动主要形式是冥想，最终目的是修身养性。“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则不属于此列。他垂钓的方式特别：直钩无饵，离水三尺。正如姜太公所说的，他钓的不是鱼，而是圣君。
我在桥下开始坐立不安，担心鱼多饵少，争抢的局面难以应付。这担心显然是多余的——连一次咬钩的机会都没有。在鱼线附近，鱼群大摇大摆地游动，吐出一串串泡沫。涟漪交叠，如有形的回声碰撞在一起。我开始心疼我家的香油。
毒日当空，浮漂在其倒影中团团转，晃得睁不开眼。腥臭的水蒸气升腾，向四周弥漫。我浑身燥热，嗓子冒烟。忽然间，一条小鱼向岸边漂来，离我如此之近，几乎唾手可得。我急中生智，随手找到一块硬纸板去抄它。一旦意识到危险，它摆摆尾巴向水流中心游去。坐失良机，我懊丧极了。而这条鱼又奇迹般地漂了回来。它随波逐流，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带向岸边。看来大概是病了，或昏睡不醒，只有等纸板接近时它才懒洋洋地游走。我从懊丧到愤怒，随而转向冷静。待再次出现，我计算好提前量，选取角度，终于从后面一下把它抄起来。我的心咯噔下沉，发出胜利者的呼喊。
那条小鱼约摸三寸长，黑黝黝滑腻腻，在纸板留下的水痕扩展开来。它好像躺在床上，不挣扎不蹦达，两腮翕动。凯旋的喜悦骤减，我惊奇于我对猎物的冷漠。它似乎也在观察我，那鱼眼中有一种冷漠，似乎是对渔夫生杀大权的冷漠。时间在对视中溜走。它死了。
我忘了带饮用水和干粮，这时才感到饥肠辘辘，口干舌燥。日影西斜，我收拾渔具。出于好奇，我掀翻坐过的石头，背阴面竟有十几条盘缠在一起的褐色蚂蟥，在阳光下游散。我吓得一身冷汗，狼狈逃窜。
回家路上，我把鱼挂在钩上，扛着鱼竿，昂首挺胸穿过大街小巷，自以为成了全世界注视的目标。我的影子投在墙上，那鱼竿比我高两倍，挂在细线顶端的小鱼在摇晃。炊烟与晚霞一起如旗帜飘扬，向我致意。
到了家，妈妈惊叫道：儿子你真有出息，居然钓到这么条大鱼。那正是饥荒时期。她下厨房忙碌。享有胜利者的慵懒，我靠在桌边几乎睡着了。直到妈妈端来大盘子，中间那小鱼只有铅笔头般大小，金黄脆亮。我先是一愣，随后一口把它吞吃了。■
唱片
60年代初，父亲花了四百多元人民币，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尤其那台电唱机，无疑集当时高科技之大成：四种速度选择、自动停放及速度检测调节系统。在我的想象中，音乐是从红红绿绿的指示灯中流出来的，淹没了我们，生活变得透明，好像住在玻璃房子中。
要说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这件事多少反映了他性格中的浪漫成分和对现代技术的迷恋，与一个阴郁的时代形成强烈反差——那时候人正挨饿，忙着糊口，闲着的耳朵显得多余。父亲还买来几张唱片，其中有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记得刚刚安装好收音机和电唱机，父母在《蓝色多瑙河》的伴奏下跳起舞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蓝色多瑙河》是一张33转小唱片，在以多瑙河畔为背景的蓝色封套上印着俄文，估计是苏联某交响乐队演奏的。这就是我西方古典音乐的启蒙教育，像孩子尝到的头一块糖。直到多年后我去了维也纳，被施特劳斯圆舞曲以及奥地利甜食倒了胃。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知怎么回事，那场风暴总让我想到黑色唱片。时代不同了，这回轮到嘴巴闲着，耳朵竖了起来。我把刺耳的高音喇叭关在窗外，调低音量，放上我喜欢的唱片。
1969年年初，比我高一级的中学同学大理，把《蓝色多瑙河》借走，带到他落户的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河套地区。同年秋天，我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看我弟弟，回京途中在土左旗下火车，拜访大理及其他同学，在村里住了两天。他们与夕阳同归，肩扛锄头，腰扎草绳，一片欢声笑语。回到知青点，大理先放上《蓝色多瑙河》。这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多年后，大理迁回北京，那张唱片不知去向。
