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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熊孩子”事件频频见诸媒体报道：深圳市一家舞蹈培训机构里，轩轩将老鼠药当作零食分发给学舞蹈的小朋友;高铁上，冲动的家长因为孩子的过分举动与其他乘客发生冲突;广东省清远市某小区内，一小男孩在乘坐电梯时，向主控板撒尿导致电梯停运……人们在气愤之余，开始反思“熊孩子”现象背后的原因。问题少年的背后，往往都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伴随孩子的一生。为此，家庭教育立法应该被提上议程。
一、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说“熊孩子”背后必然有“熊家长”，当然有点武断，但“熊孩子”现象起码说明了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不正常。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忙于解决温饱问题，家庭教育止步于“养”的水平，“教”的问题尚不突出。随着人们物质上的富裕，“养”的问题逐渐解决，“教”的问题日益凸显和严重。
养而不教。每一个为人父母者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许多家长力不从心，对子女仅尽到了“养”的义务。一方面，随着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父母能尽的义务多限于物质上的“养”，与子女通通电话、问下学习情况恐怕就是最常见的教育模式了。言传身教等最基本的家庭教育对留守儿童而言是“奢侈品”，更遑论良好的家庭教育。另一方面，生活在城镇中的许多家长，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也无暇顾及对孩子的教育。供房子、养孩子，都需要努力去赚钱，许多家长对教育孩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重养轻教。许多“70后”甚至“80后”的家长从小吃过许多苦，便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出发，怕孩子吃苦，也怕孩子因为物质有所缺失被同学嘲笑，因而十分重视给孩子提供物质保障，却轻视家庭教育。
教而无方。许多家长虽然重视家庭教育，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而无方”甚至“教有错方”。
其一，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摸着石头过河”导致诸多失误。老一辈的家庭教育经验不可照搬，独生子女的教育又无现成良方，再加上我们在家庭教育方面习惯于“无师自通”，于是家长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虎妈”“鹰爸”“猫爸”“羊爸”纷纷登场。既然是探索，就不可避免会存在失误。
其二，错误的教育观念导致家庭教育的失败。只有正确的人才观、发展观，才可能有正确的教育观、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可惜的是，许多家长不知道什么是人才，也不清楚应该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他们或按照自己的目标兴趣进行教育培养，或按照社会上的热门专业进行教育培养，或为了弥补遗憾、实现自己的梦想进行教育培养……许多家长根本不顾及孩子自身的兴趣与特长，习惯于盲目跟风。更有甚者，有些家长哪怕孩子犯了错误，造成了损失，也要想办法“摆平”，导致孩子屡屡犯错。近年频发的“坑爹族”就是典型的证明。
其三，教育市场混乱为家庭教育的诸多失误推波助澜。许多家长重视教育，但不知如何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就向专业教育机构求助。一些教育机构为谋求经济利益搞虚假宣传，以违反科学规律的教育方法误导家长。例如，“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一些校外教育机构忽悠家长的噱头，对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方式造成了不良影响。总体上看，“教而无方”的家庭教育多重视知识传授与智力培育，而忽视孩子情感、心理、性格、意志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容易培养出“高分低能”“情商低下”的孩子。
不管是養而不教、重养轻教，还是教而无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家庭教育的失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100名在押未成年犯的调查问卷显示，未成年犯的家庭教育存在严重问题，48%的家庭以溺爱、放任为主，23%的家庭则以打骂、体罚为主。
二、解决家庭教育问题亟待立法
“熊孩子”事件发生后，有人主张追究孩子家长的法律责任。家庭教育问题能不能够通过立法进行约束，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反对者认为家庭教育纯属个人私事，立法没有必要干预，只从道德、舆论约束即可;支持者认为家庭教育不全属个人私事，需要立法干预。
从历史意义考察，家庭教育的确属于“私”的范畴，但这不等于说家庭教育不需要法律调整，只不过“私”的范畴更多的是借助私法进行调整，赋予主体更多的自治权利。例如，世界各国民法大都规定亲权制度，对家庭关系包括家庭教育进行调整。就我国而言，长期以来，私法不够发达，但中华法系具有重视家庭的典型特征，立法规范家庭关系与家庭伦理也是自古以来的立法传统，早在晋代就有关于家长教令子孙的法律规定。
在当代社会，随着教育的发展，家庭教育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家庭教育由所谓的纯“家事”、纯“私事”，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公共利益性的社会事务。
其一，家庭教育具有基础性、早期性、终身性和独特性的特点，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相对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地位更加突显，并且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成效。例如，在家庭作业辅导方面，如果没有家长的配合，很难想象学校课堂教学能够顺利进行。再如，在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方面，学校辛辛苦苦进行的养成教育，经过一个假期，可能就被彻底摧毁了，学生回到学校以后需要重新进行教育。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背道而驰，耗费大量的教育资源，甚至导致学生的畸形发展。
其二，家庭教育失误导致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直接击穿了家庭教育“私”的堡垒界限，要求公权力介入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目的在当今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的发展，而是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有用人才。在此意义上，家庭教育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私”的范畴，不再是父母的私事，而是事关社会发展的“公”事。
其三，家庭教育的公共性特征日益明显。有用人才会给社会贡献巨大力量，害群之马则会严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严重干扰社会秩序。家庭教育不仅仅涉及个人的成才与否，而是涉及社会共同利益。由此角度考察，家庭教育不仅是“私事”，而且是“公事”，不仅需要私法进行调整，更需要公权力介入进行适度干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构成了现当代教育体系，其中学校教育立法已趋成熟，社会教育立法方兴未艾，目前仍然缺位的就是家庭教育立法。解决我国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立法”无疑是重要的一“管”。
