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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17-1927）》收录王希仁《松林的新匪》，是为格律诗派的代表作。后来学者虽借此诗举证1920年代中后期叙事诗的发展，但多集中于冯至、朱湘二人，对王希仁及其诗作少有提及。一方面在于其存诗不多，且生平考究几乎全无，另一方面则在于固化的以史论诗、以人论诗的诗歌研究方法，始终存在将部分诗人诗作遗忘的可能。本文在考查王希仁生平的基础上，以《儿归》、《松林的新匪》、《水鬼的生前》等若干叙事诗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细读诗歌并与同时期的叙事诗进行比较，分析王希仁在现代叙事诗题材及形式方面的探索，重估其在现代叙事诗史上的价值。
关键词：王希仁；现代叙事诗；象征意味；格律体
作者简介：桑晓飞（1992-），男，汉，山西长治人，硕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4
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皎皎明星如闻一多、徐志摩、郭沫若早为研究者烂熟，而另有一些诗人则如彗星般一闪即逝。《冷热集·新诗话：任钧作品选》披露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共选录了五十九位诗人在民国十七年以前作的四百〇八首诗目……五十九人中……生死不明者有……何植三、叶善枝、陈乃棠、王希仁等七位……都像彗星一样……在新诗坛上，这种彗星式的诗人是很不少的。”[1]不少诗海遗珠如于赓虞、何植三等渐被发现，而王希仁至今未获得关注——“我知道，我终于被弃在故地——芦丛！”（《被遗弃者》）[2]1228
王希仁曾在《现代评论》发表诗1首，《晨报副刊》（包括《诗镌》）发表诗26首，小说3篇，书信1则（连载4期），《妇女杂志》发表小说1篇，其诗作多为叙事诗。自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遴选《松林的新匪》（原载1925年5月13日《晨报副刊·诗镌》第7号）诗一种，此后学人编著的诗选或诗史多沿朱氏选诗路子，将其名忝列新月派文人，虽有提及，但对其人其诗作并无过多关注，大多只言及《松林的新匪》一首。究其因大致有三：一在于其早年虽有诗作但后转从他业，二在于其杂身新月派不为史笔所记，三在于其发表诗作的刊物未得到充分研究。
一
1925年《晨报副刊》第14-15号连载了王希仁八则通信《寄海滨游伴》，信中提及自己求學于天津，曾逗留奉天二年，烟台为故乡，信中所涉地标——巨峰车站（位于今日照市）、丹崖山麓（今属蓬莱市）、紫金山（今属蓬莱市）、姜家沟-文峰（位于今蓬莱、莱州一带）、北山（即老北山，今属蓬莱市）、蓬莱阁-潮海庵（今属蓬莱市）诸地，并提及兄弟姊妹唤作峻、宣、莲、希梅等，信的落款为“蕴”，由此可推测王希仁又名“蕴”或名中带“蕴”字，山东蓬莱人，曾于天津求学，家族庞大，人丁兴旺。
曹禺的相关传论中散见一些包含“王希仁”字样的材料，如“一个叫王希仁的同学，和当时《庸报》的编辑姜公伟很熟悉”[3]，“1926年4月与毕业出校的同学曾经在文学会担任文牍和出版股委员的王希仁、姜希杰（均在《庸报》任编辑）和王树勋（文学会委员、在南开大学就读）等共同组织了一个新的文学团体，为《庸报》编辑一个副刊。”[4]另《南开新闻出版史料（1909-1999）》存有4处“王希仁”的相关记载，其一为“（南开周刊）出版部首次大会”选举王希仁为负责“收付本月刊”[5]55的经理；其二为“文学会略史（节录）”[5]259报告王希仁为负责“文牍”的总务股委员；其三为“焕然一新之文学会”[5]260选王希仁为出版股职员；其四为“《文学旬刊》‘南开生活号’‘安徒生号’‘王尔德号’征文启事”交代稿件可交至“六斋：王希仁”[5]260-261处。以上几则相关材料可辅证王希仁求学于天津南开中学，曾为天津《庸报》编辑。
《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919-1949》第14集收录王希仁发表于《盛京时报》的诗作11首，日期均稍晚于《晨报副刊》同名诗作，应为《盛京时报》转载，亦说明其诗作符合“非东北籍作家在此期间发表的、在文学界有较重大影响的反映东北题材的文学作品”[6]之要求。《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六期载“（奉天）辽阳-施医院-王希仁”[7]，与《寄海滨游伴》中所提“在奉天住过二年”相符，此二则材料可佐证王希仁曾生活于东北地区。
