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鼎铭直言不讳提出“精兵简政”，毛泽东虚心采纳，倍加赞许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农民、工人、干部、战士和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他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与会者争献抗日救国大计，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引人注目的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重的情况，提出了“精兵简政”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减轻百姓负担，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
事前有一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建议有所怀疑，曾几次劝阻他不要提出。但李鼎铭看到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参加大会、小会，找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对政府的批评建议，深感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出于至诚，就大胆地提了出来。
议案提出后果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人甚至认为李鼎铭提出这个议案有不善的动机。
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连夜反复圈阅，将其中重要段落一字一句抄在本子上，还旁注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同时，毛泽东对党内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他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精兵简政”议案终于在参议会上通过了。此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实行精兵简政，这对于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负担，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起了重大作用。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还为深入开展“精兵简政”，亲自给《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944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中，再一次赞许了李鼎铭的提议。
张治中四次坦陈不同意见，毛泽东一一虚心听取
第一次，是关于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问题。
1949年6月，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前夕，在一定范围内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为了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原国民党上将张治中也应邀参加。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转达给诸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这时候，张治中举手站了起来，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便建议大家采纳。经众人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第二次，则是审定新中国国旗的问题。
1949年8月，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在这炎热的季节火热而紧张地展开了起来。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来自全国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三幅比较满意的，由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
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张治中也应邀出席。席间，闲谈一番后，他试探着问毛泽东关于国旗图案的意见。
“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毛泽东微笑着征询张治中的意见。
张治中直言：“我反对。”紧接着，在毛泽东的询问下，张治中解释说：“在国旗上画一道杆，有把国土一分为二之嫌！再说，用一条杠子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
对于张治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虽然认为有道理，但出于慎重考虑，他认真而严肃地对张治中说：“你的话也有道理，这样，我再找时间约大家研究研究吧！”
9月25日，张治中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参加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张治中的建议，并拿出最初设计的那幅五星红旗（多个镰刀斧头）图案，征求大家的意见。张治中率先表示赞同，其他与会代表也纷纷发言表示同意。
最后，国旗审阅小组就以比较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没有镰刀斧头）。
第三次，是有关实施人大代表视察制度的问题。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恩来、彭真告诉他：毛主席仍不愿讲话。于是，他就直接去找并直抒己见：“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泽东笑言：“就是你一个希望我讲话。”张治中态度认真地“回击”道：“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然而，这次交谈后，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讲话了。这番讲话提纲挈领，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当概括，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会议期间，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动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此项建议经彭真转交刘少奇。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且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几十年来，这种做法竟成了一项传统铁定的制度。 在会议休息室里，有人讲到视察这件事是由张治中建议才实行的，张治中说，建议视察的范围已经由毛主席扩大了。毛泽东随即用幽默的语调说：“他这个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
张治中第四次向毛泽东建言献策，使宪法进一步得到完善。
在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中有“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
对于张治中的这条合理化建议，毛泽东十分赞成，经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删去。
张元济提出关于下情上达与必须发展农业生产等建议时，毛泽东频频点头
在所有出席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82岁的张元济恐怕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毛泽东对他可谓极尽礼遇，曾两次召见面议国是。
1949年9月6日，张元济作为特约代表，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9月19日，毛泽东邀约张元济同游天坛，张元济兴致勃勃地如约以赴。毛泽东在祈年殿外等候他，见面握手寒暄后，毛泽东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非共产所私。即如重庆舰来归，舰上凡七百余人，并无 一共产党人，此可为证”。 张元济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毛泽东对他说：“商务出书有益于民众，我就曾拜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纲》，从中获得新知识不少。”毛泽东那天的心情似乎特别好，一路上谈笑风生，还和大家一起在祈年殿前合影留念。张元济站在毛泽东的右边，程潜站在毛泽东的左边，旁边则是刘伯承、陈毅等。
