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徽州之徽
少时曾经学画，所以徽州一直令我神往。
徽墨、歙砚和宣纸，这些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装备，都是从这片山地上长出来的，黑的白的，都在时间的深处闪着迷人的幽光。似乎，只要提起徽州，抽抽鼻子就可以闻到来自墨、砚和宣纸的芬芳气息。
生产墨、砚和宣纸的作坊都深藏在那些古村古镇。
白壁、黛瓦、马头墙，祠堂、街弄、高牌坊。这在徽州成为一种制式，也是它鲜明的标记。它们以青山绿水为背景，古朴简约，别具美感却充满人间烟火气。即使艺术气质很重，但在当年，它们不过是承载徽州人日常生活的寻常村落。只是，兵火、匪患以及自然或者社会的大灾难大浩劫，将其他地方的同类扫荡一空；而这里，因为偏僻闭塞，因为运气，因为某个高人灾难来临时的急中生智，或者干脆就说是上苍的有意安排，一个时代的场景，就完整或者相对完整地遗存下来。它们像化石，像出土文物，具有历史标本的意义。它们的珍贵，除了本身的质地，更是因为过于稀缺。它们还因为媒体、影视和绘画而被无限放大，身价百倍。面对它们，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徽州之“徽”，意为美好。太多历史文化的元素集于一地，它想不“徽”都不行。今秋，我用了中秋小长假再加四天公休假，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徽州大地上游走，从容地过了一小段徽州人的日子。
古老的小村小镇小城，每天，都被灿烂的太阳和皎洁的月亮轮番照耀。这是徽州对我的格外关照，将自己充分袒露在光明之中，让我里里外外把它看个清楚。
被一个的士司机带进徽州
早晨，屯溪。阳光明媚，映照着清清浅浅的新安江。近岸处，几个浣衣美女穿红着绿，鲜亮耀眼。“梆梆”的捣衣之声，像清丽的小令，成为立体音画的绝配。我们一家三口刚出酒店，背着行囊，拖着拉杆箱，在车水马龙的路边没有了方向，却对河边小景看得出神。突然，一辆出租车开到我们身边，猛地刹住，司机伸出头来，老朋友一样打招呼。
没想到如此之巧，他就是昨天深夜从机场送我们到酒店的老胡！并且，他现在是空车。
坐老胡的车踏实。因为昨晚他的收费比我们事先打听的价低好几块，还送了我们一张本地地图，帮我规划了接下来几天的行程。现在说起去西递，他的要价又比我们刚才在前台的询价整整少了50元。还犹豫什么呢！我们立马就决定了，打他的车直奔西递。
老胡名永忠，精瘦，精神，年近五十岁，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徽州人。胡姓是绩溪大姓。但是他强调，他不是戚继光顶头上司胡宗宪胡大帅那个胡，更不是前任党的总书记那个胡。他的胡，与胡适和做徽墨的胡开文靠得更近，与西递的胡氏同宗。
我理不清老胡所在姓氏的纷繁谱系，但他介绍的西递胡氏的来历却引人入胜。那是唐昭宗时，握有重兵把持朝政的朱温威逼昭宗皇帝李晔迁都洛阳。途中，何皇后产下一个男婴。这是李晔的第一个儿子，且为皇后所出，当立太子。但是这时的李唐王朝已经式微，李晔预感此去凶多吉少，就秘密将孩子托付给一个婺源籍胡姓官员带回老家抚养，并取名胡昌翼。不久，朱温果然篡位，将李晔满门诛杀，唯有隐居皖南的胡昌翼一脉幸存。170年后，昌翼公后人胡士良偶然路过西递，见这里风水、地势俱佳，便将全家移居这里，成为西递胡氏的始祖。
这是一个徽州版的《赵氏孤儿》，一个至今活着的传奇，脉络清晰，还有这位活生生的老胡为证，其真实性似乎毋庸置疑。
“金枝玉叶”的老胡出生于上世纪跳“忠字舞”的年代。母亲希望他永远忠于祖国，忠于伟大领袖。但是现在，他强调自己名字的真正寓意是诚信，是孝顺，是忠义，很有些敝帚自珍的味道。自此，他把他的车变成了“百家讲坛”，从孔子、朱熹讲到我闻所未闻的几个徽州大儒，从道家讲到佛学，从《三字经》讲到《弟子规》。开始我还有几分兴趣，附和着与他讨论这些很崇高很形而上的话题。我甚至还拍他马屁，说从他身上看到了徽州的深度。但是，我毕竟是游客，兴趣点根本不在他这里。但是，他诲人不倦，没发现我的呵欠不断。
出屯溪，与一条叫横江的小河同行。据说这是新安江正源。河水清浅，逶迤，与青黛的远山、油黑的田野以及散布其间的黄灿灿草垛，水彩画一样铺展在车窗外，让人心醉。尤其是齐云山，它没有纳入我的日程，但毕竟是全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粗砺的红褐山岩让我远远地就感觉到了它的道骨仙风。于是我借机转换话题。但是，我发现要让他停止布道，这比抽刀断流还难。因为我曾经的表扬，更因为他自觉地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我已被他虚拟为礼崩乐坏时代芸芸众生的代表，他不得不苦口婆心。
