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月，《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上册里刊载了钱钟书同志的新著《管锥编》选录五篇，引起了国内外学人极大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现在，这部巨著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计百余万字。听说这部著作是五、六年前钱钟书同志大病之后，耽心自己不再能从事著作，急于争取时间，“和死亡赛跑”，带病将他多年来刻苦读书、潜心钻研的部分读书笔记整理而成的。那时候，“四人帮”横行霸道，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十分猖獗，扼杀学术，摧残人材，不用说得到领导的支持、出版社能够出版这本著作了，就连很普通的图书资料都难得见，所以钱钟书同志在整理过程中，查核引文等等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坚强毅力和非凡的记忆能力，并且也得到不少老朋友和一些年轻同志们的热忱帮助，《管锥编》方告成书。
　　钱钟书同志在《管锥编·序》中非常谦虚而又不无感慨地说：“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短短的几句话，看来平常，岂知这怎能概括得了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从事研究和著述的艰苦历程！熟悉他、敬佩他的人都知道，这部长编巨著，是在多么不寻常的岁月里，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才最后得以完成的。作者在这篇《序》中又说，原计划除谈论到的《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弼《老子注》、张湛《列子注》、《焦氏易林》、洪兴祖《楚辞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之外，又有《全唐文》等五种的笔记，但因“多病意倦”，目前还没有整理出来。另外，有关“西方典籍”的一些稿子“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我们热望并深信，不要很久，《管锥编》的续编会相继完稿，其中论及《全唐文》、《全唐诗》的部分，定会珠玉生辉，精彩异常的。钱钟书同志在国际学术界素负盛名，精通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种语言，他用英文写的关于外国文学的论文，正集中进行修订，准备作为专集出版，必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
　　《管锥编》这部书是用很讲究的文言文写的。作者就他在那十种经典里所碰到的问题，分别作了缜密的分析、详细的阐释或精确的考订。有话即长，一万余字始尽；无话则短，三言两语已足。钱钟书同志学识渊博，思想锐密，文笔精炼而富有机智，分析精当，说理透辟，明珠润玉，俯拾皆是。如《周易正义·观》一节中，就“神道设教”进行了阐发。我们都知道马克思讲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钱钟书同志引马克思原话：“宗教乃人民对实际困苦之抗议，不啻为人民之鸦片。”上面这句话很重要，却为我们所忽略。忽略了上面这句话，实际上贬低了马克思这句话的价值。因为钱钟书同志指出：“浪漫主义诗人早言，俗子仰宗教以解忧止痛，不过如收鸦片之效。”可见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以前早有人说过，马克思这句话的真谛，就是指出了“宗教乃人民对实际困苦之抗议”这点。我们一般只说神道设教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欺骗人民的，钱钟书同志还说：“古人每借天变以谏诫帝王”，“以彗星为‘天教’、荧惑为‘天罚’”，“然君主复即以此道还治臣工，有灾异则谴咎公卿”，这就看得全面。我们只知道神道设教之为愚民，对于《荀子·天论》里的“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的“以为文”不理解。作者引《淮南子·论训》指出世俗的各种禁忌托于鬼神的，“宗教之命脉系焉。”“神道设教，乃秉政者以民间原有信忌之或足以佐其为治也，因而损益依傍，俗成约定，俾用之倘有效者，而言之差成理，所谓‘文之也’”。作者又据《易·观》“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引《礼记·祭义》：“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此外还征之《管子·牧民》、《论衡·四讳》、《墨子·明鬼》诸篇，说明“政教相须”自古而然。并且批评了清人魏禧、魏源二人只宣扬“设教济政”的功效，却讳言宗教毒害、麻醉人民的一面。中国如此，外国也不例外，请看：“十八世纪英国史家吉朋尝谓，众人视各教皆真，哲人视各教皆妄，官人视各教皆有用。”至此，宗教的反动实质和它作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得力工具的真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人非木石，岂能无感，惨遭“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之祸，被他们制造的现代迷信深深地、久久地伤害了肉体和灵魂的人们，在亲身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和浩劫之余，读了这段文字，深思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真理，又怎能不想得很多很多！被“四人帮”严重歪曲后强封为“法家诗人”的柳宗元曾说：“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断刑论》下)作者所引的这段话，给了这些政治骗子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不可不谓之精辟。