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培善到中南海共进晚餐，适时征询建国诸事的意见，使张元济有了一次向最高领袖当面进言的机会。
饭后，宾主畅谈中，张元济开门见山地说：“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当局措施容有未当，报纸不敢倡言，宜酌登来稿。报馆应负职，必须有确实地址、姓名，方予录登，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农业，其次为工业。工业先轻工业，次重工业。国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三为缴粮之事，民间苦于负担甚重。此由有田者有匿报之户，于是实报者意有不平。同匿报者反而减轻，此必须由地方公正绅士出面相助……”
当张元济陈述以上建议时，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对于凭着一位老出版家、新闻人的经验提出应设法使下情上达、广开言路之第一条，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专辟一栏，可先做一样子。”
关于第二条，毛泽东说：“现在铁路需要铁轨，鞍山矿产不能停顿，纺织亦有数十万亦亟于进行”。张元济的看法是“现有者无中辍之理，需新创中宜斟酌”。
对于第三条，先是陈毅解释：“河北、山东负担较江浙为重。江浙并未微失。又无锡有某姓有田七万亩，缴数甚微，且不肯缴，不能不予以惩儆。”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做了补充：“现有大军数十万移向江西、福建，分别南下。以下可以减少若干。”
仇鳌投书直言反腐，毛泽东立即回书 “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仇鳌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曾资助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49年3月底，毛泽东亲自电邀仇鳘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四人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策。时仇鳌已居故乡汨罗山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说：“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
10月，毛泽东又亲笔来函邀请：“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来京欢叙。”情意拳拳，使仇鳌深为感动，不便再辞，乃携秘书陈曼若、莫钧一等人赴京。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为他亲邀至京的客人仇鳌一行洗尘。
1950年2月，毛泽东请仇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老人又托辞老病以谢。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去挂个名嘛！人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
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泽东写去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在历叙旧谊之后，他在信中恳切直言：
“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朽。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万头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但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难艰皆可克服。”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后，异常激动，慨叹颇多，感同身受，深为佩服和赞同，立即回信给仇螯说：“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面对李苦禅诉说不公待遇的告状长信，毛泽东及时托人给予办理
抗日战争时期，爱国画家李苦禅不肯为日伪政权工作，仅靠卖画维生，日子十分困难。日本投降后，李苦禅在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任教授，但收入不够维持生活，因此还得卖画才行。建国初期，中国大写意花鸟画不受重视，美术界一些人认为“花鸟画是资产阶级欣赏的画，不能起到宣传无产阶级思想的作用”，虽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主张开写意花鸟画的课程，但因各种原因其主张并未施行。1949年暑假时李苦禅被改为“兼职教授”，每周只限上两节课，其余时间去陶瓷系工作室画瓷器，最后干脆被派去看大门、卖戏票。一家6口靠他每月12元的薪水艰难度日。 1950年夏末，一位亲戚给他出主意说：“大哥，有党和政府给咱作主，你不要怕，这是新社会，不像过去了，你可以给毛主席写信告状！”他问：“主席能管这点儿小事？”亲戚说：“怎么不管，党进城之后就是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随后，他喝了些酒，提笔蘸墨涂抹了五张宣纸连成的长信，愤懑不平地写给曾是“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同学毛泽东。酒醒后，他有些后悔：依稀忆起信中有“余乃堂堂教授却被剥夺讲课之权利”，“共产党理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激烈言辞；再者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毛泽东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废寝忘食，自己却为了个人的事情去麻烦人家。但他又想：信已发出，领袖和人民心心相通，向他反映一些情况，也是理所当然。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收到来信后，立即着手处理，虽然对30多年前的这位老同学的印象已不很清晰，但对那汪洋恣肆、气势磅礴的草书却是十分欣赏，认为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当即给徐悲鸿写了一封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教祺
毛泽东
1950年8月26日
这封信当天即转给徐悲鸿院长。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来到李苦禅家中。田家英说：“毛主席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正忙于结束战争和恢复生产，有许多事情等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对文化事业还有一时顾不到的地方，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略作停顿，说：“我来时毛主席说了，您的写意画还要坚持画下去，子孙后代还是会需要的。”李苦禅听了激动得热泪盈眶。临别时，田家英对他说：“您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一定会妥善解决。”李苦禅不安地说：“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我操这么大的心。真过意不去。”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徐悲鸿便在这年10月设法恢复了李苦禅的教授职务，将他的工资增加到每月62元，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从此，李苦禅报效祖国的愿望更加强烈。
几年后，李苦禅夫人李惠文在北京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妹妹到中南海表演，有幸成为毛泽东的舞伴。休息时，毛泽东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她不由自主地把话题转到了李苦禅上书一事。毛泽东一听就笑了：“你姐夫我记得，他的名字像个头陀，近日可好啊！”老同学的问候，让李苦禅激动万分，他逢人就说：“天子知名，逢凶化吉。”
董其武提出关于起义人员待遇问题，毛泽东果断表态解决
