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原来不喜欢一个人在外出差，因为感觉很孤单。
让我孤单得甚至有点绝望的一次，是2012年冬天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我去高密采访。我几乎听不懂任何一句话，也没有人愿意讲一句我听得懂的话，所以我连问路的能力都丧失了，几天里，感觉像自己一个人在外国丢了护照而当地又没有领事馆一样。
当然我现在已经喜欢这种生活了。现在对我而言，无论去多远的地方，都跟在家里出趟街差不多，不同的是你会在路途上接触到很多新鲜事和有趣的人。
我乘坐过的交通工具有十几种，从飞机到牛车。这个列表很有意思，因为它会让我丧失自己的真实位置—我究竟属于什么阶层？常常坐飞机的，至少是中产吧，但按照自身经济状况又力有未逮；经常打摩的、坐三轮车乃至牛车的，应该是底层吧，而我又下沉得不够彻底。
我还是把最经常坐的交通工具先列出来：飞机、高铁、普通火车、卧铺大巴、普通大巴、出租车、小面包、三轮车、摩托车。
前面3个，是有等级次序的，飞机有头等舱、高级经济舱和普通经济舱，高铁有商务座、一等座和二等座，普通火车有软硬卧、软硬座。我可以做的选择是在飞机上垫底，在火车上居中高，也就是说，我可以在高端者中做屌丝，也可以在屌丝中做高端者。
于是我能坐火车的时候就坐火车，倒不是因为想得到某种心理按摩，而是因为这样更脚踏实地—虽然不断地飞，但还是怕飞。
曾经有自由落体几秒钟的经历，让我全身毛发竖了起来。那一年的年会上我就问领导，如果我真的自由落体了能从单位获赔多少钱？答案是同事们捐助一点家属慰问金。
于是我更偏爱火车了。
我知道掉下去的可能性很小，但在空中的那种一无凭依的感觉就像在高密的孤单，让我浑身不适。一次从成都飞广州，旁边的一个小女孩总是不带任何情绪地反复问一句话：妈妈，飞机会不会掉下去？这个词太不吉利，她每问一次都会挨上母亲的一巴掌，但得不到解释，过一会她又会再问。这就是孩子，其实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每一个人最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只是都假装其他事情更重要。
坐火车就不一样，即便高铁，“哐当”声尽管细微却依然存在，而且频率很稳定，让你知道你还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就是，火车上可以喝酒，有的可以抽烟。
再往下，是卧铺大巴，坐它是因为不得已，一个地方没有机场也没有火车站而路途又有那么远。10个小时以内，我都会回避它，而选择那种座位大巴。
原因是我和底层的关系虽然很密切，我喜欢那些善良又好打交道的底层百姓，但我永远无法喜欢上脚丫子的味道。车里只要有一个人的脚丫子味道足够大，那么整辆车都会变成毒气室，你会憎恶自己的生命力为何那么强。去年夏天从北海到广州，就碰到了一位这样的仁兄，不幸的是我的头部位置正好是他的足部位置，两个小时内我几乎死过去。幸好到了一个站，我们去广州的几个人被“卖猪仔”，半路要换车，一听此话，我才对生命重拾信心。
座位大巴一般路程会控制在6小时之内，路上有时也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从张家界到衡阳那一次，我因为内急，在大巴车加油的时候去出恭，出来之后车已经开走。那时风雨交加，也顾不得许多，拦了一辆摩的加足马力狂奔追赶。
我之所以能追上，是因为这辆车在路上搭了两个客人，而这与其他车辆的线路利益冲突，于是它被埋伏在路边的大巴运营商和早已约好的运管执法人员当场擒获。车辆被扣下，我被卖给了一辆商务车，很显然，商务车是非法营运，但执法人员根本看不见。
以上的交通方式都是不可控的，你掌握不了它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下面的就可控了，也没有任何等级次序。
出租车最常用，坐这种车的最大乐趣是你可以一下子知道这个地方的民风。手上握着电子地图，司机绕不绕、绕多少一目了然，而且这种习惯往往在一个地方是有群体性的。
乘坐小面包或者摩托车一般是要去一些“鸟不拉稀”的地方，司机能做你的向导，同时还能在安全上提供一点保证。而乘坐三轮车则往往是因为所在的地方经济不发达，没有或很少正规出租车，而唯一一次乘坐牛车，是因为感觉自己的脚马上就要走断了。
无论哪一种交通方式，你都可能碰到很多烦恼，比如旁边一个口臭很严重的大叔一直很热情地对着你讲话，或者一个孩子不停嚎哭让你一路上心情枯萎。如果我是一个白领，我早已发疯，但我想起自己是个记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正是世界的精彩之处。
不平则鸣是这个社会最后的希望
文| 本刊记者 韦星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这是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提出的建议。
