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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秀才”有特定的所指，就是那些通过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学习的学生。相对于中央官学，府、州、县学是地方官学，在古代也称邑庠，学生也称为庠生。从唐朝起，地方官学的学生，因为有一定的员额，所以都被称之为生员，如同职官有一定的员额而称官员一样。秀才就是社会上对庠生或生员的俗称。
明清地方官学的生员，都有固定的额数，早在洪武二年(1369)就规定：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实际上各地不断“扩招”，远远突破了规定的员额，而这种“扩招”也为国家所认可，但学生因此分成了三六九等。只有一部分生员，能够享受国家提供的廪膳，也就是免费享受官方提供的伙食，这部分生员，称之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在员额之外增加的名额，称之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再后来，在增广生员又额外增取，取附在诸生之末的意思，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廪生、增生、附生统称诸生，俗称秀才。
无论是要成为廪生，还是增生和附生，都要经历漫长而繁难的考试之路，甚至要付出一辈子的心力。没有被录取到府、州、县学学习的士子，无论年龄大小，从少年壮艾到白头老翁，一律称为童生。由于这些读书人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也称“儒童”。在齐如山先生看来，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是童生，只有那些报名参加童生试的人才是。“因为既经报考，则县中及学中之档案上，便都有了名字，总是在国家衙门中报过名的人了。倘未经报考过，则国家的机构中没有姓名，便只是平民而已。”(《中国的科名》)
要进入各级官学，获得生员的资格，具有秀才的名分，需要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考试。这三级考试，是童生为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统称“童生试”，也称“童试”，俗称“小考”。
县试是童生试第一个阶段的考试，由各县或州的长官主持。应试的童生，需要向本县或州的礼房报名，填写姓名、年龄、籍贯及三代履历，并需要有一同考试的五人相互作保，还要取得本县认保廪生的作保，保证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造姓名等项，而且身家清白、不是倡优皂隶的子孙，才可以参加考试。考试有五场，其中第一场最重要，所以称之为正场。考试内容包括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每考试一场，都要淘汰一部分人。县试录取的名额，曾规定为最后录取即入学名额的三倍，康熙三十九年(1700)之后，不作限制。县试合格的，才可以参加第二阶段的府试。
府试由各府或直隶州、厅的长官主持，经过县试考试合格的童生都可以参加。但府考不是一府的统一考试，往往是三、四个县合在一起考试。考试题目不能完全一样，但也不能差别太大，以免或难或易，相差悬殊。考试一般有五场，分别是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与县试一样，府试录取的名额，一度规定为最后录取名额的两倍，康熙三十九年之后，也不作限制。府试合格的，才可以参加第三阶段的院试。
在童生试的三级考试中，以院试最为郑重。院试也称院考，由各省的学政主持。因为学政是皇帝钦派各省主持考试的，官衔是钦命提督某省学政，所以也称学差；因为学政又别称提督学院，简称学院，所以由学政主持的这一级考试称为院试。报名手续与县试、府试相同，乾隆五十七年(1792)，为了防止认保廪生作弊，又增加了派保廪生一项，也就是除了自己找一位廪生作保之外，有关部门还要派一位廪生作保。院试不在省城举行，而是齐集考生到各府应考。正场考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初选取中的，还需要复试一场，但一般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县试、府试和院试都中了第一名，那就是“小三元”。
虽然经过艰难的考试，获得了生员的资格、秀才的名分，但实际上，由于廪生、增生、附生都有一定的名额，“新来的”只能为附学生员。只有当本府州县学的廪生或增生，或者因为年深出贡，或者因为考取了拔贡或优贡(也就是取得到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资格)，或者乡试中举或中副榜，或者因为捐贡、丁忧、病故而出缺，新进学的生员，在岁、科两次考试中名次居于一等前列的，才有可能依次递补增生和廪生的空额。这里除了要有等待的耐心，还要有坚忍的努力。
本来，府、州、县学的生员，和国子监的监生一样，是要在学肄业的，并有月课和季考。明朝初年规定，府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授各一人，下设训导，府4人、州3人、县2人。这些教官，每月都有功课，生员则要到学听教官讲书。但清朝中后期以后，各级教官往往选派年齿衰迈、迂缓无能、才具平庸的人充当，或者是一些闯茸驽弱的卸职官员，他们因循怠惰，苟且塞责。教官既无心教，生员也无心学，甚至根本不到学校，月课和季考成为摆设。结果，生员在学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学政主持的岁试和科试。