1949年初，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华北剿总”驻归绥部队指挥所主任的董其武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协议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震动很大，想效仿。不久，便传来毛泽东接见傅作义时的指示：“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不变，告诉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不同解决方式”，并对“绥远方式”作了明确阐述。即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保持中立，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全包下来，不遣散，起义前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对待，等条件成熟了，再将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得知后激动万分：“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中就有了底。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随后，根据毛泽东的策略方针，董其武经过精心准备，率部起义，绥远和平解放。绥远起义后，董其武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4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董其武。在座的有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林伯渠和傅作义。下午6点钟，毛泽东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住董其武的手说：“董其武将军好吗？”董其武回答：“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宴会之后，毛泽东同大家一起观看了怀仁堂的文艺演出。
4月27日晚上，董其武和傅作义、高克林一起去中南海见毛主席。落座后毛泽东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并称赞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嘛！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接着他指着傅对董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他，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泽东这时问董：“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董答：“不是。”毛泽东又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不为无因，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毛泽东谈古论今，滔滔不绝，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毛泽东对董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1956年，董其武到北京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而这次董其武来京并不是单纯为了参加活动。因为在这之前，有一些起义人员受了委屈，给他写信表示对起义有怀疑。
5月13日，董其武带着起义人员的许多信件来到中南海面见毛泽东。董其武说：“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儿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毛泽东坦诚地说：“甭客气嘛，有什么事哩，尽管说！”
闻听此言，董其武直截了当地说：“过去说对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几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管训的、有劳动改造的。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信都转到国务院了，问题得不到解决。”
毛泽东听了董其武的汇报后，沉吟一下，说：“咱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他拍着桌子大声说：“改！一定能改好！” 董其武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非常兴奋，带去的信原本是要给主席留下看的，但他马上决定一封也不需要再留下了。
荣毅仁提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回复：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荣毅仁出身于江苏无锡的一个著名工商业家族，大学毕业后就开始辅佐父亲经营面粉、纺织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大多已迁往海外，他却毅然决定留在上海，逐渐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工商业者未来的命运，荣毅仁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1955年底，毛泽东亲自来给工商界人士做思想工作，以打消他们的疑虑。毛泽东会见了荣毅仁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鼓励他们安心生产。这次座谈会让荣毅仁深受教育和鼓舞，也进一步坚定了对政府的支持。在座谈会上，荣毅仁还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希望毛主席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参观他的申新九厂。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果然到申新九厂来视察了。听到这个消息，荣毅仁激动地跑到厂门口迎接。毛泽东刚下车就看到了他，亲切地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
荣毅仁和毛泽东的每一次对话，双方都是坦率地交换意见，让荣毅仁深刻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民主气氛。许多年后，荣毅仁回忆道：“毛主席与我们多次谈话，都是坦诚相见，给我们指明前途，寄以厚望；我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
于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荣毅仁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
荣毅仁与毛泽东相交渐深，日渐熟悉，可他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那秉正刚毅、仗义执言的个性。
1956年，荣毅仁想到一个在当时来说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公私合营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6月30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荣毅仁坦诚直言，向中央提出了这个问题。几天后，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又向毛泽东当面提出。当时，毛主席风趣地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这个问题立即受到各方重视，并很快在报刊上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并意识到这是一个代表性问题，应有个明确的回答。经过深入的调研和思考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在发言中对荣毅仁的提问给予了明确回答：“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1957年，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并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当冒广生坦陈“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时，毛泽东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1957年初春，著名知识分子冒广生来京探望儿子冒舒湮并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他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老欣然前往。6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冒老，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到了夏天，一天下午，周总理专程前来探望冒广生。告别时，周总理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果然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派车来接冒广生去中南海一叙。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泽东早已等在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
让入书房后，二人叙谈良久。当谈到时局时，毛泽东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后来又谈到诗词时，冒广生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赠给了毛泽东。
