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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当代医学专业院校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综合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医学专业院校的通识教育面临的各类困境和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以期能落实通识教育的真正作用，改善医患关系，培养优秀全面的医学专业人才。
关键词：通识教育；医学院校；专业教育；自由教育；师资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9-0037-05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有时也译为普通教育、全人教育或通才教育，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基本理念为在被教育对象掌握基本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其对自我以及自己和社会、自己和环境等各种关系做正确判断、正确选择的能力。通识教育与使学生将来能够从事某种具体职业的专业教育相辅相成，同样都是现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具备基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通才，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注重通过广泛传授使被教育对象学会现代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框架和综合能力，从而使学生拓宽心灵、视野和知识领域，为将来完全融入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打下良好根基。一般而言，通识教育具备三大显著属性：（1）知识的基础性和经典性；（2）内容的综合性和广泛性；（3）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1]。
一、通识教育对于医学专业教育的重要性
医学作为一门研究探索人体奥秘的学科，其打交道的对象是人，所以在医学研究和实践中，“人”无疑是医学的核心。现代医学认为医学应该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尊严，把人作为一个具备生理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有机整体加以看待，而不是简单地由各种组织器官拼装起来的组合个体，所以现代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其内在本质属性就是一门兼具医学和人学的学科。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机统一体，现代医学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2]：首先，人道主义原则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指导，因此现代医学不仅要拯救生命，还要维护人的基本尊严；其次，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构成，掌握丰富的跨学科知识，有助于包括医生、护士、药剂师和生物医学研究人员等在内的各类医学从业人员从更多元的角度去探索疾病、了解病人，以及思考生命和死亡；再次，医患关系是现代医学的重要内容，因此现代医学重视医患间的情感交流，重视在临床医疗实践中沟通的技巧性和艺术性。基于以上本质特征，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医学的根基建立于广泛跨学科的非专业学科知识基础之上，因此在医学教育中穿插通识教育从而将通识教育与医学教育两者相互融会贯通是现代医学教育的内在本质需要[3]。
二、现阶段困境及原因
（一）对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和理念缺乏正确认知
通识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具备较为全面知识体系的人格健全的通才，正如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多所常青藤名校之前所提出的，通识教育应该包括“心灵的熏陶、思考批判能力的培养和公民教育”等多个层面[4]。但是，在当前高等教育过分强调专业化技术化的大背景下，许多高等医学院校对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缺乏正确认知，直接将通识教育简单地等同于人文教育或者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只是单纯地增加人文课程或者思想政治课程，认为只要加大人文课程和思想政治课程的学时数就算是完成通识教育任务[5]。这种片面的做法明显混淆了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实际上通识教育远不止包括有人文教育，既然通识教育以培养“全人”为目标，那么其中既包括培养社会道德和历史使命感等人文教育内容，也包括其他各类综合的人类文史自然科学知识。以上错误做法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一方面极易对授课教师造成误导，使其对通识教育认识产生偏差，从而无法正确把握授课重点；另一方面也会直接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然而却无法达到预期的通识教育培养目标，背离了通识教育的初衷，最终事倍功半。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医学专业院校，通识教育理念始终深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长期将通识教育视为专业教育的附属品，是为了学生将来正式职业化做准备。错误的通识教育理念，使得通识教育定位不清，概念混淆，常常有院校将专业课程加以扩展后作为通识教育课程，最终多数医学专业院校的通识教育成果也就自然可以预见。依据之前一项对广东地区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和四所医学院校（包括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医学院、广东药学院和广州医科大学）的实地调研，医学生对通识教育概念、通识教育目标、课程设计原则和课程教学要求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约有40%的医学生表示对通识教育目标“非常不了解”或“不了解”，而对课程设计原则表示“非常不了解”或“不了解”的更是高达75%，调研结果不容乐观[6]。
（二）通识教育地位低，课程设置不合理