《蓬莱县志》二十五编记载“清末和民国时期县内善画者还有张介眉、王希仁、张化南、孙德育等，他们的作品皆为时人所推崇”，“篆刻精者有崔洪来、曲树堂、王希仁、柳仲亟等。”[8]《伊斋浪墨·蓬莱葛家修先生书法集》记载“从其师者数十人……其中之翘楚当推王苍（杏东）、王蕴华（希仁），二君原有汉学根基雄厚，故能得其碑学之理。”[9]郭明华《青岛已故名家王苍（王杏东）身世考》一文曾两次提及王希仁，一处是1918年王杏东与刘景农、丁稚佛、本家侄子王希仁（蕴华）和棋友李纯甫等往来甚密，一处是1961年王杏东与昔日同事、诗友王铨吾、赫保真、黄孝纾及本家侄子王希仁（蕴华）为“推敲”时有往来。郭氏考释中王苍的子女希祚、希芸、希祜等人与王希仁、希梅合字辈，大有同族之可能。
《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10辑记载“‘云山道家’——在入宫之盘石路北侧之巨石上，字径六十公分，本市已故书法家王蕴华书。”“王蕴华（1905-1984）山东蓬莱人，生前为青岛画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0]又《山东省卫生志》第十二篇记载“王蕴华（1906-1984）又名王希仁，蓬莱县人。青年时拜师学医，在蓬莱、烟台等地坐堂行医20余年……精医术、善中医。著有《李德修小儿推拿技法》、《脉象别述》等。”[11]又《安丘文史资料》第11辑记载“父亲分工负责教育和卫生工作……和医药卫生界朋友唱和的诗较多……通过写诗谈诗，他和王统照……刘景农、刘季三、王蕴华、杜宗甫、安诺如等结成了师友。”[12]由此，大抵可推测王希仁即为王蕴华，主从医，善书画，能作诗。 由以上材料大致可推测王希仁：（1905或1906-1984）又名王蕴华，山东蓬莱人，家学深厚，少时从葛家修习书画，青年时曾于奉天学医、天津求学，1924-1927年间诗文多发表于《晨报副刊》，后专攻医术，著有《李德修小儿推拿技法》，一生喜书画篆刻，诗情多传于亲友唱和题赠之中。
二
中国新诗第一个十年的成就主要反映在抒情诗创作上，叙事诗数量、质量都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朱自清总结1917-1927年诗歌创作时，依然收录了不少叙事诗，并对重要的作品及诗人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十五娘》是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但嫌词曲调太多”、“（冯至）叙事诗堪称独步”[13]，这些评价为当时和后世诸多作家、学者肯定和引用，甚至奉为圭臬。除当时诗坛有影响的诗人刘半农《敲冰》（1920）、冯至《吹箫人的故事》（1923）、《帷幔》（1924）、《蚕马》（1925）、朱湘《猫诰》（1925）、《月游》（1925）、《还乡》（1926）诸作外，白采《羸疾者的爱》（1924）、王希仁《松林的新匪》（1926）等新人新作也被纳入。朱氏对《羸疾者的爱》尤为偏爱，称其为“这一路诗的压阵大将”，更斥23页篇幅收录全诗，以示青眼有加；对名不见经传的王希仁及其诗作《松林的新匪》，也表现出对新人新作的热情扶植和对现代叙事诗创作的殷切期望。《松林的新匪》以专注的主体情感、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悲剧色彩中蕴含的现实主义震撼力显示了现代叙事诗独特的艺术魅力。朱自清在数不胜数的新诗作品中选择《松林的新匪》，既显朱氏作为选家慧眼独具，也证明了王希仁及其诗作在现代叙事诗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王希仁存诗27首，以叙事诗为主，且长篇居多，数量可比肩朱湘，在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上也属多产，除《松林的新匪》外，还有不少上乘之作。其叙事诗内容多取材自当下生活，以表现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为旨归，基本可纳入叙事诗的三大类题材：神话历史题材、婚恋题材、现实生活题材。其不同题材的叙事诗又极具个人特色，虽是叙事，但并不禁锢于叙事，而是糅合进真正的诗性：调动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法，让叙事诗超越叙事。这些艺术手法主要体现为叙述时空的虚拟化、故事情节的抒情化、叙事形象的意象化等。叙事主题的超越则主要表现为超越爱情悲剧围绕命运、死亡展开探索，超越现实进入对人性的思考。其文体形式也极为讲究，不仅体现在诗行形式整饬有序，诗句节奏和谐流畅，更表现在叙事结构近似复调的设计，传达出一种建筑美、音乐美。
