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乾隆朝引见文官地理分布、职官层级、科举出身等因素的分析，认为政治人材分布越往下层政区越不平衡，京畿和江南是两个最重要的人材核心区域，乾隆朝旗人和杭州府人材地位比雍正朝更突出，笔帖式在乾隆朝更受重用。乾隆朝引见文官的科甲比率总体高于雍正朝，但乾隆朝贡生以下低学历出身者占据中上层职位的比例却高于科甲人员，省区官员的科甲比重与该省区官员比重大致成反比。各项分析表明旗人和京畿区域人材占据选官优势。
从雍正年间开始，分驻在村镇的府州县佐杂官员数量和类型有了较大的增加。本文初步拟定了一个次县级行政机构的标准，对这些官员进行分析，发现一些同知、通判和专业官员也符合这个标准，说明次县级行政机构的官员类型是比较广泛的。按照职能的差异，次县级行政机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仅有治安职能；第二类具有治安和司法职能；第三类还可以征收钱粮，已经与知州、知县的职能相接近。次县级行政机构的大量设立，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加入WTO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既有短期问题,又有长期问题,既有就业机会问题,又有就业环境问题.从近期来看,劳动力的岗位调整要加剧;从远期来看,就业机会总体上仍然是不断增加的.因此,我们在应对加入WTO后的就业问题时,既要抓体制建设,完善政府与市场就业之间的关系;又要抓制度建设,协调劳动与资本的冲突.
2007年下半年，戴逸先生在谈话中指出，1816年英国政府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其目的与马戛尔尼使团大致相同。由于该使团不愿意向嘉庆帝行叩头礼，遭到清政府驱逐。这次礼仪之争，中方记载较少，英国方面是如何记载的，有关资料至今未见翻译成中文。
本文摘译自克拉克·艾贝尔的（1816和1817年中国内地旅行与往返航行记事》（Clarke Abel：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一书的第三、第四章。艾贝尔是英国地质学会成员，阿美士德使团的首席医官和博物学家。这部著作于使团返英的第二年即1818年出版，其中包含有“最有趣的阿美士德使团到达北京朝廷的记载和对所访问国家的观察”。
1816年7月6日
早在1815年，广州商务监督就声称他们的商务活动因受到来自当地地方政府的压制而困难越来越大，以此诱导董事会考虑采取措施，遣使中国，并向陛下的大臣们说明了他们关于遣使问题的观点。
清代国家设官止于州县。州县之下的基层社会何以运作，或者说州县官如何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历来为治史者所关注。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掀起一股乡村社会研究的热潮。最负盛名的、也是最为系统化的研究当属萧公权、张仲礼、瞿同祖等华裔学者。他们通过对地方社会运行的制度梳理，普遍认同士绅阶层在乡村控制中的国家和乡村的中间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