　　《管锥编》一书中也有许多巧妙的言辞令人赞叹不已。例如第三二页论古代“隔物欲”的方法：“一者不见可欲，二者见不可欲”，作者解释“不见可欲”其实是怕可欲之物乱衷曲，“然虽言不见，而实知其可欲，动心忍性，适滋‘抑割’、‘强止’之患”，又紧接着剖析“见不可欲：物之可欲，每由其面，其背初不尔，倘睹背之无可欲乃至可憎可怖，则庶几勿为面所迷惑”。行文至此，作者腾越于中国和西欧古代文艺典籍之中，举出了从《红楼梦》里贾瑞照风月宝鉴直到莎士比亚加尔德隆剧中术士见美人等等十七个各式各样的例子，论证充分周到，充满了智慧、趣味和幽默的言词，从而深刻地说明了人们应该善于识别事物的幻象和真象，而不被那些“面背迥殊”的假象所迷惑。又如第九八页，论诗句不宜坐实：“尽信书，固不如无书，而尽不信书，则又如无书。不尽信书，斯为中道”。读诗和读史不同，不能用读史的眼光来读诗，应该掌握诗的特点，而不混同于史；否则“执着”就妨碍着人们正确的阅读和欣赏，正象作者所说：“泥华词为质言，视运典为纪事，认虚成实”。“辨河汉广狭，考李杜酒价”都是不学、不思的缘故，因此读诗时犯了将“诗歌之真”认作“事物之实”的毛病。作者在这里写的是《诗经·河广》的一段文字的考据问题，但又讲的是一个读史与读诗的区别，引而申之，又何尝不是用其寥寥妙语，道出了读书和治学的一个根本方法呢？再如第三三三页论李斯在严刑逼迫下屈打成招，作者首先指出，这是我国史籍中有关“逼供信”的最早记载，进而又引《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太平广记》卷二六七《来俊臣》、卷二六八《酷吏》，《水浒》第五回、第五三回说明酷吏先以非刑问罪，继而逼囚吐实，制造冤狱，草营人命，自古皆然。但作者出人意外地以古罗马修词学书引语做结：“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酷吏的残忍擢发可指，逼供者的愚钝跃然纸上，作者持论之精粹巧妙令人拍案。
　　《管锥编》中发前人所未发的新鲜的见解更多，如：第一六四至一六六页论古史“记言”和小说、戏剧里的对话相同。这个结论用钱钟书同志的话说即“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第一八一页论古代迷信鬼神者的矛盾心理等等都是极新鲜的见解。另外，第二至六页论古代哲学语言里把一个字的各个不同意义在同时一起用；第二九至三一页论象征有正反两种；第三六至四一页论比喻的“边”和“柄”，这是以前讲修辞学的书所未道者。钱钟书同志的友人，作家周振甫先生，把“喻之二柄”、“喻之多边”这些新的见解补充到他的很受读者欢迎的《诗词例话》(修订本)中去，从而就古典诗歌这一方面的实践检验了这些新论断的正确性。《管锥编》一书里，中肯的论述，巧妙的言词和新鲜的见解比比皆是，我们只能管窥一二，锥指三四，篇幅所限，不能详举。
　　下面我只想谈谈这部书所体现的方法，那个方法似乎也贯串在钱钟书同志其它的学术著作里。
　　凑巧和《管锥编》同时出版的，有作者的《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那本书里好几次说到“参看《管锥编》某某篇”。《旧文四篇》二七页讲起狄德罗《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时，有很值得注意的一节：“这在十八世纪欧洲，并非狄德罗一家之言，且撇开不谈。在古代中国，民间的大众智慧也早觉察那个道理，简括为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原注：我所见到这句话的最早书面记载，是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缪艮辑《文章游戏》二编卷一又卷八〕。狄德罗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对这句中国老话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深厚的义蕴；同时，这句中国老话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给狄德罗以声援，我们因而认识到他那理论不是一个洋人的偏见和诡辩。这种回过头来另眼相看，正是黑格尔一再讲的认识过程的重要转折点：对习惯事物增进了理解，由‘识’转而为‘知’〔原注：见《精神现象学》霍夫迈斯德校订本第二八页，《逻辑学》雷克拉姆《万有丛书》版第一册第二一页〕，从老相识进而为新或真相知。”《管锥编》第一七一页至一七二页对戴震以及清代“朴学”家的主张的批评，可以和这一节，互相发明。戴震等认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钱钟书同志说：“是特一边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正如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他又说这个道理就是《华严经·初发心菩萨功德品》所谓“一切解即是一解，一解即是一切解故”，也就是德国哲学家兼史学家威廉·狄尔泰(W.Dilthey)强调的“阐释之循环”。我想，钱钟书同志运用的主要方法不外乎“回过头来刮目相看”和“交互往复”，把中国和外国的、古代和近代的思想、风尚以至词句相互阐释。《管锥编》中不少有关文史哲的创辟的评论和考释，但是它的最大特色正是这种“交互往复”。很多看来平常又纷扰不可解的现象，正是通过这种“交互往复”的方法，积少成多，沙里淘金，得到合理解释，并归纳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你不博览群书，通晓中外，而又不实事求是，慧眼独到，那么“交互往复”只能制造混乱，徒劳而有害，就是写出《龙虎编》来也难免成为天下大笑柄。
　　一位美国汉学家李达三(John Deeney)写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1978)讲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只举了钱钟书同志三十余年前的《谈艺录》作为“前驱”的例子。三十余年后的《管锥编》比起《谈艺录》来显然是成熟多了，讨论的范围也广阔得多，除比较文学外，还涉及观念史、意义学、文化人类学等等。它不但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学和思想，增强对我们几千年文明史的自豪感，也很有助于了解西方文学和思想，使我们对于西方的若干题材、技巧、观念增添了亲切感。
　　初读此书，略有所得，不揣孤陋，书此数端。最后，我再重复说一遍，希望作者关于《全唐文》等五部分以及“外篇”等诸多文字，早日写定，公诸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