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麦秆画的人不少，因为材质过于草根，但成为“国大师”的只有邓友谱一个。
　　他做了哪些创新？技艺有何独到之处？工作室效益如何？带着重重疑问，我们来到中国体操之乡湖北仙桃。从市区坐车，到三伏潭镇不过十几分钟，很容易就打听到邓氏麦秆画创作室的所在。工作室出乎意料的小，狭窄的走廊，宽大的工作案板，零碎的麦秆，忙碌的人群……
　　邓友谱就坐在最里面的工作台前。他身形微胖，阔脸细眼，戴着一副方框眼镜，有股老艺术家的从容。尽管说着普通话，但夹杂着浓浓的地方口音，把“麦秆”说成“墨干”。要不是眼前气势恢宏的麦秆画，会以为遇见了略略发福的邻家老爷爷。
　　邓友谱带着我们参观他的收藏室，其中有一幅《观音大士》，是他的父亲16～18岁时所作，在文革时期得以保全下来，收藏至今。虽然麦秆画是祖传手艺，因为种种原因，到他父亲这一代差不多断了。14岁那年，因为出身被迫辍学。他跟着母亲学剪纸，跟着父亲学皮影，有时也用麦秆编织一些小玩意。后来拜师书画名家叶泽沛学习书法、绘画，文革中期机缘巧合救下龚振洲教授，被收为入室弟子，打下了很好的美术功底。
　　接触民间工艺是1981年，32岁的邓友谱被任命为三伏潭镇文化站副站长，接触了不少民间艺人。两年后，他担任工艺厂厂长，又接触了棉花画、贝雕画、树皮堆画。这些，都为他后来制作麦秆画打下坚实基础。
　　1990年，相邻的毛嘴镇来了一位外地师傅办起了麦秆画厂，请邓友谱前去担任技术指导。这时他才真正接触到麦秆画，才知道还有那么多讲究。指导之余，他不忘偷师之技。
　　五年后，邓友谱办起了麦秆工艺厂。他对麦秆画进行了诸多改良，把平贴改为浮雕，把国画中的工笔和写意有机结合，把西洋画中的透视和传统线描融为一体，把抽象变写实，同时大胆吸收本地剪纸、贝雕和树皮画、羽毛画、国画等诸多艺术元素，制作出既有传统技艺，又有现代审美的浅浮雕麦秆画。
　　没多久，一幅《国色天香》让他在业内一炮打响。他一鼓作气，制作了《天女散花》、《桃李满天下》、《锦绣长城》等大篇幅麦秆画，尽管获奖不少，但市场一直不好。2004年他与武汉企业家吴镇昌合作办了麦秆画及麦秆制品生产基地，从家庭作坊走向产业化生产，但市场反响仍不尽如人意。
　　说起这段历史，邓老乐呵呵道，“还好还好，也没有多艰苦。”工作室生意不是太好，倒也能糊口，他便不太计较，仍积极参与展会，思考改良办法，厚积薄发，直到涅槃。
　　艺无止境，此生却有涯。大器晚成的邓友谱在花甲之年才步入了创作的“井喷期”，对于技艺传承，他更是用心。只要热衷这门工艺，他就毫不吝啬地倾囊相授。“原本也是不外传的，后来也想开了。论地位，我已经是麦秆画唯一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论规模，我也在全国排名前几位。”他叹息，“可我为什么就不高兴呢？竞争对手少，只能说明做麦秆画的人不多，后继乏人。这样下去，麦秆画早晚灭绝。”
　　为了传承，他这些年在重庆丰都、湖北当阳、黑龙江哈尔滨等地办了麦秆画培训班，传授邓氏麦秆画技艺，加上工作室带的徒弟，如今弟子已经超过200人，遍布全国各地。在他看来，传承的关键是把产业做大。“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麦秆画，才能把技艺传承下去。”
　　“一件作品有两根线，一根是看得见的作品线，一根是看不见的生命线。”谈及作品艺术性，他侃侃而谈，“看得见的作品线就是造型上的直线、弧线，这个好掌握；看不见的生命线就是艺术，这个就比较难掌握。人是有生命的，能走能跑，有各种动态美，动植物也是如此，书上的人物更是如此，不要局限麦秆的材质，就把它当成画笔，想象自己是一个画家，赋予作品动感、力量、韵味，这些，就是生命线。”对这两根线，他更注重看不见的生命线。
　　对于自己的麦秆画创作，邓老用一首诗来总结。“红满川原绿满畦，男儿斗胆越雷池；艺术铸我倚天剑，谁言草根不大师！”谁说草根不是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