众所周知，医学专业所需要掌握的知识既有广度也有深度，因此直接决定了医学生需要识记背诵大量的专业课程内容，学业考试负担沉重。通识教育本身所囊括的课程内容实用性有限，对医学生将来就业或深造并无直接助益，因此对于深受当下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的全国各大医学专业院校学生而言，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医学专业学习中而舍弃通识课程就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有医学院校的学生就在調研中表示他们仅会按照校方现行的教学要求去完成课程修读并获得学分，而较少关注该课程是否在通识教育体系内[7]。显然，这种十分缺乏主动性的被动学习方式会直接影响通识教育效果。此外，由于高校评价体系中毕业生就业率长期被视为一项重要评价指标，而对于医学院校而言，毕业生的专业能力与就业率直接相关，所以各类医学院校校方重专业教育轻通识教育也成为通病。校方普遍将重心偏向医学专业课程教育，将医学专业知识考核成绩作为评判学生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但是对通识课程的重视程度却十分有限。此前有研究表明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通识课程的学时数仅占总课时数8%左右，远低于美国和德国的20%-25%，也不及英国和日本的10%-15%[8]。 许多医学专业院校的通识教育流于形式，课程设置方面同样存在明显问题，杂乱零散的现象十分普遍：首先是缺乏系统性和渐进性。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很多通识课程最初设计时便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的通识教育体系，并没有去认真比较反思探讨中外教育环境差异，直接导致课程设置散乱缺乏合理性，各种课程内容之间的衔接度不佳，无法构建成一个完整的通识课程体系，再加上当前任职通识课程的部分教师本身在其成长阶段所接受通识教育的局限性，很容易使得学生无法真正理解并融会贯通所学知识，对通识教育产生诸如“枯燥说教”“不知所云”和“云里雾里”等不良印象并滋生抵触情绪，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此前有调研数据揭示医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整体满意度不足，其中满意度得分最低的是“课程教学效果”，得分仅为2.56分（Likert scale 5点正向计分法），而得分略高的“课程教学方式”（2.95分）和“通识课程设置”（3.04分）也不过徘徊在一般评价水平上下，由此可见一斑[9]；其次是课程时间安排不合理，大量的通识课程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学年，到高年级阶段仅有少量医学衍生类课程，这样的时间安排使得通识教育无法贯穿整个大学阶段，在许多学生眼中通识教育成为一种“走过场”应付为主的形式主义课程；最后是课程分配不合理，思想政治课和外语课作为国家规定拥有统一教学大纲和教学课时的必修课程，占据最多的学分和学时，这一点院校方面虽无太多可以调整的权限，但可完全以针对性的在课程内部对不同内容的课时进行调整，除此之外占据较高比例的就是医学衍生相关课程例如医学伦理学等，而注重培养学生个人修养和人格情操的课程明显偏少，进一步削弱了通识教育对学生成为“全人”的培养作用。以南京医科大学2015—2016学年选修课调研为例，社会历史方向的人文学科课程仅有5门，而医学衍生类课程则多达24门[10]。
（三）缺乏统一的通识教育组织规划，教学资源薄弱
当下，许多医学专业院校并无专门的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以便于施行通识教育教学研究和经验总结，相关通识教育工作的建设和管理基本交由教务部门全权设计负责。由于教务部门人手有限，又需要负责全校所有学科专业各个方面课程的统筹管理，难免时间和精力不足，无法合理有效地去统筹协调安排通识教育课程，难以在校级层面上整合各种现有资源和人才，进而导致许多通识课程设计欠缺合理且课程之间缺少逻辑联系和层级递进，课堂组织混乱，通识教育表面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此外，由于缺少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作为中间协调部门，师生之间缺乏良好的通识教育交流沟通平台，教师的教学质量没有合理的评价体系，教学成果也欠缺及时有效的反馈渠道，以上这些都极大制约了通识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可能是部分医学专业院校大量通识教育课程数年没有明显改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识教育师资力量不足且师资结构不合理在医学院校中也十分普遍。严格意义上来说通识教育对于教师的要求甚至要高于专业教育，因为它既要求教师拥有较为广博的知识面和宽广的视野，又要求教师对专业学术知识有所涉猎，同时还需要拥有灵活机动的意识以及熟练运用各类知识综合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因为历史上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曾经较长时期以实用性技术性为首要导向，而现阶段多数高校的教师很多都来自这样的教育背景，故而能够真正符合以上通识教育要求的教师可以说是非常有限，而且如前文所述通识教育地位低不受重视，有部分教师即便符合要求也不愿意花费时间参与通识教育课程，而宁愿将精力放在更容易评职称晋级的科研工作上面。因此，教学经验相对不足且毕业于非医学院校的年轻教师承担较多的通识教育任务是许多医学专业院校的普遍现象。这些年轻教师有相当一部分缺乏足够的基础和临床医学知识储备，无法生动地将通识教育联系整合入医学专业教育，常使部分原本就比较抽象的人文和哲学通识课程更加枯燥，学生缺乏兴趣应付了事，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疲于奔命，最终将通识教育流于形式和应试。
三、应对建议
（一）明确教学目标，强化理念宣传
医学院校开展通识教育时，应当回归到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并贯彻通识教育的核心精神。这就要求从教师到学生都要深刻理解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和核心精神，减少现实功利取向的负面影响。所谓根本目标，就是“以人为本”，促进医学生全面发展，所谓核心精神，就是教育学生如何成为一个具备独立自由思考能力、批判精神和全面健全素养的人，是教会学生如何思考，而非去机械地教会学生记住什么。基于校方的角度而言，要明确学校并非制造医学专业人才的加工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应该地位同等，并驾齐驱。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定期开展各类专题讲座和研讨会，邀请各个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教师和学生进行分享和交流，通过长期可持续的互动，激发教师将通识教育理念和专业课程教育融会贯通的灵感，加强教师对通识教育目标、理念和内涵的理解，促进学生学习专业外各科知识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校园通识教育文化熏陶，积极推动通识教育的理念宣传工作。