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把那三个字小心翼翼拎出来。它们在我身体里捂了几十年，几乎就要失去最后一点水分，成为一个可悲的标本。那是我诸多人生理想中最让我没底气的一个旅行者。是的，我一辈子都在羡慕那些行走的身影，自由，坚定，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直走向远方。
　　我还记得遠方的诱惑是怎么来的。哥哥在遥远的西北上学，每月都有书信寄来。牛皮纸信封，贴着好看的邮票，盖着神秘的邮戳，还沾染着陌生的气息。它完全是个新鲜事物，有着不动声色的沧桑感，和小镇上任何一样东西都不相同。它跋涉而来的经历，后来都被我通过反复的摩挲、嗅闻、想象还原出来，变成自己的白日梦。我今生的第一封信是写给哥哥的，当然信纸上多是汉语拼音。我自己糊了一个信封，照猫画虎地写上地址投出去。大人们觉得好玩，随我去。他们没有发现，一个七岁孩子已经有了不小的野心她行走远方的热切渴望，都请这只小小信封替她完成。
　　我在课堂上读到敕勒川、荔枝蜜、刘家峡水电站和贝多芬的时候，教室外面只有遍地的蒿草和短芦苇。我穷尽想象也无法拼凑出一颗荔枝的样子和味道。直到一天，探亲的姑姑带回大包糖果，里面不仅有荔枝糖、桂花糖、柠檬糖，还有果子露和巧克力。我一一品尝它们，每颗糖都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吃得很慢，让味蕾和糖分充分交谈，我悉心厘清它们的身世，确定陌生的水果在遥远南方枝头上的气息。每吃一颗糖我就在心里占领一块土地，十几天后，我的领土已然不可小觑。
　　我总有本事捕捉到远方的细微信息。少年的珍藏不分巨细，一切与远方有关的事物都被我悄悄收入囊中。抖落一下少年的口袋，会看到里面有长城、扬子鳄、各地民居、苏式月饼、西长安街、酒心巧克力、大雁塔，还有一个叫孙敬修的老头儿。我从邮票、火柴盒、年画和收音机里发现了他（它）们，然后一遍遍端详、聆听、琢磨，最后全部归为己有。
　　我盼望一个流浪艺人或一辆大篷车把我带走，去浪迹天涯。从小到大这个念头一直都在，中间我若无其事地恋爱、结婚、生子，做一个貌似安分的主妇，其实一刻也没忘记这份盼望。我知道远方在辽阔着，苍翠着，起伏着，沉静着，等着我跋涉而去，穿过冰冷的风雪或炙热的沙漠，去认识它，丈量它，与它对视，被它拥抱。我知道，无论我们今生见不见面，远方，注定都是我最想念、最渴望的家园。
　　所有人都奇怪我对出游的热忱。他们不知道我其实早已分身天涯海角，只等哪天真正出门把自己一一寻找回来。那些我，七岁的我，十岁的我，十八岁的我，三十岁的我，在大海边、古城下、峻岭中已生活多年。一次哥哥寄来明信片，说他正在去往德国的路上，我一下子哭出来。那时我是一名年轻工人，每月四天休班都要领导严格审批。我第一次感到生命的不对等，感到远方遥不可及。我害怕今生再也不能把自己寻找回来，而我多希望阅历和见识给我一张宠辱不惊的脸。
　　现在，我拎出那三个字，把它们排在最前面，用中年人最后一点不计后果的勇气给自己鼓励。我想象自己站在世界面前，而另一个自己在耳边说出最体己的话语：去吧，旅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