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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1978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那场影响一代人的浩劫刚刚结束，留下的伤痛仍然紧紧揪住每个人的心口。人才短缺、物资短缺、商业萎缩、思想保守成为这一时段的典型特征
这一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而在这一年的5月，《光明日报》刊登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著名的社论，并旋即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思想解放的思潮开始在沉寂多年的中国大地上启动。
这一年的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此时有人判断说，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回到一条正确的路线上来。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国庆大典上，面带紧张之色的李嘉诚出现在了北京天安门观礼的人群之中。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不久之后，这位成功的香港商人将会成为招商局重新上路的见证人之一。
而此时，后来成为中国企业家典范的柳传志仍然蜗居在中科院计算所，他之后创办的联想集团，在之后的20年间在香港被树立为一个中国商业故事的传奇。与联想一起名列传奇的，还有在这一年重获生机的招商局。而历史在此时为招商局选择了一位61岁的老人，他就是后来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
人物素描
袁庚的一生充满传奇。他1917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湾镇，20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两年后入党，加入了在中国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江纵队。而这支军队的司令员，正是后来与袁庚一起执掌招商局的曾生。
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经历中，袁庚的人生都布满跌宕起伏。1944年，他曾经以中共东江纵队联络处上校处长的身份，与史迪威、陈纳德等美军名将交换情报；1945年又以上校身份赴香港，与英国海军夏悫少将，负责日军受降谈判，为尽快结束“二战”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因此，1987年，美国庆贺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庆典时，袁庚被特邀作为三个特别“功勋贵宾”之一赴会。
建国后的1950年，袁庚随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任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1965年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总领事馆总领事之后，他曾经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之前的24小时，惊险地侦破了国民党特务的刺杀阴谋。然而，在莫须有的情况下，袁庚却以“特务罪”被康生一伙在同年4月陷害入狱，直到1973年9月底，经周恩来总理的多次过问才得以释放。
1979往事
重获自由之后的袁庚，通过廖承志的介绍，调到叶飞任部长的交通部工作，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再之后的1978年6月，正当袁庚考虑退休之时，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交通部长叶飞却向他交付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求其去香港招商局检查工作，广泛调查，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招商局。
就是这样一项任务，袁庚被再次推向历史前台，在此后将近15年的岁月中，他培育出蛇口这一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婴儿”，并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蓝图推向深圳、珠三角、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第一人”。
接到任务后，军人出身的袁庚延续了其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两个月后，带着调研报告返回北京的袁庚向交通部党组汇报。在此基础上，10月9日，交通部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这份文件提出了招商局历史上著名的24字经营方针，即“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并要求招商局争取5～8年发展成综合性大企业，并建议“允许招商局的业务净收入从1979年起留用5年，不上缴财政，用以扩大业务”。
更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还建议授予招商局就地处理问题的机动权；授权招商局可以一次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从事业务活动；对此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有关人员可以就地批准，不必报国内审批等。
这份大大扩充了招商局的经营自主权、从而使其尽可能地摆脱旧的经济体制羁绊的文件很快获得批准，招商局从此开始再度启航。
而从事后解密的文件全文看，这份文件更大的重要性或许在于，它再一次将招商局已经断绝近50年的商业基因连续起来，使之仍然能够在正常的商业轨道上前行——政府主导下的业务范畴、多元化的经营渠道、综合化的业务取向——招商局自创办开始就存在的基因终于复活。
与此同时，交通部开始重组招商局的领导团队，交通部副部长曾生兼任董事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1978年10月，袁庚赴香港主持工作。就这样，袁庚成了招商局历史上的“第29代掌门人”。