明清两代提学官在任三年期间，按规定要对所辖区的生员考试两次，第一次是岁试或岁考，轮流在所辖府州举行，考试内容一般是四书文、经义及论、策等。岁试以黜陟生员，考试分为六等，一等前列者，视廪生有缺，依次补充，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降等；六等黜革。实际上，考试最终列下等的很少，尤其是清中期以后，大都列前三等。
第二次是科试或科考，科试是确定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考试结果也分为六等，按次增补廪生和增生，以及名次居前给赏的规定，与岁试的规定相同。此外，一、二等可以参加乡试，三等不能赴乡试，四等以下挞责、降等和黜革。乾隆二十三年(1758)规定，除了一、二等之外，大省的三等前十名、小省的三等前五名，也有资格参加本省乡试。
进学成为生员、得了秀才的名号之后，除了少数希图在科举的征途上走得更远而会继续用功之外，很多人已经是心满意足，即此止步，不再翻动书本，更少开笔作文。三年两次的考试，也就成为这些人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每当听到岁试或科试的通知，这些人便临时抱佛脚，拿起书本赶忙用几天功。“书生本是秀才名，十个经书九个生，一纸考文传到学，满城尽是子曰声。”说的正是这一现象。 然而，秀才不只是有要参加考试的义务，更享有多种经济和社会权利。顺治九年(1652)在各个学校所立的卧碑说得很清楚：“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皇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部分享受廪膳的生员，明朝初年“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来又规定每天米一升，鱼肉盐醋，都由官府供给，再后来增加到“廪馔月米一石”。一些贫穷的生员，还可以从本学学田的租赋中，获得所谓“膏火之费”的资助。 对于生员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优免各种“杂泛之差”，即各种官役和差徭。为了使得生员得以专心肄业，明清两朝都明文规定：“至于一切杂色差徭，则绅衿例应优免”“嗣后举贡生员等，着概免杂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优免不仅限于生员本人，而且惠及家人。明代有“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有司务要遵行，不许故违”(《礼部志稿》卷二十四)的规定，清朝则有“凡生员之家，一应大小差徭，概行永免”的做法。
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将计税基础由按人丁、按地亩的两税法，统一为按地亩折算缴纳，将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改实物、劳役的征收方式为合并征收银两。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一举取消了人头税。在国家的赋税、徭役统一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又由于生员有各种优待，所以许多人家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田地“诡寄”在生员的名下，以逃避赋税和各种“杂泛之差”，这就造成了“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顾炎武因此认为，生员对于自己的乡亲，“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并有“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也”的说法。
得到秀才资格，虽然还不是官，但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庶民。成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社会生活中，会受到一定的尊重和优礼。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旦为秀才，“则免於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亭林文集》卷一)如平民对地方官必须称大老爷，同时也必须称生员为老爷。生员身着斓衫，以区别于平民。他们参加各种典礼仪式，并主持祭祀。一般平民家中遇有婚丧事，或过年过节，也有请村中秀才帮忙写对联、写祭帐等习惯。
生员受乡民的敬重，也受地方官员的礼待。地方官对待生员要“交以道，接以礼，固不可权势相加”。生员在拜见地方官时，可免除一切平民所需要的限制与礼节，如见知县时不用下跪、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清朝政府还一再申明：“生员关系取士大典，若有司视同齐民挞责，殊非恤士之意。今后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辞讼小事，发学责惩罚。”(《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生员如果犯了过错，不能像对待普通百姓那样“扑责”，而是要知会教官给予训诫和惩处；如果罪行严重，则要报告给学政，等学政革除该生员的资格之后，才能治罪。如果地方官擅自责罚生员，学政可以纠察和弹劾。因为生员在地方官面前拥有这样的特权，所以常常作为一般平民与官府之间沟通的渠道。遇到地方上的争执，或者平民要与官衙打交道，往往要请秀才出面。
