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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生育率变迁的话题，我是很有感性认识的。
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前，人们的生育处于自然状态。举我家的例子，据我所知，我妈妈家有9个孩子，她是最小的，她自己生育了4个孩子。她的兄弟姐妹每家都生育5～7个孩子，和我家来往最多的三姨36岁丈夫去世时已经生育了7个孩子。我爸爸家有4个孩子，他是老三，他的兄弟姐妹共生育了12个后代……他们那一辈和他们的上辈人都是怀孕了就生，鲜有避孕措施，自己不能控制孩子的数量，除非停止夫妻生活或者失去生育能力。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6.0左右。
我父母的下一代有4个人，生育于1949～1958年，都只生育了一个孩子，而且晚婚晚育，最晚的38岁才要孩子。孩子多数生于1977～1996年，新生代更加推崇晚婚晚育甚至不育。从我的亲戚朋友生育观念和实践的变化，我发现人们的生育越来越从自然向自主转变。生育已经不是简单的某因传递、种族繁衍，而是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和条件才能够决定的事。甚至出现了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二人世界”的生活方式。
由小见大，根据历次生育率调查，中国城市地区1979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1984年以来(除1989～1990年)降到了1.3以下。在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北京，不仅很早就达到了极低生育率，而且和香港、澳门一起，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上海在1974年、北京在1990年达到极低生育率，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以下。中国城市地区从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极低生育率的转变仅用了10年时间。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少生了3亿人，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人口激增的压力。
生育变迁的城乡差异
这种生育率下降的变迁开始是20世纪70年代国家基于人口过多而提倡的，那时候我正在部队服役，不但自己很迅速地接受了“为国分忧，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好”的观念，27岁结婚，28岁有了唯一的孩子，我周围的战友也几乎都如此。因为我们都有繁忙的工作，经济上有保障，养老也没问题，生育一个孩子可以减轻许多负担，加上当时是“文革”时期，军人以服从国家利益为天职，没有人会想个人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失。记得我当时担任政治处干事，兼管计划生育工作，我所在部队数年都没有出现非计划生育。现在我们的孩子都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他们常常在结婚与不结婚、生育与不生育间徘徊。他们考虑的已经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对自己合适不合适，他们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理性和自主。
当然那时候农民是比较被动的，他们没有社会保障，干体力活、养老完全靠儿子，所以要生，个儿子的愿望十分强烈，希望最好能够儿女双全，最害怕一直生女儿，宁可遗弃或选择流产，也不甘心“无后”。我朋友的儿媳妇家在农村，她家就有4个孩子，她父母宁可超生，也要生下儿子才罢休。因为这种愿望过于强烈，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农村采取了许多强制手段减少生育，造成干群间巨大矛盾和很差的国际影响，也造成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经过逐渐人性化工作方式的推行，农民可以在4年间隔后生育第二个孩子，目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阻力也逐渐减少。我们去农村调查了解到，只要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能够落到实处，能够老有所养，农民也愿意少生孩子。
矫枉过正的“不育文化”
我们原来为中国人口过多而忧虑，甚至对不育文化持默许和鼓励的态度。记得在电视台争论要不要孩子的节目里，许多人认为不育者是自私，对民族繁衍失职，我表示不支持也不反对，其实心里还是希望中国人口能够迅速下降。许多年轻人也接受了不育文化的观念，不生或晚生、少生孩子成为共识。
前不久我的中学同学向我抱怨她不能抱孙子，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因为她的儿媳很有主见，说什么都不要孩子，并且理由十分充分，什么房子小，自己收入少，不能给孩子优越的生活和教育条件，竞争激烈将来孩子就业困难，怕给父母添麻烦，怕给国家增负担……她不能说服儿媳，也不能提供物质保证，很无奈，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就爱不释手，情感上有很大空缺。她担忧如果老伴走了，谁来陪伴自己?担忧隔代亲情缺失，家庭后继无人。她的忧虑很有代表性。其实眼前就经常发生独生子女带来的困扰，独生子女发生恶性疾病、意外死亡、先天后天残疾、犯罪等问题，往往给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2008年汶川地震，许多父母痛失爱子，有的已经过了生育年龄，难以补救，更加凸显了其负面作用。
现在看来“不育文化”对人口调整的作用是过犹不及。因为如果大行其道，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衰败甚至消亡。据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所原新教授介绍，200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创下“二战”后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闻》遂发出警告称，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200年后日本将因人口的极度减少而出现种族消亡。据他测算，假如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稳定在2000年政策允许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46(部分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甚至更多)，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超低水平1.30，到2300年人口则只剩下2800万!“哪怕是微小的人口负增长，只要维持时间足够长，都是人类的灾难。”看来任何政策都要有前瞻意识，矫枉过正是会带来危险的。
