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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不仅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于各阶层女性伦理纲常的定位，还反映了作者对于女性文化的理性关照。笔者将从生存状态、情感悲剧、女性态度三个方面剖析司马迁对《史记》中女性文化的理性关照，并由此揭示司马迁创作的内在动因和深刻用意。
关键词：《史记》；女性文化；理性关照；司马迁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不仅记载了黄帝至汉武帝这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且还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闪耀在历史长河的人物形象，其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所谓女性文化是指作为人类群体中的女性所特有的活动方式，以及这种活动方式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女性文化的主体对象是女性，那么女性主体价值的确立就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政治筹码·朴实自然：生存状态
《史记》中的女性我们可以分为贵族女性和普通女性两大类，这两类女性在社会权利斗争的洪流中可以说都是利益双方的牺牲品。她们或是在权利斗争中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美貌智慧达到一种暂时的协调，或是不甘心受各种宗法制度的牢笼而努力挣脱，最后却只得像西西弗斯一样在无穷尽的劳作中将意志消磨殆尽。
就贵族女性而言，她们具有高贵的身份地位，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这对于统治者之间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来说都是一份筹码，因此女性就成了权利争夺的工具。她们要付出自己的幸福乃至于生命去为权利欲望服务。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在小国失去大国的庇护的情况下，只得靠恭送美女以求苟安，而这些被恭送的女性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秦汉之际，匈奴不断地向南方进犯，汉高祖为了巩固新政权就采用了“和亲”的政策，将公主外嫁匈奴。为了笼络乌孙抗击匈奴，汉武帝也曾将宗室女刘细君外嫁到乌孙，当时的乌孙是一个十分野蛮落后的民族，可想而知一个从小受大汉文化熏陶的大汉宗室之女到了一个野蛮粗鲁的民族会是怎样一番痛苦和无奈。
而这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在政治倾轧下有利用价值的贵族女性，司马迁虽然没有大笔濡染的抒发他对于这类女性的同情，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女性生命状态被漠视，女性幸福被掠夺的深深惋惜。《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吕后的角度表达了惋惜与同情“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由此可见上层贵族女性虽有令人羡慕的身份地位，但是在权利和男性面前仍然只是一个落魄的奴隶。她们的存在就像是一枚任由摆布的棋子，随时准备为大局服务。而普通平民女性的生存状态往往显得更加具有市侩气息，她们整天在自己的小世界打转，令她们忙碌着的往往是生理上的吃穿住行，如刘邦嫂、苏秦嫂等。这种朴实可爱也正好还原了女性在相对自由环境下的真实面貌。
司马迁在塑造平民女性时流露出了特别的人文关照，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隐形的叙述者在表达着无限的赞叹与敬意，在他欢快的笔致下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远离政治斗争的朴实生活的热爱。
二、权利约束·随意许配：情感的悲剧
《史记》中的女性往往作为权利斗争的交易品，她们不能遵从于自己的感情，不能或者不敢吐露自己的真情。或许她们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注定了花落谁家，《史记》中帝尧为了考察舜是否是合格的继承者，就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在司马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帝尧嫁女儿的态度是极其随意的，而这两个女性生存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帮助帝尧检验舜的品行，而对于最后的成果，人们不会说是因为有这两位女性无私的付出，而是夸赞帝尧的智慧。假若一段时间后发现舜是一个品行恶劣的卑鄙小人，那么人们还会夸赞帝尧大公无私吗？显然会的，因为在强大的政治背景下女性作为微不足道的“少部分”是要服从社会洪流的“大部分”的。在《孔子世家》中我们发现孔子作为仁义至善的代表也曾十分随意地将自己的女儿以及侄女嫁给自己的学生，孔子的这种随意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学生和女儿或者侄女两方面的悲剧。
司马迁在客观叙述中不露声色地向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随意许配婚事的长辈或者是主权当政者，他没有刻意的对这些人的行为做出道德评价，而是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己领悟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平等。
