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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充满活力，充满机遇；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在熙熙攘攘之中，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这又是一个拒绝平庸的时代，不能开拓进取、引领潮流，就有可能被时代淘汰。主动选择，或是被动出局，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思考与行动。
考察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今天的世界名校，无一不是抓住了某个历史阶段的潮流，从而脱颖而出。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作为最古老的一批大学，建立了大学的教学功能；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拓展了大学的科研功能；美国的大学则敏锐地把握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引领了高等教育的第三个功能——社会服务，所以他们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几乎独领风骚。那么，我们，凭什么在新的时代脱颖而出？
探询时代，我们发现：全球化浪潮和知识经济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高等教育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大学不再只是回应本国的和传统的要求，同时还要回应国际竞争和知识经济带来的新要求。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经济地位的提升，带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地位的提升，这种提升蕴涵新的任务：大量出现的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事务需要纳入大学的视野和研究范畴，大量的国际交往需要大学输送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大量的中国与世界相互沟通和理解需要大学去承担，国际文化交流，包括中国文化、文明的输出，也需要大学去承担。需要强调的是，要让西方国家在文明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发展成就等方面深层次地了解中国，至少要在这些方面得到他们的广泛尊重。这样的任务显然需要大学来担当。
特别还要指出的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崛起带来的多极化，正在改变着世界格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摩擦出现了新变化。我国政府为此制定了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这也向大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大学如何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服务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如何在变化着的世界格局中创造性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高等教育如何在加强国际性的同时坚持本土性？这些都是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
所以，无论是从国家命运还是从大学自身命运来说，大学都不得不应对新的时代带来的关于提升国际性的挑战。
探询整个高等教育，我们发现：大学的竞争模式和竞争对手发生了巨大改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时代已经来临。上个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刻地指出国际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了现代大学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后的第四项社会功能。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这一新的趋势之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名校已经雄心勃勃地展开了他们的“全球战略”。他们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学科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优秀学者、吸纳优秀学生、拓展海外教育市场。对中国教育市场的争夺也已展开。根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而中国接收的留学生数量则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不到英国的一半。如果以国际论文发表为指标考察国际学术话语权，中国的大学与一些国际公认的著名大学更是有着极大的差距。
探询培养对象，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的学生已经是在全球化经济和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他们在国际性方面对我们有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全球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各国商品的大量流通和输入也带来了他国的文化和观念。商品和科技铸造的开放世界决定了这个时代的青年拥有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具国际性的眼光。如果我们的教师自身不具有国际眼光、综合眼光和比较眼光，就不可能有效地引导我们的学生。
探询自己，我们发现：我们的特色和优势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可能跟不上与时俱进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更不可能从中国一流走向世界一流。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了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办学特色，被誉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这些年来，尽管学校在提升国际性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学科特色的制约、历史上国际交流的相对薄弱等种种原因，学校目前的国际性还不够，国际声誉与国内地位相比仍不匹配：缺乏若干有能力引领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学科，缺乏一批达到国际学术前沿水平并为国际同行所认识的标志性成果，缺乏学贯中西、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缺乏具备国际战略眼光的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学校由中国一流走向世界一流的制度保障。在我校学科建设、校园建设、制度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国际性已经成为我校进一步发展最主要的软肋之一，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制约学校发展的一个瓶颈。如果我们不能把握教育发展趋势和最新学术动态，从改变理念和改造教师队伍出发，我们的优势学科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落伍。
或许存在这样的说法，“国际性应视学科而定，有的学科中国第一即已是世界第一”。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尽管对中国特色、中国传统的学科不能与其他国际通用学科一样以国际发表或教师的国际性水平等为标尺，却一样存在着国际性的要求。如何成为“世界的”，需要一个传导机制：如何走出去，让自己的成果、自己的形象为世界充分认识，让我们的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由“我说”转化为“他说”，让所有希望了解那个领域的海外学者，都知道并向往？
或许还有这样的质疑：“难道英文发表就意味着比中文发表水平高吗？”当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英文发表意味着你拥有了更广阔的读者群，你的学术影响力就走出了国门。我们鼓励中文发表，而在学校由中国一流走向世界一流的进程中，我们理应用更大的力度鼓励科研成就为世界所认识、尊重。
我们这些年一方面大力加强本土性，另一方面也大力加强国际性。从战火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既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又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学术气度，目前国际学术交流势头正旺，成绩斐然。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提升国际性方面取得新的系统而全面的突破和成就。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来源：《光明日报》）
