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九七三年夏，第六十届日本世界语大会在东京郊外龟冈举行，我国应邀派代表团参加。大会期间，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三十年代JPEU(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的书记长，悄悄地问我：
“中国人民对VerdaMajo①是怎样评价的呢？”从他的口气里，我听出一种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很少提到过绿川英子。
我说：“绿川英子有整整十年之久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
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一九一二年出生在日本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家里。一九二九年于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校毕业后，报考东京女子大学和奈良女高师，两个学校都录取了。绿川决定去奈良。她爱好古典文学，故都奈良正是日本古代文化的摇篮，对她有吸引力；其次，那个时代有志气的年轻人，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宁愿离家远些，摆脱家庭的羁绊，过尽可能独立的生活。
一九二九年秋，绿川在奈良开始过寄宿生的生活。这个时期，按日本人的说法，是绿川的“文学少女时代”。她勤奋学习，是校中有名的“读书家”。她的同学回忆说，“很少看见她手里不拿着书的。”她在校刊上发表短歌②、散文和小说。她的一些诗句，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当年的同窗还能背诵。在日本古典文学中，她爱好象平安朝的《堤中纳言物语》这类作品，其中的一部分，她后来曾译成世界语发表。
一九三二年是她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的六月，她与同级同学长户恭一起开始学习世界语，同JPEU的京都支部取得联系。她们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组织女高师文化小组(内容是文学、新剧、世界语)，同奈良地方的左翼工会、文化团体接触频繁。
八月三十一日，奈良地方有过一次大搜捕。当时正值暑假，绿川、长户都分别回到东京和名古屋自己的家里度假去了。九月十日(一说十一日)，暑假期满返校，绿川、长户被警察逮捕。绿川被拘留一段时间后释放，作为“自动退学”处理，实际上被开除了学籍。当时离毕业只差三个月。
绿川回到东京，加入了JPEU，还进打字学校学习打字，为今后积极参加世界语活动装备自己。这个时期，她参加东京的各种世界语活动，如世界语的妇女组织KlaraRondo(克拉拉会，那是以德国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的名字作为会名的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组织)、日本世界语文学研究会等等，为各世界语刊物写文章。一九三五年，绿川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会刊La Mondo(《世界》)写了一篇《日本妇女状况》，以后陆续发表过几篇她的来稿，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现状》等。当时我是《世界》的编者，三·八国际妇女节时向克拉拉会组稿，由该会推荐绿川撰写，因而她同我有过通信联系。
大概在一九三六年春，由于世界语的关系，绿川与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刘仁(又名刘砥方、刘镜环)相识。同年秋，未经家庭同意，她宣布与刘仁结婚，但没有同居。看来绿川明知父母反对这门亲事，她是要造成既成事实，以便下一步去中国就更难阻拦她了。一九三七年初，刘仁先回上海。几个月以后，在中国学生邓克强等人的精心安排下，绿川于四月十五日从横滨搭船，十九日到上海。出走之前，她把文稿、信件、照片等物通通烧毁，破釜沉舟，对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了充分准备。
绿川到中国的时候，是在芦沟桥事变之前两个多月，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抗战，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中日之间的战争危机已经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我看过一篇日本朋友写的文章，称颂绿川是“走在火焰上的女人”，这是对当时局势很形象的说法。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绿川这个二十五岁的日本青年妇女，明明知道前进道路上充满艰难险阻，却不顾家庭的反对和亲友的劝阻，偏偏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为了爱情吗？是的，有爱情的因素，不能否认，但这不是主要的。她可不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
我们看看绿川当时的处境吧。她同中国人结婚这件事，为当时日本社会所鄙视，例如，连鹿地亘这样自命革命者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对绿川风言风语，大加奚落。③在家庭中绿川也得不到支持。绿川的姐姐西村幸子，她说她也是个世界语者，但是对于绿川的思想行动却缺乏理解。
绿川有一个好朋友。对于她，绿川曾经这样写道：“一个好朋友对我说，她知道很多中国青年与现在的日本青年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日本青年无意于学习，没有理想，缺乏热忱，只是象老年人那样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看来她理解我的爱情，但是，——她补充道——，如果她是我的话，她宁肯牺牲这种爱情，因为这将使自己唯一的母亲陷入孤独和哀愁的深渊之中。我在出走的前一天收到了她的一封短信。她写道：‘我不再来看你了，我只有勇气在纸上说再见这句话。再见了，亲爱的，祝你幸福，别忘了我。当你遭到失败或心灵受到创伤之时，你就回到我这儿来吧，我时刻为你准备着安息之处。’”绿川对于这位好朋友的评论是：“她用了‘知道’和‘理解’这样的字眼，其实她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因为对于她来说，中国是如此之遥远。”
真正理解、支持绿川的，是日本左翼世界语界绿川的几位师友和中国留学生中一部分学习世界语的青年们。绿川的出走，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照料。到了六月中，即绿川出走七十天以后，这些青年学生，连同指导他们学习世界语的老师中垣虎儿郎都一齐遭到逮捕。日本警察提出的逮捕他们的理由是很唬人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帮助绿川出走，参加中国世界语大会……”云云。