后悔莫及，不甘心当小学生。但是，我还要装得礼貌，有教养。最终，我只好以闭目养神走完了去西递的后半程。
再度想起老胡的时候，我已在西递的胡氏宗祠。炫目的日光从天井里斜射进来，明暗反差强烈，让宏敞森严的祠堂更能够释放宗法规制的余威。站在浓重的阴影里，听导游讲西递胡氏引以为傲的那些先祖時，“胡永忠”立刻从我脑子里跳了出来。因为前者不过是一些与我无关的抽象人名，只有胡永忠，他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这时，静下来，在新的语境中，我才慢慢体会出这个人的可爱与可敬。一个处于底层的普通人，却不遗余力地弘扬传统，身上散发着不同凡俗的气质。他是徽州古风的现代样本。因为他，我对西递胡氏源自大唐皇室更加深信不疑。
那一刻，看着老屋里活动着的那些人影，就想起了我老乡李白在西递写的诗：
黟县小桃园，烟霞百里间。
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
老 屋
走进西递，被一条大街引向古村深处。
大街之“大”，也宽不过两米。七八十条更小的巷道胡乱穿插，最窄仅两尺。房子都不是新建，甚至不是翻新，保留着原初的风貌。巷道逼仄，石板小路在高墙夹峙下随意地扭来扭去，宽宽窄窄，开合不定，永远无法预料它的走向，为外地人制造着迷宫。拉杆箱带着夸张的隆隆声走过碎裂的青石板，就像开着MINI小车在乱石滩上狂奔，生怕颠掉娇小的轮子。 街边的门都黑洞洞地开着。站在高门槛外，依稀可见神龛两边，太师椅上早年的故人已经作为工笔画像挂在壁上，泛黄的对联意境清旷豁达，透露出追求淡泊宁静的心境。案上少不了自鸣钟。那是经商或者为官的主人从外地带回，当年的奢侈品，代表时尚，也是身份的象征。就像我们曾经追逐的彩电，今天向往的豪车。正看得新奇，当的一下钟响，回荡在空旷的厅堂，更凸显了寂寥。
街头巷尾，写生的学生无处不在。他们像是一片水域突然飞来了无数候鸟。这里是古建筑的博物馆，是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古旧与新生，主人与过客，临摹与被临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氛围，跨越时空，在幽深的巷道里弥散。
我们一家住的地方叫耕乐堂，据说是清代一位户部尚书的宅邸。没传几代人，新中国建立，翻天覆地，重新洗牌，易主到现在主人余斌的爷爷手上。这一代的余姓，据说都是秦桧的后裔。但是，他们都耻于与遗臭万年的先祖同姓，就将秦子上面三横去掉，改姓余。余斌家上溯几代都是普通农户。但是他们一旦成为老屋主人，天天呼吸的是富贵的气息，斯文的气息，渐渐被新的环境洗脑，因此他们努力向风雅靠拢。雕花的大床，精致的窗棂，还包括那些古董，即使在那场红色风暴中，他们也舍不得毁坏。现在余斌务农，和老婆种了五亩地。儿子在城里上高二，他们希望他读中国科技大学，儿子的梦想却在北京。他们当然也经营家庭客栈。现在，进门两边和楼上围绕天井的一圈，都是客房。晦暗中，从极高极陡极窄的楼梯爬上去，打开房间，打开一尺见方大小的小木窗，阳光瀑布一般涌入，照耀着微尘的颗粒星星一样在空中飞翔。一片黑糊糊的老屋顶在窗外参差着，错落着。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在摇弋的野草里觅食。这让人想起乌镇，想起刘若英和黄磊，《似水年华》的剧情，似乎即将上演。
饱饱地睡了个午觉，醒来，老婆早就带着儿子到后门外的“前边溪”摸鱼捉虾去了。中午，儿子把主人家鱼缸里的小鱼虾玩死了大半，他说过他要自己捉鱼来赔。
偌大的老屋寂静无人，便自己下楼，泡一杯黄山毛峰，穿过厨房，来到后院。其实这里是和大厅平行，并且临街。院子很小，但也有简单的花草和盆景。马头墙下，白璧上布满雨迹和苔痕，浓浓淡淡，像宣纸上的晕染。不知名的藤蔓稀疏地爬在上面，就像吴冠中那些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线条。临街的门半开，游客们由导游率领着在门外穿梭般去去来来。但他们与我半点关系也没有，近在咫尺，却是远远的背景。心绪像杯里的茶叶一样慢慢沉淀下来，院子就显得静。背后的自鸣钟嘀嗒有声。这时，我感觉自己就像徽州那些古代隐士，但是带了一点大隐隐于市的意味。
身后是饭厅，门大开，阳光斜射在一幅对联上：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道天外云卷云舒
