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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的“混改”进展如何？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持股比例能否突破？国企混改如何进一步推进？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混改”的老话题成了新热点。
深化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明确方向。
12月2日，在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最近一年来，联通的混改模式，为解决大型国企集团公司层面混改的路径之一。未来，势必还要继续探索多种有效混改形式和途径。
中国联通的“混改”进展如何？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持股比例能否突破？国企混改如何进一步推进？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混改”的老话题成了新热点。
联通样本
“截至目前，中国联通混改已经完成了全部工作量的92%。”中国联通董事长、党组书记王晓初披露该集团混改的最新进展。作为第一家整体改制的央企，中国联通的混改备受外界关注。
从股权变革来看，中国联通的混改具有突破意义。其中，第一大股东的股权从62%下降到了36.7%，不再持有51%以上的股权。其余股权，除了流通股和员工激励股权以外，一些有话语权的股东进入公司投资，这些战略投资者在此次混改过程中总体达到了35.2%。
“此次改革最大的变化是國有部分股权也实现了多元化，使得公司更加市场化。尽管联通持有的股份只有36.7%，但是在网络安全和控制上，国家仍然占有绝对话语权。”王晓初说。
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创新能力还是存在着诸多不足。中国联通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中，除了BAT、京东、苏宁等互联网公司外，还有垂直行业的领先者和金融领域产业基金等，这使得中国联通和这些战略投资者之间能够更好地合作、要素互补。
在王晓初看来，中国联通的混改工作，目前“混”的阶段已基本结束，下一步的重头戏在于“改”。
在股权变革的同时，中国联通内部的改革也在进行。首先从臃肿的机构开始下手进行改革。在这一轮混改过程中，中国联通从过去的27个部门，压减到18个部门，减幅33%。
此外，为了激发集团的创新能力，中国联通集团内部提出了一个“微组织”的概念。把每一个地域和业务分成小的经营单元，在这个小的经营单元里形成收入和利润中心，让每个小的经营者都有机会参与进来，收入和利润的增量部分也能实现分成。
同时，中国联通也在尝试用互联网的思维来管理企业，比如云、大、物、智能，用这些新的技术为集团提供更精准的数据和更多的市场发展机会。
实质性“混改”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改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事实上，2016年，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68.9%，不含参股企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收资本达到7.6万亿元。
“截至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央企业引进了各类社会资本，半数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在公众化的上市公司，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在产权层面已与各类资本实现较大范围的混合。”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分析说。
既然国企中已有这么大比例为混合所有，为什么还要把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呢？
“要识别名义混合所有制和实质混合所有制，只有推进实质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的经营机制、公司治理才可能真正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指出。
在他看来，一大众散的股权结构是名义混合所有制。国企上市就是典型的名义混合所有制，特点是一股独大。例如，联通在混改之前已经上市，虽然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但特点是一大众散，一个国有股一股独大，一帮散户。
按照张文魁的理解，只有引入非国有的积极股东，才能算是实质性混合所有制。
如何判断积极股东？“从持股比例来看，至少要是中股东，最好要成为大股东，不一定是第一大，可以是第二大、第三大，让他们能够进入董事会，能够制衡，不但能够制衡，而且能够在业务上发挥战略支持作用。”张文魁解释说。
进展与问题
7月11日，在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负责人培训班上，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提出：“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在电力、石油、天然气、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抓好10家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激励。”
此前，发改委、国资委组织开展了两批共19家央企混改试点。其中，央企二级公司10家，三级公司9家。这些企业资产总额 9400多亿元，通过混改将引入各类资本约3000亿元。
“总体来看，两批试点在引入战略投资者、科学设置股权比例、探索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有机结合、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制度、探索建立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围绕主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彭华岗评价说。
其中，中国联通、东航物流等混改试点方案落地实施，改革力度大，市场反应积极。第三批31家试点企业已经国务院批准，目前正在按照方案落实。
不过，混改推进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存在国企不愿混、民企不敢混、职工不想混的现象，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程度存在法人治理和市场化经营机制不健全的问题等。
