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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7位后人在2013年11月初聚集复旦，参加由复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变迁”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揭开了许多尘封已久的历史，其中，宋庆龄、宋子文档案将再度解密。
在近代中国，当提及显赫一时的家族时，人们马上想到的一定是宋家。1931年7月23日，倪桂珍女士在青岛仙逝。宋母去世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国，其讣告署名为：孤哀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孤哀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婿孔祥熙、孙文、蒋中正，孙女琼、曼、瑞泣叩。
子、女、婿中有如此显赫地位的母亲，可谓近代中国绝无仅有。而这些子、女、婿对中国近代构成了重大的影响，中国近代自晚清后的历史波澜起伏、峰回路转，无不与这些人的政治足迹息息相关。他们成为中国近代史中的主要人物。
宋家缘何名人辈出，是许多史学家、文学家的心中之谜。然而，如果我们现在再写一部《宋家王朝》的电视连续剧会发现，多数场景聚焦在一座城市——上海。上海，曾经是宋家成员活动的主要舞台。从宋耀如回国、到宋庆龄留学回国，即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初，这三十余年间，是上海城市开放、快速发展的时期，是上海独特的海派文化孕育、成型的鼎盛时期。在清末，清政府管不了上海，传统思维束缚不了上海，上海思想活跃、风气开放、文化繁荣，这正是宋耀如事业开展、宋氏姐弟成长的时代。到了民国，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还有其他人当总统的北洋政府，谁也治不了上海，又都离不开上海。上海富有、开放，这都为宋家成员接受教育、张扬个性、施展才华提供了难得的社会环境。
可以说，特殊的海派文化格局孕育了中国的第一家族，宋家其实是近代上海社会的产物。
求学经历 海派烙印
如果我们看一看宋耀如6个子女的出生地及其求学经历，就会发现深深的海派烙印。6位子女仅长女宋霭龄在昆山出生，其后也在上海长期居住、生活，而其余5人均出生在上海。可以说，到了宋家的第二代，他们已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史料显示，6名宋家子女均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上海话。
再看他们的教育。宋氏三姐妹均在上海就读于中西私塾（马克蒂耶女校），随后赴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留学；宋家三公子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同学中有顾维钧、荣毅仁、陶行知、林语堂、张爱玲、贝聿铭等，随后，三公子分别赴美留学，其中，宋子文、宋子安均毕业于哈佛大学，宋子良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
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融合，兴办教育风行。当时，上海开办了许多风格各异的女学，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开拓、社会风气的开新，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而当时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其前身是圣约翰书院，后来成为上海乃至全中国的英语学习中心，社会上有“圣约翰英语”之说。上海的一些富家子弟，亦有留学海外的传统。显然，上海的教育文化，成为宋家6个子女成长的基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熊月之认为，宋庆龄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主要是她在中西私塾读书时期，当时她10岁至16岁。这所女校走精英教育路子，学生人数不多，1903年，学校只有两个班，一班14人，一班16人。从学生章程看，有三门课是自始至终必修的，即英文、算学与圣道（宗教），高年级时开始有地理学、天文学、历史学、化学等课程。章程规定学生必须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但是否入教由学生自主决定。章程还规定学生年满13岁必须住校，并对学生衣着、床上用品都统一要求：
“学生铺陈，皆须照本塾式样名目，新制全套，专留塾中应用，直至不再入塾，方可携归。其式样名目如下，若能亲自来塾，阅看一过，更妙。
计开：大红绒毯一条；被子一条，长六尺阔四尺半；褥子一条，长五尺二寸阔二尺八寸……”
严格的办学，重英文，重宗教，重科学知识，重独立人格，中西私塾的这些特点，对于宋庆龄素质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据章程，宋庆龄至少从1905年起是住在学校的。住校，离开父母生活，这对于她独立人格的养成，也十分关键。
宋氏三姐妹，性格、志趣各有特点，差别很大，但以下四点是相同的：聪明、自信、独立、坚强。这些特点既得自遗传、天赋，更与后天的教育有关，与健全的人格养成有关。受美国文化影响，宋耀如对女儿的教育很重视，即使她们在美国留学，也经常会写长信教育她们。倪桂珍出自传教士家庭，也使女儿们自小接触西方文化。追根溯源，宋家第一代的教育习惯，与近代上海特别的城市文化氛围有关。