当然除此之外，《史记》中也塑造了冲破父权束缚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行为独立、性格大胆奔放，有独立的思想，有胆识，她们成了司马迁笔下独具光辉的女性典型，如《司马相如列传》中就浓墨重彩的塑造了卓文君这样一个敢于挣脱封建束缚的女性形象。她敢做敢为，毫不顾忌伦理纲常，大胆的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她与司马相如两情相悦，全然不顾父亲和兄长的阻挠，毅然与司马相如私奔，而后又施计迫使父亲接受她们。整个记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赞赏之意跃然纸上。在对二人苦难生活的描写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司马迁的同情与怜悯，这种同情中无形中倾注了作者自身处于逆境特有的情绪。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卓文君用爱情的力量冲破世俗藩篱，也可以看出司马迁依靠伟大的人格对抗现实，忍辱负重完成《史记》，可以说他是将自己的悲喜沉浮融入历史氛围之中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同情女性在那个特定时代爱情婚姻的不自主，因此他着意刻画她们的境遇，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反照出历史对于女性关怀的一种缺失，揭示出统治阶级对于女性的刻薄和残忍。基于这种不满，司马迁对于女性的不公平、受欺凌给予了无限的同情与怜悯，同时也对那些敢于做出反抗的女中豪杰做出了赞赏。
三、抒情性·复杂性：作者的女性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作者一方面对这些女性投以抒情的笔调，另一方面又带有一定程度的矛盾性。
司马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夫妻关系是人类最重要的伦理关系，那么这种思想一方面就要求丈夫对于婚姻绝对忠诚，另一方面也要求妻子对丈夫要以“夫为妻纲”，要言听计从。基于这样的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那些有室之士荒淫腐败的生活给予了沉痛的抨击，这也就表达了作者对丈夫言听计从的妻子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司马迁笔下重情女子的典型就是重耳之妻季隗，如《晋世家》中重耳为躲避献公的追杀逃到狄国，狄国以伐咎如的长女嫁给重耳，夫妻生活十二年，后来重耳要回齐国，临行前“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这时候的重耳已经是五十五岁，他深知前途未卜，但是妻子的这份执着与坚毅却给了他极大的宽慰。司马迁没有浓墨重彩地季隗抒发的豪情壮志，也没有做任何主观的评述，仅仅是“妻笑曰”“妾待子”就足以在季隗微妙的动作中捕捉住她的重情重义。 司马迁以“情感”的郁结打开历史画卷，它笔下的人物自然也就与其自身的苦闷相结合，整部《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这个抒情主人公的隐形介入，在文本的背后表达着自己的爱憎情感以及价值选择。
另一方面司马迁对待女性的态度又具有复杂性。他一方面以史学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女性群体所具有的闪光点，赞赏并诠释新的女性价值观念，如《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卓文君，《外戚世家》中认定夏、商、周三代的兴盛源于后妃类女性，虽然这种论断过于偏激，但从中我们也可以见出司马迁对于女性社会重要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司马迁又不断的强调男女有别，女人是可怕的等等，甚至同样在《外戚世家》中又将夏、商、周的覆灭归咎于女性，又得出“成也女性，败也女性”的结论。这种矛盾的女性观可以说是司马迁思想的局限性，司马迁生活在“独尊儒术”的社会大环境中难免不受社会思想的影响，但是他能看到女性独特的人文魅力并对其给予理性关照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司马迁对女性所持有的矛盾态度，正反映了司马迁个人思想中进步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盘根交错，这也决定了《史记》中女性形象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总体而言司马迁的女性观充满了复杂的矛盾性，而对于他所认同的女性形象又赋予其浓厚的情感。
四、女性形象的文化价值
从司马迁所记载的这些女性人物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她们个人的人生经历，更能从中看到整个社会政治的发展史，整部《史记》为我们展示了广阔的社会文化内涵。通过这些丰富的女性形象，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更能看到女性形象所映射的女性文化价值。
从司马迁对女性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汉代的文化思想，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形成的“天人感应”观念。褒姒的身世便充满了传奇色彩，据司马迁记载夏朝褒国君化为二龙，二龙看到祭品留下口水，后周厉王打开匣子，裸妇大叫，后龙嫠附到宫女身上，继而怀孕，直到宣王时才产下小孩，这个小孩就是褒姒，褒姒进宫，成了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为让其一笑，周幽王失掉了天下。褒姒的出生就笼罩了神秘的天人感应的思想，褒姒是复仇的天使，她承载着二龙复仇的使命，是天的旨意，所以周幽王就不得不灭亡。这样的描写使褒姒身上笼罩了一层受天命、听天命的神秘色彩，同时也增添了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