临走前，毛泽东问冒广生：“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冒广生坦言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泽东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冒广生起身辞别，毛泽东亲自送他上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他碰了头，一片尊敬之情令冒广生终生难忘。
周世钊本着对共产党负责的精神，言人之不敢言，很得毛泽东的信任和欣赏
著名民主人士周世钊（字和别号皆为敦元，“敦”与“”音与意基本相同）以共产党的好朋友的身份，本着对共产党负责的精神，凡是他认为对党不利的事情，都敢于与之进行斗争。
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卜占亚，在林彪事件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得到处理。周世钊知道这一情况后，他到长沙蓉园宾馆1号楼，向当时住在此处的毛泽东作了汇报。
一天下午3点左右，卜占亚来到蓉园宾馆1号楼。在毛泽东住处，卜占亚站在客厅的正中央，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行了个军礼：“报告主席，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南军区司令员卜占亚前来看望主席，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坐在客厅正中的沙发上，用力吸了一口香烟，对卜占亚说：“你就是卜占亚啊！你占了亚洲还不够！你还想占领整个全球是不是啊！”
这时卜占亚站着一动也不敢动，脸上的汗水直流，但也不敢用手去擦，只是站着不动。
过了约两分钟，毛泽东抬眼看了他一下，然后举起右手，轻轻地向卜占亚摇了几下。卜占亚心里明白，这是要他走，于是他就溜走了。 后来，周世钊对人说：“卜占亚的问题，我向毛主席汇报后不久，他的一切职务就被撤销了。”
周世钊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实事求是，反映下情民意，言人之不敢言。他主持科教界工作期间，亲自为一些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奔波平反。对于“左”倾错误，他多次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发言，并上书毛泽东，坦陈己见。
1967年，被红卫兵抄了家的周世钊赴京晋见毛泽东并反映了“文革”中的种种问题。毛泽东说：“……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周世钊回答：“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毛泽东说：“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周世钊毫不客气地进言：“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
可见，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护关切之深，充分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情感。
1972年8月，周世钊再次向毛泽东陈书进谏八点意见，涉及“解放老干部”“为知识分子正名”“恢复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制止开后门不正之风”“消除派性”等方面，可谓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其耿直气节令人钦敬。
黄炎培数次直抒己见，毛泽东亲笔回信共议经济问题
黄炎培是真诚敢言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泽东的政策并非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炎培是有所保留的。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他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泽东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他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他与毛泽东早于1945年7月4日在延安窑洞里关于“黄氏周期率”的历史性对话，曾促膝长谈十几个小时，被称为“窑洞对”而广为人们所传颂。为此，被称作中国共产党人的“诤友”。
1950年春开始，国家将过去在根据地实行的以分散为主的体制转变为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新体制。毛泽东高度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然而在大好形势下同样存在着严重问题：紧缩银根后，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
在这种形势下，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工商界联系密切的政务院副总理（兼任中财委委员）黄炎培当然也收到了许多反映形势严峻的信息，几十年中惯于忧国忧民、又惯于直言坦陈的他坐卧不安了。黄炎培把自己近来形成的意见整理成文，于4月17日完成3000余字，以信函形式写给毛泽东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四人——
毛主席、恩来总理、陈云、一波同志：
此次政府会议，一致认为财政确有成绩，如征粮已达70%，税收超额，人民币回笼已达60%，收支接近平衡，都是事实。主席在颐年堂十二日晚上说，“成绩是有的，毛病是要改的”，这句话很正确。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
接下来，黄炎培在长信中列举了他收到的三封信内容，反映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被逼人命等。随即，他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纠正的五项措施。黄炎培此信发出后，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务院奉命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
收到黄炎培信后的毛泽东，也先后从其他方面了解到类似情况，陈毅市长的报告也呈交到他的办公桌上，陈云、薄一波的意见似乎也同黄炎培的差不多。对于这位自己在1920年便倾听其演讲、身为自己老师徐特立的老师的师长辈朋友，毛泽东是了解的。虽然黄炎培信上不免有个别刺耳言辞，但对于擅长从大处着眼、善于“抓大放小”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年代里是不会太计较这些的。黄炎培的来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4月26日晚，毛泽东召见黄炎培，二人长谈两个半小时，黄炎培将信上的内容、观点又一一作了陈述，同时又补充了新收到的信息。随后，毛泽东同黄炎培在书房里促膝相谈，一一商讨信上提出的补救办法。临别，毛泽东一再嘱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
回到住处，黄炎培非常兴奋，虽然已高度紧张工作多日，但他仍被毛泽东的态度所鼓舞和感佩。次日，他再行了解情况，再次日又拿起笔给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和薄一波写信，奋笔疾书三天写出7000余字，急呈毛泽东。
黄炎培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主要涉及的是制度建设、政治体制，而第二封信的五项建议则几乎是一整套经济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商、私营经济、农业、农村手工业、赈灾等等，应当说是全面反映了从事教育、经济、社会、政治活动几十年的黄炎培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主张，实际上也是他所主张的新中国建国后应当采取的一整套经济政策。这些主张和建议，有的不久就成为中央的决策，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有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变为政策现实，如农村金融业（农村信用社）、抵押放贷等；有的则被束之高阁几十年，甚至直接、间接地受到批判。但无论如何，195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建议、对他的万言书是接纳的。对此他满意而感动，在1950年5月30日的日记中曾写下“今如愿了”四个字。数月后，他又亲笔书写了“毛主席善于听取与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意见与我不同的人合作”的条幅，在他主办的《展望》杂志上发表。他感叹：“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
