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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在不断的变迁中。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每个时代都存在特殊的具有标识时代意义的语言或词语。时代标识语具有时代性、高频性和近代性的特点，时代标识语的形成与所处时代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发展、媒体传介和文化因素都有关系，时代标识语的本质是人类对社会语境的认知产物。
关键词：语境；社会语境；时代标识语；认知；语言
中图分类号： H08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4008905
语言在不断的变迁中，我们当下使用的语言与几百年前相比，已经出入甚多，即便与十年前相比，变化也是令人称叹。历史的每个不同阶段，由于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原因，都存在特殊的具有标识时代意义的语言或词语。例如，二十年前人们经常提及的“下海”一词已经很少再出现于我们的耳畔，〖JP2〗再如“大哥大”“特区”等词，均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芙蓉姐姐”、“苹果”（手机）等新词汇，它们随着时代的迈进而成为当下时代的标识性语言。〖JP〗
笔者通过对CNKI电子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有大量关于流行语的研究，包括对网络流行语、媒体流行语的研究，以及对流行语的属性进行定义的论文，但是笔者以“时代标识语”为主题进行检索，并没有发现类似的研究。本文将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入手、以语境理论为依托分析时代标识语生成的原因。
一、时代标识语的指称性
从费雷格（1892）的《论意义与指称》、罗素（1905）的《论指称》、以及斯特劳森（1950）的《论指称》，人们从未间断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探讨。海德格尔强调逻各斯、语言和存在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住所［1］。这正是语言同构世界的表达。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名言，“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语言的世界”，是语言与世界关系最核心的表述。时代标识语便是语言同构世界的最为集中的表现。
（一）时代标识语的界定
时代标识语不同于流行语。冉永平从范围的维度对流行语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流行语是指在一定时期、地区、和社会群体中，被人们广泛使用、流传、熟知的用语，多指词语，其出现与使用和职业或某些社会现象等密切联系，流行的范围有的小，有的广。流行范围较大的流行语是一种社会流行语”［2］。还有学者从言语的模式而对流行语进行了定义：流行语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社群内被人们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一般为口语,带有一定的方言性,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及人们心理活动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并在传媒的推动下盛行的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3］。可见，时代标识语具有流行语的属性，是社会流行语的一种。它同时具有能够标识时代以及时势的特征、并具有随时代前进而淡出于口的特性，这一特征流行语并不具备。在传媒发达的当今时代，凭借媒体的巨大传播力量，一句“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来打酱油的”，亦或是“元方，你怎么看”都可能成为红极一时的社会流行语，但是这些被传（转）用的话语不可能像“红卫兵”、“传呼机”、“大哥大”等语言如此具有时代的标识——它们随时势出现，并随时势淡出或退出。
（二）时代标识语的指称性
可见，时代标识语作为特定时期出现并广为使用的语言，具有指称特定世界的特性。它极致地标示出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是对时代语境写实性的指称。可以说，时代标识语具有指称世界、指称时代的特性。
1．时代性
时代标识语既有流行语的大部分特征，同时具有标识时代的特征，具有不置可否的时代性以及随时势消退性。“文革”时期，如“黑五类”、“破四旧”、“大串联”、“牛棚”、“反革命”、“毛主席语录”、“牛鬼蛇神”等常用语成为文革时代的标识社会时势的语言。随着“文革”的结束，政府改变土地分配政策和实行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万元户”、“打工妹”、“下海”、“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成为百姓日常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为标识当时时代的语言。90年代，“传销”、“网吧”、“加入WTO”、“四大天王”、“大哥大”、“传呼机（BP机）”等开始成为百姓的话题以及日常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无疑这些词语成为当时的时代标识语。进入21世纪，先有“小灵通”、“MP3”、“手机短信”、“支付宝”、“qq聊天”、“反恐”、“和谐社会”，后来又有“MP4”、“MP5”、“旺旺”、“飞信”、“微信”等，另外还有“转基因食品”、“食品安全”、“绿色食品”、“养生”这些频密出现在人们生活中的词汇均来自社会的发展和对时势的描述。