在这位曾经的军人带领下，招商局的低调作风被一挥而去，11月1日，袁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已经成为超级富豪的李嘉诚和霍英东等亲自出席。事后，有媒体如此评价这个见面会——“百年中资再度活跃”。
袁庚后来回忆说，这场宏大的酒会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我经常思考的是，第一，我们应该怎么做，招商局才能对得起国家寄予的厚望；第二，我们做什么，才能使这个牌子不是空有其表。”
但在当时，实际上还有另外的观点。就连一贯亲内地的《文汇报》都写道：“招商局在过去几十年间实际上只剩下了一块牌子，除了能够实现内地政府一些意图——比如从西方购买一些船只之外，它所有的经营架构都要重新组建。”
而此时的香港已经不是袁庚当年工作过的香港，前所未有的宏大时代已经展开。
研究经济的人通常认为，在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经历了两次经济转型：1950年以前香港经济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从1950年代起香港开始工业化，到1970年，工业出口占总出口的81%，标志着香港已从单纯的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实现了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1970年代初，香港推行经济多元化方针，香港金融、房地产、贸易、旅游业迅速发展，实现了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第二次经济转型。
更重要的是，随着香港经济起飞，百业繁荣，股市蓬勃发展，香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解除外汇及黄金管制、“解冻”银行牌照、取消存款利息税等，使得外资银行及跨国金融机构大举涌入香港，香港金融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迈向现代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新时期。
在此进程中，金融业形成门类齐全而发达的市场体系，以及健全而完善的监管制度，香港因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享誉全球。可以说，经过逾150年的发展，目前香港金融业已发展成为整体经济中最具战略价值的产业，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此，香港著名金融学家饶余庆教授的评价颇为准确：“香港之崛起为国际金融中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香港经济的两大成就之一（另一成就是从转口港转变为富裕的工业经济体）。”
于是，在1979年初，香港《明报》的评论专栏上开始第一次提及“内地有望成为香港资源和经济战略腹地”的概念，产业转移开始成为这个时间段最热门的词汇。
正是香港如此的经济形势，为招商局在深圳蛇口的试点埋下了伏笔。
经过多年的转口贸易洗礼，已经有很多人深刻认识到，他们的主战场是香港，但经济腹地却是内地——这里庞大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百废待兴的基础商业架构以及有望在20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内撬动的消费市场，都足以让香港这个资源贫瘠的地区为之心动。
因而，在1979年开年之后，香港华商巨子霍英东就开始和广东省政府进行投资性接触，这就是后来的白天鹅大酒店。而此举也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很多香港商人都将之视为风向标，用来确证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是否能在经济上展开更紧密的合作。
这种微妙的变化，显然也没逃离袁庚的视线。后来他回忆说，“我的判断是，土地和人力，以及远远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先进政策，这是招商局最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只能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实施。”
选择以内地作为重新起飞的基地，招商局也考虑了自己的现实处境。从1951年直至1978年，招商局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袁庚等人调查的结果也令人心痛：1950年起义时，招商局有13条船，包玉刚才有2条船。而今28年过去，包玉刚成了名扬天下的世界船王，其2000万吨的船队纵横四海，而招商局的资产总额满打满算不超过1.3亿！
招商局当时的一份文件显示了其对现实的判断：“其时香港寸土寸金，而招商局又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国家也没有一分钱的支持，在香港投资发展困难重重。”
因而，招商局的管理层把目光投向了毗邻香港的深圳宝安县，决定在此选择投资开发工业区，以便充分利用内地丰富而且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同时又能适当地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使两地的优势得以相互结合，很好发挥，“既为招商局开发一个办厂的场地，又为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进行试验”。
1978年11月22日，袁庚带领有关人员赴广州与广东省方面开始接触，上报在广东沿海临近香港边境地区筹建招商局工业区的问题，并得到了大力支持。12月21日，时任招商局总经理的金石带领有关人员前往宝安县对工业区的选择进行考察，最终选址蛇口。
当时的文字资料显示，其时的蛇口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边境小镇，密密麻麻的芭蕉树和荔枝林填充着大片大片空白的原野，海浪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地洗刷着海边的空地，海鸟将之视为自己的专属领域，只有偶尔出现的走私人员才能打破它的寂静。于是，当时有人怀疑地问：“这会是最合适的地方么？”
对于袁庚来说，这样的问题是可笑的。因为按照事后成型的时间表来看，袁庚压根就没有留时间给那些质疑他的人：1979年1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谷牧在中南海接见了袁庚等人，并表示国家不会给招商局钱来买船建港，“地可以给一块”，但“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这次会见，确定了袁庚等人要求的蛇口工业区选址的问题。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一笔判半岛”，或者叫“划了一道圈”的故事——