此后，“精准扶贫”成为热词。3个月后，广西马山县成为了典型—不过，是负面典型：审计署审计发现，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有343人是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因这事，互联网上炸开了。很多网友好着急，他们“拥挤”在互联网上、耐心排着长队，目标非常清晰：要去马山县做“穷人”！
这多少有点调侃的味道，但再看看政府帮扶的这些对象，我总感觉这是个黑色幽默。
遗憾的是，这是真的。更遗憾的是，很多来自农村、了解农村的人，对此一点不感到震撼，因为这不是马山县独有，全国很多地方的“帮扶”，在当下已异化成了“帮富”—这在农村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去年10月，我在南风窗杂志上刊发的文章—《贫困农民龙继根之死》中，就指出这种怪象：湖南农民龙继根的家庭，贫病交加，他家属于村里最穷的，但低保一直没有他的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同为穷人的他的哥哥龙继顺的身上！
在龙继根所属的金屋塘镇，我在走访后，村民给我惊人一致的回答：“在我们这里，穷的没有低保，是因为没有关系。相反，一些富裕的人家、有关系的人家，却有低保。” 被异化的扶贫，不是某地偶发现象。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反对？
关于扶贫，谁都知道要帮扶穷人、帮助弱者，它是政府对社会的兜底，体现政府的责任。初衷毫无疑问正确，我们不能因它现在出了问题，就否定扶贫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我们也不该动不动就去怀疑制度设计的问题，以此显示自身更富有思想性、高人一等。
事实上，制度设计没有问题、制度安排也是健全的，问题就在于一些村干部的妄为和监督的缺位。比如公示，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公示。我所在的家乡，关于谁是低保户，基本靠猜。平时村民去问是否有啥惠民政策，村干部都说“没有”。
当然，像马山县这样让“帮扶”成了“帮富”的行为，也比较罕见。但也反映了农村社会的溃败—随着精英阶层在农村的不断流失，农村成了“底层权贵”胡作非为的场域。这是一个充满世俗和势利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国家的惠民“福利”不是以是非或贫穷程度来分配的，而是以强弱或“和权贵阶层的远近亲疏”来分配。明白这点，也就明白马山县的帮扶究竟是什么回事了。
面对不公，农村社会为何没人出来说话，而是等审计局“越位”出手帮忙？因为穷人在村里没有话语权，那些真正凭借财富拥有话语权的人，通常又是国家政策和“福利”的受益者。所以阶层的分化和对立，在农村其实比城市更为严重。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至少还有一些“异类”为弱者和公众的不平而鸣。
之所以说是“异类”的声音，因为城市里不平则鸣的人，也还是太少。我自认为是这样的一员，但也时常感到愤怒和孤立。
记得有次，在东莞市汽车站，我去坐公交车。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大约50岁男子偷偷拿了一个卖报妇女的钱—这名妇女当时在犯困，手里拿着一叠一、两块的厚厚零钱。很多人看到这一场景，但只有我去摇醒了卖报的妇女，并对中年男子呵斥。
遗憾的是，妇女醒来后，默默从男子手里拿回了自己的钱，然后继续默不作声。结果反而变成了我和男子的私人矛盾，我们越吵声音越大，大干一场的架势呼之欲出……
生活中类似的事也很多，比如很多人都说学车要给教练红包、看病要给医生红包……老实说，我从没给，但我也没有因此遇到麻烦—当然，这和我遇到不公时，旗帜鲜明的激烈反对有关。
我也常常反思这类深具潜规则的腐败，但客观说，很多时候，真的是行贿者自身的矫情所致，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点闲钱的中产阶层不争气所致！他们一边努力给别人创造受贿环境和条件，反过来又去批判别人、批判他人行业的黑暗。这是最为令人痛恨的，是比受贿者更令人不齿的。
我因为坚持底线，也常常陷入尴尬。早前，我以准女婿的身份随女友到她老家见父母时，在她家附近的书店里，我捡到一部手机，当场交给了书店的售货员。但后来我又觉得：如果售货员私吞，不交还给丢失者怎么办？
所以我又和售货员说，“还是交给警察吧？”此时，售货员激烈反对，甚至扬言要打我，我当场报了警，警察来了……这事惊动了我女朋友父母，他们参与其中，和书店售货员一家，吵成了一团……
作为准女婿，新到一个地方，就闹出这么大动静，我感到十分尴尬，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觉得不平则鸣可以让人不至于对我们这个社会绝望。我也很清楚：不平则鸣在当下弥足珍贵，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守护的底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后希望。
哀莫大于心死。真的，最大的绝望是正义人士或知识精英的沉默。我们不应该沉默。