然而，时代性意味着随时代而生，同时也意味着随时代而蛰。社会架构改变，社会生活变迁，时势更变，用以描述世界的语言势必随势而变。改革开放的年代，没有人再提“黑五类”，无人问津“毛主席语录”；当下，歌坛百花齐放，“四大天王”早已成为当时特定年代的标识语，“四大天王”只属于那个年代，也没有人再把“手机”叫作“大哥大”，毕竟手机已经不再有那么大的个头了。
2．高频性
时代标识语的时代性注定其在特定时段的高频性。通常来说，能够标识时代的语言都是当季时代中出现的、人们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普遍关注的、有别于其它时期的事物或者事件。一般来说，词语或语言的高频率使用与人们生活的重心有关，换言之，在每段历史时期，高频率使用的词语或语言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在文革时期，革命成为每个人的生活重心，因而人们最为高频使用的是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语言，而文革一旦结束，“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为国家的重心，百姓的重心也随着改变，同时也导致高频使用语的变化。但是，不置可否，这里有言及的高频使用语仅是对于普遍状况的概述，不能涵盖全部人群。无论如何，就总体而言，时代标识语高频率地流通于社会。
3．近代性
时代标识语是近代科技以及媒体发达的产物，因此为近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封建社会，以农为本，高度中央集权，民不言政治，社会变革缓慢，不具有传媒给予语言的强大传播力量，同时，由于科技不发达，信息传递落后，人们不具有同一信息源，语言不能在大多数人群中流通，无法流通，因此不具有标识性功能。
二、时代标识语的成因分析
（一）时代语境
人类生活在四维的世界中。四维中唯一无法触及、非物质又真实存在的是时间维度。它见证着世界的变迁、见证着自身的真实存在，非物质，但又是如此见证动态的物质。正是时间与存在的结合，形成了人类的抽象概念——“时代”。时代是某段时期的世界，因此时代标识语所表述的正是这某段时期的世界。时代也因此成为一种语境。
1．认知语境
在交际互动中，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里发出或加工刺激信号的［4］。所谓认知语境，既包括了上下文这种语言意义上的语境（context），又包括即时情景（situation of utterance）。这种物质语境，还有个人特定的记忆、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所构成的心理语境以及社群知识、百科知识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共有的知识语境［5］。语境首先是物质的，没有周遭的物质存在，便没有语境存在的可能。因此，人类生存的地球，便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中最基础的客观存在。通常，我们赋予其抽象的名称——“世界”。然而，地球并非人类生存的世界之全部。世界中的其他存在，包括其他人、其他生物、人类的情感以及人类生存依赖的技能，都是人类存在的语境组成。除此而外，Verschueren认为语境与交际者的心智世界有关［6］，从而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并认为交际语境可以分为心智世界、社交世界和物质世界，每个层面均包括交际者在内。因此，人类对世界，或者“语境”的认知同样成为了语境的要素。正如Sperber和Wilson表述的［4］，一个人的全部认知环境是其所处的物质环境及其认知能力两者的函项。
笔者认为，语境包涵认知的过程，同时也是认知的结果。无论是“可能世界”的“设若” 现象［7］，还是已知世界的已知现象，均饱含了从未知到探求到认知的过程。没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假设”便无从谈及；没有认知，当然没有已知。“根据Sperber和Wilson当初对认知环境的定义以及与有关学者对其构成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认知语境建构的基础是交际话语的物理环境、交际者的经验知识以及个人的认知能力。其中物理环境和经验知识是认知语境建构的物质基础” ［8］。在人类智慧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相似的物理环境便形成他们共有的认知语境。正如Sperber和 Wilson所言：“如果人与人共享认知环境，那是因为他们共处同样的物质环境且拥有相同的认知能力”［4］。主体存在的语境决定其对语境的认知，“进入21世纪，多媒体的兴起，使得追星、时尚、个性、网络开始成为新一代孩子生活中的关键词，经历了动荡的政治年代与经济改革之初的彷徨，大众传媒的介入和社会开放性结构的形成，带来孩子们成长过程的复杂化、个性塑造的多样化” ［9］，媒体为当今时代儿童的成长构建了认知环境与认知条件，同时媒体也是其认知的一部分。在当下媒体从横的时代，语境的存在就是认知的范围，而认知的范畴更是语境的境界。
2．动态语境
世界从未静止过，物理世界中的地壳迁移、地震海啸，精神世界里的孔孟思想与基督耶稣的此消彼长，伦理世界中的爱恨情仇，变迁是本质，是定数，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方式。世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道德的还是伦理的，都在同时作用成为大语境。
Halliday总结了语境的三个变量，即“语场”、“语旨”、以及“语式”，分别表示“正在发生事件的内容”、“事件的参与者”、以及“语言的方式” ［10］。语场和语旨是首要的变量，语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前两者。语境的三个变量可以表明语境的动态性。无论如何，“所发生的事件”、“事件的参与者”、以及“语言的表达”均非静止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秦皇统一中国，汉武与窦氏祖母的权利之争，宋时的文言八股，当下的英式汉语，逐一地显明了语境的变迁和动态。
语言同构世界，时代标识语正是语言同构世界的集合表征。不同的时代，具有鲜明的时代标识性的存在，宫廷斗争只属于封建王朝，后宫嫔妃不再，四维世界中时间维度的前进决定了世界这个大语境的变迁。作为同构世界的语言，同样需要前进而追逐语境的变迁，进而同构世界。