靠在老式椅子上，捧一本书，对联正好为我作注。
我读的是新到的《人民文学》，第九期，头条是海飞的小说《麻雀》。60年前血雨腥风的上海滩，中共，汪伪，国民党军统，各路特工斗得惊心动魄，与我悠闲的慢生活形成强烈反差。
天渐渐暗下来。地上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拇指大的蟾蜍。正想抵近了看，却突然不见了——它就像老宅里的什么精灵，悄然而来，倏忽而逝。
那时，我心里猝然一惊。
那些牌坊
租一辆车，从槐塘、棠樾、郑村一直跑到唐模。这是一个整天的牌坊之旅。
每个古村镇都少不了一座或多座牌坊。它们常常立在村口，是徽州人为我们端出的第一道招牌菜。
雄伟的造型，精美的细节，遗世独立的姿态，让它们成为点睛之笔，将它所在的村庄从庸常中超拔出来，亮出令人尊敬的身份和出身。
雕塑是凝固的音乐。但我觉得，牌坊们顶天立地地站在村口，面对远方来客，更像是一个张开双臂激情放歌的歌者。它们不是邓丽君，不是周华健，更不是周杰伦。它更近似杨洪基，唱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那样的宏大主题，充满岁月的沧桑况味和特殊美感。
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出产地。近水楼台，昔日的徽州人，洗脑最为彻底。因此，践行主流价值观的“先进模范”人物越多，牌坊就立得越多。小小的歙县，现存牌坊近百。
当然，徽州的牌坊应该远不止这些。因为上世纪60年代，一个村庄有十几座牌坊，在徽州并不稀罕。据说还有二十几座牌坊的村庄。徽州的牌坊们骄傲地走过了几个朝代，但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成为它们躲不过的劫。红色风暴中，牌坊们纷纷被推倒。现存的这些，在当时，身上要么涂了油漆，泼了大粪，要么乱七八糟地写上了标语，像是一些随时可能拉出去砍头的死囚。它们居然幸存，实在是一个奇迹。也许，这些牌坊是牌坊中的牌坊，精品中的精品，人们心疼，下不了手？或者，传统在这里扎根太深，人们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还心存敬畏，只能放它一马？
人的生命不过百年。村中无论什么材质的民居，即使不断修缮，也难以陪伴石头的牌坊一路同行到底。所以，牌坊又是一个村庄兴废的目击者。它既讲述坊主的故事，讲它自己的故事，也讲述一个村庄甚至一個时代的故事。
故事形形色色，都惊心动魄，演绎的都是忠孝节义的宏大主题。其中，最多的是贞节牌坊。
歙县水竹坑柯钺的女儿，幼时许配给李鸿章的儿子——应该是李经毓吧。她本来是未来侯门的女主人，哪知道李公子早夭。小小的未婚夫死去也就罢了，双方父母却不由分说，要“成全”她当节妇，让她和一个灵牌子成婚，也让她抱着灵牌子终老。
其实，柯家小姐并不孤独。在歙县古城新南街，我见到了建于上世纪初的“孝贞节烈坊”，上面赫然记载“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就是说，即使清廷行将崩溃，官方推动的争创“节妇烈女”的大业依然按部就班，坚持不懈，仅这一次就有六万五千多人受到集体表彰。
在宏村的敬修堂，我和曾经的房东的八世孙汪经三交谈，并让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突然，我感到背上凉丝丝的，像是有电子眼在扫描。回头，与一位老妇人没有表情的目光相遇。她年过八旬，一袭黑衣，捧一只小巧的描金白瓷茶壶，端坐于后门一侧的阴影里，让人依稀看到她年轻时的美貌与雍容。 她是汪先生的母亲。不知怎么，那一刻，我总觉得她就是那些“节妇”的形象代表。
驾一叶扁舟追寻李白
练江侧畔的鱼梁古镇，是徽商出发的地方。
一条小街沿河岸蜿蜒，狭窄的鹅卵石路面经千年的脚步踩踏，光洁如玉，无声诉说先人们的创业艰难。古镇仿佛自古如此。街口古旧的廊柱，街道两旁一律的木板房，似乎还是唐宋格局，明清模样。只是，它太过老朽。徽商们一去不返，带走了精气神。仅凭几个晒太阳的老人，太稀薄的人气，怎能滋养一个古镇的繁华？缓缓走过老街，就像面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让人心生不忍。
小镇尽头，一个“李白问津处”的小亭让人眼前一亮。一个徽州尽人皆知的故事，重新植入原产地，它顿时丰满，鲜活，可以身临其境。
天宝三年，李白在长安混不下去了。因为他太自我，太任性，太天马行空，在李隆基眼里根本不是当官的料。仕途彻底没戏，他只好申请走人，揣着不大不小的一笔遣散费离开长安，开始漫游。到洛阳，他在客栈墙上看到了一首詩：
