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提起旗袍，我不得不說起我的外婆。我的外婆生于1920年，是一位大家闺秀，家有良田万倾，商铺从信阳到武汉都有。作为彭家的大千金，她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琴棋书画和女红的陪伴中，她的四个丫头贴身侍候着她慢慢长大。
　　那时，旗袍是民国的国服，大到官宦人家的夫人小姐，小到贫民百姓，都有家常的旗袍。普通人家的女孩，旗袍在色彩上颜色没有那么鲜艳，多以条式格子为主，棉布面料，而且因为有时会做家务，腰身会宽松一些。穷人家的女性，更不用说，虽说也穿旗袍，但多是上下衣分开的那种，上衣旗袍款式不变，立领盘斜襟，下面多以阔腿裤为主。
　　有钱人家的女性，多是绸面，缎面，羊绒，立绒布料，上好的有杭州丝绸，也有一种亚麻布料，款式收身上自然也翻着新花样，多有绣花，无论是袖口镶边还是胸前腰身，花开富贵，蝴蝶飞飞，花式自然多种。在收身上自然是沿着身材的凹凸裁剪而成，配上外来的皮鞋，走起来真是娇娆娉婷，仿若仙子一般。
　　外婆十五岁那一年，曾外婆打开红木的衣柜，拿出两件旗袍，一件紫色交给外婆，一件蓝色的交给外婆的妹妹。两件都是进口的羊绒面，绣花，还有鸳鸯的图案，脖项处有一圈白珠钉在上面。曾外婆说：“这两件衣服，是你们的外婆给我的陪嫁，请皇宫的绣娘绣的。”
　　穿越过层层的时空，到1990年的时候，外婆给我讲起这些，哪怕她的内心是如何的波涛汹涌，但至少在表面上，她是不动声色，而我多半是震惊与愕然。没错，曾外婆留着她的旗袍，在刺绣上是满绣的针法，而满绣成为皇宫专用，是地位等级的标志，无论是在色彩、构图上，还是在针法塑造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拙中藏巧、朴中显美，都展示了满绣特有的装饰语言和审美意识。一条条丝线就是颜料，布料就是纸张，绣娘们的一双双巧手就是画笔，它们组成一副竹，流水，鸟，鸳鸯的图案，加上价格不菲的白珠，外婆手中的旗袍足以让识货的人垂涎三尺。
　　那时，她外公作为王子王爷的老师，在清末的朝代算得上有头有脸，显赫的家世可想而知。如今说起家史中的一鳞半爪，我母亲，我小舅小姨常常东一句西一句来补充，很多事，非当事人，都难以复原它的真实性圆满性。只可惜99年时，我79岁的外婆离开了人世，她的许多故事随着时光化作着尘埃，记忆中的锦瑟年华也随着她进入了泥土。

2

　　1938年日军来到信阳的时候，我外婆的妹妹脱下旗袍换上军装，与弟弟一起从军，跟着大部队走了，从此沓无音讯。我的外婆则脱下旗袍换上粗衣，与曾外公携带细软开始逃亡。一路上，掉队的军人和土匪，抢走了外婆家所有的细软，当然也包括那两件贵重的旗袍。
　　为了生存，逃亡路上的外婆，嫁给了我那大字不识的农民外公，从此，她粗茶淡饭生儿育女，旗袍成了她的一个梦，珍藏在心底。她天天跟着土地打交道，一点点地学会干农活，跟天气抢着播种、收割，被时代的潮流裹挟前行。
　　一路走来，外婆不敢流露出“大小姐”的身份，仅有的两件旧旗袍，也在破四旧时烧了。掏出灶膛里的旗袍灰烬，她的泪水流了出来，想起她曾经庞大的家族，想起父母，想起失散的弟弟妹妹，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一次次咽下泪水。
　　有时，电影下乡，她坐在乡野辽阔的露天电影院里，当我一次又一次指着旗袍镜头，嚷嚷着说好看的时候，她会深陷于回忆与伤感之中。那些美丽的旗袍，沉湎于她青春的回忆里，仿佛是一场梦，似乎从来没有真实过。
　　旗袍，作为家史的一部分，在外婆偶尔的提起中，一度根植在我的脑海中。在我花季雨季的时候，它浮现在家史之外，从一部又一部影片中走到我的眼里，以时尚与古典，端庄与潮流的风格吸引着我。作为骨子里有着小资情调的女子，拥有一件旗袍是美丽的也是奢侈的。
　　贫穷是一道山坎，历史终究会翻过去的，随着吃大锅饭时代的结束，改革开放的深入，百姓的生活一日比一日好了起来。出门在外，大家也知道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女人们描眉画红，没有人愿意敷衍自己，穷人也有穷人的脸面。
　　我高中毕业那一年，70岁的外婆竟然穿上了旗袍，白棉布，斜襟上衣配黑色宽裤，头发挽在头顶上。她看起来是那么端庄美丽，仿佛，过去的时光慢慢地在她体内复元。坐在阳光下，外婆戴着老花镜，翻看着报纸。这个镜头，隔着多年的岁月，穿过重重叠叠的时光，一再进入我的眼前，成为我生命中一个永恒的立体画面。
　　见我来了，外婆让我到她的房间去，在我面前抖开了一件连身旗袍，白底兰花的确良的，长度盖住膝盖，两边有小小的分叉，三颗斜盘扣，如一朵朵白莲花一样。我的心“怦怦”乱跳，仿佛正在偷着别人东西似的。
　　“我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经一再确认后我才敢穿上它，在镜前左看右瞄，我的脸色潮红两眼放光。此时，我才发现，原来我有着如此美丽曼妙的身体，用农村的话说：“好衣架子，好衣架子。”外婆看着我，她的眼神是那么迷离，仿佛有了一层雾水，又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我相信，那时的外婆，从我身上，看到了年少的自己与妹妹，或者是她的母亲。
　　这件小小的旗袍，寄托了一个从民国走入新时代女性的希望，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她用双手为她的后代创造了一个美梦。
　　90年代初，在农村，那是一个根本没有女性穿旗袍的年代，更何况信阳是封建落后的。不难想象，如果我穿了出去，这在封闭的小山庄，将会掀起多大的风暴。为了这件能看不能穿出去的旗袍，我的心里整天像猫抓一般，装满了期待与遗憾。每当夜间冲完了凉，我就穿上它在自个家土院里走来走去，走着猫步学着模特，父母姐妹都说好看。在白天来临的时候，大家都不让我穿出去，而我也没有那个勇气在乡野山村穿上它，我怕自己会淹死在乡村的流言蜚语中。