（二）时代标识语的成因分析
语言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中，其变化过程所依附的母胎是社会构架以及社会构架下的内容，即“语境”。语境变更，人的认知重组，临摹语境的语言也随之孕生。人的世界是社会。为适应社会语境变迁，写实社会语境的语言便会应运而生，其内含的社会意义赖生于社会并与其描述的社会共存。Chomsky提到“语音和句法的普遍性”［11］，这说明句法和语音是相对较为固定的语言存在方式。词汇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语言中相对活跃、敏感的部分。时代标识语正是这敏感的、反映时代的词汇部分，它反映社会语境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见证历史，正如沈怀兴而言“从语言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社会变革越大，语言变化也越剧烈”。［12］社会语境的变迁，引起同构世界的语言的尾追，从而语言见证历史。因此，社会语境才是标识语的母胎，社会的语境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也是时代标识语形成的原因。
1．政治因素
政治是语言变迁的重要因素。秦始皇一统中国，统一文字，可以说是一次政治引起语言变迁的重要历史见证。“文化大革命”以及当代其他政治变迁均成为其所在时代特有词语的直接而且是根本的原因：国际国内重大政治事件、国家的重大政策变更、国家领导人的方向性讲话致使新概念、新词语应势而生，例如，“9.11”、 “申奥成功”、“非典”、“神舟五号”等时代性语言反映出当时国际以及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以人为本”、“三个代表”、“三峡工程”、“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等预示政策变更的词语都是政治孕生语，并写实时代。基于其时代的写实以及对时代的投射作用，时代标识语言也注定随着政治发展而逐渐淡于使用。政治变迁更替，语言亦随之变迁更替，因为语言反射政治、表现政治、为政治竖旗领航，政治离不开语言为其服务，语言很大程度地源生于政治。因此，标识时代的语言更加无法脱离政治的浪起浪跌而孕生、流行、以及消逝。
2．经济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因素是时代标识语孕生的重要基础。其性质和发达程度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语言受制于经济发展是必然的。经济的发展生成与经济发展必然相关的语言，经济的前进也势必丢弃原有经济发展阶段的语言——这是语言描述世界的非偶然现象。“银两”、“钱庄”等字样已经成为对民国以前的钱和银行的表述，“工分”、“粮票”、“油票”、“布票”等曾经百姓生活必须的物品，反映着该词汇所存在的社会的物质匮乏的经济状况。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积极参与经济生活，而且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下岗”、“股民”、“买基金”、“炒房”、“私家车”、“淘宝”、“支付宝”、“网银”等显著区别其他时代的语言形式。归根结蒂，经济是世界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内容的更替导致描述世界的语言的变更。经济的发展是标识时代的重要参数，因此作为描述当刻的经济世界的语言自然而然成为标识时代的语言。
3．科技发展
当今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科技的发展。可以说，科技是当下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发展能够很大程度地影响政治，绝大程度地影响经济发展，而且绝对影响社会生活。90年代初，出现的“大哥大”，并一度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90年代后段，“BP机”，又叫“传呼机”开始普及；90年代末，“手机”开始在普通人中普及。进入21世纪以后，科技引起社会生活的不断的改变，人们对科技新事物也应接不暇，先有“BBS”聊天室”，然后是家喻户晓的“QQ”，接着又出现可以与手机进行短信互动的“飞信”，人们不满足于看他人的网页，而自行建“博客”。20世纪70年代，“黑白电视”开始走进普通人家，而如今已经成为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时代语言，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彩电”对普通人家来说已经不再是奢侈品；“彩电”也成为当时与“黑白电视”相对的时代语言，因为当今，电视就应该是富有颜色的，没有人再去对照“黑白”或是“彩色”。人们从看有“室内天线”的电视，到看有“室外天线”的电视，然后变成看“有线电视”，接着看“数字电视”。“室内天线”也好，“室外天线”也好，都已经成为描述那个时代看电视状态的语言。
4．媒体传介
“媒体”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标识语，只不过标识性过于宽泛，毕竟“秦皇武帝”时期是没有媒体的，媒体仅仅起始于近代。媒体的存在和发展居功至伟的因素是科技的发展，没有科技的发展就不存在最初的乃至当下的媒体。而媒体一旦出现，便脱离科技这个母体而独立发挥其社会功能。
信息的传播是媒体的首要作用，与此同时，媒体实际上亦担当了传播语言的介质。媒体传播当时代的消息，也同样传播当时代的语言。影视作品、流行歌曲的一时风靡，都会促使社会中语言的趋之若鹜，进而成为这一时段所特有的语言范式，如，电视剧“蜗居”，反映了城市人住房的紧张状态和城市人生活的辛酸，如此一来，人们似乎找到了一个用以描述拥挤于“小房子”里的生活状态的如此恰当的词语，一部电视剧似乎为大众创造了一个标识这个时代的语言和描述人们生活辛酸的语言；“裸婚”也成为近两年来的时代性语言，它成为青年男女没有家当而组织家庭的情况的集合性概述，同样描述了这个时代因高房价而对房子望而生畏的婚族男女的生活状态及其可悲与可怜。“非诚勿扰”等节目以及节目中出现的经典对白都写实这个时代，并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的语言。总而言之，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媒体的传介是时代标识语的重要源起。