在袁庚带去汇报用的香港简明地图上，李先念用铅笔对着南头半岛划了一杠，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这几乎是深圳市现在的一半面积，袁庚等人面面相觑，无人敢承担如此之大的幅员范围。最后，在这个地图上，李先念划出了现在蛇口工业区的红线范围，实地面积大约2.14平方公里。
后来很多人开玩笑说，如果当时招商局能够预判到现在的房地产和土地价格，当时拿下所有的土地，或许招商局不会经历如此之多的波折，“最不济卖地也能生存”。甚至袁庚本人至今也后悔，说当时胆子太小了，要不蛇口开发区的面积就不会是今天这么小了。
可是历史没有办法假设。
1979年4月1日，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成立。经过三个月的勘察设计工作，7月，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动工。这意味着走出政治运动阴影的中国进入第一个伟大的社会实验。
而也就是之前的1978年末，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签署血书，“私分土地，实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事件在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中最伟大的案例之一。
只不过很多年后，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们才认识到，它的作用或许不仅仅是告别了农村大锅饭，更重要的是，它从此解放了占有中国人数9成以上的农民，使他们第一次有了摆脱土地、自由流转的可能——而此举，能够解决像蛇口之类的外向型开发区的用工问题。
袁庚当时应该也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却注意到了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承担改革开放使命的蛇口工业区只有完全摆脱过去封闭、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套做法，探索出新路子，才能取得发展，“这些探索，包括了思想上、制度上、经营上的一系列创新”。
这似乎是招商局的宿命。在其过往百年历史上，它无数次的承担了这种社会实验，因而它必然也要承担社会实验带来的后果。很多学者都说，这不能说是招商局的幸运，因为它也在为先行者的地位付出代价。这就是国内经济学界一直传播的“招商局企业史的借鉴作用——不管是对是错，它总能留下一些东西，而因为其声名之显赫，使之更具有传播价值和参考价值”。
但不管如何，沉寂多年的招商局终于开始重新上路。依托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很快由一家交通部驻港“窗口机构”，变成一家真正的在港中资企业，由资产1.3亿港元的航运公司，壮大成资产逾200亿港元的大公司，产业涉及港口、工业、旅游酒店、园区开发、石化、金融等领域。
如今，在同业市场表现突出的招商银行（600036.SH）、平安保险（601318.SH）、中集股份（000039.SZ）、南玻科控（000012.SZ）、深赤湾（000022.SZ）、南山开发股份等公司就是袁庚至今得意的作品。
这种飞速的发展使招商局的发展在政治层面被赋予了更多背景：1981年6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报道蛇口建设经验时，首次提出了“蛇口模式”，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这一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而在这一年的5月，《光明日报》刊登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著名的社论，并旋即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思想解放的思潮开始在沉寂多年的中国大地上启动。
这一年的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此时有人判断说，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回到一条正确的路线上来。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国庆大典上，面带紧张之色的李嘉诚出现在了北京天安门观礼的人群之中。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不久之后，这位成功的香港商人将会成为招商局重新上路的见证人之一。
而此时，后来成为中国企业家典范的柳传志仍然蜗居在中科院计算所，他之后创办的联想集团，在之后的20年间在香港被树立为一个中国商业故事的传奇。与联想一起名列传奇的，还有在这一年重获生机的招商局。而历史在此时为招商局选择了一位61岁的老人，他就是后来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
人物素描
袁庚的一生充满传奇。他1917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湾镇，20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两年后入党，加入了在中国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江纵队。而这支军队的司令员，正是后来与袁庚一起执掌招商局的曾生。
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经历中，袁庚的人生都布满跌宕起伏。1944年，他曾经以中共东江纵队联络处上校处长的身份，与史迪威、陈纳德等美军名将交换情报；1945年又以上校身份赴香港，与英国海军夏悫少将，负责日军受降谈判，为尽快结束“二战”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因此，1987年，美国庆贺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庆典时，袁庚被特邀作为三个特别“功勋贵宾”之一赴会。
建国后的1950年，袁庚随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任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1965年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总领事馆总领事之后，他曾经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之前的24小时，惊险地侦破了国民党特务的刺杀阴谋。然而，在莫须有的情况下，袁庚却以“特务罪”被康生一伙在同年4月陷害入狱，直到1973年9月底，经周恩来总理的多次过问才得以释放。