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有利于潜移默化地营造通识教育氛围，全面地宣传通识教育理念，作为校方可以尝试多去拓展具有通识教育属性的校园文化活动，例如知识画报、趣味竞猜、校园广播和好书推荐等，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校园内建立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基于教师的角度而言，由于教师直接负责学生的教育工作，某种程度上来说医学专业院校的教师就是大学生进入社会正式工作前的“灵魂工程师”和“领路人”，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于学生有着直接关键影响，这就要求教师做好承接工作，既要領会校方在贯彻通识教育时的精神和部署，并及时做好反馈和建议，又要构建学生重视通识教育的基本思想，纠正错误或偏颇的认识，有意识地将其导向正确的方向。基于学生的角度而言，要从根本上体会到通识教育对于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性，通识教育课程能加强学生本人的综合素质，拓宽其职业前景。医学专业未来就业后普遍工作压力较大，通识教育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心理压力并预防心理问题的产生，也有助于帮助本人维持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全面的职业发展。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就是要多参与通识教育的相关课程和讲座，时常与专业外的学者和同学进行交流和探讨，发现并培养兴趣点，之后通过坚持和努力将自己发掘的兴趣点由点及面进行多维扩展，从而获得知识和精神层面的滋养甚至受益一生。 （二）合理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提升通识教育课程地位
针对此前所述目前医学院校通识教育课程普遍存在的问题，建议进行相应地调整和改进，使之更加符合医学专业院校的教育特点。
首先，建议设计循序渐进的系統性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通识教育中，应该有一系列必修的核心课程作为整个体系的主体框架，从而便于受教育对象对通识教育建立整体认知，同时系列核心课程的建立对于提高师生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有所帮助。核心课程设计时，应该着重体现出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要求，既要使其具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比如增加哲学和文史等社会科学的比重，又要培养其孜孜不倦求索的学术精神。这一点哈佛和复旦大学的宝贵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11]。哈佛大学于2007年将核心课程设计调整为八大学科模块，并于2009年9月实施，包括美学和诠释理解（Aesthetic and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文化信仰（Culture and Belief）、经验推理（Empirical Reasoning）、伦理推理（Ethical Reasoning）、生命系统科学（Science of Living Systems）、物理宇宙科学（Scienc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世界社会（Societies of the World）、世界中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等。以上模块相对独立，但之间又有所联系，例如经验推理对于物理宇宙科学的学习大有裨益，而理解世界社会又能为学习世界中的美国打下基础。复旦大学此后充分借鉴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多所美国名牌大学并结合中国国情，设计了六大模块，包括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评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和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这六大模块以“模块固定、学分必修和课程选修”为原则，在通过模块固定和学分必修提升通识教育课程地位的同时，也通过课程选修给予了学生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从而更利于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当然实际操作中，由于独立建制的医学专业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相比较，非医学方面的相关资源往往有所欠缺，这就需要因地制宜地与其他综合性大学进行协商，借用他们的力量和资源完善通识教育。
其次，对于目前大多数院校思想政治课和公共外语课程普遍占用了大量时间的现象，可以依照实际情况并结合师生反馈进行调整。思想政治课可以走“少而精”的路线，完全可以通过理论联系社会实践、课堂实践和科研实践等强化教育效果，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根据各所院校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学时[12]。至于公共外语课程，毋庸讳言大学外语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诸多研究揭示在我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大学公共外语的教学已经走入应试教育和死记硬背的误区，耗费了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成效。对于校方而言完全可以考虑减少枯燥不实用的应试部分的比例，增加实际应用和知识实质内容部分的比例，无论是校方、教师还是学生，都应当认识到，英语是交流工具，是拓宽视野的窗口，而不是考试工具，正确认识英语学习在通识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扭转当前过于强调英语纸面成绩的误区，减轻课业压力，回归英语教学的初衷。