绿川象热爱日本一样热爱中国，她怀着一颗灼热的心，要奔赴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她反对侵华战争，主张中日人民和平相处，她对中国革命作了极高的评价，并寄予极大的期望，她准备为它献出自己的一切。
到达上海以后不久，绿川就同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取得了联系，并公开参加“语联”的外围组织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各项活动。她为“语联”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怒吼》旬刊(CinioHurlas)写稿。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她目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种种暴行，为《中国怒吼》写了《爱与憎》。她指出，使这许多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祸首，不是日本，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她说：“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
“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这儿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
“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他们之中谁成了牺牲品，我都会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
“但是现在，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因为它为民族解放而战斗，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斗。此外，它的胜利也将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
绿川爱憎分明，对于中国人民的胜利，充满信心。她为《中国怒吼》写的第二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是一封给日本世界语者的公开信，她在信里说：中国士兵如此英勇作战，每念及此，都感到心脏的剧烈跳动，甚至泪下。你们如能亲眼看一看就好了。……而日本兵被迫送来作战，多么可怜！她指出：“中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也意味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远东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她鼓励日本世界语者起来反对侵华战争。她还说：“谁愿意叫我叛徒，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我倒为我是那些不仅侵略别人国土，而且肆无忌惮地为无辜也无助的难民们制造人间地狱的人们的同胞而感到羞耻。”
绿川的这些正义的呼声，日本人民听到了没有呢？刊登绿川文章的《中国怒吼》，以及诸如此类的世界语书刊日本能收到么？
据日本世界语学会的驻会常务理事、有名的世界语者三宅史平回忆说：“战争年代中国同志从新加坡转寄来的世界语文书、刊物中，时常看到Verda Majo这个名字。她就是长谷川照子，这是不难猜出来的，可没有让‘特高’嗅出来。”④
当时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一个日本人要上街是很危险的。但绿川是例外，她跟“语联”和协会的同志打成一片，还跟几个中国女同志一起参加了抗日的示威运动。绿川为此特别兴奋，她说：“幸而我是个世界语者。我同中国站在一起。”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协会的名义召开了世界语发表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有包括北平、广州、武汉等地的代表在内的三百余人参加。当时是在芦沟桥事变以后，代表们在“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之下，热烈讨论如何使用世界语这个工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服务。而日本“语联”成员绿川的参加，对与会者是一堂活生生的国际主义教育，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
在敌军不断增援的情况下，驻在上海的中国部队被迫撤退，上海成了“孤岛”。文化界人士，有的奔赴延安，有的组成演剧队、宣传队奔赴战场，有的转往后方。绿川夫妇在上海住了半年之后，于十一月间，在“语联”同志的安排下，搭船离沪去广州，准备从那里转往武汉。我事前写信给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陈原，请他们到时给予照顾。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绿川夫妇到达广州，受到以中山大学学生为主的广州世界语同志的热情接待。不久，邓克强也从东京牢房释放，回到了广州。他们得到广东地方政府的支持，成立了广州国际协会这样一个民间的对外宣传机构。绿川夫妇在国际协会的世界语科工作。这个组织后来曾经出过对外宣传的刊物和小册子。
有一天绿川上班，途中遇到空袭警报。国民党政府的宪兵发现她是日本人，加以逮捕。一九三八年二月底绿川被驱逐出境，到达香港，刘仁同行。
绿川夫妇在香港的贫民窟里流浪了四个月。无论是物质上，或是精神上，这是绿川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
不只一份日本材料上提到绿川曾在香港进行对日广播。这是不可信的。当时的香港政府决不可能容忍这类事情。绿川本人也从未提过此事。
绿川最大的痛苦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她满腔热忱，一心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却不能见谅于国民党政府，以致被视为“敌国人民”，遭到驱逐，流落香港！
绿川是个默默地埋头工作的人，从不喜欢表现自己。这四个月在香港的流浪生活，她事后从未对我们具体谈论过，《在战斗的中国》也只写到被驱逐到香港为止，而刘仁又已去世，因此，绿川夫妇在香港的这段生活，将永远是一片无法填补的空白。
绿川已经陷入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出路有没有呢？有一条的，那就是筹一笔路费，由香港坐船回日本，到她那好朋友那里去“医治心灵上的创伤”。借这一笔路费是不难的，因为她可以保证回日本后归还。她那个好朋友，对绿川有一定理解(虽然不是完全理解)，她肯定会热情接待绿川的。至于刘仁嘛，让他回广州去，他本来不是“敌国人民”，也未被驱逐。但是绿川没有采取这一着。