1.题材选择
1.1神话历史题材
1920年代的现代叙事诗承中国古典叙事诗传统，多以神话传说、民间传奇、历史故事为题材，如郭沫若《洪水时代》（1922）取材自大禹治水的神話传说，闻一多《李白之死》（1923）取材自李白捉月骑鲸而终的民间传说，《蚕马》取材自干宝《搜神记》“女化蚕”的故事，朱湘《王娇》（1926）取材自《今古奇观》“王娇莺百年长恨”的传奇故事，这些叙事诗从民间故事资源中取材，以古事传达时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王希仁多以民间传奇中的人、物或鬼神作为叙事者展开叙事。《“快离开我”》[2]1423以民间传说的神女为叙述者，就爱情中遇到的问题质问情人，将现代主题置于传统的民间时空中，赋予民间传说以时代的新内涵。《儿归》[14]71则以“儿归鸟”生前遭受后母虐待、死后哭泣不止的民间传说为叙事情境，从新人文主义者的立场，讲述继母虐待继子诡计未成反贻害亲子，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此二篇在演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赋予时代新意和技巧探索，给人以启迪和美感。再如《水鬼的生前》[2]1450以女鬼的口吻，回述自己的死因以及自己生在人世难为人的遭际，极易使人联想民间故事中的借尸还魂、因果报应之说，显示出叙事诗与民间故事之间的丝丝关联。
1.2婚恋题材
五四以来，诗人们常借婚恋题材呼唤个性解放、社会解放，或借男女之情比况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情感。婚恋题材也是叙事诗的重要内容，这些题材或表现婚恋自由中的抗争与妥协，如《蚕马》、《羸疾者的爱》、沈从文《絮絮》（1928），或揭示无形的社会压迫对婚姻和爱情的戕害，如沈玄庐《十五娘》（1920）、韦丛芜《君山》（1926）、许幸之《牧歌》（1927），或书写对爱情本质的思考和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如《王娇》、《吹箫人的故事》、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1926）——这些婚恋诗在社会解放与人性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王希仁此类题材的叙事诗或以爱情悲剧呼唤社会解放，《松林的新匪》用倒叙手法讲述了一个充满血腥的爱情悲剧，青年因家庭遭遇变故、未婚妻家毁婚而加入匪伙，打劫一家宅院时，发现正是未婚妻的家，就想趁此把“心爱的姑娘”抢来。但他的打算落了空，“心爱的十七岁的姑娘”反被匪首掳去，自己再次遭到抛弃。于是，“火焰燃上了工巧的门扉，/他感到美妙太容易消逝，/度过了惨痛，度过了灰颓，/这绣床却是他葬身之地”。此诗为五四以来的婚恋题材注入了新内容：表面上写一个青年为婚变复仇的故事，号召推翻封建门第、等级观念等封建腐朽势力，实则将笔触深入到社会贫富悬殊上，唤起社会的全面解放，诗中写道“炬火通明，/呼啸连声，/大宅子立变了魔巢鬼窝，/零乱的衣物抛满了中庭”，顷刻间陈家村这家大户即被洗劫一空。《水鬼的生前》则讲述了一个青年妇女为报复夺去她“好容易一个得意的人”，结果杀死仇人后投水自尽的悲惨故事。这首诗表面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实则将悲剧导向了两个更大的社会主题，一是命运——“天啊！真的是，我那里是生就的狠心”、“天啊，为什么我不生作李家那姑娘”、“谁是生来的坏，我也是学点温柔”，二是公平——“有三个大兵，可是，他们害死人没事，/多不公平，一轮到我，就撞着了灾星”、“到如今，我还说老天总还是不公平”。两首诗在叙述中融入了诗人的主体情感，为爱情的悲剧色彩增加了暴力性、社会性，堪称现代叙事诗里的“血腥爱情故事”。