让我孤单得甚至有点绝望的一次，是2012年冬天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以后，我去高密采访。我几乎听不懂任何一句话，也没有人愿意讲一句我听得懂的话，所以我连问路的能力都丧失了，几天里，感觉像自己一个人在外国丢了护照而当地又没有领事馆一样。
当然我现在已经喜欢这种生活了。现在对我而言，无论去多远的地方，都跟在家里出趟街差不多，不同的是你会在路途上接触到很多新鲜事和有趣的人。
我乘坐过的交通工具有十几种，从飞机到牛车。这个列表很有意思，因为它会让我丧失自己的真实位置—我究竟属于什么阶层？常常坐飞机的，至少是中产吧，但按照自身经济状况又力有未逮；经常打摩的、坐三轮车乃至牛车的，应该是底层吧，而我又下沉得不够彻底。
我还是把最经常坐的交通工具先列出来：飞机、高铁、普通火车、卧铺大巴、普通大巴、出租车、小面包、三轮车、摩托车。
前面3个，是有等级次序的，飞机有头等舱、高级经济舱和普通经济舱，高铁有商务座、一等座和二等座，普通火车有软硬卧、软硬座。我可以做的选择是在飞机上垫底，在火车上居中高，也就是说，我可以在高端者中做屌丝，也可以在屌丝中做高端者。
于是我能坐火车的时候就坐火车，倒不是因为想得到某种心理按摩，而是因为这样更脚踏实地—虽然不断地飞，但还是怕飞。
曾经有自由落体几秒钟的经历，让我全身毛发竖了起来。那一年的年会上我就问领导，如果我真的自由落体了能从单位获赔多少钱？答案是同事们捐助一点家属慰问金。
于是我更偏爱火车了。
我知道掉下去的可能性很小，但在空中的那种一无凭依的感觉就像在高密的孤单，让我浑身不适。一次从成都飞广州，旁边的一个小女孩总是不带任何情绪地反复问一句话：妈妈，飞机会不会掉下去？这个词太不吉利，她每问一次都会挨上母亲的一巴掌，但得不到解释，过一会她又会再问。这就是孩子，其实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每一个人最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只是都假装其他事情更重要。
坐火车就不一样，即便高铁，“哐当”声尽管细微却依然存在，而且频率很稳定，让你知道你还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就是，火车上可以喝酒，有的可以抽烟。
再往下，是卧铺大巴，坐它是因为不得已，一个地方没有机场也没有火车站而路途又有那么远。10个小时以内，我都会回避它，而选择那种座位大巴。
原因是我和底层的关系虽然很密切，我喜欢那些善良又好打交道的底层百姓，但我永远无法喜欢上脚丫子的味道。车里只要有一个人的脚丫子味道足够大，那么整辆车都会变成毒气室，你会憎恶自己的生命力为何那么强。去年夏天从北海到广州，就碰到了一位这样的仁兄，不幸的是我的头部位置正好是他的足部位置，两个小时内我几乎死过去。幸好到了一个站，我们去广州的几个人被“卖猪仔”，半路要换车，一听此话，我才对生命重拾信心。
座位大巴一般路程会控制在6小时之内，路上有时也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从张家界到衡阳那一次，我因为内急，在大巴车加油的时候去出恭，出来之后车已经开走。那时风雨交加，也顾不得许多，拦了一辆摩的加足马力狂奔追赶。
我之所以能追上，是因为这辆车在路上搭了两个客人，而这与其他车辆的线路利益冲突，于是它被埋伏在路边的大巴运营商和早已约好的运管执法人员当场擒获。车辆被扣下，我被卖给了一辆商务车，很显然，商务车是非法营运，但执法人员根本看不见。
以上的交通方式都是不可控的，你掌握不了它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下面的就可控了，也没有任何等级次序。
出租车最常用，坐这种车的最大乐趣是你可以一下子知道这个地方的民风。手上握着电子地图，司机绕不绕、绕多少一目了然，而且这种习惯往往在一个地方是有群体性的。
乘坐小面包或者摩托车一般是要去一些“鸟不拉稀”的地方，司机能做你的向导，同时还能在安全上提供一点保证。而乘坐三轮车则往往是因为所在的地方经济不发达，没有或很少正规出租车，而唯一一次乘坐牛车，是因为感觉自己的脚马上就要走断了。
无论哪一种交通方式，你都可能碰到很多烦恼，比如旁边一个口臭很严重的大叔一直很热情地对着你讲话，或者一个孩子不停嚎哭让你一路上心情枯萎。如果我是一个白领，我早已发疯，但我想起自己是个记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正是世界的精彩之处。
不平则鸣是这个社会最后的希望
文| 本刊记者 韦星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这是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提出的建议。
此后，“精准扶贫”成为热词。3个月后，广西马山县成为了典型—不过，是负面典型：审计署审计发现，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有343人是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因这事，互联网上炸开了。很多网友好着急，他们“拥挤”在互联网上、耐心排着长队，目标非常清晰：要去马山县做“穷人”！