最后，改进教学模式。现在许多院校的通识教育仍旧是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方法，这种照本宣科的“填鸭”模式使得师生之间交流互动不足，严重限制了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无法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再加上前文所述的课程设置不合理，课程联系不紧密等不足，很容易使学生觉得枯燥和厌烦。实际上，已经有不少院校开始逐步推行更为灵活的教学模式，比如实践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等[13]。这些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校园文化和各类公开讲座相结合，能够极大地改善通识教育的教学效率。具体实践时，可以参考如下方案：（1）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通识教育思想。古今中外的医学大家常常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广博学识和高尚修养潜移默化地教化影响学生，因此应当积极鼓励教授专业课程的任课教师在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发挥言传身教的作用，教会学生客观理性地去综合应用自己掌握的各类知识来对待人和事，教会学生以专业外的视角来思辨，这种通识教育的方式可以起到很好的“润物细无声”的作用；（2）改进教学方法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识教育教师在实施通识教育的过程中要尽可能避免照本宣科的枯燥说教，旁征博引各类案例，灵活机动地引入多种情景教学，搭配声光电等多媒体现代教学手段，在轻松有趣的课堂氛围中培养学生对通识课程的求知欲；（3）将通识教育延伸课堂外。诚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教育不应该仅仅限于课堂内，更应该包括课堂外，通识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符合这样的规律。作为教师，要有意识地将课堂上的通识教育加以扩展成课外实践和课后思考，更要尽己所能去配合学校营造浓郁高雅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学术氛围，诸如举办文史、艺术和心理健康等各类讲座，作为评委嘉宾参与评价学生各类综合技能比赛，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参与其所感兴趣的社会实践。
（三）建立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建议有条件的医学院校逐步建立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对全校的通识教育进行统一管理，从而设计科学合理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并统筹协调与通识教育课程相配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确保通识教育质量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国外的诸多知名大学通常都有专门的“通识教育中心”（general education center）或者“通识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committee）类似机构专门负责起草设计课程、协调校内各部门院系合作、执行教学考核工作和统计评价教育效果等，此外还会指导学生进行选课。近几年，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也开始尝试学习国外大学建立独立的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为进一步优化通识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复旦大学于2005年成立复旦学院，全面负责实施通识教育的教学、研究和管理，新生入学后将统一进入学院接受全校性的系统通识教育；浙江大学于2008年成立本科生院，目的在于高效管理多部门协作，全面负责本科教学运转与日常教学事务，其中也包括安排管理通识教育课程，大一、大二的本科学生将被统一安排完成系统性的通识课程学习；中山大学也成立了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和通识教育部，全面负责贯彻全校的通识教育工作，包括医学专业在内的全校本科生需要完成至少16学分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学习[12]。从以上各校施行至今的成果来看，以上组织机构的建立有助于清晰通识教育教学目标，改善课程体验，为通识课程教师提供了良好的研讨、交流和反馈平台。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也是保证学校通识教育健康有序推进的重要环节，据此有如下建议：（1）以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为主要负责部门，审慎研究制定出台与本医学院校实际情况相贴合的激励政策，例如提供适当的经济补贴或通识课程教学计入考核绩效等，吸引具有一定教学经验和相关医学背景的教师参与到通识教育课程中；（2）为有志于参与通识教育的非医学专业年轻教师提高医学素养提供进修平台，使其能更好地结合医学生所学专业知识灵活机动地进行举一反三的通识教育，从而更易于接受；（3）持续定期开展教师专项培训和通识教育研讨交流会议，邀请国内外名师讲座指导，增加国内外访学机会和奖励机制激发教师的通识教育教学热情；（4）制定合理的通识课程教师遴选制度，在选拔通识课程任课教师时一方面要注重其学术素养和知识维度，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其教学热情和教学经验。具体遴选方式可以依据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曾有学者建议同行推荐、竞聘上岗和学生投票三者结合[14]，可以作为参考；（5）针对医学专业院校非医学专业人才相对不足的特点，建议出台相应举措外聘周边综合性高校、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的知名优秀人才担任兼职教师或者客座讲师，这样做可以节约人才培养时间和成本，发挥长处，最大程度地做到多赢的局面。
四、结语
通识教育并不是医学专业教育的对立面，无论通识教育还是医学专业教育，本质上都是以培养具有高素质综合人才为最终目标。作为高等医学专业院校，应该有意识地在日常的医学专业教育中自然而然地融会贯通通识教育理念，提升教师素质并注重结合学科特色营造通识教育氛围，从而培养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批判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综合医学人才，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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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翠萍，程乐森.医学院校加强医学人文通识教育的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4，27（02）：259-261.
〔10〕张玥.医学院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合理性分析[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24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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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晓方.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路径思考[J].高校理论战线，2011，（01）：48-50.