《史记》对于女性的渺小着重揭示的是女性的地位以及作者对此秉持的观念。汉初，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对于女性行为的约束也不是很苛刻。在经济生活中女性积极从事生产活动，《高祖本纪》中“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可见女子就广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政治生活上，女性也是积极参与政事，汉初吕后临朝听政，窦太后、王太后参政议政，以及王政君、赵飞燕、傅太后等也都集权一时。西汉后期随着儒学正统化，“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逐步系统化、严密化，女性退于从属地位。在婚姻上被迫离弃的妇女更多了，社会上对于女性再嫁也秉持一种鄙夷的态度，认为这种行为是违反了贞洁、名节等等，如《司马相如列传》。作者对此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方面积极阐释女性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来约束女性，前文已阐释，此处自不赘述。总而言之，司马迁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为我们诠释了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认识，以及女性地位的不断变化所反映了社会生活面貌。
五、结论
一部《史记》承载了司马迁对女性文化的理性关照，《刺客列传》中的聂荣，《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卓文君，《晋世家》中的季隗等，司马迁对她们充满了赞赏、同情和怜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个人情感的感性融入。我们联系司马迁个人身世经历发现那些身世凄惨、备受挫折的女性都是司马迁个人人生经历的写照，所以作者在满腹忧愤的记载历史的同时，内心深处产生了强大的共鸣，自然对那些处于弱势的女子们充满怜惜之情。此外，西汉后期女性社会地位下降，司马迁意识到女性与男性一样是可以创造出社会财富，她们也是可以影响并改变历史的，所以他在《史记》中塑造了风姿别样的女性典型，这也是他关注女性文化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韩兆琦.史记通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62.
[3]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杨.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赵骞.《史记》女性群像论略[D].武汉：湖北大学，2005.
[5]张焕宗.司马迁妇女观研究综述[J].高校社科信息，1995.
[6]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7]周文英.从《史记》看司马迁的妇女观[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
[8]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9]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关键词：《史记》；女性文化；理性关照；司马迁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不仅记载了黄帝至汉武帝这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且还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闪耀在历史长河的人物形象，其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所谓女性文化是指作为人类群体中的女性所特有的活动方式，以及这种活动方式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女性文化的主体对象是女性，那么女性主体价值的确立就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政治筹码·朴实自然：生存状态
《史记》中的女性我们可以分为贵族女性和普通女性两大类，这两类女性在社会权利斗争的洪流中可以说都是利益双方的牺牲品。她们或是在权利斗争中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美貌智慧达到一种暂时的协调，或是不甘心受各种宗法制度的牢笼而努力挣脱，最后却只得像西西弗斯一样在无穷尽的劳作中将意志消磨殆尽。
就贵族女性而言，她们具有高贵的身份地位，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这对于统治者之间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来说都是一份筹码，因此女性就成了权利争夺的工具。她们要付出自己的幸福乃至于生命去为权利欲望服务。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在小国失去大国的庇护的情况下，只得靠恭送美女以求苟安，而这些被恭送的女性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秦汉之际，匈奴不断地向南方进犯，汉高祖为了巩固新政权就采用了“和亲”的政策，将公主外嫁匈奴。为了笼络乌孙抗击匈奴，汉武帝也曾将宗室女刘细君外嫁到乌孙，当时的乌孙是一个十分野蛮落后的民族，可想而知一个从小受大汉文化熏陶的大汉宗室之女到了一个野蛮粗鲁的民族会是怎样一番痛苦和无奈。