或在传统古典爱情中寄予自己对爱情的思考，《“快离开我”》用纯“对话体”的叙述言语，通过一个“悲哀的神女”对“情人”的质问及决绝，批判现代人际关系中的势力及隔膜，将婚恋题材的笔触深入到了对爱情本质的思考。或采取轻松明快的歌谣式对白，歌唱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倡答曲》[2]1565以“青年”与“少女”的“对话”展开叙述，双方互倾爱的宣言，歌颂纯真的男女之情，青年：“我为你激杀了壮思峥嵘，任凭他前途上有剑簇刀锋”，少女：“我为你用尽了我温柔熨帖，我为你分析开了凉寒暖热”，他们合唱到：“任你说芳时似飞舞的叶儿黄金，任你说生命似易散的淡淡春云，只要饮这一杯分内的生之芳酒，然后含笑度过那老与死的穹门！”这是诗人对爱情的坚定信念。 1.3现实生活题材
1920年代的叙事诗创作，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与古典叙事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及其创作精神一脉相承的现实生活题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思想获得极大解放，在新文学“为人生”的追求下，此类题材既有关注下层民众生活的手艺人题材，也有揭示军阀混战的社会政治题材，如叶绍钧《浏河战场》（1924）、王任叔《烘炉》（1924）、徐志摩《大帅——战歌之一》（1926），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普通民众的非人处境，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破败景况，一定程度上起了启蒙的功效。
王希仁的叙事诗以一种决绝的情绪及人生体验，切入现实及人的内心，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及思想意义，令人思索和期待。《木匠》[2]1469讲述了一个“木匠”的生活际遇，他家境贫寒，又有病母、病妻、幼儿“瞪目炯炯”地盼着他每日劳作所得，木匠为使“病母多几碗薄粥”、“饿儿也少听斥骂”而“添上半个夜工”。当木匠“眼含泪光”“锯起锯落”赶夜工时，监工的师傅早已“越睡越甜”，十分克制地揭露了工人被压迫及贫富差距的社会现象，将全诗的主题超越了再现生活的基本层面。反映劳苦大众苦难生活之外，王希仁将批判的笔触探入到了现存社会及文化制度层面，《海盗的歌》[2]1470采用海盗船的故事，表现了对现存社会及文化制度全面否定与彻底反抗的思想主题，通过比较海盗船长与上帝谁更仁慈或残暴，谁的天宫花园更令人神往，谁的生活更自在逍遥，将现实生活的悲苦层层显露。而以叙事文学中少见的“海盗”形象从思想层面抨击现实社会的“上帝”，显示了对同时期叙事诗主题的超越。
2.独特的艺术手法及诗性呈现
2.1叙述时空的虚拟化
叙述时空的虚拟化超越以往叙事诗在线性时间、平行空间内的叙事模式，或将过去时间与当下时间交织，或通过梦幻情境造成叙述时空与当下时空的隔绝。这种叙述时空的虚拟化在冯至的叙事诗中表现尤为明显，《吹箫人的故事》、《帷幔》、《寺门之前》的叙述时空或是远古深山，或是西域秘境，或是尼庵僧庙，王希仁的叙事诗中也构建了类似的虚拟化叙述时空。《西乡的一夜》[2]94将叙事的时空置于远离城市喧嚣的山中夜晚，“我”与苍白的月亮、栖隐的鸱枭对话内容关乎现实世界的生活及其“罗网”般束缚着人，内容是当下的，叙述的时空却是远离当下的。再如《“快离开我”》将叙述的时空置于神女所处的时空，而神女的独白内容仍是当下生活中的爱情问题，架空的时空与实在的内容构成一种虚拟化，使全诗罩上了一层以古喻今、古今一体的象征意味。再如《海盗的歌》将叙述的时空限于正在海上猎行的海盗船上，四下茫茫近乎隔绝，使得叙述的时空置于一个相对孤立的状态，叙述的内容更像是荒野中个人内心的独白，独白的内容不受时空限制，叙述的话题具有了历史性，将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在过去时间与当下时间的交融中呈现了出来。
2.2故事情节的抒情化