3

　　背着这件旗袍，我一路南下广西，在打工的粗食布衣中，它一度成为箱底货。偶尔不加班的夜晚，我才掏出它穿上，在房间里走上几圈。在同事们的惊艳中，它成为大家试穿的抢手货，这件旗袍的款式，无疑仍是最时尚的衣服，跟大家平时穿的衣服相差太大。大家在冲了凉的夜间，总是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穿了脱，脱了穿，从你的手到我的手，人人脸色潮红，啧啧惊叹。仿佛它是一件新嫁衣似的。
　　有那么几次，这件旗袍被同事装入手提袋中，带入照相馆，寄回家中的照片，因为穿了这件旗袍，相亲更多了一层筹码：“好身材呀，好身材，有福气的样子。”一时之间，旗袍与我们的生活与未来，多了一种无形的连接。
　　转眼之间，我在柳州市印染厂待了四年，这座改革开放的城市，跟其他城市的发展没什么两样。到处都是沟沟洼洼，到处都是水泥砖块在建楼房……一切发展得如火如荼，那些高楼大厦，仿佛是一夜之间从地里长出来似的，以往逼仄的路面，不断地往处延伸开拓。
　　我们的打工生活也开始一点点好转，慢慢地发生变化。而此时，我的爱情说来就来了。一个周六的时间，当一个人迎着夕阳，风尘仆仆地站在宿舍楼下，拿着我的照片问楼下的刘姓门卫时，刘门卫用对讲机通知楼上的王门卫，这个王门卫大声地站在走廊喊道：“小张，你老家有个姓杨的先生来找你。”
　　那一刻我是多么的慌乱，这个与我通过三封信的男人，是我父母在老家相中的对象。此刻，他从千里之外的老家而来，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何等重要呀。可是那时的我，过得那么节省，加班加点的工资每个月都寄回老家，省吃俭用，不舍得买好一点的衣服，常常穿十元二十元的地摊货。
　　“你对象来了？”同事笑嘻嘻地问。
　　“是呀，我穿什么呢？我穿什么呢？”我急得团团转，T恤衫与厂服我都穿得发白。
　　“旗袍呀，你穿你的旗袍不就行了？”同事说。
　　“可是，穿出来太不配了，好扎眼呀。”我说。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封建？”几个同事嘴八舌地嚷，“第一印象很重要的，管他三七二十一，穿。”
　　她们生拉硬拽地把我往洗衣间推，我胡乱地擦了一把身子，套上旗袍。四年的时光过去了，我的身材依然还是老样子，这件兰花旗袍还是那么合身，只不过，我的眉眼间多了一点点风韵。
　　出来后，她们又帮我盘上头发，替我戴上廉价的2元耳环，当我套上旧皮鞋从凳子上站起来，七个同事异口同声地说：“哇，漂亮，气质果然不同。”
　　这晚上的相亲可想而知，坐在楼下的小饭馆里，每一个进进出出的人都对我侧目相看，仿佛我是仙女下凡似的。婚后我老公笑着说：“当晚你一下宿舍楼，我还以为是明星，那感觉真是太美好了，复古典雅，惊艳了一圈人……以至于我回到老家，当场就对父母说亲事定下了。”
　　看来，这个男人，也是个有着古典情怀的人，表面上大大咧咧，骨子里浪漫多情。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行走在深圳的街道上，逛着逛着，偶尔会碰上一两个穿旗袍的女人，短则到膝盖，长则到脚踝，穿着高跟鞋，屁股很有节奏地摇摆，有着一种流动的飘逸与诗情，那种窈窕独领风骚——跟我2004年初，看张曼玉在主演的电影《花样年华》中，前后换了二十多件旗袍一样令人难忘。这些旗袍用古典衬托出一个漂亮孤寂的灵魂，它们无声地述说了一个女人的寂寞情怀与心事。2009年，《色戒》中的女主角汤唯有着同样的优雅美丽，令人心猿意马。汤唯在片中一直穿着的是旗袍。前前后后换了近三十款旗袍，让人瞪目结舌。每一件旗袍的款式与质地，都与气氛环境搭配一起，每一件旗袍都是那么美，那么流光溢彩……
　　旗袍在沉睡多年后，終于以铺天盖地高潮率先回归电影，回归人们的生活之中。
　　看着电影里女主角身上不断变幻的旗袍，我想起了我的外婆，想起了她一针一线为我做的第一件旗袍，顿时心酸眼辣，喉咙发热，记忆的阀门多次打开，忍不住哽咽。而现在，这些哽咽却永远地成为一个伤疤：疼我爱我的外婆，于1999年永远地离开了尘世。她死的时候是冬天，身上穿的白棉布内衫是她亲手缝制的，这件内衫斜襟盘扣立领，正是她生前喜欢的旗袍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