绿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是因为，她深信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中国人民的解放对亚洲和世界有极大的意义。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面对这一场战斗，她深感自己有一种不能推诿的责任。回日本去是没有前途的。她说过：“我相信并觉得，和我留在日本相比，(在中国)我将能做得多一些，做得有意义一些。”
西村幸子说过，绿川从小就是这样的人：一经下了决心，就坚持到底，决不回头。她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往无前，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她前进。绿川是个坚强的国际主义者。
当时我在郭老主持的第三厅工作。我是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离开上海，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到达汉口的。四月一日第三厅成立那天，我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我找郭老，说明绿川的情况，请求予以援助。郭老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十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得到日本友人相助，逃回祖国，参加抗战。他很理解、很同情绿川的处境。当时垄断对外广播的国民党中央电台正需要对日广播人员，经郭老推荐绿川，事情就谈成了。国民党发出了护送绿川夫妇到武汉的命令，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国民党的特别许可，日本人是无法入境的。于是绿川夫妇于芦沟桥事变一周年前夕到达武汉。绿川没有进第三厅，而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宣传科工作，一些日本朋友对此不理解，根据我上面所说的情况，那是很自然的事。
绿川自己说，“我终于在战争第一周年的前夕，被允许公开参加中国抗战，我是多么喜悦和充满希望啊！”她到武汉不久，立即投入战斗，站在麦克风前面向敌人广播。这是绿川一年来梦寐以求的战斗岗位，并不象有些人设想的那样，需要有人对她进行动员和说服。这里我想提一笔，绿川被学校开除回东京以后，曾报考日本广播电台(NHK)的播音员工作，第一次考试合格，第二次“政审”明摆着是通不过的，因此没有去应试。现在她站在抗战中国的麦克风前，“柔和的嗓音制造出电闪雷鸣”，流畅的日语象一把把钢刀刺向敌人的胸膛，使敌人惊恐万状，手足无措，这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讽刺！
绿川在武汉、重庆的对敌广播，收到了成效。原日本侵华部队华中派遣军某部通信兵堀锐之助，曾用下面的短歌来表达听到广播后的激动心情：
重庆的广播，
偷偷倾听
那流畅的日语，
心中不能平静。⑤
武汉沦陷以后，敌人查明了这个操流畅日语的“怪广播”的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子。东京的《都新闻》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作了报道，低毁绿川为“娇声卖国贼”。绿川的父亲还收到了军国主义分子要他“引咎自杀”的恐吓信。
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由三厅的一些同志组织发动了武汉三镇广泛的群众抗日热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运动。这些激动人心的场面绿川不仅看到了，并且参加了。
对绿川来说，武汉时期是短暂的，但也是值得怀念的。她可以作为日本人，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日本人，公开参加群众集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还会见了东北抗日女英雄赵老太太，如此等等。那一段时间，绿川工作紧张，但心情舒畅。绿川夫妇在武汉只呆了三个月，一九三八年冬，就随机关经衡阳，撤退到重庆。
抗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中的一个头子汪精卫公开投敌，到南京做汉奸去了。绿川在国民党宣传部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
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绿川出现低烧，这是肺结核的症状。那时绿川夫妇住在重庆市内大田湾一栋西式房子的楼上，我们有时去坐坐。绿川显得比初到中国时清瘦得多了。但是，她仍然默默地工作着。
第三厅的世界语组编印《中国报道》半月刊(Heroldo de Cinio)，绿川是经常的撰稿人，一直到这个刊物于一九四五年停刊为止。《在五月的首都》、《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日本学生的侧面》、《她们在战斗中前进》等篇，都是先后在《中国报道》上发表的。
一九四○年夏，国民党撤销了郭老第三厅厅长的职务。国民党对第三厅越来越不能容忍，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动手了。三厅同人纷纷提出辞呈，与郭老同进退，对国民党展开了一场剧烈的斗争。周恩来同志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说：“你们不要这些文化人，我就带他们到解放区去，我相信他们会跟我去的。”国民党陷于被动，被迫另行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老任主任。随同郭老离开第三厅的绝大多数同人，就进这个新的机构工作。绿川夫妇在国民党宣传部呆不下去了，于是也进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重庆文化界纪念郭老回国四周年的会上，周恩来同志对绿川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恩来同志的话，使绿川受到极大的鼓舞。
重庆的空气是令人窒息的。越来越多的压迫和限制，使人喘不过气来。绿川仍然默默地工作，但是她可以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在这个时候，绿川回忆她从日本出走以来的经历，写了《在战斗的中国》，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只完成三分之一，未能续完。
在重庆时期后期，绿川夫妇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办的刊物《反攻》的编辑工作。