1979往事
重获自由之后的袁庚，通过廖承志的介绍，调到叶飞任部长的交通部工作，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再之后的1978年6月，正当袁庚考虑退休之时，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交通部长叶飞却向他交付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求其去香港招商局检查工作，广泛调查，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招商局。
就是这样一项任务，袁庚被再次推向历史前台，在此后将近15年的岁月中，他培育出蛇口这一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婴儿”，并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蓝图推向深圳、珠三角、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第一人”。
接到任务后，军人出身的袁庚延续了其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两个月后，带着调研报告返回北京的袁庚向交通部党组汇报。在此基础上，10月9日，交通部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这份文件提出了招商局历史上著名的24字经营方针，即“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并要求招商局争取5～8年发展成综合性大企业，并建议“允许招商局的业务净收入从1979年起留用5年，不上缴财政，用以扩大业务”。
更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还建议授予招商局就地处理问题的机动权；授权招商局可以一次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从事业务活动；对此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有关人员可以就地批准，不必报国内审批等。
这份大大扩充了招商局的经营自主权、从而使其尽可能地摆脱旧的经济体制羁绊的文件很快获得批准，招商局从此开始再度启航。
而从事后解密的文件全文看，这份文件更大的重要性或许在于，它再一次将招商局已经断绝近50年的商业基因连续起来，使之仍然能够在正常的商业轨道上前行——政府主导下的业务范畴、多元化的经营渠道、综合化的业务取向——招商局自创办开始就存在的基因终于复活。
与此同时，交通部开始重组招商局的领导团队，交通部副部长曾生兼任董事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1978年10月，袁庚赴香港主持工作。就这样，袁庚成了招商局历史上的“第29代掌门人”。
在这位曾经的军人带领下，招商局的低调作风被一挥而去，11月1日，袁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已经成为超级富豪的李嘉诚和霍英东等亲自出席。事后，有媒体如此评价这个见面会——“百年中资再度活跃”。
袁庚后来回忆说，这场宏大的酒会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我经常思考的是，第一，我们应该怎么做，招商局才能对得起国家寄予的厚望；第二，我们做什么，才能使这个牌子不是空有其表。”
但在当时，实际上还有另外的观点。就连一贯亲内地的《文汇报》都写道：“招商局在过去几十年间实际上只剩下了一块牌子，除了能够实现内地政府一些意图——比如从西方购买一些船只之外，它所有的经营架构都要重新组建。”
而此时的香港已经不是袁庚当年工作过的香港，前所未有的宏大时代已经展开。
研究经济的人通常认为，在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经历了两次经济转型：1950年以前香港经济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从1950年代起香港开始工业化，到1970年，工业出口占总出口的81%，标志着香港已从单纯的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实现了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1970年代初，香港推行经济多元化方针，香港金融、房地产、贸易、旅游业迅速发展，实现了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第二次经济转型。
更重要的是，随着香港经济起飞，百业繁荣，股市蓬勃发展，香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解除外汇及黄金管制、“解冻”银行牌照、取消存款利息税等，使得外资银行及跨国金融机构大举涌入香港，香港金融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迈向现代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新时期。
在此进程中，金融业形成门类齐全而发达的市场体系，以及健全而完善的监管制度，香港因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享誉全球。可以说，经过逾150年的发展，目前香港金融业已发展成为整体经济中最具战略价值的产业，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此，香港著名金融学家饶余庆教授的评价颇为准确：“香港之崛起为国际金融中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香港经济的两大成就之一（另一成就是从转口港转变为富裕的工业经济体）。”
于是，在1979年初，香港《明报》的评论专栏上开始第一次提及“内地有望成为香港资源和经济战略腹地”的概念，产业转移开始成为这个时间段最热门的词汇。
正是香港如此的经济形势，为招商局在深圳蛇口的试点埋下了伏笔。
经过多年的转口贸易洗礼，已经有很多人深刻认识到，他们的主战场是香港，但经济腹地却是内地——这里庞大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百废待兴的基础商业架构以及有望在20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内撬动的消费市场，都足以让香港这个资源贫瘠的地区为之心动。
因而，在1979年开年之后，香港华商巨子霍英东就开始和广东省政府进行投资性接触，这就是后来的白天鹅大酒店。而此举也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很多香港商人都将之视为风向标，用来确证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是否能在经济上展开更紧密的合作。
