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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已到了“知天命”之年。在这个年龄谈“我与学术”,我得承认,我是幸运的。 由“学术”看,在我,最可称幸运的,当是在北大读书,与在文学所研究了。 1964年与1978年的两度入北大,其对于我的意义当时并不明了。只是由越来越远的事后看去,才确信那是“命运”。正是北大,决定了我此后所从事的研究的格局。但我无法具体描述校风的浸染,以至某种“传统”的渗透。这类影响确实是无迹可寻的。而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