5．文化因素
Malinowski认为，语篇描述的成功传递在于更大的文化背景，或者称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13]。文化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的集合概念。更甚者，可以说社会与文化是相互嵌入的关系。因此，文化同样是一种认知语境、动态语境，它随社会而变，却又深入而改变社会。
笔者认为，Gallois[14]等人提出的交际顺应论中的十七个理论命题(涉及到社会历史语境、顺应趋向、社会心理状态、互动发生的当下情景、交际目标与聚焦接受者、社会语言策略、行为与策略、归类与归因、评价与未来交际意图等)甚好地解释了语言因时势而变迁的这种顺应生存观。人的交际行为受制于文化因素，而作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总和的文化，作为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具有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涵盖面。时代发展的大潮席卷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物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精神世界也有着巨大发展变化。由于经济发展、政治变迁，文化同样与之同步并日新月异，新文化与前期文化的碰撞、摩擦、冲突，以及对前期文化的渗透均改变着人民的思想和情绪，而相应的表达人们在新文化下的思想和情绪的语言也会随之产生和发展。时代标识语正是新文化的集中反映、是新文化中的要素的集合。
三、结语
语言描述世界，是认知世界的方式。世界是人类存在的语境，语境变量更迭，语境随之变迁。人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语境成为孕生语言的母胎，人不断认知以语言来同构周遭的语境。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认知是语言的基础，语言是认知途径。既然语境是语境的母胎，可以说语境认知的过程和认知的结果。社会语境是人类认知活动的重要组成，人类认知社会而产生对其进行描述的源动力，因为人类是因为对社会语境的认知而创造的语言。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与科技发展相关的社会语境，语言都是对社会和文化认知的结果。因此，时代标识语究其根本，是认知的产物。因为认知而进行写实，因为写实而创造相关的语言——这就是时代标识语的本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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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14.
［6］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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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homsky, N. Language and Mind［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6-112.
［12］沈怀兴.汉语规范化求疵［J］.语文建设,1992，(11):23-26.
[13]Malinowski, B.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A]. In C. . Ogden & I. A. Richards (E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C]. London: Kegan Paul, 1923.
[14]Gallois, C., et al. Accommodating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Elaborations and Extensions [A]. In R. L. Wiseman (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C]. Thousand Oaks: Sage, 1995.
An Analysis of TimeReflecting Words in
Terms of Their Appearing and Existing
HUO 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China)
Abstract：Language is changing. Language is to reflect the world in which differed periods of time see the appearing and existing of time-reflecting words for economic, political reasons. This paper, framed by context theory, believes that context is cognitive and dynamic, holding the view that the change of the three variables of context causes the change of context. It puts forward that the appearing and existing of time-reflecting words comes from the change of social context since language is to describe and reflect the world.