(责任编辑：中和)
明清地方官学的生员，都有固定的额数，早在洪武二年(1369)就规定：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实际上各地不断“扩招”，远远突破了规定的员额，而这种“扩招”也为国家所认可，但学生因此分成了三六九等。只有一部分生员，能够享受国家提供的廪膳，也就是免费享受官方提供的伙食，这部分生员，称之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在员额之外增加的名额，称之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再后来，在增广生员又额外增取，取附在诸生之末的意思，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廪生、增生、附生统称诸生，俗称秀才。
无论是要成为廪生，还是增生和附生，都要经历漫长而繁难的考试之路，甚至要付出一辈子的心力。没有被录取到府、州、县学学习的士子，无论年龄大小，从少年壮艾到白头老翁，一律称为童生。由于这些读书人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也称“儒童”。在齐如山先生看来，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是童生，只有那些报名参加童生试的人才是。“因为既经报考，则县中及学中之档案上，便都有了名字，总是在国家衙门中报过名的人了。倘未经报考过，则国家的机构中没有姓名，便只是平民而已。”(《中国的科名》)
要进入各级官学，获得生员的资格，具有秀才的名分，需要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考试。这三级考试，是童生为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统称“童生试”，也称“童试”，俗称“小考”。
县试是童生试第一个阶段的考试，由各县或州的长官主持。应试的童生，需要向本县或州的礼房报名，填写姓名、年龄、籍贯及三代履历，并需要有一同考试的五人相互作保，还要取得本县认保廪生的作保，保证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造姓名等项，而且身家清白、不是倡优皂隶的子孙，才可以参加考试。考试有五场，其中第一场最重要，所以称之为正场。考试内容包括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每考试一场，都要淘汰一部分人。县试录取的名额，曾规定为最后录取即入学名额的三倍，康熙三十九年(1700)之后，不作限制。县试合格的，才可以参加第二阶段的府试。
府试由各府或直隶州、厅的长官主持，经过县试考试合格的童生都可以参加。但府考不是一府的统一考试，往往是三、四个县合在一起考试。考试题目不能完全一样，但也不能差别太大，以免或难或易，相差悬殊。考试一般有五场，分别是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与县试一样，府试录取的名额，一度规定为最后录取名额的两倍，康熙三十九年之后，也不作限制。府试合格的，才可以参加第三阶段的院试。
在童生试的三级考试中，以院试最为郑重。院试也称院考，由各省的学政主持。因为学政是皇帝钦派各省主持考试的，官衔是钦命提督某省学政，所以也称学差；因为学政又别称提督学院，简称学院，所以由学政主持的这一级考试称为院试。报名手续与县试、府试相同，乾隆五十七年(1792)，为了防止认保廪生作弊，又增加了派保廪生一项，也就是除了自己找一位廪生作保之外，有关部门还要派一位廪生作保。院试不在省城举行，而是齐集考生到各府应考。正场考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初选取中的，还需要复试一场，但一般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县试、府试和院试都中了第一名，那就是“小三元”。
虽然经过艰难的考试，获得了生员的资格、秀才的名分，但实际上，由于廪生、增生、附生都有一定的名额，“新来的”只能为附学生员。只有当本府州县学的廪生或增生，或者因为年深出贡，或者因为考取了拔贡或优贡(也就是取得到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资格)，或者乡试中举或中副榜，或者因为捐贡、丁忧、病故而出缺，新进学的生员，在岁、科两次考试中名次居于一等前列的，才有可能依次递补增生和廪生的空额。这里除了要有等待的耐心，还要有坚忍的努力。
本来，府、州、县学的生员，和国子监的监生一样，是要在学肄业的，并有月课和季考。明朝初年规定，府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授各一人，下设训导，府4人、州3人、县2人。这些教官，每月都有功课，生员则要到学听教官讲书。但清朝中后期以后，各级教官往往选派年齿衰迈、迂缓无能、才具平庸的人充当，或者是一些闯茸驽弱的卸职官员，他们因循怠惰，苟且塞责。教官既无心教，生员也无心学，甚至根本不到学校，月课和季考成为摆设。结果，生员在学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学政主持的岁试和科试。
明清两代提学官在任三年期间，按规定要对所辖区的生员考试两次，第一次是岁试或岁考，轮流在所辖府州举行，考试内容一般是四书文、经义及论、策等。岁试以黜陟生员，考试分为六等，一等前列者，视廪生有缺，依次补充，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降等；六等黜革。实际上，考试最终列下等的很少，尤其是清中期以后，大都列前三等。