抗战胜利，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绿川夫妇随东北救亡总会的同志到东北去开展工作。在组织的安排下，绿川夫妇带着孩子经上海、沈阳到达哈尔滨。路过上海时，绿川走访方善境(他们是在武汉时期认识的)，重话旧谊，畅谈阔别。绿川意气昂扬，表示此去东北，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考验。到哈尔滨后，绿川夫妇担任东北解放区行政委员会编审委员。后去佳木斯，绿川因人工流产感染，不幸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去世。刘仁亦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病故。两人安葬在佳木斯烈士陵园。遗下儿子刘星、女儿刘晓兰，作为烈士子女，由组织上扶养成人。
绿川去世时年仅三十五岁，她过早地离开我们，是中日两国人民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这位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献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
时光飞逝，绿川去世三十多年了。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不少人不很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绿川，以至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和战斗的国际主义者的形象，被有些人描绘成了一个苍白无力的和平主义者，令人不胜遗憾。因此，编集出版绿川的著作，多费一些笔墨来介绍她的生平，看来是必要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之后，组织上决定我离开重庆去香港，转往解放区。那时绿川夫妇和我同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行前我想起了绿川。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极度紧张，大有破裂的危险。我向朋友们建议：把绿川的作品编印成集，用中文出版，以免散失。我当时主要考虑的是：这样可以让广大人民对她有更深更多的理解，万一发生什么动乱，她的处境可能好些。我是一九四一年春在重庆与绿川、刘仁分手的，没有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随新四军南下，进入上海。经过打听，才知道绿川夫妇已不幸在东北先后病故，未能亲眼看见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我又从朋友那里见到了日本大阪世界语通信社出版的打字油印本的绿川著作《在战斗的中国》、《暴风雨中的细语》。在后一本书的卷首，有刘仁的前记，其中说，叶籁士在重庆时主张为绿川出集子，他的意思看来是出中文的，我认为应该出世界语的。刘仁没有完全领会我的用意，自然，这是因为我没有把意思说清楚。所以，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在中国第一次出版的绿川文集的中文本，内容共分五个部分：(一)《在战斗的中国》，(二)《暴风雨中的细语》，(三)《心直的人》(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四)来华以前的早期作品，(五)中日两国亲友对绿川的回忆。
出版这个集子，不仅仅是为了纪念绿川。我以为使绿川的著作在国内流传下去，特别是让绿川其人能为年轻的一代所理解，对促进中日友好，有很大的意义。
在搜集和传布绿川著作这项工作上，是经过中日两国的世界语者共同努力和协作交流，才使得这些作品保存下来并流传于世的。在日本方面尽力最多的是宫本正男、北悟、高杉一郎他们三位。⑥
一九四一年六月，重庆中国报道社出版了绿川翻译的石川达三的小说《活着的士兵》的世界语译本(Vivantaj Soldatoj)，同年十月，又用世界语出版了绿川的散文集《暴风雨中的细语》(Flustr’elUragano)。一九四五年五月，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用世界语出版了绿川的自叙传《在战斗的中国》(EnCinioBatalanta)。
这三本书，实际上都是中国报道社出版的，第三本为了避免送审的麻烦，改用世界语函授学社的名义。三本书售得书款，绿川全部捐赠给世界语函授学社。
这三本书，是在战时重庆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用一种四川出产的极其粗劣的土纸印刷的。现在国内还收藏这个最初版本的人恐怕不多了。我当时正在敌后，根本没有机会看到，也根本不知道这几本书的出版。
解放以后，这几本书通过中国世界语者蓝建安传到了日本宫本正男和北悟的手里。接力棒从中国重庆传到了日本大阪。他们把《在战斗的中国》摘译成日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在周刊《妇人民主新闻》上发表。他们用所得的稿费，以“世界语通信社”的名义，打字油印绿川著作的世界语原著(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后初期极其艰苦的时期)：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出版《在战斗的中国》；一九五二年二月出版《日本文学小史》(这是绿川的早期作品，其中包括从日本古典文学中译成世界语的作品)；后来，一九五二年五月出版《暴风雨中的细语》；一九五四年三月出版《活着的士兵》。以后他们又出了《在战斗的中国》和《暴风雨中的细语》的铅印版。一九五四年，作家高杉一郎根据大阪世界语通信社的油印本，把《在战斗的中国》和《暴风雨中的细语》中的三篇译成日文，以《暴风雨中的细语》作为书名，由新评论社出版。这本书于一九八○年五月重版。一九七九年一月由亚纪书房出版了宫本正男编的《长谷川照子作品集》，包括了绿川的主要著作。这本集子的编辑，也得到了中国世界语者的协助。
对于这些传布绿川著作的日本朋友，我们谨在此表示谢意。
最后我想引用一位日本朋友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为日本和中国真正的和平共存而作出贡献的人，就以历史上曾有记载的为限，为数是不少的吧。但到近代，在不幸的日中关系状态中，献身于两国的亲善而尽力的人就少了。何况，反抗‘祖国’日本，为日中人民真正友好而进行活动，把自己的骨头埋在中国的日本女性，除了长谷川照子以外，再没有别人了。”(高木弘)
一九八0年八月三十一日(《绿色的五月》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文为该书代序)
①绿川英子的世界语笔名，意思是“绿色的五月”。“绿色”是世界语者的标帜用色，五月则象征革命。
②由三十一个音节组成的短诗。
③见鹿地亘：《如火如风》，讲谈社，一九五八年。
④见三宅史平：《两个人的死》，日本世界语学会会刊《东方评论》(La Revuo Orienta)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号。“特高”是日本的特种警察，专门监视、镇压革命人民的。
⑤见大岛义、宫本正男：《反体制
世界语运动史》，三省堂，一九
七四年。
