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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旗袍,我不得不說起我的外婆。我的外婆生于1920年,是一位大家闺秀,家有良田万倾,商铺从信阳到武汉都有。作为彭家的大千金,她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琴棋书画和女红的陪伴中,她的四个丫头贴身侍候着她慢慢长大。
那时,旗袍是民国的国服,大到官宦人家的夫人小姐,小到贫民百姓,都有家常的旗袍。普通人家的女孩,旗袍在色彩上颜色没有那么鲜艳,多以条式格子为主,棉布面料,而且因为有时会做家务,腰身会宽松一些。穷人家的女性,更不用说,虽说也穿旗袍,但多是上下衣分开的那种,上衣旗袍款式不变,立领盘斜襟,下面多以阔腿裤为主。
有钱人家的女性,多是绸面,缎面,羊绒,立绒布料,上好的有杭州丝绸,也有一种亚麻布料,款式收身上自然也翻着新花样,多有绣花,无论是袖口镶边还是胸前腰身,花开富贵,蝴蝶飞飞,花式自然多种。在收身上自然是沿着身材的凹凸裁剪而成,配上外来的皮鞋,走起来真是娇娆娉婷,仿若仙子一般。
外婆十五岁那一年,曾外婆打开红木的衣柜,拿出两件旗袍,一件紫色交给外婆,一件蓝色的交给外婆的妹妹。两件都是进口的羊绒面,绣花,还有鸳鸯的图案,脖项处有一圈白珠钉在上面。曾外婆说:“这两件衣服,是你们的外婆给我的陪嫁,请皇宫的绣娘绣的。”
穿越过层层的时空,到1990年的时候,外婆给我讲起这些,哪怕她的内心是如何的波涛汹涌,但至少在表面上,她是不动声色,而我多半是震惊与愕然。没错,曾外婆留着她的旗袍,在刺绣上是满绣的针法,而满绣成为皇宫专用,是地位等级的标志,无论是在色彩、构图上,还是在针法塑造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拙中藏巧、朴中显美,都展示了满绣特有的装饰语言和审美意识。一条条丝线就是颜料,布料就是纸张,绣娘们的一双双巧手就是画笔,它们组成一副竹,流水,鸟,鸳鸯的图案,加上价格不菲的白珠,外婆手中的旗袍足以让识货的人垂涎三尺。
那时,她外公作为王子王爷的老师,在清末的朝代算得上有头有脸,显赫的家世可想而知。如今说起家史中的一鳞半爪,我母亲,我小舅小姨常常东一句西一句来补充,很多事,非当事人,都难以复原它的真实性圆满性。只可惜99年时,我79岁的外婆离开了人世,她的许多故事随着时光化作着尘埃,记忆中的锦瑟年华也随着她进入了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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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日军来到信阳的时候,我外婆的妹妹脱下旗袍换上军装,与弟弟一起从军,跟着大部队走了,从此沓无音讯。我的外婆则脱下旗袍换上粗衣,与曾外公携带细软开始逃亡。一路上,掉队的军人和土匪,抢走了外婆家所有的细软,当然也包括那两件贵重的旗袍。
为了生存,逃亡路上的外婆,嫁给了我那大字不识的农民外公,从此,她粗茶淡饭生儿育女,旗袍成了她的一个梦,珍藏在心底。她天天跟着土地打交道,一点点地学会干农活,跟天气抢着播种、收割,被时代的潮流裹挟前行。
一路走来,外婆不敢流露出“大小姐”的身份,仅有的两件旧旗袍,也在破四旧时烧了。掏出灶膛里的旗袍灰烬,她的泪水流了出来,想起她曾经庞大的家族,想起父母,想起失散的弟弟妹妹,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一次次咽下泪水。
有时,电影下乡,她坐在乡野辽阔的露天电影院里,当我一次又一次指着旗袍镜头,嚷嚷着说好看的时候,她会深陷于回忆与伤感之中。那些美丽的旗袍,沉湎于她青春的回忆里,仿佛是一场梦,似乎从来没有真实过。
旗袍,作为家史的一部分,在外婆偶尔的提起中,一度根植在我的脑海中。在我花季雨季的时候,它浮现在家史之外,从一部又一部影片中走到我的眼里,以时尚与古典,端庄与潮流的风格吸引着我。作为骨子里有着小资情调的女子,拥有一件旗袍是美丽的也是奢侈的。
贫穷是一道山坎,历史终究会翻过去的,随着吃大锅饭时代的结束,改革开放的深入,百姓的生活一日比一日好了起来。出门在外,大家也知道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女人们描眉画红,没有人愿意敷衍自己,穷人也有穷人的脸面。
我高中毕业那一年,70岁的外婆竟然穿上了旗袍,白棉布,斜襟上衣配黑色宽裤,头发挽在头顶上。她看起来是那么端庄美丽,仿佛,过去的时光慢慢地在她体内复元。坐在阳光下,外婆戴着老花镜,翻看着报纸。这个镜头,隔着多年的岁月,穿过重重叠叠的时光,一再进入我的眼前,成为我生命中一个永恒的立体画面。
见我来了,外婆让我到她的房间去,在我面前抖开了一件连身旗袍,白底兰花的确良的,长度盖住膝盖,两边有小小的分叉,三颗斜盘扣,如一朵朵白莲花一样。我的心“怦怦”乱跳,仿佛正在偷着别人东西似的。
“我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经一再确认后我才敢穿上它,在镜前左看右瞄,我的脸色潮红两眼放光。此时,我才发现,原来我有着如此美丽曼妙的身体,用农村的话说:“好衣架子,好衣架子。”外婆看着我,她的眼神是那么迷离,仿佛有了一层雾水,又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我相信,那时的外婆,从我身上,看到了年少的自己与妹妹,或者是她的母亲。