客观地讲，就黄炎培的信本身当然并非百分之百正确。之后，他也发现自己所了解到的数字有的被夸大了。为此，他向毛泽东坦陈自己的过失。但难能可贵的是，“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利”。黄炎培欣慰自己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更欣慰发言的权利受到毛泽东的尊重。就这一点来说，民主之风在建国之初、在毛泽东与众多著名人士之间是做到了。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泽东写信100多封。毛泽东亲笔给黄炎培书函60余封。信函往来中，有政见商榷，有友情致意，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挚友之情，尽在书信坦示。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农民、工人、干部、战士和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他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与会者争献抗日救国大计，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引人注目的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重的情况，提出了“精兵简政”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减轻百姓负担，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
事前有一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建议有所怀疑，曾几次劝阻他不要提出。但李鼎铭看到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参加大会、小会，找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对政府的批评建议，深感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出于至诚，就大胆地提了出来。
议案提出后果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人甚至认为李鼎铭提出这个议案有不善的动机。
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连夜反复圈阅，将其中重要段落一字一句抄在本子上，还旁注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同时，毛泽东对党内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他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精兵简政”议案终于在参议会上通过了。此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实行精兵简政，这对于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负担，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起了重大作用。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还为深入开展“精兵简政”，亲自给《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944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中，再一次赞许了李鼎铭的提议。
张治中四次坦陈不同意见，毛泽东一一虚心听取
第一次，是关于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问题。
1949年6月，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前夕，在一定范围内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为了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原国民党上将张治中也应邀参加。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转达给诸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这时候，张治中举手站了起来，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便建议大家采纳。经众人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第二次，则是审定新中国国旗的问题。
1949年8月，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在这炎热的季节火热而紧张地展开了起来。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来自全国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三幅比较满意的，由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
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张治中也应邀出席。席间，闲谈一番后，他试探着问毛泽东关于国旗图案的意见。
“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毛泽东微笑着征询张治中的意见。
张治中直言：“我反对。”紧接着，在毛泽东的询问下，张治中解释说：“在国旗上画一道杆，有把国土一分为二之嫌！再说，用一条杠子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
对于张治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虽然认为有道理，但出于慎重考虑，他认真而严肃地对张治中说：“你的话也有道理，这样，我再找时间约大家研究研究吧！”
9月25日，张治中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参加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张治中的建议，并拿出最初设计的那幅五星红旗（多个镰刀斧头）图案，征求大家的意见。张治中率先表示赞同，其他与会代表也纷纷发言表示同意。
最后，国旗审阅小组就以比较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没有镰刀斧头）。
第三次，是有关实施人大代表视察制度的问题。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恩来、彭真告诉他：毛主席仍不愿讲话。于是，他就直接去找并直抒己见：“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泽东笑言：“就是你一个希望我讲话。”张治中态度认真地“回击”道：“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然而，这次交谈后，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讲话了。这番讲话提纲挈领，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当概括，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会议期间，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动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此项建议经彭真转交刘少奇。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且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几十年来，这种做法竟成了一项传统铁定的制度。 在会议休息室里，有人讲到视察这件事是由张治中建议才实行的，张治中说，建议视察的范围已经由毛主席扩大了。毛泽东随即用幽默的语调说：“他这个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
张治中第四次向毛泽东建言献策，使宪法进一步得到完善。
在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中有“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
对于张治中的这条合理化建议，毛泽东十分赞成，经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删去。
张元济提出关于下情上达与必须发展农业生产等建议时，毛泽东频频点头
在所有出席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82岁的张元济恐怕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毛泽东对他可谓极尽礼遇，曾两次召见面议国是。
1949年9月6日，张元济作为特约代表，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9月19日，毛泽东邀约张元济同游天坛，张元济兴致勃勃地如约以赴。毛泽东在祈年殿外等候他，见面握手寒暄后，毛泽东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非共产所私。即如重庆舰来归，舰上凡七百余人，并无 一共产党人，此可为证”。 张元济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毛泽东对他说：“商务出书有益于民众，我就曾拜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纲》，从中获得新知识不少。”毛泽东那天的心情似乎特别好，一路上谈笑风生，还和大家一起在祈年殿前合影留念。张元济站在毛泽东的右边，程潜站在毛泽东的左边，旁边则是刘伯承、陈毅等。