⑥宫本正男(MiyamotoMas－o)，日本关西世界语联盟顾问，《长谷川照子作品集》的编者；北悟(Kita Satori)，日本世界语者，女诗人(俳句作家)；高杉一郎(Takasugi It－iroo)，日本世界语者，爱罗先珂的研究者，编译《爱罗先珂全集》。
“中国人民对VerdaMajo①是怎样评价的呢？”从他的口气里，我听出一种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很少提到过绿川英子。
我说：“绿川英子有整整十年之久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
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一九一二年出生在日本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家里。一九二九年于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校毕业后，报考东京女子大学和奈良女高师，两个学校都录取了。绿川决定去奈良。她爱好古典文学，故都奈良正是日本古代文化的摇篮，对她有吸引力；其次，那个时代有志气的年轻人，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宁愿离家远些，摆脱家庭的羁绊，过尽可能独立的生活。
一九二九年秋，绿川在奈良开始过寄宿生的生活。这个时期，按日本人的说法，是绿川的“文学少女时代”。她勤奋学习，是校中有名的“读书家”。她的同学回忆说，“很少看见她手里不拿着书的。”她在校刊上发表短歌②、散文和小说。她的一些诗句，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当年的同窗还能背诵。在日本古典文学中，她爱好象平安朝的《堤中纳言物语》这类作品，其中的一部分，她后来曾译成世界语发表。
一九三二年是她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的六月，她与同级同学长户恭一起开始学习世界语，同JPEU的京都支部取得联系。她们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组织女高师文化小组(内容是文学、新剧、世界语)，同奈良地方的左翼工会、文化团体接触频繁。
八月三十一日，奈良地方有过一次大搜捕。当时正值暑假，绿川、长户都分别回到东京和名古屋自己的家里度假去了。九月十日(一说十一日)，暑假期满返校，绿川、长户被警察逮捕。绿川被拘留一段时间后释放，作为“自动退学”处理，实际上被开除了学籍。当时离毕业只差三个月。
绿川回到东京，加入了JPEU，还进打字学校学习打字，为今后积极参加世界语活动装备自己。这个时期，她参加东京的各种世界语活动，如世界语的妇女组织KlaraRondo(克拉拉会，那是以德国女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的名字作为会名的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组织)、日本世界语文学研究会等等，为各世界语刊物写文章。一九三五年，绿川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会刊La Mondo(《世界》)写了一篇《日本妇女状况》，以后陆续发表过几篇她的来稿，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现状》等。当时我是《世界》的编者，三·八国际妇女节时向克拉拉会组稿，由该会推荐绿川撰写，因而她同我有过通信联系。
大概在一九三六年春，由于世界语的关系，绿川与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刘仁(又名刘砥方、刘镜环)相识。同年秋，未经家庭同意，她宣布与刘仁结婚，但没有同居。看来绿川明知父母反对这门亲事，她是要造成既成事实，以便下一步去中国就更难阻拦她了。一九三七年初，刘仁先回上海。几个月以后，在中国学生邓克强等人的精心安排下，绿川于四月十五日从横滨搭船，十九日到上海。出走之前，她把文稿、信件、照片等物通通烧毁，破釜沉舟，对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了充分准备。
绿川到中国的时候，是在芦沟桥事变之前两个多月，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抗战，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中日之间的战争危机已经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我看过一篇日本朋友写的文章，称颂绿川是“走在火焰上的女人”，这是对当时局势很形象的说法。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绿川这个二十五岁的日本青年妇女，明明知道前进道路上充满艰难险阻，却不顾家庭的反对和亲友的劝阻，偏偏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为了爱情吗？是的，有爱情的因素，不能否认，但这不是主要的。她可不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
我们看看绿川当时的处境吧。她同中国人结婚这件事，为当时日本社会所鄙视，例如，连鹿地亘这样自命革命者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对绿川风言风语，大加奚落。③在家庭中绿川也得不到支持。绿川的姐姐西村幸子，她说她也是个世界语者，但是对于绿川的思想行动却缺乏理解。
绿川有一个好朋友。对于她，绿川曾经这样写道：“一个好朋友对我说，她知道很多中国青年与现在的日本青年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日本青年无意于学习，没有理想，缺乏热忱，只是象老年人那样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看来她理解我的爱情，但是，——她补充道——，如果她是我的话，她宁肯牺牲这种爱情，因为这将使自己唯一的母亲陷入孤独和哀愁的深渊之中。我在出走的前一天收到了她的一封短信。她写道：‘我不再来看你了，我只有勇气在纸上说再见这句话。再见了，亲爱的，祝你幸福，别忘了我。当你遭到失败或心灵受到创伤之时，你就回到我这儿来吧，我时刻为你准备着安息之处。’”绿川对于这位好朋友的评论是：“她用了‘知道’和‘理解’这样的字眼，其实她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因为对于她来说，中国是如此之遥远。”
真正理解、支持绿川的，是日本左翼世界语界绿川的几位师友和中国留学生中一部分学习世界语的青年们。绿川的出走，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照料。到了六月中，即绿川出走七十天以后，这些青年学生，连同指导他们学习世界语的老师中垣虎儿郎都一齐遭到逮捕。日本警察提出的逮捕他们的理由是很唬人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帮助绿川出走，参加中国世界语大会……”云云。