宋耀如对子女的教育观，源自海派文化中的教育理念。宋家教育强调基督平等博爱思想和民主精神，又灌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维，不以成就一己一家为满足，而以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为目的。宋耀如经常带着孩子们参观印刷厂、面粉厂、纺织厂，让他们开阔视野，了解社会。
倪桂珍对子女“严厉刚强”，而绝无“优柔善感”，是6个子女人生之旅的精神港湾。宋美龄回忆母亲时说：“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母亲的伟大……这种向上教学的习惯，养成了我做事的恒心。”在父母的教导下，宋家6个子女，个个彬彬有礼，举止得体，气度非凡，高雅迷人。由于喜欢教育，1898年，宋耀如与长女宋霭龄合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文章都是孩子们的作品，这份报纸一直办到宋子良、宋子安进入圣约翰大学附中才停刊。
历史事件 人生轨迹
近代上海有着“东方巴黎”的美称，这里曾是远东第一大都市，风云变幻，重大历史事件不断在此上演，也造就了宋家人的人生轨迹。
20世纪初，正是宋庆龄在中西女塾求学的时代，在她学校的附近，张园的反清演说成了上海政治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同时，又相继暴发了抵制美货、大闹公审会堂游行等事件，均深深影响了宋庆龄，造就了她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后来，美国记者曾问宋庆龄，当年为什么要嫁给孙中山，她回答：“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这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自白。 20世纪20年代，革命党在上海活动频繁。1922年12月，在宋子文举办的一场宴会上，宋美龄第一次遇上蒋介石，蒋一见钟情，“被她的优雅外貌和愉悦的谈吐深深吸引”，以致于在日记中多次写上“今天非常思念美龄妹”。1927年9月23日，蒋宋定情成功，蒋又写下了“我们相爱，我认为这是一生最快乐的一天。”这场婚姻，把宋家与蒋介石的政治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此后的上海，国共破裂、日寇侵占，陷入了一场场血雨腥风之中。宋氏家人的一幕幕大戏在此上演。三十年代初，宋庆龄高调反蒋，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爱国进步人士。宋庆龄从事这些活动始终无大风险，除了其特别的政治地位外，也有一个因素就是上海独特的政治格局。《宋家王朝》作者西格雷夫说：遗孀的丧服保护了她，但也使她如坐禁闭。她能够以他人做不到的方式冒险陈词。她曾激励过同时代的人们，但是当他们身遭杀戮时，她虽欲干预但又无能为力。她完全可以在巴黎这样的城市里过着富裕的流亡生活，了结此生，但她没有这样干。
1948年，国民党内战失败，财政危机。上海又暴发了宋家人的恩怨故事。蒋经国坐镇上海“打虎”，宋美龄则希望蒋经国与孔令侃表兄弟间“不应相残”，结果，“打虎”之举功败垂成。这既是家族悲剧，亦是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前兆。
保护遗迹 重组遗产
由于上海是宋家成长、发展的大本营，上海的许多老房子都留下了宋氏子女的足迹。宋耀如从川沙迁入上海的第一幢住宅位于虹口的东有恒路（现东余杭路），又称宋家老宅。宋家大约在1912年二三月间迁居至法租界宝昌路491号（后为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918年，宋耀如病故，倪桂珍率未婚子女迁居到西摩路139号（现陕西北路）花园洋房居住。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宋子文购买了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的花园洋房作为蒋宋的新宅。
在众多宋家旧宅中，最值得纪念的应是宝昌路的房产，可惜这幢楼房已经被拆除，位置约在茂名路以西、陕西南路以东。这幢房子有人认为可能是租赁的，但宋美龄曾在1917年写给友人的信中很肯定地写道：“我们在虹口有房子，霞飞路有房子，愚园路有房子。”又这样评价宝昌路上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又宽绰又漂亮，而且备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她甚至认为这是上海最好的房子，4层楼、16个房间、美丽花园。1912年4月3日，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回沪，应宋耀如之邀就住进了宋家在宝昌路上的房子，当时报界关注到这一动向，曾纷纷报道，后来，这里成为孙中山的行营。1915年，宋庆龄就是在这幢房子翻出窗口，远赴日本与孙中山结婚的。1917年，宋家有一次难得的合家团聚机会，留下一张唯一的全家照，照片背景应当就是宝昌路宋宅的客厅。
有历史及文化专家指出，宋家目前在上海保留的遗迹还包括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宋家墓地等，如果进一步保护整理包括宋家老宅、宋子文别墅、蒋宋别墅等一批老房子，加上宋家在上海的一系列风雨故事，上海可以完整整理出一个“宋氏家族”文化路线图。而上海的文化培育了宋家，因此，重组“宋家遗产”，应是保留、发扬海派文化的一部分。