Key words:context; social context; time-reflecting words; cognition; language
编辑：鲁科颖
语言在不断的变迁中。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每个时代都存在特殊的具有标识时代意义的语言或词语。时代标识语具有时代性、高频性和近代性的特点，时代标识语的形成与所处时代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发展、媒体传介和文化因素都有关系，时代标识语的本质是人类对社会语境的认知产物。
关键词：语境；社会语境；时代标识语；认知；语言
中图分类号： H08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4008905
语言在不断的变迁中，我们当下使用的语言与几百年前相比，已经出入甚多，即便与十年前相比，变化也是令人称叹。历史的每个不同阶段，由于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原因，都存在特殊的具有标识时代意义的语言或词语。例如，二十年前人们经常提及的“下海”一词已经很少再出现于我们的耳畔，〖JP2〗再如“大哥大”“特区”等词，均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芙蓉姐姐”、“苹果”（手机）等新词汇，它们随着时代的迈进而成为当下时代的标识性语言。〖JP〗
笔者通过对CNKI电子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有大量关于流行语的研究，包括对网络流行语、媒体流行语的研究，以及对流行语的属性进行定义的论文，但是笔者以“时代标识语”为主题进行检索，并没有发现类似的研究。本文将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入手、以语境理论为依托分析时代标识语生成的原因。
一、时代标识语的指称性
从费雷格（1892）的《论意义与指称》、罗素（1905）的《论指称》、以及斯特劳森（1950）的《论指称》，人们从未间断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探讨。海德格尔强调逻各斯、语言和存在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住所［1］。这正是语言同构世界的表达。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名言，“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语言的世界”，是语言与世界关系最核心的表述。时代标识语便是语言同构世界的最为集中的表现。
（一）时代标识语的界定
时代标识语不同于流行语。冉永平从范围的维度对流行语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流行语是指在一定时期、地区、和社会群体中，被人们广泛使用、流传、熟知的用语，多指词语，其出现与使用和职业或某些社会现象等密切联系，流行的范围有的小，有的广。流行范围较大的流行语是一种社会流行语”［2］。还有学者从言语的模式而对流行语进行了定义：流行语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社群内被人们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一般为口语,带有一定的方言性,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及人们心理活动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并在传媒的推动下盛行的词、短语、句子或特定的句子模式［3］。可见，时代标识语具有流行语的属性，是社会流行语的一种。它同时具有能够标识时代以及时势的特征、并具有随时代前进而淡出于口的特性，这一特征流行语并不具备。在传媒发达的当今时代，凭借媒体的巨大传播力量，一句“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来打酱油的”，亦或是“元方，你怎么看”都可能成为红极一时的社会流行语，但是这些被传（转）用的话语不可能像“红卫兵”、“传呼机”、“大哥大”等语言如此具有时代的标识——它们随时势出现，并随时势淡出或退出。
（二）时代标识语的指称性
可见，时代标识语作为特定时期出现并广为使用的语言，具有指称特定世界的特性。它极致地标示出语言与世界的同构关系，是对时代语境写实性的指称。可以说，时代标识语具有指称世界、指称时代的特性。
1．时代性
时代标识语既有流行语的大部分特征，同时具有标识时代的特征，具有不置可否的时代性以及随时势消退性。“文革”时期，如“黑五类”、“破四旧”、“大串联”、“牛棚”、“反革命”、“毛主席语录”、“牛鬼蛇神”等常用语成为文革时代的标识社会时势的语言。随着“文革”的结束，政府改变土地分配政策和实行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万元户”、“打工妹”、“下海”、“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成为百姓日常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为标识当时时代的语言。90年代，“传销”、“网吧”、“加入WTO”、“四大天王”、“大哥大”、“传呼机（BP机）”等开始成为百姓的话题以及日常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无疑这些词语成为当时的时代标识语。进入21世纪，先有“小灵通”、“MP3”、“手机短信”、“支付宝”、“qq聊天”、“反恐”、“和谐社会”，后来又有“MP4”、“MP5”、“旺旺”、“飞信”、“微信”等，另外还有“转基因食品”、“食品安全”、“绿色食品”、“养生”这些频密出现在人们生活中的词汇均来自社会的发展和对时势的描述。
然而，时代性意味着随时代而生，同时也意味着随时代而蛰。社会架构改变，社会生活变迁，时势更变，用以描述世界的语言势必随势而变。改革开放的年代，没有人再提“黑五类”，无人问津“毛主席语录”；当下，歌坛百花齐放，“四大天王”早已成为当时特定年代的标识语，“四大天王”只属于那个年代，也没有人再把“手机”叫作“大哥大”，毕竟手机已经不再有那么大的个头了。