绿川象热爱日本一样热爱中国，她怀着一颗灼热的心，要奔赴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她反对侵华战争，主张中日人民和平相处，她对中国革命作了极高的评价，并寄予极大的期望，她准备为它献出自己的一切。
到达上海以后不久，绿川就同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取得了联系，并公开参加“语联”的外围组织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各项活动。她为“语联”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怒吼》旬刊(CinioHurlas)写稿。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她目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种种暴行，为《中国怒吼》写了《爱与憎》。她指出，使这许多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祸首，不是日本，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她说：“我爱日本，因为它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
“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这儿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
“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他们之中谁成了牺牲品，我都会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
“但是现在，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因为它为民族解放而战斗，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斗。此外，它的胜利也将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
绿川爱憎分明，对于中国人民的胜利，充满信心。她为《中国怒吼》写的第二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是一封给日本世界语者的公开信，她在信里说：中国士兵如此英勇作战，每念及此，都感到心脏的剧烈跳动，甚至泪下。你们如能亲眼看一看就好了。……而日本兵被迫送来作战，多么可怜！她指出：“中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也意味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远东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她鼓励日本世界语者起来反对侵华战争。她还说：“谁愿意叫我叛徒，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我倒为我是那些不仅侵略别人国土，而且肆无忌惮地为无辜也无助的难民们制造人间地狱的人们的同胞而感到羞耻。”
绿川的这些正义的呼声，日本人民听到了没有呢？刊登绿川文章的《中国怒吼》，以及诸如此类的世界语书刊日本能收到么？
据日本世界语学会的驻会常务理事、有名的世界语者三宅史平回忆说：“战争年代中国同志从新加坡转寄来的世界语文书、刊物中，时常看到Verda Majo这个名字。她就是长谷川照子，这是不难猜出来的，可没有让‘特高’嗅出来。”④
当时上海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一个日本人要上街是很危险的。但绿川是例外，她跟“语联”和协会的同志打成一片，还跟几个中国女同志一起参加了抗日的示威运动。绿川为此特别兴奋，她说：“幸而我是个世界语者。我同中国站在一起。”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以协会的名义召开了世界语发表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有包括北平、广州、武汉等地的代表在内的三百余人参加。当时是在芦沟桥事变以后，代表们在“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之下，热烈讨论如何使用世界语这个工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服务。而日本“语联”成员绿川的参加，对与会者是一堂活生生的国际主义教育，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
在敌军不断增援的情况下，驻在上海的中国部队被迫撤退，上海成了“孤岛”。文化界人士，有的奔赴延安，有的组成演剧队、宣传队奔赴战场，有的转往后方。绿川夫妇在上海住了半年之后，于十一月间，在“语联”同志的安排下，搭船离沪去广州，准备从那里转往武汉。我事前写信给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陈原，请他们到时给予照顾。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绿川夫妇到达广州，受到以中山大学学生为主的广州世界语同志的热情接待。不久，邓克强也从东京牢房释放，回到了广州。他们得到广东地方政府的支持，成立了广州国际协会这样一个民间的对外宣传机构。绿川夫妇在国际协会的世界语科工作。这个组织后来曾经出过对外宣传的刊物和小册子。
有一天绿川上班，途中遇到空袭警报。国民党政府的宪兵发现她是日本人，加以逮捕。一九三八年二月底绿川被驱逐出境，到达香港，刘仁同行。
绿川夫妇在香港的贫民窟里流浪了四个月。无论是物质上，或是精神上，这是绿川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
不只一份日本材料上提到绿川曾在香港进行对日广播。这是不可信的。当时的香港政府决不可能容忍这类事情。绿川本人也从未提过此事。
绿川最大的痛苦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她满腔热忱，一心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却不能见谅于国民党政府，以致被视为“敌国人民”，遭到驱逐，流落香港！
绿川是个默默地埋头工作的人，从不喜欢表现自己。这四个月在香港的流浪生活，她事后从未对我们具体谈论过，《在战斗的中国》也只写到被驱逐到香港为止，而刘仁又已去世，因此，绿川夫妇在香港的这段生活，将永远是一片无法填补的空白。
绿川已经陷入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出路有没有呢？有一条的，那就是筹一笔路费，由香港坐船回日本，到她那好朋友那里去“医治心灵上的创伤”。借这一笔路费是不难的，因为她可以保证回日本后归还。她那个好朋友，对绿川有一定理解(虽然不是完全理解)，她肯定会热情接待绿川的。至于刘仁嘛，让他回广州去，他本来不是“敌国人民”，也未被驱逐。但是绿川没有采取这一着。