上海是宋家的诞生地、启蒙和恋爱喜庆之地。如今宋耀如夫妇安详地躺在沪西的一片翠绿中。宋倪原本希望子女们都能终老上海，陪伴左右。但由于政治纷争，眼下仅宋庆龄一人陪侍。人们祭扫时，想起这个情节，也许会发出无限感叹。
（摘自《新民周刊》）
在近代中国，当提及显赫一时的家族时，人们马上想到的一定是宋家。1931年7月23日，倪桂珍女士在青岛仙逝。宋母去世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国，其讣告署名为：孤哀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孤哀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婿孔祥熙、孙文、蒋中正，孙女琼、曼、瑞泣叩。
子、女、婿中有如此显赫地位的母亲，可谓近代中国绝无仅有。而这些子、女、婿对中国近代构成了重大的影响，中国近代自晚清后的历史波澜起伏、峰回路转，无不与这些人的政治足迹息息相关。他们成为中国近代史中的主要人物。
宋家缘何名人辈出，是许多史学家、文学家的心中之谜。然而，如果我们现在再写一部《宋家王朝》的电视连续剧会发现，多数场景聚焦在一座城市——上海。上海，曾经是宋家成员活动的主要舞台。从宋耀如回国、到宋庆龄留学回国，即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初，这三十余年间，是上海城市开放、快速发展的时期，是上海独特的海派文化孕育、成型的鼎盛时期。在清末，清政府管不了上海，传统思维束缚不了上海，上海思想活跃、风气开放、文化繁荣，这正是宋耀如事业开展、宋氏姐弟成长的时代。到了民国，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还有其他人当总统的北洋政府，谁也治不了上海，又都离不开上海。上海富有、开放，这都为宋家成员接受教育、张扬个性、施展才华提供了难得的社会环境。
可以说，特殊的海派文化格局孕育了中国的第一家族，宋家其实是近代上海社会的产物。
求学经历 海派烙印
如果我们看一看宋耀如6个子女的出生地及其求学经历，就会发现深深的海派烙印。6位子女仅长女宋霭龄在昆山出生，其后也在上海长期居住、生活，而其余5人均出生在上海。可以说，到了宋家的第二代，他们已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史料显示，6名宋家子女均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上海话。
再看他们的教育。宋氏三姐妹均在上海就读于中西私塾（马克蒂耶女校），随后赴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留学；宋家三公子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同学中有顾维钧、荣毅仁、陶行知、林语堂、张爱玲、贝聿铭等，随后，三公子分别赴美留学，其中，宋子文、宋子安均毕业于哈佛大学，宋子良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
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融合，兴办教育风行。当时，上海开办了许多风格各异的女学，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开拓、社会风气的开新，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而当时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其前身是圣约翰书院，后来成为上海乃至全中国的英语学习中心，社会上有“圣约翰英语”之说。上海的一些富家子弟，亦有留学海外的传统。显然，上海的教育文化，成为宋家6个子女成长的基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熊月之认为，宋庆龄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主要是她在中西私塾读书时期，当时她10岁至16岁。这所女校走精英教育路子，学生人数不多，1903年，学校只有两个班，一班14人，一班16人。从学生章程看，有三门课是自始至终必修的，即英文、算学与圣道（宗教），高年级时开始有地理学、天文学、历史学、化学等课程。章程规定学生必须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但是否入教由学生自主决定。章程还规定学生年满13岁必须住校，并对学生衣着、床上用品都统一要求：
“学生铺陈，皆须照本塾式样名目，新制全套，专留塾中应用，直至不再入塾，方可携归。其式样名目如下，若能亲自来塾，阅看一过，更妙。
计开：大红绒毯一条；被子一条，长六尺阔四尺半；褥子一条，长五尺二寸阔二尺八寸……”
严格的办学，重英文，重宗教，重科学知识，重独立人格，中西私塾的这些特点，对于宋庆龄素质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据章程，宋庆龄至少从1905年起是住在学校的。住校，离开父母生活，这对于她独立人格的养成，也十分关键。
宋氏三姐妹，性格、志趣各有特点，差别很大，但以下四点是相同的：聪明、自信、独立、坚强。这些特点既得自遗传、天赋，更与后天的教育有关，与健全的人格养成有关。受美国文化影响，宋耀如对女儿的教育很重视，即使她们在美国留学，也经常会写长信教育她们。倪桂珍出自传教士家庭，也使女儿们自小接触西方文化。追根溯源，宋家第一代的教育习惯，与近代上海特别的城市文化氛围有关。