2．高频性
时代标识语的时代性注定其在特定时段的高频性。通常来说，能够标识时代的语言都是当季时代中出现的、人们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普遍关注的、有别于其它时期的事物或者事件。一般来说，词语或语言的高频率使用与人们生活的重心有关，换言之，在每段历史时期，高频率使用的词语或语言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在文革时期，革命成为每个人的生活重心，因而人们最为高频使用的是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语言，而文革一旦结束，“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为国家的重心，百姓的重心也随着改变，同时也导致高频使用语的变化。但是，不置可否，这里有言及的高频使用语仅是对于普遍状况的概述，不能涵盖全部人群。无论如何，就总体而言，时代标识语高频率地流通于社会。
3．近代性
时代标识语是近代科技以及媒体发达的产物，因此为近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封建社会，以农为本，高度中央集权，民不言政治，社会变革缓慢，不具有传媒给予语言的强大传播力量，同时，由于科技不发达，信息传递落后，人们不具有同一信息源，语言不能在大多数人群中流通，无法流通，因此不具有标识性功能。
二、时代标识语的成因分析
（一）时代语境
人类生活在四维的世界中。四维中唯一无法触及、非物质又真实存在的是时间维度。它见证着世界的变迁、见证着自身的真实存在，非物质，但又是如此见证动态的物质。正是时间与存在的结合，形成了人类的抽象概念——“时代”。时代是某段时期的世界，因此时代标识语所表述的正是这某段时期的世界。时代也因此成为一种语境。
1．认知语境
在交际互动中，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里发出或加工刺激信号的［4］。所谓认知语境，既包括了上下文这种语言意义上的语境（context），又包括即时情景（situation of utterance）。这种物质语境，还有个人特定的记忆、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所构成的心理语境以及社群知识、百科知识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共有的知识语境［5］。语境首先是物质的，没有周遭的物质存在，便没有语境存在的可能。因此，人类生存的地球，便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中最基础的客观存在。通常，我们赋予其抽象的名称——“世界”。然而，地球并非人类生存的世界之全部。世界中的其他存在，包括其他人、其他生物、人类的情感以及人类生存依赖的技能，都是人类存在的语境组成。除此而外，Verschueren认为语境与交际者的心智世界有关［6］，从而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并认为交际语境可以分为心智世界、社交世界和物质世界，每个层面均包括交际者在内。因此，人类对世界，或者“语境”的认知同样成为了语境的要素。正如Sperber和Wilson表述的［4］，一个人的全部认知环境是其所处的物质环境及其认知能力两者的函项。
笔者认为，语境包涵认知的过程，同时也是认知的结果。无论是“可能世界”的“设若” 现象［7］，还是已知世界的已知现象，均饱含了从未知到探求到认知的过程。没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假设”便无从谈及；没有认知，当然没有已知。“根据Sperber和Wilson当初对认知环境的定义以及与有关学者对其构成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认知语境建构的基础是交际话语的物理环境、交际者的经验知识以及个人的认知能力。其中物理环境和经验知识是认知语境建构的物质基础” ［8］。在人类智慧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相似的物理环境便形成他们共有的认知语境。正如Sperber和 Wilson所言：“如果人与人共享认知环境，那是因为他们共处同样的物质环境且拥有相同的认知能力”［4］。主体存在的语境决定其对语境的认知，“进入21世纪，多媒体的兴起，使得追星、时尚、个性、网络开始成为新一代孩子生活中的关键词，经历了动荡的政治年代与经济改革之初的彷徨，大众传媒的介入和社会开放性结构的形成，带来孩子们成长过程的复杂化、个性塑造的多样化” ［9］，媒体为当今时代儿童的成长构建了认知环境与认知条件，同时媒体也是其认知的一部分。在当下媒体从横的时代，语境的存在就是认知的范围，而认知的范畴更是语境的境界。
2．动态语境
世界从未静止过，物理世界中的地壳迁移、地震海啸，精神世界里的孔孟思想与基督耶稣的此消彼长，伦理世界中的爱恨情仇，变迁是本质，是定数，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方式。世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道德的还是伦理的，都在同时作用成为大语境。
Halliday总结了语境的三个变量，即“语场”、“语旨”、以及“语式”，分别表示“正在发生事件的内容”、“事件的参与者”、以及“语言的方式” ［10］。语场和语旨是首要的变量，语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前两者。语境的三个变量可以表明语境的动态性。无论如何，“所发生的事件”、“事件的参与者”、以及“语言的表达”均非静止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秦皇统一中国，汉武与窦氏祖母的权利之争，宋时的文言八股，当下的英式汉语，逐一地显明了语境的变迁和动态。