绿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是因为，她深信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中国人民的解放对亚洲和世界有极大的意义。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面对这一场战斗，她深感自己有一种不能推诿的责任。回日本去是没有前途的。她说过：“我相信并觉得，和我留在日本相比，(在中国)我将能做得多一些，做得有意义一些。”
西村幸子说过，绿川从小就是这样的人：一经下了决心，就坚持到底，决不回头。她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往无前，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她前进。绿川是个坚强的国际主义者。
当时我在郭老主持的第三厅工作。我是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离开上海，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到达汉口的。四月一日第三厅成立那天，我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我找郭老，说明绿川的情况，请求予以援助。郭老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十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得到日本友人相助，逃回祖国，参加抗战。他很理解、很同情绿川的处境。当时垄断对外广播的国民党中央电台正需要对日广播人员，经郭老推荐绿川，事情就谈成了。国民党发出了护送绿川夫妇到武汉的命令，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国民党的特别许可，日本人是无法入境的。于是绿川夫妇于芦沟桥事变一周年前夕到达武汉。绿川没有进第三厅，而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宣传科工作，一些日本朋友对此不理解，根据我上面所说的情况，那是很自然的事。
绿川自己说，“我终于在战争第一周年的前夕，被允许公开参加中国抗战，我是多么喜悦和充满希望啊！”她到武汉不久，立即投入战斗，站在麦克风前面向敌人广播。这是绿川一年来梦寐以求的战斗岗位，并不象有些人设想的那样，需要有人对她进行动员和说服。这里我想提一笔，绿川被学校开除回东京以后，曾报考日本广播电台(NHK)的播音员工作，第一次考试合格，第二次“政审”明摆着是通不过的，因此没有去应试。现在她站在抗战中国的麦克风前，“柔和的嗓音制造出电闪雷鸣”，流畅的日语象一把把钢刀刺向敌人的胸膛，使敌人惊恐万状，手足无措，这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讽刺！
绿川在武汉、重庆的对敌广播，收到了成效。原日本侵华部队华中派遣军某部通信兵堀锐之助，曾用下面的短歌来表达听到广播后的激动心情：
重庆的广播，
偷偷倾听
那流畅的日语，
心中不能平静。⑤
武汉沦陷以后，敌人查明了这个操流畅日语的“怪广播”的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子。东京的《都新闻》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作了报道，低毁绿川为“娇声卖国贼”。绿川的父亲还收到了军国主义分子要他“引咎自杀”的恐吓信。
当时在党的领导下，由三厅的一些同志组织发动了武汉三镇广泛的群众抗日热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运动。这些激动人心的场面绿川不仅看到了，并且参加了。
对绿川来说，武汉时期是短暂的，但也是值得怀念的。她可以作为日本人，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日本人，公开参加群众集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还会见了东北抗日女英雄赵老太太，如此等等。那一段时间，绿川工作紧张，但心情舒畅。绿川夫妇在武汉只呆了三个月，一九三八年冬，就随机关经衡阳，撤退到重庆。
抗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中的一个头子汪精卫公开投敌，到南京做汉奸去了。绿川在国民党宣传部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
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绿川出现低烧，这是肺结核的症状。那时绿川夫妇住在重庆市内大田湾一栋西式房子的楼上，我们有时去坐坐。绿川显得比初到中国时清瘦得多了。但是，她仍然默默地工作着。
第三厅的世界语组编印《中国报道》半月刊(Heroldo de Cinio)，绿川是经常的撰稿人，一直到这个刊物于一九四五年停刊为止。《在五月的首都》、《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日本学生的侧面》、《她们在战斗中前进》等篇，都是先后在《中国报道》上发表的。
一九四○年夏，国民党撤销了郭老第三厅厅长的职务。国民党对第三厅越来越不能容忍，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动手了。三厅同人纷纷提出辞呈，与郭老同进退，对国民党展开了一场剧烈的斗争。周恩来同志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说：“你们不要这些文化人，我就带他们到解放区去，我相信他们会跟我去的。”国民党陷于被动，被迫另行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老任主任。随同郭老离开第三厅的绝大多数同人，就进这个新的机构工作。绿川夫妇在国民党宣传部呆不下去了，于是也进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重庆文化界纪念郭老回国四周年的会上，周恩来同志对绿川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恩来同志的话，使绿川受到极大的鼓舞。
重庆的空气是令人窒息的。越来越多的压迫和限制，使人喘不过气来。绿川仍然默默地工作，但是她可以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在这个时候，绿川回忆她从日本出走以来的经历，写了《在战斗的中国》，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只完成三分之一，未能续完。
在重庆时期后期，绿川夫妇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办的刊物《反攻》的编辑工作。