积极寻求对策
2005年1月6日凌晨，中国人口达到13亿。专家预测40年后将达到人口高峰，也就是极限人口16亿左右，之后缓慢下降。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的过程中，专家讨论认为在稳定现有的低生育率状态中，保持比较合理的性别比和年龄架构问题需要极度重视。
目前大家忧虑和争论比较大的人口问题是：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保持在什么状态有利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男女性别比持续拉大必须重视，性别比失调的严重后果是婚姻挤压，将会有数千万婚龄男子找不到对象，会产生许多社会稳定和家庭动荡问题；老龄化社会的问题；“4、2、1”倒金字塔人口结构带来的家庭和教育问题等。
在寻求对策方面，我认为：
适度调整生育率。
中国政府希望保持低生育水平，但并不希望其下降得过低。现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许多场合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估计在1.7～1.8之间，中国将努力保持这种低生育率状态，使我国人口过多问题得到缓解。但是许多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生育率低于此值。人口专家曾毅统计，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由此计算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2。生育政策应该加以调整。专家呼吁除了允许双独生子女生二胎，普通人也应该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希望2015年能够实现。
疏解不育心理
至于80后普遍对生育没有兴趣的心理问题，也应该予以疏解。近期我有机会在媒体表达意见时，都强调生育对女性和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从维护婚姻的角度来讲，孩子确实有黏结夫妻感情的作用：从父母角度来看，有孩子才能够使人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成熟的、能够担当社会和家庭责任的人，体会亲子之情的过程，不仅仅是尽义务，更多的是亲情的欢乐、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完整和未来的希望；从孩子角度说，不必担心没有富贵的生活，孩子不会要求父母提供锦衣玉食才同意出生，适度的坎坷和磨难往往是孩子成才路上的阶梯，恰当的教育比物质供应的极大丰富更有益孩子的成长。
提高女性地位。
性别比例失调不是婚姻动荡的根本原因，经济、属地、文化、城乡差异等才是婚姻难以缔结的本质因素，例如现在“织女在都市，牛郎在僻壤”，城市有大批单身白领女性，却宁可独身也绝对不会嫁给农村的百万光棍，这是不能进行强制干预的。一夫必有一妻相配只能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单身不婚将成为许多人选择或无奈的生活方式。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只能积极寻找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
从某个角度来说，“物以稀为贵”的规律还有利于提高女性价值。但是毕竟“天人合一”、“顺乎自然”才是最合理的，女性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必然逐渐改变农耕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使性别选择不再向男性倾斜。(文章代码：2026)
责任编辑 王 凯
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前，人们的生育处于自然状态。举我家的例子，据我所知，我妈妈家有9个孩子，她是最小的，她自己生育了4个孩子。她的兄弟姐妹每家都生育5～7个孩子，和我家来往最多的三姨36岁丈夫去世时已经生育了7个孩子。我爸爸家有4个孩子，他是老三，他的兄弟姐妹共生育了12个后代……他们那一辈和他们的上辈人都是怀孕了就生，鲜有避孕措施，自己不能控制孩子的数量，除非停止夫妻生活或者失去生育能力。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6.0左右。
我父母的下一代有4个人，生育于1949～1958年，都只生育了一个孩子，而且晚婚晚育，最晚的38岁才要孩子。孩子多数生于1977～1996年，新生代更加推崇晚婚晚育甚至不育。从我的亲戚朋友生育观念和实践的变化，我发现人们的生育越来越从自然向自主转变。生育已经不是简单的某因传递、种族繁衍，而是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和条件才能够决定的事。甚至出现了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二人世界”的生活方式。
由小见大，根据历次生育率调查，中国城市地区1979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1984年以来(除1989～1990年)降到了1.3以下。在中国的大城市上海、北京，不仅很早就达到了极低生育率，而且和香港、澳门一起，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上海在1974年、北京在1990年达到极低生育率，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以下。中国城市地区从更替水平生育率到极低生育率的转变仅用了10年时间。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少生了3亿人，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人口激增的压力。
生育变迁的城乡差异
这种生育率下降的变迁开始是20世纪70年代国家基于人口过多而提倡的，那时候我正在部队服役，不但自己很迅速地接受了“为国分忧，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好”的观念，27岁结婚，28岁有了唯一的孩子，我周围的战友也几乎都如此。因为我们都有繁忙的工作，经济上有保障，养老也没问题，生育一个孩子可以减轻许多负担，加上当时是“文革”时期，军人以服从国家利益为天职，没有人会想个人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失。记得我当时担任政治处干事，兼管计划生育工作，我所在部队数年都没有出现非计划生育。现在我们的孩子都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他们常常在结婚与不结婚、生育与不生育间徘徊。他们考虑的已经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对自己合适不合适，他们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理性和自主。