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巅。
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
樵人歌垄上，谷鸟戏岩前。
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
这可是仙人所作的诗啊。李白惊叹一声。一打听，诗的作者许宣平，果然是隐居徽州城南山中的高士。他活到一百多岁，须发飘拂，还行走如奔马，经常挑柴进城换酒喝。酒醉而归，扁担上酒葫芦摇晃着，且行且吟唱，潇洒极了。许宣平粉丝无数，其中包括这个喜欢涂鸦的人。他偶然入住这里，将偶像的诗随手写到墙上，许宣平其人其事因此在洛阳广为传诵。因为皇帝痴迷，求仙访道是大唐一朝最大的时髦，从来就不安分的李白，早被席卷其中，哪里见得这个，立马决定专程拜访。到徽州，在练江边一个客栈扔下行李，就往城南赶去。鱼梁镇外，一渔舟泊于江上，船头插一竹篙，一老叟正在船上钓鱼，李白就上前打听许大仙。老人信口说道：“门前一竿竹，便是许翁家。”李白一听，忙心急火燎地追寻而去。走了好久都不见长竹的地方，他突然醒悟，刚才那位老者船头插的篙竿，不就是“门前一竿竹”吗？那老者，定是许宣平无疑。可是，匆匆返回原地，哪里还有大仙的影子？李白心有不甘，一住半月，虽然进山找到了许宣平的茅庐，甚至在他壁上题诗，孤傲的许宣平始终没有露面。
老街下面就是渔梁坝。这个号称仅次于都江堰的古代水利工程，始建于隋唐。坝上，船通徽州六县；坝下，直达杭州。历经千年风雨，大坝已经斑斑驳驳，凹凸不平，但石质的“元宝钉”如同石锁，把一块块吨余的麻石紧密相扣，依然固若金汤。
几只乌篷船系于坝上，没有鹭鸶，没有渔网——这不过是貌似渔舟的游船。我决定浪漫一把——坐乌篷船返回上游五里处的酒店。艄公就是那个独钓船头的蓑笠翁了。他姓姚。虽然没有垂至脚踝的须髯，但面貌清癯，多少有些仙风道骨，花五十元，姑且请他冒充一回许宣平。只不过，当年是李白从上游太平桥头的酒肆出发，到鱼梁来寻访许宣平；而今，我跟着“许宣平”逆向而行，追寻抱憾而归的李白。
夕阳西下，天色转眼就暗了下来。暮色让景物变得朦胧、老旧，有过往的味道。一叶孤舟，被轻易地剥离出当下，向古徽州靠拢，向李白和许宣平靠拢。鱼梁坝是一座滚水坝，让这一段练江变得烟波浩渺，成为真正的秋水长天。江面薄雾缭绕，飘散的似乎都是诗歌的分子，让我激情汹涌，感觉越来越像一个诗人。于是，我在半途使出“诗人”性子，向姚老汉要过篙竿，自己当起了艄公。水其实不深。人立船头，将装了铁尖的篙竿钉进卵石累累的河床，发力撑船前行，很容易被一种披坚执锐、所向披靡的幻觉激励。左一竿右一竿，我居然无师自通，像老手一样驾船，在徽州一个最著名的典故里鱼一样游动。
晚上，一道“太白鱼头”，延续了李白的故事。
太白鱼头是徽菜名菜，也是我下榻的披云山庄的招牌菜。歙县人吃这道菜，其架势就把我镇住。大厅里，一桌人——包括两个老外，端坐着，看圣物一样看着一个冒着热气的硕大瓦钵。瓦钵盖着，贴了红纸的封条，必须由席中最有分量的贵宾开启，方可一饱口福。
据说，当年李白最后一次寻找许宣平未果，满怀沮丧。回到客栈，晚餐时间已过，厨房只剩一个鱼头和两块豆腐。店家带着歉意，将就现有食材，精心地做了个鱼头炖豆腐。菜上桌后，李白见汤汁浓白，鱼肉滑嫩，鲜美异常，一扫愁肠，接过店家自酿家酒就开怀畅饮。微醺之际，乘兴作诗一首：
天台国清寺，天下称四绝。
我来兴唐游，与中更无别。
卉木划断云，高峰顶参雪。
槛外一条溪，几回流碎月。
鱼头豆腐，让一个故事物化、固化，是多情的徽州对失意的谪仙小小的补偿。
因为李白，也为了犒劳自己，我们一家也要了太白鱼头。鱼头果然鲜美，名菜实至名归。
不过，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现在的太白鱼头，显然比李白当年吃的奢华多了：鱼头来自限量供应的千岛湖“淳”牌有机鱼；豆腐是用新安江流域著名的黄豆“六月黄”磨制；水，据说是出自徽州四大名泉之首的五明寺泉水。并且，配料很多，其加工烹饪也更加复杂，并且有春夏秋冬多个版本。我相信，假如李太白来吃“太白鱼头”，断然吃不出当年味道。
在李白当年下榻的客栈原址上，后人修建了阁楼“太白楼”，两层，就在披云山庄侧下。清早，那里刚开门我就去看过，很逼仄。逼仄，少了填充文物的好多麻烦，但是也容纳不了多少我们关于李白的怀想。
就是那些李白故事本身，丰富，活灵活现，但未必可靠。
回到客房，已是皓月当空。走上客房外的露台，近处的太白楼，对岸的徽州古城，静谧中如入梦乡。只有练江中的一团碎月，在江面上缓缓流淌。
李白越走越远。哦，至少这月亮，可以确信是李白在徽州亲自用过的。一枚永世纪念的“徽”章，似乎伸手可及。
