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从传入中原就不断地吸收儒、道思想而进行着汉化的过程，到了唐朝中期产生了禅宗，将佛教思想的精华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带有明显的追求精神自由的特点，成为汉化佛教的代名词。与其他佛教流派有所不同，禅宗的修行观是建立在明心见性、识心自度、不假修习、顿悟成佛的基础之上的，否定一切外在的偶像，认为佛性就在人的心中，即所谓的“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禅的本质也仅仅是一种生活体验。虽然人在尘世中，不可能“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但只要祛除杂念俗务的遮蔽就可以让心灵处于空灵清澈的状态，达到“自心”、“自性”的彻悟，“自性论”的提出使“心”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瞬间顿悟中去发现“自心”，进入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因此一切外在的束缚都是多余的，陶冶于大自然，过一种与世无争的自由生活。宗白华曾说过：“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
　　一、文人山水画的体现
　　这种思想对同时期乃至以后的艺术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对内心情感的表现成为主要的创作准则。这个特点在文人书画艺术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在禅悦之风的影响下，文人士大夫们通过艺术创作来参禅悟道，因此更加凸显出内心情感的决定性作用，将感受情怀与外在的客观事物相交融并且通过有形的事物将自己的灵性、情趣表现出来。王维是最早将禅宗思想引入艺术创作的文人之一，其“意在笔先”的主张强调艺术创作要以主观情感为先导。受此观念的影响，王维画作的内容往往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所画之物，常不为时空所限，如张彦远所说：“得心应手，意到变成，造理入神，迥得天意。”禅宗的“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在他的山水画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常以雪景、剑阁、栈道、捕鱼、村墟、雪渡等为题材，运用纯粹的墨色表达他的恬淡心境以及幽美意境。他画的《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其胸中之景“意出尖外，怪生笔端”（朱景玄语），汤星评价说“胸次潇洒，意之所至，落笔便与庸史不同”，点出了王维水墨山水洒脱肆意的特征。充满了淡薄高远的境界。与其相似的是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主张，张璪作画非常重视灵感和想象，在自由酝酿、情绪激动的不可遏制的精神状态下所作。这与禅宗的“心性论”有着明显的关联。而“心源”一词本身就出自佛教术语，《五灯会元》中就有“千百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的说法，意为心是世界万法的根源，自然这里的“心”指的是祛除了妄念和分别的无念无住的“真心”。类似王维这种以简淡为宗旨的艺术风格，不能不与禅宗“平常心是道”有直接的关联。
　　二、新文人画的禅味
　　笔墨当随时代。古代禅毕竟属于过去，现代禅画要面对现实。禅宗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既然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无法分割，那么禅宗文化当然也就不可能切断它和现实生活的联系。而且，禅宗虽然属于宗教，但是它的实质已经不仅是宗教，而是哲学。清、静、淡则是道家与禅学的主要追求，也是一种审美追求与文化原则。从总体上看“新文人画”的风格，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倾向，这并不是说画家们在作品中不再使用挥洒泼墨的笔法，而是在绘画风格上几乎所有的新文人画家都追求一种宁静，自得的文雅与闲适，这恰恰是一种对“文人画”品格的重新发掘与认识，在于对中华文明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画家有陈绶祥、边平山、季酉辰、朱新建、刘二刚等。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总体上不局限于“空间距离”的描述于展现上，也不陷入那种为了“平面构成”而采取的变形、“画面结构”之中。他们更多的是从对造型的理解与对形象的个性特征人手。毫无疑问，他们在笔墨、造型、构图等方面均是极有个性的，在题材的选择、形象的描绘、情境的表现等方面也是各有所长。陈绶祥以平常而深远的意味与博学的题跋让人赞叹，边平山使用特殊的纸张所造就的背景显示出简淡的意境，禅味十足。刘二刚以简约而朴素的造型与平实而幽默的题款见长。虽然他们在书体、文风、题跋样式等方面不同，但是在总体上都展示出一种稚拙、朴素与空灵之感。这种统一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追求与自觉地生命认识上的。相信新文人画的发展，也将会在这种统一的追求中展示出更新更高的文化魄力。
　　三、现代艺术中的“顿悟成佛”
　　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对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者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家则从潜意识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
　　禅宗传人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样子，是由一位叫铃木大拙的僧侣实现的。他于1897年经老师（宗演）的推荐，去美国译经并传播禅宗真义。在美国最早接受禅宗思想的是一位音乐家，美国现代音乐的创始人凯奇。凯奇很快被禅宗思想吸引并成为了禅宗的追随者。从此在自己的音乐中改变了艺术和生活的位置，他把生活放在艺术之上。他的著名作品《四分三十三秒》（无声音乐）就是属于这种尝试。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最能体现人人都有“佛性”的西方异才，那就是达达派创始人，凯奇的好友，法国艺术家杜尚。他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是彻底抛开西方艺术传统中的因果关系的第一人。他给达·芬奇的传世名作《蒙娜丽莎》画胡子，被视为他蔑视传统的典型表现。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他随意拿起生活里的任何一件东西，一个小便池，签上自己的名字就作为艺术品。这一“恶作剧”就连一代大师毕加索也望尘莫及，毕加索也只是反传统，而杜尚给艺术史贡献的是全新的观念，他是在反艺术。杜尚自己也说“如果你愿意，我的艺术就是我的生存，在每一瞬间，每一次呼吸之间都是一个作品，一个不露痕迹的作品，那既不诉诸视觉，也不诉诸大脑。那是一种持续的快乐。”[卡巴内：《杜尚访谈录》]。他曾经设计了一扇处在构成直角的两面墙之间的门，这扇门在为这面墙打开之时，同时正把另一面墙上的门给关上。在这个设计中，开和关不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实，却成了一体的两面。正如他所说的“反艺术和为艺术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可见杜尚的精神与禅的精神不谋而合。
　　由于禅宗否定了理性的作用。生命被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纯自然的产物。其中没有人的私欲和目的，想作画就作画，想吟诗便吟诗。只有在这个境界上，人才可以自然的不带任何陈规，怀着诚挚、喜悦做一切事，达到了这一点，生活和艺术才会成为没有区别的事，任何人也就可以成为生活的艺术家，人生便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