记忆中的第二张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哥伦比亚公司78转黑色胶木唱片。70年代初，我和曹一凡、康成等人常在我家聚会，如同围着火堆用背部抗拒寒风。在这书籍与音乐构筑的沙龙中，有偷尝禁果的喜悦，有女人带来的浪漫事件，那是我们写作的开始，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兼评论家。那些早期作品，无疑浸染着重复了千百次的音乐。
那是一种仪式：拉上厚重的窗帘，斟满酒杯，点燃香烟，让音乐带我们突破夜的重围，向远方行进。由于听得遍数太多，唱针先要穿过尘世般喧闹的噪音区再进入辉煌的主题。短促的停顿。康成用手势加强语气，开始阐释第二乐章：“黎明时分，一小队旅游者穿过古罗马的废墟……”夜深了，曲终人不散，东倒西歪睡去，而唱针在乐曲结尾处兹啦兹啦地不停滑动。
一凡在家洗照片，红灯及曝光被误以为特务信号，引来警察搜查。倒霉的是所有唱片被没收，包括《意大利随想曲》。那小队旅行者进入暗夜般的档案，永世不得翻身。
第三张是帕格尼尼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这张德意志唱片公司的33转密纹唱片，是我姑夫出国演出时带回来的。他一直在中央乐团吹长笛，直到前几年退休。
一说起那次在欧洲巡回演出的经历，他不禁手舞足蹈。特别是中国古装戏法把维也纳镇了：魔术师先从长袍马褂变出一舞台的火盆鸽子鲜花彩带，最后灵机一动，翻了个跟头，把闲置在一边的京戏大鼓给变了出来。静默片刻，全场掌声雷动。而这段趣闻，由于叙述与联想的错位，让我把帕格尼尼的唱片跟中国古装戏法连在一起，好像也是魔术的一部分。
“文革”期间姑夫下干校，那几张好唱片总让我惦记，自然包括这张帕格尼尼，特别是封套上标明的立体声让人肃然起敬。那时谁家也没有立体声设备，毫无疑问，单声道的音响造就了单声道的耳朵，而单声道的耳朵又构成我们倾听世界的独特方式。每次借这张唱片，姑夫总是狐疑地盯着我，最后再叮嘱一遍：千万不要转借。
记得头一次试听，大家被帕格尼尼的激情弄得有点儿晕眩。正自学德文的康成，逐字逐句把唱片封套的文字说明翻译过来。当那奔放激昂的主旋律再次响起，他挥着手臂，好像在指挥小提琴家及其乐队。“多像一只风中的鸟，冲向天空，爬升到新的高度，又掉下来，但它多么不屈不挠，向上，再向上……”
在我们沙龙，一切财产属于大家，不存在什么转借不转借的问题。顺理成章，这张唱片让康成装进书包，骑车带回家去了。一天早上，我来到月坛北街的铁道部宿舍。我突然发现，在康成和他弟弟住的二层楼的小屋窗口，有警察的身影晃动。出事了！我头上冒汗脊背发冷。我马上通知一凡和其他朋友，商量对策。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书信文字出了问题，各种假设与对策应运而生。那是1975年的初夏，那一天显得如此漫长。
傍晚时分，康成戴着个大口罩神秘地出现在我家。原来这一切与帕格尼尼有关。师大女附中某某的男朋友某某是个干部子弟，在他们沙龙也流传着同样一张唱片，有一天突然不见了。他们听说某某在康成家见过，断言就是他偷走的，于是一大早手持凶器找上门来。康成的奶奶开门，他们推开老太太冲进房间时，哥儿俩正在昏睡。先是酱油瓶醋瓶横飞，然后短兵相接。由于“小脚侦缉队”及时报案，警察赶到现场，不管青红皂白先把人拘了再说。帕格尼尼毕竟不是反革命首领，那几个人因“扰乱治安”被关了几天，写检查了事。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两百年，几个中国青年人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张完全一样的唱片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密封的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两个地下沙龙搅动青春热血，最终交汇在一起。这肯定与魔术有关。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