抗战胜利，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绿川夫妇随东北救亡总会的同志到东北去开展工作。在组织的安排下，绿川夫妇带着孩子经上海、沈阳到达哈尔滨。路过上海时，绿川走访方善境(他们是在武汉时期认识的)，重话旧谊，畅谈阔别。绿川意气昂扬，表示此去东北，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考验。到哈尔滨后，绿川夫妇担任东北解放区行政委员会编审委员。后去佳木斯，绿川因人工流产感染，不幸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去世。刘仁亦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病故。两人安葬在佳木斯烈士陵园。遗下儿子刘星、女儿刘晓兰，作为烈士子女，由组织上扶养成人。
绿川去世时年仅三十五岁，她过早地离开我们，是中日两国人民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这位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献出了自己的全部青春。
时光飞逝，绿川去世三十多年了。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不少人不很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绿川，以至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和战斗的国际主义者的形象，被有些人描绘成了一个苍白无力的和平主义者，令人不胜遗憾。因此，编集出版绿川的著作，多费一些笔墨来介绍她的生平，看来是必要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之后，组织上决定我离开重庆去香港，转往解放区。那时绿川夫妇和我同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行前我想起了绿川。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极度紧张，大有破裂的危险。我向朋友们建议：把绿川的作品编印成集，用中文出版，以免散失。我当时主要考虑的是：这样可以让广大人民对她有更深更多的理解，万一发生什么动乱，她的处境可能好些。我是一九四一年春在重庆与绿川、刘仁分手的，没有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随新四军南下，进入上海。经过打听，才知道绿川夫妇已不幸在东北先后病故，未能亲眼看见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我又从朋友那里见到了日本大阪世界语通信社出版的打字油印本的绿川著作《在战斗的中国》、《暴风雨中的细语》。在后一本书的卷首，有刘仁的前记，其中说，叶籁士在重庆时主张为绿川出集子，他的意思看来是出中文的，我认为应该出世界语的。刘仁没有完全领会我的用意，自然，这是因为我没有把意思说清楚。所以，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在中国第一次出版的绿川文集的中文本，内容共分五个部分：(一)《在战斗的中国》，(二)《暴风雨中的细语》，(三)《心直的人》(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四)来华以前的早期作品，(五)中日两国亲友对绿川的回忆。
出版这个集子，不仅仅是为了纪念绿川。我以为使绿川的著作在国内流传下去，特别是让绿川其人能为年轻的一代所理解，对促进中日友好，有很大的意义。
在搜集和传布绿川著作这项工作上，是经过中日两国的世界语者共同努力和协作交流，才使得这些作品保存下来并流传于世的。在日本方面尽力最多的是宫本正男、北悟、高杉一郎他们三位。⑥
一九四一年六月，重庆中国报道社出版了绿川翻译的石川达三的小说《活着的士兵》的世界语译本(Vivantaj Soldatoj)，同年十月，又用世界语出版了绿川的散文集《暴风雨中的细语》(Flustr’elUragano)。一九四五年五月，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用世界语出版了绿川的自叙传《在战斗的中国》(EnCinioBatalanta)。
这三本书，实际上都是中国报道社出版的，第三本为了避免送审的麻烦，改用世界语函授学社的名义。三本书售得书款，绿川全部捐赠给世界语函授学社。
这三本书，是在战时重庆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用一种四川出产的极其粗劣的土纸印刷的。现在国内还收藏这个最初版本的人恐怕不多了。我当时正在敌后，根本没有机会看到，也根本不知道这几本书的出版。
解放以后，这几本书通过中国世界语者蓝建安传到了日本宫本正男和北悟的手里。接力棒从中国重庆传到了日本大阪。他们把《在战斗的中国》摘译成日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在周刊《妇人民主新闻》上发表。他们用所得的稿费，以“世界语通信社”的名义，打字油印绿川著作的世界语原著(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后初期极其艰苦的时期)：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出版《在战斗的中国》；一九五二年二月出版《日本文学小史》(这是绿川的早期作品，其中包括从日本古典文学中译成世界语的作品)；后来，一九五二年五月出版《暴风雨中的细语》；一九五四年三月出版《活着的士兵》。以后他们又出了《在战斗的中国》和《暴风雨中的细语》的铅印版。一九五四年，作家高杉一郎根据大阪世界语通信社的油印本，把《在战斗的中国》和《暴风雨中的细语》中的三篇译成日文，以《暴风雨中的细语》作为书名，由新评论社出版。这本书于一九八○年五月重版。一九七九年一月由亚纪书房出版了宫本正男编的《长谷川照子作品集》，包括了绿川的主要著作。这本集子的编辑，也得到了中国世界语者的协助。
对于这些传布绿川著作的日本朋友，我们谨在此表示谢意。
最后我想引用一位日本朋友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为日本和中国真正的和平共存而作出贡献的人，就以历史上曾有记载的为限，为数是不少的吧。但到近代，在不幸的日中关系状态中，献身于两国的亲善而尽力的人就少了。何况，反抗‘祖国’日本，为日中人民真正友好而进行活动，把自己的骨头埋在中国的日本女性，除了长谷川照子以外，再没有别人了。”(高木弘)
一九八0年八月三十一日(《绿色的五月》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文为该书代序)
①绿川英子的世界语笔名，意思是“绿色的五月”。“绿色”是世界语者的标帜用色，五月则象征革命。
②由三十一个音节组成的短诗。
③见鹿地亘：《如火如风》，讲谈社，一九五八年。
④见三宅史平：《两个人的死》，日本世界语学会会刊《东方评论》(La Revuo Orienta)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号。“特高”是日本的特种警察，专门监视、镇压革命人民的。
⑤见大岛义、宫本正男：《反体制
世界语运动史》，三省堂，一九
七四年。
⑥宫本正男(MiyamotoMas－o)，日本关西世界语联盟顾问，《长谷川照子作品集》的编者；北悟(Kita Satori)，日本世界语者，女诗人(俳句作家)；高杉一郎(Takasugi It－iroo)，日本世界语者，爱罗先珂的研究者，编译《爱罗先珂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