〔13〕王晓波.我国医学院校开展通识教育管窥[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02）：53-55.
〔14〕冯惠敏.我国内地高校推进通识教育发展的瓶颈及对策[J].复旦教育论坛，2007，5（05）：40-43.
（责任编辑 徐阳）
关键词：通识教育；医学院校；专业教育；自由教育；师资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9-0037-05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有时也译为普通教育、全人教育或通才教育，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基本理念为在被教育对象掌握基本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其对自我以及自己和社会、自己和环境等各种关系做正确判断、正确选择的能力。通识教育与使学生将来能够从事某种具体职业的专业教育相辅相成，同样都是现代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具备基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通才，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注重通过广泛传授使被教育对象学会现代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框架和综合能力，从而使学生拓宽心灵、视野和知识领域，为将来完全融入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打下良好根基。一般而言，通识教育具备三大显著属性：（1）知识的基础性和经典性；（2）内容的综合性和广泛性；（3）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1]。
一、通识教育对于医学专业教育的重要性
医学作为一门研究探索人体奥秘的学科，其打交道的对象是人，所以在医学研究和实践中，“人”无疑是医学的核心。现代医学认为医学应该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尊严，把人作为一个具备生理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有机整体加以看待，而不是简单地由各种组织器官拼装起来的组合个体，所以现代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其内在本质属性就是一门兼具医学和人学的学科。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机统一体，现代医学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2]：首先，人道主义原则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指导，因此现代医学不仅要拯救生命，还要维护人的基本尊严；其次，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构成，掌握丰富的跨学科知识，有助于包括医生、护士、药剂师和生物医学研究人员等在内的各类医学从业人员从更多元的角度去探索疾病、了解病人，以及思考生命和死亡；再次，医患关系是现代医学的重要内容，因此现代医学重视医患间的情感交流，重视在临床医疗实践中沟通的技巧性和艺术性。基于以上本质特征，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医学的根基建立于广泛跨学科的非专业学科知识基础之上，因此在医学教育中穿插通识教育从而将通识教育与医学教育两者相互融会贯通是现代医学教育的内在本质需要[3]。
二、现阶段困境及原因
（一）对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和理念缺乏正确认知
通识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具备较为全面知识体系的人格健全的通才，正如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多所常青藤名校之前所提出的，通识教育应该包括“心灵的熏陶、思考批判能力的培养和公民教育”等多个层面[4]。但是，在当前高等教育过分强调专业化技术化的大背景下，许多高等医学院校对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缺乏正确认知，直接将通识教育简单地等同于人文教育或者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只是单纯地增加人文课程或者思想政治课程，认为只要加大人文课程和思想政治课程的学时数就算是完成通识教育任务[5]。这种片面的做法明显混淆了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实际上通识教育远不止包括有人文教育，既然通识教育以培养“全人”为目标，那么其中既包括培养社会道德和历史使命感等人文教育内容，也包括其他各类综合的人类文史自然科学知识。以上错误做法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一方面极易对授课教师造成误导，使其对通识教育认识产生偏差，从而无法正确把握授课重点；另一方面也会直接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然而却无法达到预期的通识教育培养目标，背离了通识教育的初衷，最终事倍功半。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医学专业院校，通识教育理念始终深受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长期将通识教育视为专业教育的附属品，是为了学生将来正式职业化做准备。错误的通识教育理念，使得通识教育定位不清，概念混淆，常常有院校将专业课程加以扩展后作为通识教育课程，最终多数医学专业院校的通识教育成果也就自然可以预见。依据之前一项对广东地区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和四所医学院校（包括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医学院、广东药学院和广州医科大学）的实地调研，医学生对通识教育概念、通识教育目标、课程设计原则和课程教学要求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约有40%的医学生表示对通识教育目标“非常不了解”或“不了解”，而对课程设计原则表示“非常不了解”或“不了解”的更是高达75%，调研结果不容乐观[6]。
（二）通识教育地位低，课程设置不合理