当然那时候农民是比较被动的，他们没有社会保障，干体力活、养老完全靠儿子，所以要生，个儿子的愿望十分强烈，希望最好能够儿女双全，最害怕一直生女儿，宁可遗弃或选择流产，也不甘心“无后”。我朋友的儿媳妇家在农村，她家就有4个孩子，她父母宁可超生，也要生下儿子才罢休。因为这种愿望过于强烈，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农村采取了许多强制手段减少生育，造成干群间巨大矛盾和很差的国际影响，也造成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经过逐渐人性化工作方式的推行，农民可以在4年间隔后生育第二个孩子，目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阻力也逐渐减少。我们去农村调查了解到，只要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能够落到实处，能够老有所养，农民也愿意少生孩子。
矫枉过正的“不育文化”
我们原来为中国人口过多而忧虑，甚至对不育文化持默许和鼓励的态度。记得在电视台争论要不要孩子的节目里，许多人认为不育者是自私，对民族繁衍失职，我表示不支持也不反对，其实心里还是希望中国人口能够迅速下降。许多年轻人也接受了不育文化的观念，不生或晚生、少生孩子成为共识。
前不久我的中学同学向我抱怨她不能抱孙子，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因为她的儿媳很有主见，说什么都不要孩子，并且理由十分充分，什么房子小，自己收入少，不能给孩子优越的生活和教育条件，竞争激烈将来孩子就业困难，怕给父母添麻烦，怕给国家增负担……她不能说服儿媳，也不能提供物质保证，很无奈，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就爱不释手，情感上有很大空缺。她担忧如果老伴走了，谁来陪伴自己?担忧隔代亲情缺失，家庭后继无人。她的忧虑很有代表性。其实眼前就经常发生独生子女带来的困扰，独生子女发生恶性疾病、意外死亡、先天后天残疾、犯罪等问题，往往给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2008年汶川地震，许多父母痛失爱子，有的已经过了生育年龄，难以补救，更加凸显了其负面作用。
现在看来“不育文化”对人口调整的作用是过犹不及。因为如果大行其道，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衰败甚至消亡。据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所原新教授介绍，200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创下“二战”后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闻》遂发出警告称，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200年后日本将因人口的极度减少而出现种族消亡。据他测算，假如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稳定在2000年政策允许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46(部分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甚至更多)，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超低水平1.30，到2300年人口则只剩下2800万!“哪怕是微小的人口负增长，只要维持时间足够长，都是人类的灾难。”看来任何政策都要有前瞻意识，矫枉过正是会带来危险的。
积极寻求对策
2005年1月6日凌晨，中国人口达到13亿。专家预测40年后将达到人口高峰，也就是极限人口16亿左右，之后缓慢下降。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的过程中，专家讨论认为在稳定现有的低生育率状态中，保持比较合理的性别比和年龄架构问题需要极度重视。
目前大家忧虑和争论比较大的人口问题是：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保持在什么状态有利中国人口可持续发展；男女性别比持续拉大必须重视，性别比失调的严重后果是婚姻挤压，将会有数千万婚龄男子找不到对象，会产生许多社会稳定和家庭动荡问题；老龄化社会的问题；“4、2、1”倒金字塔人口结构带来的家庭和教育问题等。
在寻求对策方面，我认为：
适度调整生育率。
中国政府希望保持低生育水平，但并不希望其下降得过低。现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许多场合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估计在1.7～1.8之间，中国将努力保持这种低生育率状态，使我国人口过多问题得到缓解。但是许多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生育率低于此值。人口专家曾毅统计，全国有63.1％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35.6％的夫妇被允许生二孩，1.3％的夫妇被允许生三孩，由此计算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2。生育政策应该加以调整。专家呼吁除了允许双独生子女生二胎，普通人也应该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希望2015年能够实现。
疏解不育心理
至于80后普遍对生育没有兴趣的心理问题，也应该予以疏解。近期我有机会在媒体表达意见时，都强调生育对女性和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从维护婚姻的角度来讲，孩子确实有黏结夫妻感情的作用：从父母角度来看，有孩子才能够使人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成熟的、能够担当社会和家庭责任的人，体会亲子之情的过程，不仅仅是尽义务，更多的是亲情的欢乐、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完整和未来的希望；从孩子角度说，不必担心没有富贵的生活，孩子不会要求父母提供锦衣玉食才同意出生，适度的坎坷和磨难往往是孩子成才路上的阶梯，恰当的教育比物质供应的极大丰富更有益孩子的成长。
提高女性地位。
性别比例失调不是婚姻动荡的根本原因，经济、属地、文化、城乡差异等才是婚姻难以缔结的本质因素，例如现在“织女在都市，牛郎在僻壤”，城市有大批单身白领女性，却宁可独身也绝对不会嫁给农村的百万光棍，这是不能进行强制干预的。一夫必有一妻相配只能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单身不婚将成为许多人选择或无奈的生活方式。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只能积极寻找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
从某个角度来说，“物以稀为贵”的规律还有利于提高女性价值。但是毕竟“天人合一”、“顺乎自然”才是最合理的，女性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必然逐渐改变农耕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使性别选择不再向男性倾斜。(文章代码：2026)
责任编辑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