而这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是一个在政治倾轧下有利用价值的贵族女性，司马迁虽然没有大笔濡染的抒发他对于这类女性的同情，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女性生命状态被漠视，女性幸福被掠夺的深深惋惜。《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吕后的角度表达了惋惜与同情“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由此可见上层贵族女性虽有令人羡慕的身份地位，但是在权利和男性面前仍然只是一个落魄的奴隶。她们的存在就像是一枚任由摆布的棋子，随时准备为大局服务。而普通平民女性的生存状态往往显得更加具有市侩气息，她们整天在自己的小世界打转，令她们忙碌着的往往是生理上的吃穿住行，如刘邦嫂、苏秦嫂等。这种朴实可爱也正好还原了女性在相对自由环境下的真实面貌。
司马迁在塑造平民女性时流露出了特别的人文关照，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隐形的叙述者在表达着无限的赞叹与敬意，在他欢快的笔致下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远离政治斗争的朴实生活的热爱。
二、权利约束·随意许配：情感的悲剧
《史记》中的女性往往作为权利斗争的交易品，她们不能遵从于自己的感情，不能或者不敢吐露自己的真情。或许她们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注定了花落谁家，《史记》中帝尧为了考察舜是否是合格的继承者，就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在司马迁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帝尧嫁女儿的态度是极其随意的，而这两个女性生存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帮助帝尧检验舜的品行，而对于最后的成果，人们不会说是因为有这两位女性无私的付出，而是夸赞帝尧的智慧。假若一段时间后发现舜是一个品行恶劣的卑鄙小人，那么人们还会夸赞帝尧大公无私吗？显然会的，因为在强大的政治背景下女性作为微不足道的“少部分”是要服从社会洪流的“大部分”的。在《孔子世家》中我们发现孔子作为仁义至善的代表也曾十分随意地将自己的女儿以及侄女嫁给自己的学生，孔子的这种随意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学生和女儿或者侄女两方面的悲剧。
司马迁在客观叙述中不露声色地向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随意许配婚事的长辈或者是主权当政者，他没有刻意的对这些人的行为做出道德评价，而是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己领悟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平等。
当然除此之外，《史记》中也塑造了冲破父权束缚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行为独立、性格大胆奔放，有独立的思想，有胆识，她们成了司马迁笔下独具光辉的女性典型，如《司马相如列传》中就浓墨重彩的塑造了卓文君这样一个敢于挣脱封建束缚的女性形象。她敢做敢为，毫不顾忌伦理纲常，大胆的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她与司马相如两情相悦，全然不顾父亲和兄长的阻挠，毅然与司马相如私奔，而后又施计迫使父亲接受她们。整个记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赞赏之意跃然纸上。在对二人苦难生活的描写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司马迁的同情与怜悯，这种同情中无形中倾注了作者自身处于逆境特有的情绪。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卓文君用爱情的力量冲破世俗藩篱，也可以看出司马迁依靠伟大的人格对抗现实，忍辱负重完成《史记》，可以说他是将自己的悲喜沉浮融入历史氛围之中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同情女性在那个特定时代爱情婚姻的不自主，因此他着意刻画她们的境遇，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反照出历史对于女性关怀的一种缺失，揭示出统治阶级对于女性的刻薄和残忍。基于这种不满，司马迁对于女性的不公平、受欺凌给予了无限的同情与怜悯，同时也对那些敢于做出反抗的女中豪杰做出了赞赏。
三、抒情性·复杂性：作者的女性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作者一方面对这些女性投以抒情的笔调，另一方面又带有一定程度的矛盾性。
司马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夫妻关系是人类最重要的伦理关系，那么这种思想一方面就要求丈夫对于婚姻绝对忠诚，另一方面也要求妻子对丈夫要以“夫为妻纲”，要言听计从。基于这样的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那些有室之士荒淫腐败的生活给予了沉痛的抨击，这也就表达了作者对丈夫言听计从的妻子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司马迁笔下重情女子的典型就是重耳之妻季隗，如《晋世家》中重耳为躲避献公的追杀逃到狄国，狄国以伐咎如的长女嫁给重耳，夫妻生活十二年，后来重耳要回齐国，临行前“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这时候的重耳已经是五十五岁，他深知前途未卜，但是妻子的这份执着与坚毅却给了他极大的宽慰。司马迁没有浓墨重彩地季隗抒发的豪情壮志，也没有做任何主观的评述，仅仅是“妻笑曰”“妾待子”就足以在季隗微妙的动作中捕捉住她的重情重义。 司马迁以“情感”的郁结打开历史画卷，它笔下的人物自然也就与其自身的苦闷相结合，整部《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这个抒情主人公的隐形介入，在文本的背后表达着自己的爱憎情感以及价值选择。