中国古典叙事诗常常是抒情胜过叙事，故事情节时常不够充分。现代叙事诗纵向承袭古典叙事诗的同时，又横向地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尤其是史诗的元素，呈现出故事情节的高度完整性。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冯至、王希仁叙事诗表现出的抒情化，一面指向古典叙事诗的抒情传统，一面又别开生面，使1920年代的叙事诗在叙事与抒情之间相得益彰。这种抒情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是在结构上苦心经营，将情感融入叙事之中，打破一元结构难于在叙事中抒情的尴尬，二是在语言上以稳定匀称的诗行、节拍、押韵、回环，表现心灵的律动，增强了故事情节的抒情化。《海盗的歌》全诗20节，每节6行，每节第1至4行对潜在的对象展开叙述，第5至6行转向对船上的孩子们下达命令，这种并置的两条叙事线在结构上呈现了一种灵与肉的终极拷问，既能理性地表达对社会文化制度的批判，又能直率地表达对海上营生中自由生活的享受与向往。再如《木匠》全诗10节，每节6行，每节第1至4行叙事，第2、第4行押韵，融入诗人的主题情感，使情节的发生富于节奏，第5至6行循环着“锯起锯落”、“纷纷细细”、“细细纷纷”的回环吟咏，复沓旋律中对木匠勤劳与坚强的赞美呼之欲出。
2.3叙事形象的意象化
在王希仁的叙事诗中，叙事形象不再只是故事中的人、景、物，而被赋予主观情意，具有了象征意味。如《西乡的一夜》中“苍白的月亮”、“栖隐的鸱枭”、“磷火”、“鬼吟”不再只是乡村中的自然事物，他们四处躲避喧嚣的、生死不破的城市生活，“动定无端”，对话的“月亮”、“鸱枭”与“我”实为一体，是现代都市生活中被压迫者的多个象征面向。人物爱情、命运的悲剧也不再局限于表面，而富有多重象征意味，如《松林的新匪》将爱情的悲剧升华到宿命的悲剧，《水鬼的生前》将命运的悲剧归结为社会的不公平，《海盗的歌》则将社会的不公平抽象到了文化层面，无论是匪伙、水鬼，还是海盗，都不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常态，作者以这些对象作为叙事形象，一则揭示现实社会的苦难逼人走向非常态化的境地，二则在这些叙事形象的独白中，可以将不同时期的潜在的听众拽入到懸置的叙事时空中，使叙述的内容具有了一种历史性，三则通过极端的形象批判社会的不公与黑暗，融入了一种暴力与反抗的精神追求——这些形象不再是单纯的叙事形象，而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渐渐转化为思想或精神的载体，深化了叙事的主题。
3.文体形式的锤炼与多样的美感
3.1诗体结构
王希仁的叙事诗大多形式整饬，高低排序，富于节奏变化，韵律和谐，富于音乐性，与“格律诗派”的诗学追求相合，显示了其在美学旨趣上的自觉性。《松林的新匪》的诗体形式富于独创，值得称道。全诗12节，每节8行，采用西方诗歌高低行的形式，前4行高，后4行低，错落有致，第1至4行、第7、8行每行字数大致相同，第5、6行每行4字，形式均齐而有变化，有一种建筑美，更有一种图画美，[15]尽合闻一多“三美”之特征，是格律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锦儿的哀歌》[2]1541在诗体结构上也极富建筑美，全诗8节，每节10行，前4行高，中间4行次之，后2行最低，形成一种梯度，流露出了一种音乐上的递推。《木匠》、《海盗的歌》、《倡答曲》也都采用了高低行的形式，都是每节6行，前4节高而长，后2节低而短，整饬有序，节奏明快，也都讲究韵脚的和谐，这几首诗都是第2、4行节内押韵，《木匠》和《海盗之歌》两诗更是在第5、6行押韵的同时反复吟咏，“孩子们快掣起中间的帆”、“孩子们快打起中舱的鼓”、“孩子们快敲起两舷的锣”（《海盗之歌》），重复的命令与吆喝仿佛一支劳动赞歌。 3.2叙事结构
在叙事结构上，王希仁借鉴现代戏剧的艺术手法，通过诗体结构上的巧妙设计达到叙事的多元，以多重“叙事话语”及“声音”的共时性来推进故事情节，增强文本的叙事功能，在诗歌内部形成了一种近似复调的结构。如果说《西乡的一夜》中“我”、“月亮”、“鸱枭”众声喧哗却不能打破叙事结构的单一，那么《快离开我》已将叙事者的声音蔓延到了文本之外，“神女”对情人的质问，既可形成对白，也可当作独白，听众既是情人，也是读者，还有被喊来的“陈妈”。到了《海盗的歌》中，每节前4行在叙述一件事，后2行则在叙述另一件事，两段叙事并行不悖，全面展现了海盗内心与外在的生活面貌。《锦儿的哀歌》则以“潜对话”的文本结构，抒写一位女儿对母亲的追思及悲哀。这种近似复调的叙事结构在王希仁的叙事诗中意犹未尽，未能持续发酵为一种完整的复调结构，这与其后续诗作缺乏，1927年后于诗坛销声匿迹不无关系。