第二次是科试或科考，科试是确定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考试结果也分为六等，按次增补廪生和增生，以及名次居前给赏的规定，与岁试的规定相同。此外，一、二等可以参加乡试，三等不能赴乡试，四等以下挞责、降等和黜革。乾隆二十三年(1758)规定，除了一、二等之外，大省的三等前十名、小省的三等前五名，也有资格参加本省乡试。
进学成为生员、得了秀才的名号之后，除了少数希图在科举的征途上走得更远而会继续用功之外，很多人已经是心满意足，即此止步，不再翻动书本，更少开笔作文。三年两次的考试，也就成为这些人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每当听到岁试或科试的通知，这些人便临时抱佛脚，拿起书本赶忙用几天功。“书生本是秀才名，十个经书九个生，一纸考文传到学，满城尽是子曰声。”说的正是这一现象。 然而，秀才不只是有要参加考试的义务，更享有多种经济和社会权利。顺治九年(1652)在各个学校所立的卧碑说得很清楚：“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皇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部分享受廪膳的生员，明朝初年“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来又规定每天米一升，鱼肉盐醋，都由官府供给，再后来增加到“廪馔月米一石”。一些贫穷的生员，还可以从本学学田的租赋中，获得所谓“膏火之费”的资助。 对于生员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优免各种“杂泛之差”，即各种官役和差徭。为了使得生员得以专心肄业，明清两朝都明文规定：“至于一切杂色差徭，则绅衿例应优免”“嗣后举贡生员等，着概免杂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优免不仅限于生员本人，而且惠及家人。明代有“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有司务要遵行，不许故违”(《礼部志稿》卷二十四)的规定，清朝则有“凡生员之家，一应大小差徭，概行永免”的做法。
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将计税基础由按人丁、按地亩的两税法，统一为按地亩折算缴纳，将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改实物、劳役的征收方式为合并征收银两。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一举取消了人头税。在国家的赋税、徭役统一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又由于生员有各种优待，所以许多人家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田地“诡寄”在生员的名下，以逃避赋税和各种“杂泛之差”，这就造成了“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顾炎武因此认为，生员对于自己的乡亲，“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并有“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也”的说法。
得到秀才资格，虽然还不是官，但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庶民。成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社会生活中，会受到一定的尊重和优礼。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旦为秀才，“则免於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亭林文集》卷一)如平民对地方官必须称大老爷，同时也必须称生员为老爷。生员身着斓衫，以区别于平民。他们参加各种典礼仪式，并主持祭祀。一般平民家中遇有婚丧事，或过年过节，也有请村中秀才帮忙写对联、写祭帐等习惯。
生员受乡民的敬重，也受地方官员的礼待。地方官对待生员要“交以道，接以礼，固不可权势相加”。生员在拜见地方官时，可免除一切平民所需要的限制与礼节，如见知县时不用下跪、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清朝政府还一再申明：“生员关系取士大典，若有司视同齐民挞责，殊非恤士之意。今后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辞讼小事，发学责惩罚。”(《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生员如果犯了过错，不能像对待普通百姓那样“扑责”，而是要知会教官给予训诫和惩处；如果罪行严重，则要报告给学政，等学政革除该生员的资格之后，才能治罪。如果地方官擅自责罚生员，学政可以纠察和弹劾。因为生员在地方官面前拥有这样的特权，所以常常作为一般平民与官府之间沟通的渠道。遇到地方上的争执，或者平民要与官衙打交道，往往要请秀才出面。
(责任编辑：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