这种微妙的变化，显然也没逃离袁庚的视线。后来他回忆说，“我的判断是，土地和人力，以及远远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先进政策，这是招商局最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只能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实施。”
选择以内地作为重新起飞的基地，招商局也考虑了自己的现实处境。从1951年直至1978年，招商局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袁庚等人调查的结果也令人心痛：1950年起义时，招商局有13条船，包玉刚才有2条船。而今28年过去，包玉刚成了名扬天下的世界船王，其2000万吨的船队纵横四海，而招商局的资产总额满打满算不超过1.3亿！
招商局当时的一份文件显示了其对现实的判断：“其时香港寸土寸金，而招商局又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国家也没有一分钱的支持，在香港投资发展困难重重。”
因而，招商局的管理层把目光投向了毗邻香港的深圳宝安县，决定在此选择投资开发工业区，以便充分利用内地丰富而且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同时又能适当地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使两地的优势得以相互结合，很好发挥，“既为招商局开发一个办厂的场地，又为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进行试验”。
1978年11月22日，袁庚带领有关人员赴广州与广东省方面开始接触，上报在广东沿海临近香港边境地区筹建招商局工业区的问题，并得到了大力支持。12月21日，时任招商局总经理的金石带领有关人员前往宝安县对工业区的选择进行考察，最终选址蛇口。
当时的文字资料显示，其时的蛇口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边境小镇，密密麻麻的芭蕉树和荔枝林填充着大片大片空白的原野，海浪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地洗刷着海边的空地，海鸟将之视为自己的专属领域，只有偶尔出现的走私人员才能打破它的寂静。于是，当时有人怀疑地问：“这会是最合适的地方么？”
对于袁庚来说，这样的问题是可笑的。因为按照事后成型的时间表来看，袁庚压根就没有留时间给那些质疑他的人：1979年1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谷牧在中南海接见了袁庚等人，并表示国家不会给招商局钱来买船建港，“地可以给一块”，但“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这次会见，确定了袁庚等人要求的蛇口工业区选址的问题。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一笔判半岛”，或者叫“划了一道圈”的故事——
在袁庚带去汇报用的香港简明地图上，李先念用铅笔对着南头半岛划了一杠，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这几乎是深圳市现在的一半面积，袁庚等人面面相觑，无人敢承担如此之大的幅员范围。最后，在这个地图上，李先念划出了现在蛇口工业区的红线范围，实地面积大约2.14平方公里。
后来很多人开玩笑说，如果当时招商局能够预判到现在的房地产和土地价格，当时拿下所有的土地，或许招商局不会经历如此之多的波折，“最不济卖地也能生存”。甚至袁庚本人至今也后悔，说当时胆子太小了，要不蛇口开发区的面积就不会是今天这么小了。
可是历史没有办法假设。
1979年4月1日，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成立。经过三个月的勘察设计工作，7月，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动工。这意味着走出政治运动阴影的中国进入第一个伟大的社会实验。
而也就是之前的1978年末，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签署血书，“私分土地，实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事件在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中最伟大的案例之一。
只不过很多年后，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们才认识到，它的作用或许不仅仅是告别了农村大锅饭，更重要的是，它从此解放了占有中国人数9成以上的农民，使他们第一次有了摆脱土地、自由流转的可能——而此举，能够解决像蛇口之类的外向型开发区的用工问题。
袁庚当时应该也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却注意到了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承担改革开放使命的蛇口工业区只有完全摆脱过去封闭、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套做法，探索出新路子，才能取得发展，“这些探索，包括了思想上、制度上、经营上的一系列创新”。
这似乎是招商局的宿命。在其过往百年历史上，它无数次的承担了这种社会实验，因而它必然也要承担社会实验带来的后果。很多学者都说，这不能说是招商局的幸运，因为它也在为先行者的地位付出代价。这就是国内经济学界一直传播的“招商局企业史的借鉴作用——不管是对是错，它总能留下一些东西，而因为其声名之显赫，使之更具有传播价值和参考价值”。
但不管如何，沉寂多年的招商局终于开始重新上路。依托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很快由一家交通部驻港“窗口机构”，变成一家真正的在港中资企业，由资产1.3亿港元的航运公司，壮大成资产逾200亿港元的大公司，产业涉及港口、工业、旅游酒店、园区开发、石化、金融等领域。
如今，在同业市场表现突出的招商银行（600036.SH）、平安保险（601318.SH）、中集股份（000039.SZ）、南玻科控（000012.SZ）、深赤湾（000022.SZ）、南山开发股份等公司就是袁庚至今得意的作品。
这种飞速的发展使招商局的发展在政治层面被赋予了更多背景：1981年6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报道蛇口建设经验时，首次提出了“蛇口模式”，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