在传媒语境文学生产流程中，文学作品写出来之后，经过现代传媒的传播媒介进入读者视野，被读者接受，随后作品及作者才能被推向社会。而一旦作品未获得认可，作品的价值没有得到公认，作者就不可能实现由作者到作家的飞跃。《晨报副刊》之于冰心、沈从文的成就未能作用到王希仁身上，一方面在于其诗作未得到彼时报纸副刊编辑、文学评论家的关注，也未能得到大众读者的青睐，湮没于同时期有留学背景、精心钻研新格律诗的诗人诗作洪流中，另一方面也在于其诗文创作及发表未能激发自身持续性的写作欲望。王希仁诗作的发表及传播只是传媒与作家生成过程中的吉光片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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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山东省卫生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卫生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82页。
[12]张健.怀念父亲.山东省安丘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丘文史资料第11辑.1995年，第189页。
[13]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17-1927）.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5-28页。
[14]《现代评论》第3卷第71号。
关键词：王希仁；现代叙事诗；象征意味；格律体
作者简介：桑晓飞（1992-），男，汉，山西长治人，硕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4
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皎皎明星如闻一多、徐志摩、郭沫若早为研究者烂熟，而另有一些诗人则如彗星般一闪即逝。《冷热集·新诗话：任钧作品选》披露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共选录了五十九位诗人在民国十七年以前作的四百〇八首诗目……五十九人中……生死不明者有……何植三、叶善枝、陈乃棠、王希仁等七位……都像彗星一样……在新诗坛上，这种彗星式的诗人是很不少的。”[1]不少诗海遗珠如于赓虞、何植三等渐被发现，而王希仁至今未获得关注——“我知道，我终于被弃在故地——芦丛！”（《被遗弃者》）[2]1228
王希仁曾在《现代评论》发表诗1首，《晨报副刊》（包括《诗镌》）发表诗26首，小说3篇，书信1则（连载4期），《妇女杂志》发表小说1篇，其诗作多为叙事诗。自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遴选《松林的新匪》（原载1925年5月13日《晨报副刊·诗镌》第7号）诗一种，此后学人编著的诗选或诗史多沿朱氏选诗路子，将其名忝列新月派文人，虽有提及，但对其人其诗作并无过多关注，大多只言及《松林的新匪》一首。究其因大致有三：一在于其早年虽有诗作但后转从他业，二在于其杂身新月派不为史笔所记，三在于其发表诗作的刊物未得到充分研究。
一
1925年《晨报副刊》第14-15号连载了王希仁八则通信《寄海滨游伴》，信中提及自己求學于天津，曾逗留奉天二年，烟台为故乡，信中所涉地标——巨峰车站（位于今日照市）、丹崖山麓（今属蓬莱市）、紫金山（今属蓬莱市）、姜家沟-文峰（位于今蓬莱、莱州一带）、北山（即老北山，今属蓬莱市）、蓬莱阁-潮海庵（今属蓬莱市）诸地，并提及兄弟姊妹唤作峻、宣、莲、希梅等，信的落款为“蕴”，由此可推测王希仁又名“蕴”或名中带“蕴”字，山东蓬莱人，曾于天津求学，家族庞大，人丁兴旺。