语言同构世界，时代标识语正是语言同构世界的集合表征。不同的时代，具有鲜明的时代标识性的存在，宫廷斗争只属于封建王朝，后宫嫔妃不再，四维世界中时间维度的前进决定了世界这个大语境的变迁。作为同构世界的语言，同样需要前进而追逐语境的变迁，进而同构世界。
（二）时代标识语的成因分析
语言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中，其变化过程所依附的母胎是社会构架以及社会构架下的内容，即“语境”。语境变更，人的认知重组，临摹语境的语言也随之孕生。人的世界是社会。为适应社会语境变迁，写实社会语境的语言便会应运而生，其内含的社会意义赖生于社会并与其描述的社会共存。Chomsky提到“语音和句法的普遍性”［11］，这说明句法和语音是相对较为固定的语言存在方式。词汇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语言中相对活跃、敏感的部分。时代标识语正是这敏感的、反映时代的词汇部分，它反映社会语境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见证历史，正如沈怀兴而言“从语言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社会变革越大，语言变化也越剧烈”。［12］社会语境的变迁，引起同构世界的语言的尾追，从而语言见证历史。因此，社会语境才是标识语的母胎，社会的语境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也是时代标识语形成的原因。
1．政治因素
政治是语言变迁的重要因素。秦始皇一统中国，统一文字，可以说是一次政治引起语言变迁的重要历史见证。“文化大革命”以及当代其他政治变迁均成为其所在时代特有词语的直接而且是根本的原因：国际国内重大政治事件、国家的重大政策变更、国家领导人的方向性讲话致使新概念、新词语应势而生，例如，“9.11”、 “申奥成功”、“非典”、“神舟五号”等时代性语言反映出当时国际以及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以人为本”、“三个代表”、“三峡工程”、“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等预示政策变更的词语都是政治孕生语，并写实时代。基于其时代的写实以及对时代的投射作用，时代标识语言也注定随着政治发展而逐渐淡于使用。政治变迁更替，语言亦随之变迁更替，因为语言反射政治、表现政治、为政治竖旗领航，政治离不开语言为其服务，语言很大程度地源生于政治。因此，标识时代的语言更加无法脱离政治的浪起浪跌而孕生、流行、以及消逝。
2．经济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因素是时代标识语孕生的重要基础。其性质和发达程度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语言受制于经济发展是必然的。经济的发展生成与经济发展必然相关的语言，经济的前进也势必丢弃原有经济发展阶段的语言——这是语言描述世界的非偶然现象。“银两”、“钱庄”等字样已经成为对民国以前的钱和银行的表述，“工分”、“粮票”、“油票”、“布票”等曾经百姓生活必须的物品，反映着该词汇所存在的社会的物质匮乏的经济状况。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积极参与经济生活，而且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下岗”、“股民”、“买基金”、“炒房”、“私家车”、“淘宝”、“支付宝”、“网银”等显著区别其他时代的语言形式。归根结蒂，经济是世界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内容的更替导致描述世界的语言的变更。经济的发展是标识时代的重要参数，因此作为描述当刻的经济世界的语言自然而然成为标识时代的语言。
3．科技发展
当今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科技的发展。可以说，科技是当下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发展能够很大程度地影响政治，绝大程度地影响经济发展，而且绝对影响社会生活。90年代初，出现的“大哥大”，并一度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90年代后段，“BP机”，又叫“传呼机”开始普及；90年代末，“手机”开始在普通人中普及。进入21世纪以后，科技引起社会生活的不断的改变，人们对科技新事物也应接不暇，先有“BBS”聊天室”，然后是家喻户晓的“QQ”，接着又出现可以与手机进行短信互动的“飞信”，人们不满足于看他人的网页，而自行建“博客”。20世纪70年代，“黑白电视”开始走进普通人家，而如今已经成为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时代语言，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彩电”对普通人家来说已经不再是奢侈品；“彩电”也成为当时与“黑白电视”相对的时代语言，因为当今，电视就应该是富有颜色的，没有人再去对照“黑白”或是“彩色”。人们从看有“室内天线”的电视，到看有“室外天线”的电视，然后变成看“有线电视”，接着看“数字电视”。“室内天线”也好，“室外天线”也好，都已经成为描述那个时代看电视状态的语言。
4．媒体传介
“媒体”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标识语，只不过标识性过于宽泛，毕竟“秦皇武帝”时期是没有媒体的，媒体仅仅起始于近代。媒体的存在和发展居功至伟的因素是科技的发展，没有科技的发展就不存在最初的乃至当下的媒体。而媒体一旦出现，便脱离科技这个母体而独立发挥其社会功能。