众所周知，医学专业所需要掌握的知识既有广度也有深度，因此直接决定了医学生需要识记背诵大量的专业课程内容，学业考试负担沉重。通识教育本身所囊括的课程内容实用性有限，对医学生将来就业或深造并无直接助益，因此对于深受当下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的全国各大医学专业院校学生而言，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医学专业学习中而舍弃通识课程就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有医学院校的学生就在調研中表示他们仅会按照校方现行的教学要求去完成课程修读并获得学分，而较少关注该课程是否在通识教育体系内[7]。显然，这种十分缺乏主动性的被动学习方式会直接影响通识教育效果。此外，由于高校评价体系中毕业生就业率长期被视为一项重要评价指标，而对于医学院校而言，毕业生的专业能力与就业率直接相关，所以各类医学院校校方重专业教育轻通识教育也成为通病。校方普遍将重心偏向医学专业课程教育，将医学专业知识考核成绩作为评判学生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但是对通识课程的重视程度却十分有限。此前有研究表明我国医学院校的人文通识课程的学时数仅占总课时数8%左右，远低于美国和德国的20%-25%，也不及英国和日本的10%-15%[8]。 许多医学专业院校的通识教育流于形式，课程设置方面同样存在明显问题，杂乱零散的现象十分普遍：首先是缺乏系统性和渐进性。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很多通识课程最初设计时便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的通识教育体系，并没有去认真比较反思探讨中外教育环境差异，直接导致课程设置散乱缺乏合理性，各种课程内容之间的衔接度不佳，无法构建成一个完整的通识课程体系，再加上当前任职通识课程的部分教师本身在其成长阶段所接受通识教育的局限性，很容易使得学生无法真正理解并融会贯通所学知识，对通识教育产生诸如“枯燥说教”“不知所云”和“云里雾里”等不良印象并滋生抵触情绪，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此前有调研数据揭示医学生对通识教育课程整体满意度不足，其中满意度得分最低的是“课程教学效果”，得分仅为2.56分（Likert scale 5点正向计分法），而得分略高的“课程教学方式”（2.95分）和“通识课程设置”（3.04分）也不过徘徊在一般评价水平上下，由此可见一斑[9]；其次是课程时间安排不合理，大量的通识课程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学年，到高年级阶段仅有少量医学衍生类课程，这样的时间安排使得通识教育无法贯穿整个大学阶段，在许多学生眼中通识教育成为一种“走过场”应付为主的形式主义课程；最后是课程分配不合理，思想政治课和外语课作为国家规定拥有统一教学大纲和教学课时的必修课程，占据最多的学分和学时，这一点院校方面虽无太多可以调整的权限，但可完全以针对性的在课程内部对不同内容的课时进行调整，除此之外占据较高比例的就是医学衍生相关课程例如医学伦理学等，而注重培养学生个人修养和人格情操的课程明显偏少，进一步削弱了通识教育对学生成为“全人”的培养作用。以南京医科大学2015—2016学年选修课调研为例，社会历史方向的人文学科课程仅有5门，而医学衍生类课程则多达24门[10]。
（三）缺乏统一的通识教育组织规划，教学资源薄弱
当下，许多医学专业院校并无专门的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以便于施行通识教育教学研究和经验总结，相关通识教育工作的建设和管理基本交由教务部门全权设计负责。由于教务部门人手有限，又需要负责全校所有学科专业各个方面课程的统筹管理，难免时间和精力不足，无法合理有效地去统筹协调安排通识教育课程，难以在校级层面上整合各种现有资源和人才，进而导致许多通识课程设计欠缺合理且课程之间缺少逻辑联系和层级递进，课堂组织混乱，通识教育表面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此外，由于缺少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作为中间协调部门，师生之间缺乏良好的通识教育交流沟通平台，教师的教学质量没有合理的评价体系，教学成果也欠缺及时有效的反馈渠道，以上这些都极大制约了通识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可能是部分医学专业院校大量通识教育课程数年没有明显改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识教育师资力量不足且师资结构不合理在医学院校中也十分普遍。严格意义上来说通识教育对于教师的要求甚至要高于专业教育，因为它既要求教师拥有较为广博的知识面和宽广的视野，又要求教师对专业学术知识有所涉猎，同时还需要拥有灵活机动的意识以及熟练运用各类知识综合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因为历史上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曾经较长时期以实用性技术性为首要导向，而现阶段多数高校的教师很多都来自这样的教育背景，故而能够真正符合以上通识教育要求的教师可以说是非常有限，而且如前文所述通识教育地位低不受重视，有部分教师即便符合要求也不愿意花费时间参与通识教育课程，而宁愿将精力放在更容易评职称晋级的科研工作上面。因此，教学经验相对不足且毕业于非医学院校的年轻教师承担较多的通识教育任务是许多医学专业院校的普遍现象。这些年轻教师有相当一部分缺乏足够的基础和临床医学知识储备，无法生动地将通识教育联系整合入医学专业教育，常使部分原本就比较抽象的人文和哲学通识课程更加枯燥，学生缺乏兴趣应付了事，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疲于奔命，最终将通识教育流于形式和应试。
三、应对建议
（一）明确教学目标，强化理念宣传
医学院校开展通识教育时，应当回归到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并贯彻通识教育的核心精神。这就要求从教师到学生都要深刻理解通识教育的根本目标和核心精神，减少现实功利取向的负面影响。所谓根本目标，就是“以人为本”，促进医学生全面发展，所谓核心精神，就是教育学生如何成为一个具备独立自由思考能力、批判精神和全面健全素养的人，是教会学生如何思考，而非去机械地教会学生记住什么。基于校方的角度而言，要明确学校并非制造医学专业人才的加工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应该地位同等，并驾齐驱。具体而言，一方面可以定期开展各类专题讲座和研讨会，邀请各个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教师和学生进行分享和交流，通过长期可持续的互动，激发教师将通识教育理念和专业课程教育融会贯通的灵感，加强教师对通识教育目标、理念和内涵的理解，促进学生学习专业外各科知识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校园通识教育文化熏陶，积极推动通识教育的理念宣传工作。