另一方面司马迁对待女性的态度又具有复杂性。他一方面以史学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女性群体所具有的闪光点，赞赏并诠释新的女性价值观念，如《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卓文君，《外戚世家》中认定夏、商、周三代的兴盛源于后妃类女性，虽然这种论断过于偏激，但从中我们也可以见出司马迁对于女性社会重要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司马迁又不断的强调男女有别，女人是可怕的等等，甚至同样在《外戚世家》中又将夏、商、周的覆灭归咎于女性，又得出“成也女性，败也女性”的结论。这种矛盾的女性观可以说是司马迁思想的局限性，司马迁生活在“独尊儒术”的社会大环境中难免不受社会思想的影响，但是他能看到女性独特的人文魅力并对其给予理性关照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司马迁对女性所持有的矛盾态度，正反映了司马迁个人思想中进步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盘根交错，这也决定了《史记》中女性形象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总体而言司马迁的女性观充满了复杂的矛盾性，而对于他所认同的女性形象又赋予其浓厚的情感。
四、女性形象的文化价值
从司马迁所记载的这些女性人物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她们个人的人生经历，更能从中看到整个社会政治的发展史，整部《史记》为我们展示了广阔的社会文化内涵。通过这些丰富的女性形象，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更能看到女性形象所映射的女性文化价值。
从司马迁对女性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汉代的文化思想，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形成的“天人感应”观念。褒姒的身世便充满了传奇色彩，据司马迁记载夏朝褒国君化为二龙，二龙看到祭品留下口水，后周厉王打开匣子，裸妇大叫，后龙嫠附到宫女身上，继而怀孕，直到宣王时才产下小孩，这个小孩就是褒姒，褒姒进宫，成了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为让其一笑，周幽王失掉了天下。褒姒的出生就笼罩了神秘的天人感应的思想，褒姒是复仇的天使，她承载着二龙复仇的使命，是天的旨意，所以周幽王就不得不灭亡。这样的描写使褒姒身上笼罩了一层受天命、听天命的神秘色彩，同时也增添了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
《史记》对于女性的渺小着重揭示的是女性的地位以及作者对此秉持的观念。汉初，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对于女性行为的约束也不是很苛刻。在经济生活中女性积极从事生产活动，《高祖本纪》中“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可见女子就广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政治生活上，女性也是积极参与政事，汉初吕后临朝听政，窦太后、王太后参政议政，以及王政君、赵飞燕、傅太后等也都集权一时。西汉后期随着儒学正统化，“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逐步系统化、严密化，女性退于从属地位。在婚姻上被迫离弃的妇女更多了，社会上对于女性再嫁也秉持一种鄙夷的态度，认为这种行为是违反了贞洁、名节等等，如《司马相如列传》。作者对此的观点是矛盾的，一方面积极阐释女性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来约束女性，前文已阐释，此处自不赘述。总而言之，司马迁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为我们诠释了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认识，以及女性地位的不断变化所反映了社会生活面貌。
五、结论
一部《史记》承载了司马迁对女性文化的理性关照，《刺客列传》中的聂荣，《司马相如列传》中的卓文君，《晋世家》中的季隗等，司马迁对她们充满了赞赏、同情和怜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个人情感的感性融入。我们联系司马迁个人身世经历发现那些身世凄惨、备受挫折的女性都是司马迁个人人生经历的写照，所以作者在满腹忧愤的记载历史的同时，内心深处产生了强大的共鸣，自然对那些处于弱势的女子们充满怜惜之情。此外，西汉后期女性社会地位下降，司马迁意识到女性与男性一样是可以创造出社会财富，她们也是可以影响并改变历史的，所以他在《史记》中塑造了风姿别样的女性典型，这也是他关注女性文化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韩兆琦.史记通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62.
[3]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杨.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赵骞.《史记》女性群像论略[D].武汉：湖北大学，2005.
[5]张焕宗.司马迁妇女观研究综述[J].高校社科信息，1995.
[6]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7]周文英.从《史记》看司马迁的妇女观[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
[8]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9]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