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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资本把文创产品作为普通商品来牟利的逻辑，让大量热钱涌入影视行业；资本逐利的天性，驱使制片方压缩拍摄周期、找替身代演、伪造收视数据。在优秀内容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小鲜肉”就成了救命稻草，其价值随之泡沫化。
近日，“小鲜肉”在娱乐圈内掀起的非议持续不断。两会期间，不断有代表对“小鲜肉”现象发表意见，如宋丹丹、陈道明、张国立、濮存昕、奚美娟、崔永元、高满堂、曹保平等，“香港阿姐”汪明荃也出来吐槽“‘小鲜肉’要加强演戏的能力”。此外，一篇由知名编剧宋方金“卧底”横店发回的实录，不仅迅速创下了“10万+”的阅读量，更掀起一场他与“小鲜肉”粉丝的骂战。
这场大咖VS小鲜肉的“舆论战”，已发酵成为了一次公共文化事件。
“小鲜肉”为何惹恼了大咖？
一名北京的影视制片人向廉政瞭望记者透露，这次关于“小鲜肉”高片酬、演技差、耍大牌的批评是累积后的爆发。几年前当这些年纪轻、颜值高的新生代演员崭露头角时，就有老演员向他抱怨过，“这些娃娃有点高调过头了”，他们一出场，往往带几个保镖和助理，那阵仗“搞得自己像一首长似的”。而这个老演员年轻时拍戏，跑电影制片厂和片场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就去了。
该制片人表示，近日“小鲜肉”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正是由于他们表现“太过了”。怎么个“过”法？一篇《编剧宋方金“卧底”横店带回一线实录：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当》的文章火遍朋友圈，文章揭露了“小鲜肉”种种“太过”的表现，比如“滥用替身”、“天价片酬”等，并怒批“98%‘小鲜肉’不敬业”。
宋文提到，有的“小鲜肉”一部剧用三十多个替身、甚至抠像拍片，“除了正脸，剩下的都是别人的，连侧脸都是别人的。”就算是二线“小鲜肉”，也耍大牌，动不动向剧组要房车，因为在剧组中有房车，就是“大腕儿”的身份象征。
“以前是导演中心制，现在是‘小鲜肉’中心制。”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年轻演员连词都不背了，连表演都没有了，不演了。”宋方金对不负责任的表演行为嗤之以鼻，再次刷新外界对影视剧制作、表演的认知底线。
“小鲜肉”们的以上行为，自然让老一辈表演艺术家感到忧虑。宋丹丹说：“没有人教他们怎么做人。”她举出拍戏时遇到的两种现象，第一是“小鲜肉”攀比化妆师和助理人数；第二是两个演员一起拍戏都不愿比对方早出现，“好像后进去的人显得腕比较大。”
陈道明在一次采访中开门见山地指出：“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拿了多少钱，而是是不是干了这么多的事，是不是你对得起观众。”现在的年轻演员应该明确正确的职业观，比如拍戏时“手破了，摔伤了，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皮袄，你的职业就是这个，现在还把它当成敬业了，演员就应该吃这样的苦”。
面对老艺术家和社会的批评，“小鲜肉”们也不敢怠慢，纷纷通过媒体发声回应。
杨洋说，大家似乎觉得小鲜肉是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是真心喜歡演艺事业，会努力付出得到认可；李易峰告诉记者，自己还需要继续努力；吴亦凡在节目中全面阐述了“德艺双馨”这个词，表示要敬业；黄轩接受采访时表态，不喜欢“小鲜肉”这个标签，“我就是想好好做一个演员”。
上述制片人最后向记者表示，对“小鲜肉”的批评其实以前也有，说远一点，在民国时期花旦红遍上海时，一样遭到一些老演员和观众的批评，但是有的批评名不副实，只是人们对陌生的新生事物怀有一种偏见。