少时曾经学画，所以徽州一直令我神往。
徽墨、歙砚和宣纸，这些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装备，都是从这片山地上长出来的，黑的白的，都在时间的深处闪着迷人的幽光。似乎，只要提起徽州，抽抽鼻子就可以闻到来自墨、砚和宣纸的芬芳气息。
生产墨、砚和宣纸的作坊都深藏在那些古村古镇。
白壁、黛瓦、马头墙，祠堂、街弄、高牌坊。这在徽州成为一种制式，也是它鲜明的标记。它们以青山绿水为背景，古朴简约，别具美感却充满人间烟火气。即使艺术气质很重，但在当年，它们不过是承载徽州人日常生活的寻常村落。只是，兵火、匪患以及自然或者社会的大灾难大浩劫，将其他地方的同类扫荡一空；而这里，因为偏僻闭塞，因为运气，因为某个高人灾难来临时的急中生智，或者干脆就说是上苍的有意安排，一个时代的场景，就完整或者相对完整地遗存下来。它们像化石，像出土文物，具有历史标本的意义。它们的珍贵，除了本身的质地，更是因为过于稀缺。它们还因为媒体、影视和绘画而被无限放大，身价百倍。面对它们，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徽州之“徽”，意为美好。太多历史文化的元素集于一地，它想不“徽”都不行。今秋，我用了中秋小长假再加四天公休假，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徽州大地上游走，从容地过了一小段徽州人的日子。
古老的小村小镇小城，每天，都被灿烂的太阳和皎洁的月亮轮番照耀。这是徽州对我的格外关照，将自己充分袒露在光明之中，让我里里外外把它看个清楚。
被一个的士司机带进徽州
早晨，屯溪。阳光明媚，映照着清清浅浅的新安江。近岸处，几个浣衣美女穿红着绿，鲜亮耀眼。“梆梆”的捣衣之声，像清丽的小令，成为立体音画的绝配。我们一家三口刚出酒店，背着行囊，拖着拉杆箱，在车水马龙的路边没有了方向，却对河边小景看得出神。突然，一辆出租车开到我们身边，猛地刹住，司机伸出头来，老朋友一样打招呼。
没想到如此之巧，他就是昨天深夜从机场送我们到酒店的老胡！并且，他现在是空车。
坐老胡的车踏实。因为昨晚他的收费比我们事先打听的价低好几块，还送了我们一张本地地图，帮我规划了接下来几天的行程。现在说起去西递，他的要价又比我们刚才在前台的询价整整少了50元。还犹豫什么呢！我们立马就决定了，打他的车直奔西递。
老胡名永忠，精瘦，精神，年近五十岁，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徽州人。胡姓是绩溪大姓。但是他强调，他不是戚继光顶头上司胡宗宪胡大帅那个胡，更不是前任党的总书记那个胡。他的胡，与胡适和做徽墨的胡开文靠得更近，与西递的胡氏同宗。
我理不清老胡所在姓氏的纷繁谱系，但他介绍的西递胡氏的来历却引人入胜。那是唐昭宗时，握有重兵把持朝政的朱温威逼昭宗皇帝李晔迁都洛阳。途中，何皇后产下一个男婴。这是李晔的第一个儿子，且为皇后所出，当立太子。但是这时的李唐王朝已经式微，李晔预感此去凶多吉少，就秘密将孩子托付给一个婺源籍胡姓官员带回老家抚养，并取名胡昌翼。不久，朱温果然篡位，将李晔满门诛杀，唯有隐居皖南的胡昌翼一脉幸存。170年后，昌翼公后人胡士良偶然路过西递，见这里风水、地势俱佳，便将全家移居这里，成为西递胡氏的始祖。
这是一个徽州版的《赵氏孤儿》，一个至今活着的传奇，脉络清晰，还有这位活生生的老胡为证，其真实性似乎毋庸置疑。
“金枝玉叶”的老胡出生于上世纪跳“忠字舞”的年代。母亲希望他永远忠于祖国，忠于伟大领袖。但是现在，他强调自己名字的真正寓意是诚信，是孝顺，是忠义，很有些敝帚自珍的味道。自此，他把他的车变成了“百家讲坛”，从孔子、朱熹讲到我闻所未闻的几个徽州大儒，从道家讲到佛学，从《三字经》讲到《弟子规》。开始我还有几分兴趣，附和着与他讨论这些很崇高很形而上的话题。我甚至还拍他马屁，说从他身上看到了徽州的深度。但是，我毕竟是游客，兴趣点根本不在他这里。但是，他诲人不倦，没发现我的呵欠不断。
出屯溪，与一条叫横江的小河同行。据说这是新安江正源。河水清浅，逶迤，与青黛的远山、油黑的田野以及散布其间的黄灿灿草垛，水彩画一样铺展在车窗外，让人心醉。尤其是齐云山，它没有纳入我的日程，但毕竟是全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粗砺的红褐山岩让我远远地就感觉到了它的道骨仙风。于是我借机转换话题。但是，我发现要让他停止布道，这比抽刀断流还难。因为我曾经的表扬，更因为他自觉地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我已被他虚拟为礼崩乐坏时代芸芸众生的代表，他不得不苦口婆心。