宋耀如对子女的教育观，源自海派文化中的教育理念。宋家教育强调基督平等博爱思想和民主精神，又灌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维，不以成就一己一家为满足，而以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为目的。宋耀如经常带着孩子们参观印刷厂、面粉厂、纺织厂，让他们开阔视野，了解社会。
倪桂珍对子女“严厉刚强”，而绝无“优柔善感”，是6个子女人生之旅的精神港湾。宋美龄回忆母亲时说：“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母亲的伟大……这种向上教学的习惯，养成了我做事的恒心。”在父母的教导下，宋家6个子女，个个彬彬有礼，举止得体，气度非凡，高雅迷人。由于喜欢教育，1898年，宋耀如与长女宋霭龄合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文章都是孩子们的作品，这份报纸一直办到宋子良、宋子安进入圣约翰大学附中才停刊。
历史事件 人生轨迹
近代上海有着“东方巴黎”的美称，这里曾是远东第一大都市，风云变幻，重大历史事件不断在此上演，也造就了宋家人的人生轨迹。
20世纪初，正是宋庆龄在中西女塾求学的时代，在她学校的附近，张园的反清演说成了上海政治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同时，又相继暴发了抵制美货、大闹公审会堂游行等事件，均深深影响了宋庆龄，造就了她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后来，美国记者曾问宋庆龄，当年为什么要嫁给孙中山，她回答：“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这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自白。 20世纪20年代，革命党在上海活动频繁。1922年12月，在宋子文举办的一场宴会上，宋美龄第一次遇上蒋介石，蒋一见钟情，“被她的优雅外貌和愉悦的谈吐深深吸引”，以致于在日记中多次写上“今天非常思念美龄妹”。1927年9月23日，蒋宋定情成功，蒋又写下了“我们相爱，我认为这是一生最快乐的一天。”这场婚姻，把宋家与蒋介石的政治命运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此后的上海，国共破裂、日寇侵占，陷入了一场场血雨腥风之中。宋氏家人的一幕幕大戏在此上演。三十年代初，宋庆龄高调反蒋，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爱国进步人士。宋庆龄从事这些活动始终无大风险，除了其特别的政治地位外，也有一个因素就是上海独特的政治格局。《宋家王朝》作者西格雷夫说：遗孀的丧服保护了她，但也使她如坐禁闭。她能够以他人做不到的方式冒险陈词。她曾激励过同时代的人们，但是当他们身遭杀戮时，她虽欲干预但又无能为力。她完全可以在巴黎这样的城市里过着富裕的流亡生活，了结此生，但她没有这样干。
1948年，国民党内战失败，财政危机。上海又暴发了宋家人的恩怨故事。蒋经国坐镇上海“打虎”，宋美龄则希望蒋经国与孔令侃表兄弟间“不应相残”，结果，“打虎”之举功败垂成。这既是家族悲剧，亦是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前兆。
保护遗迹 重组遗产
由于上海是宋家成长、发展的大本营，上海的许多老房子都留下了宋氏子女的足迹。宋耀如从川沙迁入上海的第一幢住宅位于虹口的东有恒路（现东余杭路），又称宋家老宅。宋家大约在1912年二三月间迁居至法租界宝昌路491号（后为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918年，宋耀如病故，倪桂珍率未婚子女迁居到西摩路139号（现陕西北路）花园洋房居住。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宋子文购买了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的花园洋房作为蒋宋的新宅。
在众多宋家旧宅中，最值得纪念的应是宝昌路的房产，可惜这幢楼房已经被拆除，位置约在茂名路以西、陕西南路以东。这幢房子有人认为可能是租赁的，但宋美龄曾在1917年写给友人的信中很肯定地写道：“我们在虹口有房子，霞飞路有房子，愚园路有房子。”又这样评价宝昌路上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又宽绰又漂亮，而且备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她甚至认为这是上海最好的房子，4层楼、16个房间、美丽花园。1912年4月3日，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回沪，应宋耀如之邀就住进了宋家在宝昌路上的房子，当时报界关注到这一动向，曾纷纷报道，后来，这里成为孙中山的行营。1915年，宋庆龄就是在这幢房子翻出窗口，远赴日本与孙中山结婚的。1917年，宋家有一次难得的合家团聚机会，留下一张唯一的全家照，照片背景应当就是宝昌路宋宅的客厅。
有历史及文化专家指出，宋家目前在上海保留的遗迹还包括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宋家墓地等，如果进一步保护整理包括宋家老宅、宋子文别墅、蒋宋别墅等一批老房子，加上宋家在上海的一系列风雨故事，上海可以完整整理出一个“宋氏家族”文化路线图。而上海的文化培育了宋家，因此，重组“宋家遗产”，应是保留、发扬海派文化的一部分。
上海是宋家的诞生地、启蒙和恋爱喜庆之地。如今宋耀如夫妇安详地躺在沪西的一片翠绿中。宋倪原本希望子女们都能终老上海，陪伴左右。但由于政治纷争，眼下仅宋庆龄一人陪侍。人们祭扫时，想起这个情节，也许会发出无限感叹。
（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