“在目前的体制下，并不是拥有股份就有相应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保证非国有投资者的权利非常重要，否则不但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转型做不到，而且可能会释放不好的信号。”张文魁说。
深化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明确方向。
12月2日，在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最近一年来，联通的混改模式，为解决大型国企集团公司层面混改的路径之一。未来，势必还要继续探索多种有效混改形式和途径。
中国联通的“混改”进展如何？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参与国企混改的持股比例能否突破？国企混改如何进一步推进？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混改”的老话题成了新热点。
联通样本
“截至目前，中国联通混改已经完成了全部工作量的92%。”中国联通董事长、党组书记王晓初披露该集团混改的最新进展。作为第一家整体改制的央企，中国联通的混改备受外界关注。
从股权变革来看，中国联通的混改具有突破意义。其中，第一大股东的股权从62%下降到了36.7%，不再持有51%以上的股权。其余股权，除了流通股和员工激励股权以外，一些有话语权的股东进入公司投资，这些战略投资者在此次混改过程中总体达到了35.2%。
“此次改革最大的变化是國有部分股权也实现了多元化，使得公司更加市场化。尽管联通持有的股份只有36.7%，但是在网络安全和控制上，国家仍然占有绝对话语权。”王晓初说。
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创新能力还是存在着诸多不足。中国联通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中，除了BAT、京东、苏宁等互联网公司外，还有垂直行业的领先者和金融领域产业基金等，这使得中国联通和这些战略投资者之间能够更好地合作、要素互补。
在王晓初看来，中国联通的混改工作，目前“混”的阶段已基本结束，下一步的重头戏在于“改”。
在股权变革的同时，中国联通内部的改革也在进行。首先从臃肿的机构开始下手进行改革。在这一轮混改过程中，中国联通从过去的27个部门，压减到18个部门，减幅33%。
此外，为了激发集团的创新能力，中国联通集团内部提出了一个“微组织”的概念。把每一个地域和业务分成小的经营单元，在这个小的经营单元里形成收入和利润中心，让每个小的经营者都有机会参与进来，收入和利润的增量部分也能实现分成。
同时，中国联通也在尝试用互联网的思维来管理企业，比如云、大、物、智能，用这些新的技术为集团提供更精准的数据和更多的市场发展机会。
实质性“混改”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改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事实上，2016年，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68.9%，不含参股企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收资本达到7.6万亿元。
“截至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央企业引进了各类社会资本，半数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在公众化的上市公司，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在产权层面已与各类资本实现较大范围的混合。”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分析说。
既然国企中已有这么大比例为混合所有，为什么还要把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呢？
“要识别名义混合所有制和实质混合所有制，只有推进实质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的经营机制、公司治理才可能真正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指出。
在他看来，一大众散的股权结构是名义混合所有制。国企上市就是典型的名义混合所有制，特点是一股独大。例如，联通在混改之前已经上市，虽然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但特点是一大众散，一个国有股一股独大，一帮散户。
按照张文魁的理解，只有引入非国有的积极股东，才能算是实质性混合所有制。
如何判断积极股东？“从持股比例来看，至少要是中股东，最好要成为大股东，不一定是第一大，可以是第二大、第三大，让他们能够进入董事会，能够制衡，不但能够制衡，而且能够在业务上发挥战略支持作用。”张文魁解释说。
进展与问题
7月11日，在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负责人培训班上，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提出：“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在电力、石油、天然气、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抓好10家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激励。”
此前，发改委、国资委组织开展了两批共19家央企混改试点。其中，央企二级公司10家，三级公司9家。这些企业资产总额 9400多亿元，通过混改将引入各类资本约3000亿元。
“总体来看，两批试点在引入战略投资者、科学设置股权比例、探索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有机结合、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制度、探索建立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围绕主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彭华岗评价说。
其中，中国联通、东航物流等混改试点方案落地实施，改革力度大，市场反应积极。第三批31家试点企业已经国务院批准，目前正在按照方案落实。
不过，混改推进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存在国企不愿混、民企不敢混、职工不想混的现象，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程度存在法人治理和市场化经营机制不健全的问题等。
“在目前的体制下，并不是拥有股份就有相应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保证非国有投资者的权利非常重要，否则不但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转型做不到，而且可能会释放不好的信号。”张文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