后悔莫及，不甘心当小学生。但是，我还要装得礼貌，有教养。最终，我只好以闭目养神走完了去西递的后半程。
再度想起老胡的时候，我已在西递的胡氏宗祠。炫目的日光从天井里斜射进来，明暗反差强烈，让宏敞森严的祠堂更能够释放宗法规制的余威。站在浓重的阴影里，听导游讲西递胡氏引以为傲的那些先祖時，“胡永忠”立刻从我脑子里跳了出来。因为前者不过是一些与我无关的抽象人名，只有胡永忠，他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存在。这时，静下来，在新的语境中，我才慢慢体会出这个人的可爱与可敬。一个处于底层的普通人，却不遗余力地弘扬传统，身上散发着不同凡俗的气质。他是徽州古风的现代样本。因为他，我对西递胡氏源自大唐皇室更加深信不疑。
那一刻，看着老屋里活动着的那些人影，就想起了我老乡李白在西递写的诗：
黟县小桃园，烟霞百里间。
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
老 屋
走进西递，被一条大街引向古村深处。
大街之“大”，也宽不过两米。七八十条更小的巷道胡乱穿插，最窄仅两尺。房子都不是新建，甚至不是翻新，保留着原初的风貌。巷道逼仄，石板小路在高墙夹峙下随意地扭来扭去，宽宽窄窄，开合不定，永远无法预料它的走向，为外地人制造着迷宫。拉杆箱带着夸张的隆隆声走过碎裂的青石板，就像开着MINI小车在乱石滩上狂奔，生怕颠掉娇小的轮子。 街边的门都黑洞洞地开着。站在高门槛外，依稀可见神龛两边，太师椅上早年的故人已经作为工笔画像挂在壁上，泛黄的对联意境清旷豁达，透露出追求淡泊宁静的心境。案上少不了自鸣钟。那是经商或者为官的主人从外地带回，当年的奢侈品，代表时尚，也是身份的象征。就像我们曾经追逐的彩电，今天向往的豪车。正看得新奇，当的一下钟响，回荡在空旷的厅堂，更凸显了寂寥。
街头巷尾，写生的学生无处不在。他们像是一片水域突然飞来了无数候鸟。这里是古建筑的博物馆，是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古旧与新生，主人与过客，临摹与被临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氛围，跨越时空，在幽深的巷道里弥散。
我们一家住的地方叫耕乐堂，据说是清代一位户部尚书的宅邸。没传几代人，新中国建立，翻天覆地，重新洗牌，易主到现在主人余斌的爷爷手上。这一代的余姓，据说都是秦桧的后裔。但是，他们都耻于与遗臭万年的先祖同姓，就将秦子上面三横去掉，改姓余。余斌家上溯几代都是普通农户。但是他们一旦成为老屋主人，天天呼吸的是富贵的气息，斯文的气息，渐渐被新的环境洗脑，因此他们努力向风雅靠拢。雕花的大床，精致的窗棂，还包括那些古董，即使在那场红色风暴中，他们也舍不得毁坏。现在余斌务农，和老婆种了五亩地。儿子在城里上高二，他们希望他读中国科技大学，儿子的梦想却在北京。他们当然也经营家庭客栈。现在，进门两边和楼上围绕天井的一圈，都是客房。晦暗中，从极高极陡极窄的楼梯爬上去，打开房间，打开一尺见方大小的小木窗，阳光瀑布一般涌入，照耀着微尘的颗粒星星一样在空中飞翔。一片黑糊糊的老屋顶在窗外参差着，错落着。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在摇弋的野草里觅食。这让人想起乌镇，想起刘若英和黄磊，《似水年华》的剧情，似乎即将上演。
饱饱地睡了个午觉，醒来，老婆早就带着儿子到后门外的“前边溪”摸鱼捉虾去了。中午，儿子把主人家鱼缸里的小鱼虾玩死了大半，他说过他要自己捉鱼来赔。
偌大的老屋寂静无人，便自己下楼，泡一杯黄山毛峰，穿过厨房，来到后院。其实这里是和大厅平行，并且临街。院子很小，但也有简单的花草和盆景。马头墙下，白璧上布满雨迹和苔痕，浓浓淡淡，像宣纸上的晕染。不知名的藤蔓稀疏地爬在上面，就像吴冠中那些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线条。临街的门半开，游客们由导游率领着在门外穿梭般去去来来。但他们与我半点关系也没有，近在咫尺，却是远远的背景。心绪像杯里的茶叶一样慢慢沉淀下来，院子就显得静。背后的自鸣钟嘀嗒有声。这时，我感觉自己就像徽州那些古代隐士，但是带了一点大隐隐于市的意味。
身后是饭厅，门大开，阳光斜射在一幅对联上：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道天外云卷云舒
靠在老式椅子上，捧一本书，对联正好为我作注。