他认为，影视行业好比一个蛋糕，“小鲜肉”高得离谱的片酬对于业界的利益分成肯定会形成挤压，“老一辈艺术家品德再高尚他也是人，也要赚钱生活，后来者居上，不管是出于关心下一代的目的还是什么，批评一下，也是人之常情。”
“咱们行业的生态环境出现了问题”
批评“小鲜肉”的同时，不得不思考：他们凭什么敢“不敬业”？凭什么敢“高片酬”？凭什么敢“耍大牌”？
“小鲜肉”粉丝圈的内向性强，且族群特征鲜明——大部分是年龄在15到30岁的女性——她们对演技不在乎、只重视偶像颜值，愿意为偶像“刷脸”的剧贡献收视率、掏钱追剧。投资人与制片方追逐利益的天性促使他们以重金邀请“小鲜肉”，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
实际上，90后明星的高歌猛进，是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现象。“小鲜肉”这个颇具消费欲望的称呼，毫无疑问是男色时代女性视角下的产物。与上世纪小虎队流行相异，如今的“小鲜肉”并不是举国男女老幼皆知，他们往往在自己的粉丝圈内被捧得极高，而在圈外常被奚落甚至诟病。
粉丝群体的稳固性和典型的族群特征，决定了其审美眼光，她们大都难从《大宅门》《天下粮仓》或《纸牌屋》《西部世界》等经典剧目中获得审美满足，“小鲜肉”的风花雪月反而令她们倾心。因此有人感叹，某些国产剧弱智的剧情、五毛特效和千年不变的角色堆砌出的白痴故事，叫人望而生畏，但只要有“小鲜肉”在，市场差不了。
在“小鲜肉”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另一边却是国产影视剧的质量下滑，并迅速向低幼、同质化靠拢。这种现象，难免让人将“小鲜肉”抠图、用替身等恶劣行为捆绑，制造出一种“小鲜肉”糟蹋了国产剧的错觉。这个锅，“小鲜肉”还真不该背。
追问越深，事件的本質就越清晰——“小鲜肉”作为影视制作链条中“颜值担当”这一环，最引人注目，成为众矢之的理所当然。同样不能忽略市场需求之下，抠图、用替身已然成为制片方为了节省成本，减少占用主角档期的捷径。并且，这些都写进了合同。单单吐槽“小鲜肉”不敬业、耍大牌，恐怕对提升影视剧的质量和艺术品位，作用有限。
当“小鲜肉”们“四面楚歌”之时，有圈内人士出来澄清，指出并不是所有“小鲜肉”都如大咖所言的不堪，不少年轻演员非常卖力，这样贴标签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有失偏颇，更应该反思当下影视行业的机制。
宋方金告诉记者：“目前出现的这些乱象，不能完全归结于演员身上。咱们行业的生态环境出现了问题，‘小鲜肉’演得差，片方却去买数据，造成了好像播得很好的假象，投资商就给电视台钱，电视台就再给制片方钱，这样大家都赚了。通过这样一个闭环式链条，造假的整个过程都赚到钱了。”
疯狂的资本把文创产品作为普通商品来牟利的逻辑，让大量热钱涌入影视行业；资本逐利的天性，驱使制片方压缩拍摄周期、找替身代演、伪造收视数据。在优秀内容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小鲜肉”就成了救命稻草，其价值随之泡沫化。
相较之下，在美国、韩国等电视剧生产强国，“内容为王”的方针被贯彻到了骨子里头，从来没有出现过靠“小鲜肉”撑场面的怪现状。
美国电视行业制片人最大，很多制片人是编剧出身。制片人乔恩·富雷曾说：“编剧就是制片人，他们决定故事的结构和情节的发展方向，他们还参与演员挑选，总之他们直接决定着收视率的高低。”
美剧的选角十分严苛，比如，《生活大爆炸》的女一号原本更漂亮，但电视台高层认为适合比颜值更加重要，在拍摄现场换掉了女一号，才有了现在的女主角。
从《电视剧之王》《他们的世界》等韩国偶像剧的制作过程不难看出，编剧在电视剧创作流程中的主导地位。韩国导演李翰奎受访时就说：“故事源于编剧一支笔，他们在团队中的地位毋庸置疑。”
国内不乏出色的编剧，但是他们无法主导影视作品的制作，再经典的文本也可能因为市场和其他原因，被改得乱七八糟、被演得一塌糊涂。正如宋方金所言：“整个中国电视剧的创作是跟风，各个类型的非常强悍的编剧被这个市场限制得很死，市场把创作人逼到绝境了。”