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培善到中南海共进晚餐，适时征询建国诸事的意见，使张元济有了一次向最高领袖当面进言的机会。
饭后，宾主畅谈中，张元济开门见山地说：“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当局措施容有未当，报纸不敢倡言，宜酌登来稿。报馆应负职，必须有确实地址、姓名，方予录登，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农业，其次为工业。工业先轻工业，次重工业。国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三为缴粮之事，民间苦于负担甚重。此由有田者有匿报之户，于是实报者意有不平。同匿报者反而减轻，此必须由地方公正绅士出面相助……”
当张元济陈述以上建议时，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对于凭着一位老出版家、新闻人的经验提出应设法使下情上达、广开言路之第一条，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专辟一栏，可先做一样子。”
关于第二条，毛泽东说：“现在铁路需要铁轨，鞍山矿产不能停顿，纺织亦有数十万亦亟于进行”。张元济的看法是“现有者无中辍之理，需新创中宜斟酌”。
对于第三条，先是陈毅解释：“河北、山东负担较江浙为重。江浙并未微失。又无锡有某姓有田七万亩，缴数甚微，且不肯缴，不能不予以惩儆。”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做了补充：“现有大军数十万移向江西、福建，分别南下。以下可以减少若干。”
仇鳌投书直言反腐，毛泽东立即回书 “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仇鳌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曾资助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49年3月底，毛泽东亲自电邀仇鳘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四人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策。时仇鳌已居故乡汨罗山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说：“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
10月，毛泽东又亲笔来函邀请：“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来京欢叙。”情意拳拳，使仇鳌深为感动，不便再辞，乃携秘书陈曼若、莫钧一等人赴京。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为他亲邀至京的客人仇鳌一行洗尘。
1950年2月，毛泽东请仇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老人又托辞老病以谢。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去挂个名嘛！人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
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泽东写去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在历叙旧谊之后，他在信中恳切直言：
“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朽。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万头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但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难艰皆可克服。”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后，异常激动，慨叹颇多，感同身受，深为佩服和赞同，立即回信给仇螯说：“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面对李苦禅诉说不公待遇的告状长信，毛泽东及时托人给予办理
抗日战争时期，爱国画家李苦禅不肯为日伪政权工作，仅靠卖画维生，日子十分困难。日本投降后，李苦禅在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任教授，但收入不够维持生活，因此还得卖画才行。建国初期，中国大写意花鸟画不受重视，美术界一些人认为“花鸟画是资产阶级欣赏的画，不能起到宣传无产阶级思想的作用”，虽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主张开写意花鸟画的课程，但因各种原因其主张并未施行。1949年暑假时李苦禅被改为“兼职教授”，每周只限上两节课，其余时间去陶瓷系工作室画瓷器，最后干脆被派去看大门、卖戏票。一家6口靠他每月12元的薪水艰难度日。 1950年夏末，一位亲戚给他出主意说：“大哥，有党和政府给咱作主，你不要怕，这是新社会，不像过去了，你可以给毛主席写信告状！”他问：“主席能管这点儿小事？”亲戚说：“怎么不管，党进城之后就是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随后，他喝了些酒，提笔蘸墨涂抹了五张宣纸连成的长信，愤懑不平地写给曾是“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同学毛泽东。酒醒后，他有些后悔：依稀忆起信中有“余乃堂堂教授却被剥夺讲课之权利”，“共产党理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激烈言辞；再者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毛泽东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废寝忘食，自己却为了个人的事情去麻烦人家。但他又想：信已发出，领袖和人民心心相通，向他反映一些情况，也是理所当然。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收到来信后，立即着手处理，虽然对30多年前的这位老同学的印象已不很清晰，但对那汪洋恣肆、气势磅礴的草书却是十分欣赏，认为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当即给徐悲鸿写了一封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教祺
毛泽东
1950年8月26日
这封信当天即转给徐悲鸿院长。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来到李苦禅家中。田家英说：“毛主席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正忙于结束战争和恢复生产，有许多事情等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对文化事业还有一时顾不到的地方，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略作停顿，说：“我来时毛主席说了，您的写意画还要坚持画下去，子孙后代还是会需要的。”李苦禅听了激动得热泪盈眶。临别时，田家英对他说：“您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一定会妥善解决。”李苦禅不安地说：“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我操这么大的心。真过意不去。”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徐悲鸿便在这年10月设法恢复了李苦禅的教授职务，将他的工资增加到每月62元，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从此，李苦禅报效祖国的愿望更加强烈。
几年后，李苦禅夫人李惠文在北京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妹妹到中南海表演，有幸成为毛泽东的舞伴。休息时，毛泽东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她不由自主地把话题转到了李苦禅上书一事。毛泽东一听就笑了：“你姐夫我记得，他的名字像个头陀，近日可好啊！”老同学的问候，让李苦禅激动万分，他逢人就说：“天子知名，逢凶化吉。”
董其武提出关于起义人员待遇问题，毛泽东果断表态解决