我读的是新到的《人民文学》，第九期，头条是海飞的小说《麻雀》。60年前血雨腥风的上海滩，中共，汪伪，国民党军统，各路特工斗得惊心动魄，与我悠闲的慢生活形成强烈反差。
天渐渐暗下来。地上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一只拇指大的蟾蜍。正想抵近了看，却突然不见了——它就像老宅里的什么精灵，悄然而来，倏忽而逝。
那时，我心里猝然一惊。
那些牌坊
租一辆车，从槐塘、棠樾、郑村一直跑到唐模。这是一个整天的牌坊之旅。
每个古村镇都少不了一座或多座牌坊。它们常常立在村口，是徽州人为我们端出的第一道招牌菜。
雄伟的造型，精美的细节，遗世独立的姿态，让它们成为点睛之笔，将它所在的村庄从庸常中超拔出来，亮出令人尊敬的身份和出身。
雕塑是凝固的音乐。但我觉得，牌坊们顶天立地地站在村口，面对远方来客，更像是一个张开双臂激情放歌的歌者。它们不是邓丽君，不是周华健，更不是周杰伦。它更近似杨洪基，唱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那样的宏大主题，充满岁月的沧桑况味和特殊美感。
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出产地。近水楼台，昔日的徽州人，洗脑最为彻底。因此，践行主流价值观的“先进模范”人物越多，牌坊就立得越多。小小的歙县，现存牌坊近百。
当然，徽州的牌坊应该远不止这些。因为上世纪60年代，一个村庄有十几座牌坊，在徽州并不稀罕。据说还有二十几座牌坊的村庄。徽州的牌坊们骄傲地走过了几个朝代，但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成为它们躲不过的劫。红色风暴中，牌坊们纷纷被推倒。现存的这些，在当时，身上要么涂了油漆，泼了大粪，要么乱七八糟地写上了标语，像是一些随时可能拉出去砍头的死囚。它们居然幸存，实在是一个奇迹。也许，这些牌坊是牌坊中的牌坊，精品中的精品，人们心疼，下不了手？或者，传统在这里扎根太深，人们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还心存敬畏，只能放它一马？
人的生命不过百年。村中无论什么材质的民居，即使不断修缮，也难以陪伴石头的牌坊一路同行到底。所以，牌坊又是一个村庄兴废的目击者。它既讲述坊主的故事，讲它自己的故事，也讲述一个村庄甚至一個时代的故事。
故事形形色色，都惊心动魄，演绎的都是忠孝节义的宏大主题。其中，最多的是贞节牌坊。
歙县水竹坑柯钺的女儿，幼时许配给李鸿章的儿子——应该是李经毓吧。她本来是未来侯门的女主人，哪知道李公子早夭。小小的未婚夫死去也就罢了，双方父母却不由分说，要“成全”她当节妇，让她和一个灵牌子成婚，也让她抱着灵牌子终老。
其实，柯家小姐并不孤独。在歙县古城新南街，我见到了建于上世纪初的“孝贞节烈坊”，上面赫然记载“徽州府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就是说，即使清廷行将崩溃，官方推动的争创“节妇烈女”的大业依然按部就班，坚持不懈，仅这一次就有六万五千多人受到集体表彰。
在宏村的敬修堂，我和曾经的房东的八世孙汪经三交谈，并让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突然，我感到背上凉丝丝的，像是有电子眼在扫描。回头，与一位老妇人没有表情的目光相遇。她年过八旬，一袭黑衣，捧一只小巧的描金白瓷茶壶，端坐于后门一侧的阴影里，让人依稀看到她年轻时的美貌与雍容。 她是汪先生的母亲。不知怎么，那一刻，我总觉得她就是那些“节妇”的形象代表。
驾一叶扁舟追寻李白
练江侧畔的鱼梁古镇，是徽商出发的地方。
一条小街沿河岸蜿蜒，狭窄的鹅卵石路面经千年的脚步踩踏，光洁如玉，无声诉说先人们的创业艰难。古镇仿佛自古如此。街口古旧的廊柱，街道两旁一律的木板房，似乎还是唐宋格局，明清模样。只是，它太过老朽。徽商们一去不返，带走了精气神。仅凭几个晒太阳的老人，太稀薄的人气，怎能滋养一个古镇的繁华？缓缓走过老街，就像面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让人心生不忍。
小镇尽头，一个“李白问津处”的小亭让人眼前一亮。一个徽州尽人皆知的故事，重新植入原产地，它顿时丰满，鲜活，可以身临其境。
天宝三年，李白在长安混不下去了。因为他太自我，太任性，太天马行空，在李隆基眼里根本不是当官的料。仕途彻底没戏，他只好申请走人，揣着不大不小的一笔遣散费离开长安，开始漫游。到洛阳，他在客栈墙上看到了一首詩：
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巅。
