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曾用“王羲之的根基，郭沫若的气势”来概括启笛书法的特性。作为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书法不是启笛的全部，却是他的生命之根。有人赞其为人有儒者之风；做事有诚信之义；治学能为国家尽责；从艺能兼收并蓄厚积薄发，而自成家数。他是经济学的专家，长期从政的官员，也是热心公益的慈善家……
　　启笛，人如其名，正努力开启书法艺术的传承之门。
　　
　　写“标语”练书法
　　
　　启笛习书始于5岁，那一年，启笛跟随做小学老师的叔叔入了学，到小学里开始读书。在叔叔的影响下，启笛开始用石笔、铅笔练习书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启笛经常跟随学校的老师写标语，老师见他练过书法，根基还算扎实，就常常把石灰桶丢给启笛，让他去写。墙报成了启笛书法创作的最早平台。
　　之后的日子里，启笛先后临摹柳体、颜体， 中学时期开始学习王羲之的书法，严格的叔叔总是会用“圆圈”来表达对启笛的肯定，好的作品就画上两个圈，差点的就一个圈。但真正改变启笛一生，使其对书法沉迷一辈子的还是在他的大学时代。
　　1960年代后期，勤奋的启笛考入山东大学。当时“文革”已经开始，时任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也受到批判。成仿吾审查专案组成立，年轻的启笛被调入专案组作记录员，负责审查案宗的记录。一定程度上，这也让启笛有机会向成仿吾先生请教、学习。突然有一天，成仿吾看到启笛记录的案件资料，不仅对其把握资料的能力大加赞赏，还称赞其书法有“郭沫若的风范”。让启笛意外的是，成仿吾先生竟主动提出为启笛写封信，介绍启笛去北京拜郭沫若为师。
　　
　　与大师“忘年之交”
　　
　　1968年，年轻的启笛揣着成仿吾先生偷偷写下的介绍信，以查案的名义去了北京，见到了郭沫若。郭沫若一眼便看中了这位热衷书法的年轻人，收做关门弟子。其后的十年里，启笛追随郭沫若练习书法，深得郭老的真传。忆起郭老，启笛总是会记得郭老教诲过的“逆如平出，回峰连转”的书法秘诀。郭老还借启笛原名袁守启中的“启”字，起了“启笛”的艺名。郭老说，“启”是启发开明，“笛”是笛声无限、响遏行云。
　　1978年，郭老去世，启笛的悲痛溢于言表。而此时的启笛也已在书法界崭露头角，不久，他研习多年的“郭派”书法又得到了大书法家启功先生的肯定。1981年，启笛作为书法爱好者列席中国书协的代表大会，第一次见到了启功，之后的20年里，启笛和启功渐渐成了“忘年之交”。每年启功先生的寿辰，启笛不管多忙都会赶去拜寿。有了好的作品，启笛也总是第一个想到拿给启功先生鉴赏。启功先生更不吝溢美之词：启笛的作品是“王羲之的根基，郭沫若的气势”。2004年冬天，启笛举行书画展，90多岁高龄的启功先生不仅为展览题字，还执拗地要赶去参观。考虑到北京冬日的严寒可能给老人身体带来的伤害，启笛多次上门劝说启功不要去，但最后启功还是送来了花篮，表示祝贺。
　　启功先生逝世后，启笛忍住悲痛，3日不出，以蝇头小楷撰写长卷纪念先生。斯人已去，但大师留给启笛的教诲却是启笛终身难忘的。
　　
　　视书法为“国粹”的人
　　
　　启笛常说，“书法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书法文化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字审美的趣味：更渗透了中华诗词、艺术等多方面的文化精髓。启笛是一个视书法为“国粹”的人，他把书法的传承看作是中华文化的传延。
　　启笛毫不讳言当前书法所面临的挑战。在互联网时代，不少人习惯于电脑打字和网络化语言的表达，连汉字的书写都成问题，更不用说研习深具美感的书法。这也造成了书法事业后继乏人。但启笛觉得，既然是炎黄子孙，说母语，写汉字是基本的素质。
　　多年来，他奔走于全国，办展览、办画院，去大学开设书法研究院，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希望能多为书法事业留住一些人才。启笛希望书法事业，能在如今的盛世中国，迎来唐宋之后的第二个春天。他把这一事业视为自己的使命。
　　
　　书法需要产业化
　　
　　尽管对书法等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但启笛却也一直是书法与时代相结合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不管是魏晋，还是唐宋，书法艺术的发展总是和那个时代紧密结合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魏晋的书法浸透着魏晋风度的狂放，唐宋的书法表达着唐宋文人的雅趣。
　　在书法之外，启笛还是宏观经济领域的专家、博士生导师，在这一领域多有著述。他长期从政，关心国计民生，曾多次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劳动法》修订；他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曾为水灾地区捐献义卖书画所得五万美金、三十万港币——通过这些行为，启笛努力了解社会，把握时代，关心发展，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元素。启笛先生还是书法产业化的积极探索者，在他的心目中，书法这一传统艺术只有找到一条和产业结合、互动的道路，才能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永葆青春。
　　“个人名利淡如水，书法事业重如山”，启笛的座右铭既透着中国文人“淡泊明志”的雅趣，也表达了对书法事业的热爱和追求。启笛就像是一位在书法领域行走的行者，不管是书山艰险、书路崎岖，他都坚持着方向，坚信努力行走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