这件小小的旗袍,寄托了一个从民国走入新时代女性的希望,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她用双手为她的后代创造了一个美梦。
90年代初,在农村,那是一个根本没有女性穿旗袍的年代,更何况信阳是封建落后的。不难想象,如果我穿了出去,这在封闭的小山庄,将会掀起多大的风暴。为了这件能看不能穿出去的旗袍,我的心里整天像猫抓一般,装满了期待与遗憾。每当夜间冲完了凉,我就穿上它在自个家土院里走来走去,走着猫步学着模特,父母姐妹都说好看。在白天来临的时候,大家都不让我穿出去,而我也没有那个勇气在乡野山村穿上它,我怕自己会淹死在乡村的流言蜚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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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这件旗袍,我一路南下广西,在打工的粗食布衣中,它一度成为箱底货。偶尔不加班的夜晚,我才掏出它穿上,在房间里走上几圈。在同事们的惊艳中,它成为大家试穿的抢手货,这件旗袍的款式,无疑仍是最时尚的衣服,跟大家平时穿的衣服相差太大。大家在冲了凉的夜间,总是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穿了脱,脱了穿,从你的手到我的手,人人脸色潮红,啧啧惊叹。仿佛它是一件新嫁衣似的。有那么几次,这件旗袍被同事装入手提袋中,带入照相馆,寄回家中的照片,因为穿了这件旗袍,相亲更多了一层筹码:“好身材呀,好身材,有福气的样子。”一时之间,旗袍与我们的生活与未来,多了一种无形的连接。
转眼之间,我在柳州市印染厂待了四年,这座改革开放的城市,跟其他城市的发展没什么两样。到处都是沟沟洼洼,到处都是水泥砖块在建楼房……一切发展得如火如荼,那些高楼大厦,仿佛是一夜之间从地里长出来似的,以往逼仄的路面,不断地往处延伸开拓。
我们的打工生活也开始一点点好转,慢慢地发生变化。而此时,我的爱情说来就来了。一个周六的时间,当一个人迎着夕阳,风尘仆仆地站在宿舍楼下,拿着我的照片问楼下的刘姓门卫时,刘门卫用对讲机通知楼上的王门卫,这个王门卫大声地站在走廊喊道:“小张,你老家有个姓杨的先生来找你。”
那一刻我是多么的慌乱,这个与我通过三封信的男人,是我父母在老家相中的对象。此刻,他从千里之外的老家而来,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何等重要呀。可是那时的我,过得那么节省,加班加点的工资每个月都寄回老家,省吃俭用,不舍得买好一点的衣服,常常穿十元二十元的地摊货。
“你对象来了?”同事笑嘻嘻地问。
“是呀,我穿什么呢?我穿什么呢?”我急得团团转,T恤衫与厂服我都穿得发白。
“旗袍呀,你穿你的旗袍不就行了?”同事说。
“可是,穿出来太不配了,好扎眼呀。”我说。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封建?”几个同事嘴八舌地嚷,“第一印象很重要的,管他三七二十一,穿。”
她们生拉硬拽地把我往洗衣间推,我胡乱地擦了一把身子,套上旗袍。四年的时光过去了,我的身材依然还是老样子,这件兰花旗袍还是那么合身,只不过,我的眉眼间多了一点点风韵。
出来后,她们又帮我盘上头发,替我戴上廉价的2元耳环,当我套上旧皮鞋从凳子上站起来,七个同事异口同声地说:“哇,漂亮,气质果然不同。”
这晚上的相亲可想而知,坐在楼下的小饭馆里,每一个进进出出的人都对我侧目相看,仿佛我是仙女下凡似的。婚后我老公笑着说:“当晚你一下宿舍楼,我还以为是明星,那感觉真是太美好了,复古典雅,惊艳了一圈人……以至于我回到老家,当场就对父母说亲事定下了。”
看来,这个男人,也是个有着古典情怀的人,表面上大大咧咧,骨子里浪漫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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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行走在深圳的街道上,逛着逛着,偶尔会碰上一两个穿旗袍的女人,短则到膝盖,长则到脚踝,穿着高跟鞋,屁股很有节奏地摇摆,有着一种流动的飘逸与诗情,那种窈窕独领风骚——跟我2004年初,看张曼玉在主演的电影《花样年华》中,前后换了二十多件旗袍一样令人难忘。这些旗袍用古典衬托出一个漂亮孤寂的灵魂,它们无声地述说了一个女人的寂寞情怀与心事。2009年,《色戒》中的女主角汤唯有着同样的优雅美丽,令人心猿意马。汤唯在片中一直穿着的是旗袍。前前后后换了近三十款旗袍,让人瞪目结舌。每一件旗袍的款式与质地,都与气氛环境搭配一起,每一件旗袍都是那么美,那么流光溢彩……
旗袍在沉睡多年后,終于以铺天盖地高潮率先回归电影,回归人们的生活之中。
看着电影里女主角身上不断变幻的旗袍,我想起了我的外婆,想起了她一针一线为我做的第一件旗袍,顿时心酸眼辣,喉咙发热,记忆的阀门多次打开,忍不住哽咽。而现在,这些哽咽却永远地成为一个伤疤:疼我爱我的外婆,于1999年永远地离开了尘世。她死的时候是冬天,身上穿的白棉布内衫是她亲手缝制的,这件内衫斜襟盘扣立领,正是她生前喜欢的旗袍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