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有利于潜移默化地营造通识教育氛围，全面地宣传通识教育理念，作为校方可以尝试多去拓展具有通识教育属性的校园文化活动，例如知识画报、趣味竞猜、校园广播和好书推荐等，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校园内建立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基于教师的角度而言，由于教师直接负责学生的教育工作，某种程度上来说医学专业院校的教师就是大学生进入社会正式工作前的“灵魂工程师”和“领路人”，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于学生有着直接关键影响，这就要求教师做好承接工作，既要領会校方在贯彻通识教育时的精神和部署，并及时做好反馈和建议，又要构建学生重视通识教育的基本思想，纠正错误或偏颇的认识，有意识地将其导向正确的方向。基于学生的角度而言，要从根本上体会到通识教育对于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性，通识教育课程能加强学生本人的综合素质，拓宽其职业前景。医学专业未来就业后普遍工作压力较大，通识教育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心理压力并预防心理问题的产生，也有助于帮助本人维持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全面的职业发展。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就是要多参与通识教育的相关课程和讲座，时常与专业外的学者和同学进行交流和探讨，发现并培养兴趣点，之后通过坚持和努力将自己发掘的兴趣点由点及面进行多维扩展，从而获得知识和精神层面的滋养甚至受益一生。 （二）合理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提升通识教育课程地位
针对此前所述目前医学院校通识教育课程普遍存在的问题，建议进行相应地调整和改进，使之更加符合医学专业院校的教育特点。
首先，建议设计循序渐进的系統性通识教育核心课程。通识教育中，应该有一系列必修的核心课程作为整个体系的主体框架，从而便于受教育对象对通识教育建立整体认知，同时系列核心课程的建立对于提高师生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有所帮助。核心课程设计时，应该着重体现出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要求，既要使其具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比如增加哲学和文史等社会科学的比重，又要培养其孜孜不倦求索的学术精神。这一点哈佛和复旦大学的宝贵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11]。哈佛大学于2007年将核心课程设计调整为八大学科模块，并于2009年9月实施，包括美学和诠释理解（Aesthetic and 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文化信仰（Culture and Belief）、经验推理（Empirical Reasoning）、伦理推理（Ethical Reasoning）、生命系统科学（Science of Living Systems）、物理宇宙科学（Scienc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世界社会（Societies of the World）、世界中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等。以上模块相对独立，但之间又有所联系，例如经验推理对于物理宇宙科学的学习大有裨益，而理解世界社会又能为学习世界中的美国打下基础。复旦大学此后充分借鉴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多所美国名牌大学并结合中国国情，设计了六大模块，包括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评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和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这六大模块以“模块固定、学分必修和课程选修”为原则，在通过模块固定和学分必修提升通识教育课程地位的同时，也通过课程选修给予了学生一定的自主选择权，从而更利于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当然实际操作中，由于独立建制的医学专业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相比较，非医学方面的相关资源往往有所欠缺，这就需要因地制宜地与其他综合性大学进行协商，借用他们的力量和资源完善通识教育。
其次，对于目前大多数院校思想政治课和公共外语课程普遍占用了大量时间的现象，可以依照实际情况并结合师生反馈进行调整。思想政治课可以走“少而精”的路线，完全可以通过理论联系社会实践、课堂实践和科研实践等强化教育效果，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根据各所院校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学时[12]。至于公共外语课程，毋庸讳言大学外语是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诸多研究揭示在我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大学公共外语的教学已经走入应试教育和死记硬背的误区，耗费了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成效。对于校方而言完全可以考虑减少枯燥不实用的应试部分的比例，增加实际应用和知识实质内容部分的比例，无论是校方、教师还是学生，都应当认识到，英语是交流工具，是拓宽视野的窗口，而不是考试工具，正确认识英语学习在通识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扭转当前过于强调英语纸面成绩的误区，减轻课业压力，回归英语教学的初衷。