1949年初，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华北剿总”驻归绥部队指挥所主任的董其武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协议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震动很大，想效仿。不久，便传来毛泽东接见傅作义时的指示：“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不变，告诉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不同解决方式”，并对“绥远方式”作了明确阐述。即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保持中立，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全包下来，不遣散，起义前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对待，等条件成熟了，再将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得知后激动万分：“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中就有了底。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随后，根据毛泽东的策略方针，董其武经过精心准备，率部起义，绥远和平解放。绥远起义后，董其武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4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董其武。在座的有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林伯渠和傅作义。下午6点钟，毛泽东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住董其武的手说：“董其武将军好吗？”董其武回答：“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宴会之后，毛泽东同大家一起观看了怀仁堂的文艺演出。
4月27日晚上，董其武和傅作义、高克林一起去中南海见毛主席。落座后毛泽东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并称赞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嘛！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接着他指着傅对董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他，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泽东这时问董：“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董答：“不是。”毛泽东又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不为无因，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毛泽东谈古论今，滔滔不绝，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毛泽东对董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1956年，董其武到北京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而这次董其武来京并不是单纯为了参加活动。因为在这之前，有一些起义人员受了委屈，给他写信表示对起义有怀疑。
5月13日，董其武带着起义人员的许多信件来到中南海面见毛泽东。董其武说：“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儿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毛泽东坦诚地说：“甭客气嘛，有什么事哩，尽管说！”
闻听此言，董其武直截了当地说：“过去说对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几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管训的、有劳动改造的。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信都转到国务院了，问题得不到解决。”
毛泽东听了董其武的汇报后，沉吟一下，说：“咱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他拍着桌子大声说：“改！一定能改好！” 董其武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非常兴奋，带去的信原本是要给主席留下看的，但他马上决定一封也不需要再留下了。
荣毅仁提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回复：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荣毅仁出身于江苏无锡的一个著名工商业家族，大学毕业后就开始辅佐父亲经营面粉、纺织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大多已迁往海外，他却毅然决定留在上海，逐渐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工商业者未来的命运，荣毅仁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1955年底，毛泽东亲自来给工商界人士做思想工作，以打消他们的疑虑。毛泽东会见了荣毅仁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鼓励他们安心生产。这次座谈会让荣毅仁深受教育和鼓舞，也进一步坚定了对政府的支持。在座谈会上，荣毅仁还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希望毛主席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参观他的申新九厂。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果然到申新九厂来视察了。听到这个消息，荣毅仁激动地跑到厂门口迎接。毛泽东刚下车就看到了他，亲切地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
荣毅仁和毛泽东的每一次对话，双方都是坦率地交换意见，让荣毅仁深刻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民主气氛。许多年后，荣毅仁回忆道：“毛主席与我们多次谈话，都是坦诚相见，给我们指明前途，寄以厚望；我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
于是，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荣毅仁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
荣毅仁与毛泽东相交渐深，日渐熟悉，可他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那秉正刚毅、仗义执言的个性。
1956年，荣毅仁想到一个在当时来说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公私合营之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6月30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荣毅仁坦诚直言，向中央提出了这个问题。几天后，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又向毛泽东当面提出。当时，毛主席风趣地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这个问题立即受到各方重视，并很快在报刊上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并意识到这是一个代表性问题，应有个明确的回答。经过深入的调研和思考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在发言中对荣毅仁的提问给予了明确回答：“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1957年，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并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当冒广生坦陈“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时，毛泽东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1957年初春，著名知识分子冒广生来京探望儿子冒舒湮并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到冒老下榻之处，诚邀他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老欣然前往。6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冒老，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此文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转眼到了夏天，一天下午，周总理专程前来探望冒广生。告别时，周总理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果然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派车来接冒广生去中南海一叙。汽车缓缓开进中南海后，只见毛泽东早已等在门前，见到车来，忙趋步向前迎接，与冒老握手问好。
让入书房后，二人叙谈良久。当谈到时局时，毛泽东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后来又谈到诗词时，冒广生将带来的自己的著作《疚斋词论》《宋曲章句》《四声钩沉》《倾杯考》赠给了毛泽东。
临走前，毛泽东问冒广生：“冒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冒广生坦言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泽东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冒广生起身辞别，毛泽东亲自送他上汽车，还用手遮住车门上沿，怕他碰了头，一片尊敬之情令冒广生终生难忘。