信息的传播是媒体的首要作用，与此同时，媒体实际上亦担当了传播语言的介质。媒体传播当时代的消息，也同样传播当时代的语言。影视作品、流行歌曲的一时风靡，都会促使社会中语言的趋之若鹜，进而成为这一时段所特有的语言范式，如，电视剧“蜗居”，反映了城市人住房的紧张状态和城市人生活的辛酸，如此一来，人们似乎找到了一个用以描述拥挤于“小房子”里的生活状态的如此恰当的词语，一部电视剧似乎为大众创造了一个标识这个时代的语言和描述人们生活辛酸的语言；“裸婚”也成为近两年来的时代性语言，它成为青年男女没有家当而组织家庭的情况的集合性概述，同样描述了这个时代因高房价而对房子望而生畏的婚族男女的生活状态及其可悲与可怜。“非诚勿扰”等节目以及节目中出现的经典对白都写实这个时代，并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性的语言。总而言之，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媒体的传介是时代标识语的重要源起。
5．文化因素
Malinowski认为，语篇描述的成功传递在于更大的文化背景，或者称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13]。文化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的集合概念。更甚者，可以说社会与文化是相互嵌入的关系。因此，文化同样是一种认知语境、动态语境，它随社会而变，却又深入而改变社会。
笔者认为，Gallois[14]等人提出的交际顺应论中的十七个理论命题(涉及到社会历史语境、顺应趋向、社会心理状态、互动发生的当下情景、交际目标与聚焦接受者、社会语言策略、行为与策略、归类与归因、评价与未来交际意图等)甚好地解释了语言因时势而变迁的这种顺应生存观。人的交际行为受制于文化因素，而作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总和的文化，作为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具有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涵盖面。时代发展的大潮席卷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物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精神世界也有着巨大发展变化。由于经济发展、政治变迁，文化同样与之同步并日新月异，新文化与前期文化的碰撞、摩擦、冲突，以及对前期文化的渗透均改变着人民的思想和情绪，而相应的表达人们在新文化下的思想和情绪的语言也会随之产生和发展。时代标识语正是新文化的集中反映、是新文化中的要素的集合。
三、结语
语言描述世界，是认知世界的方式。世界是人类存在的语境，语境变量更迭，语境随之变迁。人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语境成为孕生语言的母胎，人不断认知以语言来同构周遭的语境。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认知是语言的基础，语言是认知途径。既然语境是语境的母胎，可以说语境认知的过程和认知的结果。社会语境是人类认知活动的重要组成，人类认知社会而产生对其进行描述的源动力，因为人类是因为对社会语境的认知而创造的语言。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与科技发展相关的社会语境，语言都是对社会和文化认知的结果。因此，时代标识语究其根本，是认知的产物。因为认知而进行写实，因为写实而创造相关的语言——这就是时代标识语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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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alinowski, B.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A]. In C. . Ogden & I. A. Richards (E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C]. London: Kegan Paul, 1923.
[14]Gallois, C., et al. Accommodating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Elaborations and Extensions [A]. In R. L. Wiseman (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C]. Thousand Oaks: Sage, 1995.
An Analysis of TimeReflecting Words in
Terms of Their Appearing and Existing
HUO 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China)
Abstract：Language is changing. Language is to reflect the world in which differed periods of time see the appearing and existing of time-reflecting words for economic, political reasons. This paper, framed by context theory, believes that context is cognitive and dynamic, holding the view that the change of the three variables of context causes the change of context. It puts forward that the appearing and existing of time-reflecting words comes from the change of social context since language is to describe and reflect the world.
Key words:context; social context; time-reflecting words; cognition; language
编辑：鲁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