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
樵人歌垄上，谷鸟戏岩前。
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
这可是仙人所作的诗啊。李白惊叹一声。一打听，诗的作者许宣平，果然是隐居徽州城南山中的高士。他活到一百多岁，须发飘拂，还行走如奔马，经常挑柴进城换酒喝。酒醉而归，扁担上酒葫芦摇晃着，且行且吟唱，潇洒极了。许宣平粉丝无数，其中包括这个喜欢涂鸦的人。他偶然入住这里，将偶像的诗随手写到墙上，许宣平其人其事因此在洛阳广为传诵。因为皇帝痴迷，求仙访道是大唐一朝最大的时髦，从来就不安分的李白，早被席卷其中，哪里见得这个，立马决定专程拜访。到徽州，在练江边一个客栈扔下行李，就往城南赶去。鱼梁镇外，一渔舟泊于江上，船头插一竹篙，一老叟正在船上钓鱼，李白就上前打听许大仙。老人信口说道：“门前一竿竹，便是许翁家。”李白一听，忙心急火燎地追寻而去。走了好久都不见长竹的地方，他突然醒悟，刚才那位老者船头插的篙竿，不就是“门前一竿竹”吗？那老者，定是许宣平无疑。可是，匆匆返回原地，哪里还有大仙的影子？李白心有不甘，一住半月，虽然进山找到了许宣平的茅庐，甚至在他壁上题诗，孤傲的许宣平始终没有露面。
老街下面就是渔梁坝。这个号称仅次于都江堰的古代水利工程，始建于隋唐。坝上，船通徽州六县；坝下，直达杭州。历经千年风雨，大坝已经斑斑驳驳，凹凸不平，但石质的“元宝钉”如同石锁，把一块块吨余的麻石紧密相扣，依然固若金汤。
几只乌篷船系于坝上，没有鹭鸶，没有渔网——这不过是貌似渔舟的游船。我决定浪漫一把——坐乌篷船返回上游五里处的酒店。艄公就是那个独钓船头的蓑笠翁了。他姓姚。虽然没有垂至脚踝的须髯，但面貌清癯，多少有些仙风道骨，花五十元，姑且请他冒充一回许宣平。只不过，当年是李白从上游太平桥头的酒肆出发，到鱼梁来寻访许宣平；而今，我跟着“许宣平”逆向而行，追寻抱憾而归的李白。
夕阳西下，天色转眼就暗了下来。暮色让景物变得朦胧、老旧，有过往的味道。一叶孤舟，被轻易地剥离出当下，向古徽州靠拢，向李白和许宣平靠拢。鱼梁坝是一座滚水坝，让这一段练江变得烟波浩渺，成为真正的秋水长天。江面薄雾缭绕，飘散的似乎都是诗歌的分子，让我激情汹涌，感觉越来越像一个诗人。于是，我在半途使出“诗人”性子，向姚老汉要过篙竿，自己当起了艄公。水其实不深。人立船头，将装了铁尖的篙竿钉进卵石累累的河床，发力撑船前行，很容易被一种披坚执锐、所向披靡的幻觉激励。左一竿右一竿，我居然无师自通，像老手一样驾船，在徽州一个最著名的典故里鱼一样游动。
晚上，一道“太白鱼头”，延续了李白的故事。
太白鱼头是徽菜名菜，也是我下榻的披云山庄的招牌菜。歙县人吃这道菜，其架势就把我镇住。大厅里，一桌人——包括两个老外，端坐着，看圣物一样看着一个冒着热气的硕大瓦钵。瓦钵盖着，贴了红纸的封条，必须由席中最有分量的贵宾开启，方可一饱口福。
据说，当年李白最后一次寻找许宣平未果，满怀沮丧。回到客栈，晚餐时间已过，厨房只剩一个鱼头和两块豆腐。店家带着歉意，将就现有食材，精心地做了个鱼头炖豆腐。菜上桌后，李白见汤汁浓白，鱼肉滑嫩，鲜美异常，一扫愁肠，接过店家自酿家酒就开怀畅饮。微醺之际，乘兴作诗一首：
天台国清寺，天下称四绝。
我来兴唐游，与中更无别。
卉木划断云，高峰顶参雪。
槛外一条溪，几回流碎月。
鱼头豆腐，让一个故事物化、固化，是多情的徽州对失意的谪仙小小的补偿。
因为李白，也为了犒劳自己，我们一家也要了太白鱼头。鱼头果然鲜美，名菜实至名归。
不过，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现在的太白鱼头，显然比李白当年吃的奢华多了：鱼头来自限量供应的千岛湖“淳”牌有机鱼；豆腐是用新安江流域著名的黄豆“六月黄”磨制；水，据说是出自徽州四大名泉之首的五明寺泉水。并且，配料很多，其加工烹饪也更加复杂，并且有春夏秋冬多个版本。我相信，假如李太白来吃“太白鱼头”，断然吃不出当年味道。
在李白当年下榻的客栈原址上，后人修建了阁楼“太白楼”，两层，就在披云山庄侧下。清早，那里刚开门我就去看过，很逼仄。逼仄，少了填充文物的好多麻烦，但是也容纳不了多少我们关于李白的怀想。
就是那些李白故事本身，丰富，活灵活现，但未必可靠。
回到客房，已是皓月当空。走上客房外的露台，近处的太白楼，对岸的徽州古城，静谧中如入梦乡。只有练江中的一团碎月，在江面上缓缓流淌。
李白越走越远。哦，至少这月亮，可以确信是李白在徽州亲自用过的。一枚永世纪念的“徽”章，似乎伸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