最后，改进教学模式。现在许多院校的通识教育仍旧是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方法，这种照本宣科的“填鸭”模式使得师生之间交流互动不足，严重限制了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无法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再加上前文所述的课程设置不合理，课程联系不紧密等不足，很容易使学生觉得枯燥和厌烦。实际上，已经有不少院校开始逐步推行更为灵活的教学模式，比如实践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等[13]。这些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校园文化和各类公开讲座相结合，能够极大地改善通识教育的教学效率。具体实践时，可以参考如下方案：（1）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通识教育思想。古今中外的医学大家常常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广博学识和高尚修养潜移默化地教化影响学生，因此应当积极鼓励教授专业课程的任课教师在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发挥言传身教的作用，教会学生客观理性地去综合应用自己掌握的各类知识来对待人和事，教会学生以专业外的视角来思辨，这种通识教育的方式可以起到很好的“润物细无声”的作用；（2）改进教学方法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识教育教师在实施通识教育的过程中要尽可能避免照本宣科的枯燥说教，旁征博引各类案例，灵活机动地引入多种情景教学，搭配声光电等多媒体现代教学手段，在轻松有趣的课堂氛围中培养学生对通识课程的求知欲；（3）将通识教育延伸课堂外。诚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教育不应该仅仅限于课堂内，更应该包括课堂外，通识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符合这样的规律。作为教师，要有意识地将课堂上的通识教育加以扩展成课外实践和课后思考，更要尽己所能去配合学校营造浓郁高雅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学术氛围，诸如举办文史、艺术和心理健康等各类讲座，作为评委嘉宾参与评价学生各类综合技能比赛，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参与其所感兴趣的社会实践。
（三）建立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建议有条件的医学院校逐步建立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对全校的通识教育进行统一管理，从而设计科学合理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并统筹协调与通识教育课程相配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确保通识教育质量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国外的诸多知名大学通常都有专门的“通识教育中心”（general education center）或者“通识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committee）类似机构专门负责起草设计课程、协调校内各部门院系合作、执行教学考核工作和统计评价教育效果等，此外还会指导学生进行选课。近几年，国内多所知名大学也开始尝试学习国外大学建立独立的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为进一步优化通识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复旦大学于2005年成立复旦学院，全面负责实施通识教育的教学、研究和管理，新生入学后将统一进入学院接受全校性的系统通识教育；浙江大学于2008年成立本科生院，目的在于高效管理多部门协作，全面负责本科教学运转与日常教学事务，其中也包括安排管理通识教育课程，大一、大二的本科学生将被统一安排完成系统性的通识课程学习；中山大学也成立了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和通识教育部，全面负责贯彻全校的通识教育工作，包括医学专业在内的全校本科生需要完成至少16学分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学习[12]。从以上各校施行至今的成果来看，以上组织机构的建立有助于清晰通识教育教学目标，改善课程体验，为通识课程教师提供了良好的研讨、交流和反馈平台。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也是保证学校通识教育健康有序推进的重要环节，据此有如下建议：（1）以通识教育组织管理机构为主要负责部门，审慎研究制定出台与本医学院校实际情况相贴合的激励政策，例如提供适当的经济补贴或通识课程教学计入考核绩效等，吸引具有一定教学经验和相关医学背景的教师参与到通识教育课程中；（2）为有志于参与通识教育的非医学专业年轻教师提高医学素养提供进修平台，使其能更好地结合医学生所学专业知识灵活机动地进行举一反三的通识教育，从而更易于接受；（3）持续定期开展教师专项培训和通识教育研讨交流会议，邀请国内外名师讲座指导，增加国内外访学机会和奖励机制激发教师的通识教育教学热情；（4）制定合理的通识课程教师遴选制度，在选拔通识课程任课教师时一方面要注重其学术素养和知识维度，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其教学热情和教学经验。具体遴选方式可以依据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曾有学者建议同行推荐、竞聘上岗和学生投票三者结合[14]，可以作为参考；（5）针对医学专业院校非医学专业人才相对不足的特点，建议出台相应举措外聘周边综合性高校、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的知名优秀人才担任兼职教师或者客座讲师，这样做可以节约人才培养时间和成本，发挥长处，最大程度地做到多赢的局面。
四、结语
通识教育并不是医学专业教育的对立面，无论通识教育还是医学专业教育，本质上都是以培养具有高素质综合人才为最终目标。作为高等医学专业院校，应该有意识地在日常的医学专业教育中自然而然地融会贯通通识教育理念，提升教师素质并注重结合学科特色营造通识教育氛围，从而培养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批判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综合医学人才，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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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