考察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今天的世界名校，无一不是抓住了某个历史阶段的潮流，从而脱颖而出。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作为最古老的一批大学，建立了大学的教学功能；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拓展了大学的科研功能；美国的大学则敏锐地把握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引领了高等教育的第三个功能——社会服务，所以他们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几乎独领风骚。那么，我们，凭什么在新的时代脱颖而出？
探询时代，我们发现：全球化浪潮和知识经济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高等教育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大学不再只是回应本国的和传统的要求，同时还要回应国际竞争和知识经济带来的新要求。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经济地位的提升，带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地位的提升，这种提升蕴涵新的任务：大量出现的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事务需要纳入大学的视野和研究范畴，大量的国际交往需要大学输送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大量的中国与世界相互沟通和理解需要大学去承担，国际文化交流，包括中国文化、文明的输出，也需要大学去承担。需要强调的是，要让西方国家在文明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发展成就等方面深层次地了解中国，至少要在这些方面得到他们的广泛尊重。这样的任务显然需要大学来担当。
特别还要指出的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崛起带来的多极化，正在改变着世界格局，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摩擦出现了新变化。我国政府为此制定了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这也向大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大学如何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服务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如何在变化着的世界格局中创造性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高等教育如何在加强国际性的同时坚持本土性？这些都是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
所以，无论是从国家命运还是从大学自身命运来说，大学都不得不应对新的时代带来的关于提升国际性的挑战。
探询整个高等教育，我们发现：大学的竞争模式和竞争对手发生了巨大改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时代已经来临。上个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刻地指出国际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了现代大学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之后的第四项社会功能。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这一新的趋势之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名校已经雄心勃勃地展开了他们的“全球战略”。他们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在学科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优秀学者、吸纳优秀学生、拓展海外教育市场。对中国教育市场的争夺也已展开。根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而中国接收的留学生数量则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不到英国的一半。如果以国际论文发表为指标考察国际学术话语权，中国的大学与一些国际公认的著名大学更是有着极大的差距。
探询培养对象，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的学生已经是在全球化经济和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他们在国际性方面对我们有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全球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各国商品的大量流通和输入也带来了他国的文化和观念。商品和科技铸造的开放世界决定了这个时代的青年拥有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具国际性的眼光。如果我们的教师自身不具有国际眼光、综合眼光和比较眼光，就不可能有效地引导我们的学生。
探询自己，我们发现：我们的特色和优势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可能跟不上与时俱进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更不可能从中国一流走向世界一流。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了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办学特色，被誉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这些年来，尽管学校在提升国际性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学科特色的制约、历史上国际交流的相对薄弱等种种原因，学校目前的国际性还不够，国际声誉与国内地位相比仍不匹配：缺乏若干有能力引领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学科，缺乏一批达到国际学术前沿水平并为国际同行所认识的标志性成果，缺乏学贯中西、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师，缺乏具备国际战略眼光的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学校由中国一流走向世界一流的制度保障。在我校学科建设、校园建设、制度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国际性已经成为我校进一步发展最主要的软肋之一，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制约学校发展的一个瓶颈。如果我们不能把握教育发展趋势和最新学术动态，从改变理念和改造教师队伍出发，我们的优势学科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落伍。
或许存在这样的说法，“国际性应视学科而定，有的学科中国第一即已是世界第一”。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尽管对中国特色、中国传统的学科不能与其他国际通用学科一样以国际发表或教师的国际性水平等为标尺，却一样存在着国际性的要求。如何成为“世界的”，需要一个传导机制：如何走出去，让自己的成果、自己的形象为世界充分认识，让我们的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由“我说”转化为“他说”，让所有希望了解那个领域的海外学者，都知道并向往？
或许还有这样的质疑：“难道英文发表就意味着比中文发表水平高吗？”当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英文发表意味着你拥有了更广阔的读者群，你的学术影响力就走出了国门。我们鼓励中文发表，而在学校由中国一流走向世界一流的进程中，我们理应用更大的力度鼓励科研成就为世界所认识、尊重。
我们这些年一方面大力加强本土性，另一方面也大力加强国际性。从战火中走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既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又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学术气度，目前国际学术交流势头正旺，成绩斐然。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提升国际性方面取得新的系统而全面的突破和成就。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