记者向多名圈内人士征询，如何突破这种畸形体制，得到的答案均是行业改革迫在眉睫，至于如何改革，“要尊重市场，又要规范市场；既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又要结合本土实际，其中需要很多智慧，也需要很多时间。”一名曾在行业管理机构任职的人士如是说。
近日，“小鲜肉”在娱乐圈内掀起的非议持续不断。两会期间，不断有代表对“小鲜肉”现象发表意见，如宋丹丹、陈道明、张国立、濮存昕、奚美娟、崔永元、高满堂、曹保平等，“香港阿姐”汪明荃也出来吐槽“‘小鲜肉’要加强演戏的能力”。此外，一篇由知名编剧宋方金“卧底”横店发回的实录，不仅迅速创下了“10万+”的阅读量，更掀起一场他与“小鲜肉”粉丝的骂战。
这场大咖VS小鲜肉的“舆论战”，已发酵成为了一次公共文化事件。
“小鲜肉”为何惹恼了大咖？
一名北京的影视制片人向廉政瞭望记者透露，这次关于“小鲜肉”高片酬、演技差、耍大牌的批评是累积后的爆发。几年前当这些年纪轻、颜值高的新生代演员崭露头角时，就有老演员向他抱怨过，“这些娃娃有点高调过头了”，他们一出场，往往带几个保镖和助理，那阵仗“搞得自己像一首长似的”。而这个老演员年轻时拍戏，跑电影制片厂和片场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就去了。
该制片人表示，近日“小鲜肉”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正是由于他们表现“太过了”。怎么个“过”法？一篇《编剧宋方金“卧底”横店带回一线实录：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当》的文章火遍朋友圈，文章揭露了“小鲜肉”种种“太过”的表现，比如“滥用替身”、“天价片酬”等，并怒批“98%‘小鲜肉’不敬业”。
宋文提到，有的“小鲜肉”一部剧用三十多个替身、甚至抠像拍片，“除了正脸，剩下的都是别人的，连侧脸都是别人的。”就算是二线“小鲜肉”，也耍大牌，动不动向剧组要房车，因为在剧组中有房车，就是“大腕儿”的身份象征。
“以前是导演中心制，现在是‘小鲜肉’中心制。”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年轻演员连词都不背了，连表演都没有了，不演了。”宋方金对不负责任的表演行为嗤之以鼻，再次刷新外界对影视剧制作、表演的认知底线。
“小鲜肉”们的以上行为，自然让老一辈表演艺术家感到忧虑。宋丹丹说：“没有人教他们怎么做人。”她举出拍戏时遇到的两种现象，第一是“小鲜肉”攀比化妆师和助理人数；第二是两个演员一起拍戏都不愿比对方早出现，“好像后进去的人显得腕比较大。”
陈道明在一次采访中开门见山地指出：“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拿了多少钱，而是是不是干了这么多的事，是不是你对得起观众。”现在的年轻演员应该明确正确的职业观，比如拍戏时“手破了，摔伤了，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皮袄，你的职业就是这个，现在还把它当成敬业了，演员就应该吃这样的苦”。
面对老艺术家和社会的批评，“小鲜肉”们也不敢怠慢，纷纷通过媒体发声回应。
杨洋说，大家似乎觉得小鲜肉是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是真心喜歡演艺事业，会努力付出得到认可；李易峰告诉记者，自己还需要继续努力；吴亦凡在节目中全面阐述了“德艺双馨”这个词，表示要敬业；黄轩接受采访时表态，不喜欢“小鲜肉”这个标签，“我就是想好好做一个演员”。
上述制片人最后向记者表示，对“小鲜肉”的批评其实以前也有，说远一点，在民国时期花旦红遍上海时，一样遭到一些老演员和观众的批评，但是有的批评名不副实，只是人们对陌生的新生事物怀有一种偏见。
他认为，影视行业好比一个蛋糕，“小鲜肉”高得离谱的片酬对于业界的利益分成肯定会形成挤压，“老一辈艺术家品德再高尚他也是人，也要赚钱生活，后来者居上，不管是出于关心下一代的目的还是什么，批评一下，也是人之常情。”
“咱们行业的生态环境出现了问题”
批评“小鲜肉”的同时，不得不思考：他们凭什么敢“不敬业”？凭什么敢“高片酬”？凭什么敢“耍大牌”？