周世钊本着对共产党负责的精神，言人之不敢言，很得毛泽东的信任和欣赏
著名民主人士周世钊（字和别号皆为敦元，“敦”与“”音与意基本相同）以共产党的好朋友的身份，本着对共产党负责的精神，凡是他认为对党不利的事情，都敢于与之进行斗争。
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卜占亚，在林彪事件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得到处理。周世钊知道这一情况后，他到长沙蓉园宾馆1号楼，向当时住在此处的毛泽东作了汇报。
一天下午3点左右，卜占亚来到蓉园宾馆1号楼。在毛泽东住处，卜占亚站在客厅的正中央，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行了个军礼：“报告主席，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南军区司令员卜占亚前来看望主席，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坐在客厅正中的沙发上，用力吸了一口香烟，对卜占亚说：“你就是卜占亚啊！你占了亚洲还不够！你还想占领整个全球是不是啊！”
这时卜占亚站着一动也不敢动，脸上的汗水直流，但也不敢用手去擦，只是站着不动。
过了约两分钟，毛泽东抬眼看了他一下，然后举起右手，轻轻地向卜占亚摇了几下。卜占亚心里明白，这是要他走，于是他就溜走了。 后来，周世钊对人说：“卜占亚的问题，我向毛主席汇报后不久，他的一切职务就被撤销了。”
周世钊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实事求是，反映下情民意，言人之不敢言。他主持科教界工作期间，亲自为一些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奔波平反。对于“左”倾错误，他多次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发言，并上书毛泽东，坦陈己见。
1967年，被红卫兵抄了家的周世钊赴京晋见毛泽东并反映了“文革”中的种种问题。毛泽东说：“……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周世钊回答：“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毛泽东说：“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周世钊毫不客气地进言：“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
可见，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护关切之深，充分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情感。
1972年8月，周世钊再次向毛泽东陈书进谏八点意见，涉及“解放老干部”“为知识分子正名”“恢复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制止开后门不正之风”“消除派性”等方面，可谓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其耿直气节令人钦敬。
黄炎培数次直抒己见，毛泽东亲笔回信共议经济问题
黄炎培是真诚敢言的人。与毛泽东的许多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样，对毛泽东的政策并非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在若干政策上（有些不乏是重大政策），黄炎培是有所保留的。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他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泽东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他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他与毛泽东早于1945年7月4日在延安窑洞里关于“黄氏周期率”的历史性对话，曾促膝长谈十几个小时，被称为“窑洞对”而广为人们所传颂。为此，被称作中国共产党人的“诤友”。
1950年春开始，国家将过去在根据地实行的以分散为主的体制转变为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新体制。毛泽东高度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然而在大好形势下同样存在着严重问题：紧缩银根后，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部分工商业户关门、歇业，造成新的失业现象。
在这种形势下，与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海工商界联系密切的政务院副总理（兼任中财委委员）黄炎培当然也收到了许多反映形势严峻的信息，几十年中惯于忧国忧民、又惯于直言坦陈的他坐卧不安了。黄炎培把自己近来形成的意见整理成文，于4月17日完成3000余字，以信函形式写给毛泽东并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财委主任陈云、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四人——
毛主席、恩来总理、陈云、一波同志：
此次政府会议，一致认为财政确有成绩，如征粮已达70%，税收超额，人民币回笼已达60%，收支接近平衡，都是事实。主席在颐年堂十二日晚上说，“成绩是有的，毛病是要改的”，这句话很正确。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
接下来，黄炎培在长信中列举了他收到的三封信内容，反映银根过紧、公债过高、征粮过重、被逼人命等。随即，他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纠正的五项措施。黄炎培此信发出后，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务院奉命将此信印刷成册分送有关人员传阅。
收到黄炎培信后的毛泽东，也先后从其他方面了解到类似情况，陈毅市长的报告也呈交到他的办公桌上，陈云、薄一波的意见似乎也同黄炎培的差不多。对于这位自己在1920年便倾听其演讲、身为自己老师徐特立的老师的师长辈朋友，毛泽东是了解的。虽然黄炎培信上不免有个别刺耳言辞，但对于擅长从大处着眼、善于“抓大放小”的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年代里是不会太计较这些的。黄炎培的来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4月26日晚，毛泽东召见黄炎培，二人长谈两个半小时，黄炎培将信上的内容、观点又一一作了陈述，同时又补充了新收到的信息。随后，毛泽东同黄炎培在书房里促膝相谈，一一商讨信上提出的补救办法。临别，毛泽东一再嘱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尽之言，书面续报。”
回到住处，黄炎培非常兴奋，虽然已高度紧张工作多日，但他仍被毛泽东的态度所鼓舞和感佩。次日，他再行了解情况，再次日又拿起笔给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和薄一波写信，奋笔疾书三天写出7000余字，急呈毛泽东。
黄炎培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主要涉及的是制度建设、政治体制，而第二封信的五项建议则几乎是一整套经济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商、私营经济、农业、农村手工业、赈灾等等，应当说是全面反映了从事教育、经济、社会、政治活动几十年的黄炎培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主张，实际上也是他所主张的新中国建国后应当采取的一整套经济政策。这些主张和建议，有的不久就成为中央的决策，如放松银根、增发货币、增加信贷等；有的则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变为政策现实，如农村金融业（农村信用社）、抵押放贷等；有的则被束之高阁几十年，甚至直接、间接地受到批判。但无论如何，195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建议、对他的万言书是接纳的。对此他满意而感动，在1950年5月30日的日记中曾写下“今如愿了”四个字。数月后，他又亲笔书写了“毛主席善于听取与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意见与我不同的人合作”的条幅，在他主办的《展望》杂志上发表。他感叹：“为政之道、为人之道尽于此矣！”
客观地讲，就黄炎培的信本身当然并非百分之百正确。之后，他也发现自己所了解到的数字有的被夸大了。为此，他向毛泽东坦陈自己的过失。但难能可贵的是，“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利”。黄炎培欣慰自己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更欣慰发言的权利受到毛泽东的尊重。就这一点来说，民主之风在建国之初、在毛泽东与众多著名人士之间是做到了。
从1949年开始，黄炎培亲笔给毛泽东写信100多封。毛泽东亲笔给黄炎培书函60余封。信函往来中，有政见商榷，有友情致意，有率直的批评，也有婉转的提示。挚友之情，尽在书信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