一、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说“熊孩子”背后必然有“熊家长”，当然有点武断，但“熊孩子”现象起码说明了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不正常。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忙于解决温饱问题，家庭教育止步于“养”的水平，“教”的问题尚不突出。随着人们物质上的富裕，“养”的问题逐渐解决，“教”的问题日益凸显和严重。
养而不教。每一个为人父母者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许多家长力不从心，对子女仅尽到了“养”的义务。一方面，随着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父母能尽的义务多限于物质上的“养”，与子女通通电话、问下学习情况恐怕就是最常见的教育模式了。言传身教等最基本的家庭教育对留守儿童而言是“奢侈品”，更遑论良好的家庭教育。另一方面，生活在城镇中的许多家长，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中，也无暇顾及对孩子的教育。供房子、养孩子，都需要努力去赚钱，许多家长对教育孩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重养轻教。许多“70后”甚至“80后”的家长从小吃过许多苦，便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出发，怕孩子吃苦，也怕孩子因为物质有所缺失被同学嘲笑，因而十分重视给孩子提供物质保障，却轻视家庭教育。
教而无方。许多家长虽然重视家庭教育，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而无方”甚至“教有错方”。
其一，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的“摸着石头过河”导致诸多失误。老一辈的家庭教育经验不可照搬，独生子女的教育又无现成良方，再加上我们在家庭教育方面习惯于“无师自通”，于是家长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虎妈”“鹰爸”“猫爸”“羊爸”纷纷登场。既然是探索，就不可避免会存在失误。
其二，错误的教育观念导致家庭教育的失败。只有正确的人才观、发展观，才可能有正确的教育观、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可惜的是，许多家长不知道什么是人才，也不清楚应该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他们或按照自己的目标兴趣进行教育培养，或按照社会上的热门专业进行教育培养，或为了弥补遗憾、实现自己的梦想进行教育培养……许多家长根本不顾及孩子自身的兴趣与特长，习惯于盲目跟风。更有甚者，有些家长哪怕孩子犯了错误，造成了损失，也要想办法“摆平”，导致孩子屡屡犯错。近年频发的“坑爹族”就是典型的证明。
其三，教育市场混乱为家庭教育的诸多失误推波助澜。许多家长重视教育，但不知如何进行正确的家庭教育，就向专业教育机构求助。一些教育机构为谋求经济利益搞虚假宣传，以违反科学规律的教育方法误导家长。例如，“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一些校外教育机构忽悠家长的噱头，对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方式造成了不良影响。总体上看，“教而无方”的家庭教育多重视知识传授与智力培育，而忽视孩子情感、心理、性格、意志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容易培养出“高分低能”“情商低下”的孩子。
不管是養而不教、重养轻教，还是教而无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家庭教育的失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100名在押未成年犯的调查问卷显示，未成年犯的家庭教育存在严重问题，48%的家庭以溺爱、放任为主，23%的家庭则以打骂、体罚为主。
二、解决家庭教育问题亟待立法
“熊孩子”事件发生后，有人主张追究孩子家长的法律责任。家庭教育问题能不能够通过立法进行约束，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反对者认为家庭教育纯属个人私事，立法没有必要干预，只从道德、舆论约束即可;支持者认为家庭教育不全属个人私事，需要立法干预。
从历史意义考察，家庭教育的确属于“私”的范畴，但这不等于说家庭教育不需要法律调整，只不过“私”的范畴更多的是借助私法进行调整，赋予主体更多的自治权利。例如，世界各国民法大都规定亲权制度，对家庭关系包括家庭教育进行调整。就我国而言，长期以来，私法不够发达，但中华法系具有重视家庭的典型特征，立法规范家庭关系与家庭伦理也是自古以来的立法传统，早在晋代就有关于家长教令子孙的法律规定。
在当代社会，随着教育的发展，家庭教育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家庭教育由所谓的纯“家事”、纯“私事”，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公共利益性的社会事务。
其一，家庭教育具有基础性、早期性、终身性和独特性的特点，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相对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地位更加突显，并且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成效。例如，在家庭作业辅导方面，如果没有家长的配合，很难想象学校课堂教学能够顺利进行。再如，在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方面，学校辛辛苦苦进行的养成教育，经过一个假期，可能就被彻底摧毁了，学生回到学校以后需要重新进行教育。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背道而驰，耗费大量的教育资源，甚至导致学生的畸形发展。
其二，家庭教育失误导致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直接击穿了家庭教育“私”的堡垒界限，要求公权力介入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目的在当今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的发展，而是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有用人才。在此意义上，家庭教育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私”的范畴，不再是父母的私事，而是事关社会发展的“公”事。
其三，家庭教育的公共性特征日益明显。有用人才会给社会贡献巨大力量，害群之马则会严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严重干扰社会秩序。家庭教育不仅仅涉及个人的成才与否，而是涉及社会共同利益。由此角度考察，家庭教育不仅是“私事”，而且是“公事”，不仅需要私法进行调整，更需要公权力介入进行适度干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构成了现当代教育体系，其中学校教育立法已趋成熟，社会教育立法方兴未艾，目前仍然缺位的就是家庭教育立法。解决我国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立法”无疑是重要的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