“小鲜肉”粉丝圈的内向性强，且族群特征鲜明——大部分是年龄在15到30岁的女性——她们对演技不在乎、只重视偶像颜值，愿意为偶像“刷脸”的剧贡献收视率、掏钱追剧。投资人与制片方追逐利益的天性促使他们以重金邀请“小鲜肉”，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
实际上，90后明星的高歌猛进，是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现象。“小鲜肉”这个颇具消费欲望的称呼，毫无疑问是男色时代女性视角下的产物。与上世纪小虎队流行相异，如今的“小鲜肉”并不是举国男女老幼皆知，他们往往在自己的粉丝圈内被捧得极高，而在圈外常被奚落甚至诟病。
粉丝群体的稳固性和典型的族群特征，决定了其审美眼光，她们大都难从《大宅门》《天下粮仓》或《纸牌屋》《西部世界》等经典剧目中获得审美满足，“小鲜肉”的风花雪月反而令她们倾心。因此有人感叹，某些国产剧弱智的剧情、五毛特效和千年不变的角色堆砌出的白痴故事，叫人望而生畏，但只要有“小鲜肉”在，市场差不了。
在“小鲜肉”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另一边却是国产影视剧的质量下滑，并迅速向低幼、同质化靠拢。这种现象，难免让人将“小鲜肉”抠图、用替身等恶劣行为捆绑，制造出一种“小鲜肉”糟蹋了国产剧的错觉。这个锅，“小鲜肉”还真不该背。
追问越深，事件的本質就越清晰——“小鲜肉”作为影视制作链条中“颜值担当”这一环，最引人注目，成为众矢之的理所当然。同样不能忽略市场需求之下，抠图、用替身已然成为制片方为了节省成本，减少占用主角档期的捷径。并且，这些都写进了合同。单单吐槽“小鲜肉”不敬业、耍大牌，恐怕对提升影视剧的质量和艺术品位，作用有限。
当“小鲜肉”们“四面楚歌”之时，有圈内人士出来澄清，指出并不是所有“小鲜肉”都如大咖所言的不堪，不少年轻演员非常卖力，这样贴标签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有失偏颇，更应该反思当下影视行业的机制。
宋方金告诉记者：“目前出现的这些乱象，不能完全归结于演员身上。咱们行业的生态环境出现了问题，‘小鲜肉’演得差，片方却去买数据，造成了好像播得很好的假象，投资商就给电视台钱，电视台就再给制片方钱，这样大家都赚了。通过这样一个闭环式链条，造假的整个过程都赚到钱了。”
疯狂的资本把文创产品作为普通商品来牟利的逻辑，让大量热钱涌入影视行业；资本逐利的天性，驱使制片方压缩拍摄周期、找替身代演、伪造收视数据。在优秀内容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小鲜肉”就成了救命稻草，其价值随之泡沫化。
相较之下，在美国、韩国等电视剧生产强国，“内容为王”的方针被贯彻到了骨子里头，从来没有出现过靠“小鲜肉”撑场面的怪现状。
美国电视行业制片人最大，很多制片人是编剧出身。制片人乔恩·富雷曾说：“编剧就是制片人，他们决定故事的结构和情节的发展方向，他们还参与演员挑选，总之他们直接决定着收视率的高低。”
美剧的选角十分严苛，比如，《生活大爆炸》的女一号原本更漂亮，但电视台高层认为适合比颜值更加重要，在拍摄现场换掉了女一号，才有了现在的女主角。
从《电视剧之王》《他们的世界》等韩国偶像剧的制作过程不难看出，编剧在电视剧创作流程中的主导地位。韩国导演李翰奎受访时就说：“故事源于编剧一支笔，他们在团队中的地位毋庸置疑。”
国内不乏出色的编剧，但是他们无法主导影视作品的制作，再经典的文本也可能因为市场和其他原因，被改得乱七八糟、被演得一塌糊涂。正如宋方金所言：“整个中国电视剧的创作是跟风，各个类型的非常强悍的编剧被这个市场限制得很死，市场把创作人逼到绝境了。”
记者向多名圈内人士征询，如何突破这种畸形体制，得到的答案均是行业改革迫在眉睫，至于如何改革，“要尊重市场，又要规范市场；既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又要结合本土实际，其中需要很多智慧，也需要很多时间。”一名曾在行业管理机构任职的人士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