这多少有点调侃的味道，但再看看政府帮扶的这些对象，我总感觉这是个黑色幽默。
遗憾的是，这是真的。更遗憾的是，很多来自农村、了解农村的人，对此一点不感到震撼，因为这不是马山县独有，全国很多地方的“帮扶”，在当下已异化成了“帮富”—这在农村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去年10月，我在南风窗杂志上刊发的文章—《贫困农民龙继根之死》中，就指出这种怪象：湖南农民龙继根的家庭，贫病交加，他家属于村里最穷的，但低保一直没有他的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同为穷人的他的哥哥龙继顺的身上！
在龙继根所属的金屋塘镇，我在走访后，村民给我惊人一致的回答：“在我们这里，穷的没有低保，是因为没有关系。相反，一些富裕的人家、有关系的人家，却有低保。” 被异化的扶贫，不是某地偶发现象。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反对？
关于扶贫，谁都知道要帮扶穷人、帮助弱者，它是政府对社会的兜底，体现政府的责任。初衷毫无疑问正确，我们不能因它现在出了问题，就否定扶贫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我们也不该动不动就去怀疑制度设计的问题，以此显示自身更富有思想性、高人一等。
事实上，制度设计没有问题、制度安排也是健全的，问题就在于一些村干部的妄为和监督的缺位。比如公示，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公示。我所在的家乡，关于谁是低保户，基本靠猜。平时村民去问是否有啥惠民政策，村干部都说“没有”。
当然，像马山县这样让“帮扶”成了“帮富”的行为，也比较罕见。但也反映了农村社会的溃败—随着精英阶层在农村的不断流失，农村成了“底层权贵”胡作非为的场域。这是一个充满世俗和势利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国家的惠民“福利”不是以是非或贫穷程度来分配的，而是以强弱或“和权贵阶层的远近亲疏”来分配。明白这点，也就明白马山县的帮扶究竟是什么回事了。
面对不公，农村社会为何没人出来说话，而是等审计局“越位”出手帮忙？因为穷人在村里没有话语权，那些真正凭借财富拥有话语权的人，通常又是国家政策和“福利”的受益者。所以阶层的分化和对立，在农村其实比城市更为严重。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至少还有一些“异类”为弱者和公众的不平而鸣。
之所以说是“异类”的声音，因为城市里不平则鸣的人，也还是太少。我自认为是这样的一员，但也时常感到愤怒和孤立。
记得有次，在东莞市汽车站，我去坐公交车。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大约50岁男子偷偷拿了一个卖报妇女的钱—这名妇女当时在犯困，手里拿着一叠一、两块的厚厚零钱。很多人看到这一场景，但只有我去摇醒了卖报的妇女，并对中年男子呵斥。
遗憾的是，妇女醒来后，默默从男子手里拿回了自己的钱，然后继续默不作声。结果反而变成了我和男子的私人矛盾，我们越吵声音越大，大干一场的架势呼之欲出……
生活中类似的事也很多，比如很多人都说学车要给教练红包、看病要给医生红包……老实说，我从没给，但我也没有因此遇到麻烦—当然，这和我遇到不公时，旗帜鲜明的激烈反对有关。
我也常常反思这类深具潜规则的腐败，但客观说，很多时候，真的是行贿者自身的矫情所致，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点闲钱的中产阶层不争气所致！他们一边努力给别人创造受贿环境和条件，反过来又去批判别人、批判他人行业的黑暗。这是最为令人痛恨的，是比受贿者更令人不齿的。
我因为坚持底线，也常常陷入尴尬。早前，我以准女婿的身份随女友到她老家见父母时，在她家附近的书店里，我捡到一部手机，当场交给了书店的售货员。但后来我又觉得：如果售货员私吞，不交还给丢失者怎么办？
所以我又和售货员说，“还是交给警察吧？”此时，售货员激烈反对，甚至扬言要打我，我当场报了警，警察来了……这事惊动了我女朋友父母，他们参与其中，和书店售货员一家，吵成了一团……
作为准女婿，新到一个地方，就闹出这么大动静，我感到十分尴尬，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觉得不平则鸣可以让人不至于对我们这个社会绝望。我也很清楚：不平则鸣在当下弥足珍贵，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守护的底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后希望。
哀莫大于心死。真的，最大的绝望是正义人士或知识精英的沉默。我们不应该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