曹禺的相关传论中散见一些包含“王希仁”字样的材料，如“一个叫王希仁的同学，和当时《庸报》的编辑姜公伟很熟悉”[3]，“1926年4月与毕业出校的同学曾经在文学会担任文牍和出版股委员的王希仁、姜希杰（均在《庸报》任编辑）和王树勋（文学会委员、在南开大学就读）等共同组织了一个新的文学团体，为《庸报》编辑一个副刊。”[4]另《南开新闻出版史料（1909-1999）》存有4处“王希仁”的相关记载，其一为“（南开周刊）出版部首次大会”选举王希仁为负责“收付本月刊”[5]55的经理；其二为“文学会略史（节录）”[5]259报告王希仁为负责“文牍”的总务股委员；其三为“焕然一新之文学会”[5]260选王希仁为出版股职员；其四为“《文学旬刊》‘南开生活号’‘安徒生号’‘王尔德号’征文启事”交代稿件可交至“六斋：王希仁”[5]260-261处。以上几则相关材料可辅证王希仁求学于天津南开中学，曾为天津《庸报》编辑。
《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919-1949》第14集收录王希仁发表于《盛京时报》的诗作11首，日期均稍晚于《晨报副刊》同名诗作，应为《盛京时报》转载，亦说明其诗作符合“非东北籍作家在此期间发表的、在文学界有较重大影响的反映东北题材的文学作品”[6]之要求。《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六期载“（奉天）辽阳-施医院-王希仁”[7]，与《寄海滨游伴》中所提“在奉天住过二年”相符，此二则材料可佐证王希仁曾生活于东北地区。
《蓬莱县志》二十五编记载“清末和民国时期县内善画者还有张介眉、王希仁、张化南、孙德育等，他们的作品皆为时人所推崇”，“篆刻精者有崔洪来、曲树堂、王希仁、柳仲亟等。”[8]《伊斋浪墨·蓬莱葛家修先生书法集》记载“从其师者数十人……其中之翘楚当推王苍（杏东）、王蕴华（希仁），二君原有汉学根基雄厚，故能得其碑学之理。”[9]郭明华《青岛已故名家王苍（王杏东）身世考》一文曾两次提及王希仁，一处是1918年王杏东与刘景农、丁稚佛、本家侄子王希仁（蕴华）和棋友李纯甫等往来甚密，一处是1961年王杏东与昔日同事、诗友王铨吾、赫保真、黄孝纾及本家侄子王希仁（蕴华）为“推敲”时有往来。郭氏考释中王苍的子女希祚、希芸、希祜等人与王希仁、希梅合字辈，大有同族之可能。
《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10辑记载“‘云山道家’——在入宫之盘石路北侧之巨石上，字径六十公分，本市已故书法家王蕴华书。”“王蕴华（1905-1984）山东蓬莱人，生前为青岛画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0]又《山东省卫生志》第十二篇记载“王蕴华（1906-1984）又名王希仁，蓬莱县人。青年时拜师学医，在蓬莱、烟台等地坐堂行医20余年……精医术、善中医。著有《李德修小儿推拿技法》、《脉象别述》等。”[11]又《安丘文史资料》第11辑记载“父亲分工负责教育和卫生工作……和医药卫生界朋友唱和的诗较多……通过写诗谈诗，他和王统照……刘景农、刘季三、王蕴华、杜宗甫、安诺如等结成了师友。”[12]由此，大抵可推测王希仁即为王蕴华，主从医，善书画，能作诗。 由以上材料大致可推测王希仁：（1905或1906-1984）又名王蕴华，山东蓬莱人，家学深厚，少时从葛家修习书画，青年时曾于奉天学医、天津求学，1924-1927年间诗文多发表于《晨报副刊》，后专攻医术，著有《李德修小儿推拿技法》，一生喜书画篆刻，诗情多传于亲友唱和题赠之中。
二
中国新诗第一个十年的成就主要反映在抒情诗创作上，叙事诗数量、质量都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朱自清总结1917-1927年诗歌创作时，依然收录了不少叙事诗，并对重要的作品及诗人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十五娘》是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但嫌词曲调太多”、“（冯至）叙事诗堪称独步”[13]，这些评价为当时和后世诸多作家、学者肯定和引用，甚至奉为圭臬。除当时诗坛有影响的诗人刘半农《敲冰》（1920）、冯至《吹箫人的故事》（1923）、《帷幔》（1924）、《蚕马》（1925）、朱湘《猫诰》（1925）、《月游》（1925）、《还乡》（1926）诸作外，白采《羸疾者的爱》（1924）、王希仁《松林的新匪》（1926）等新人新作也被纳入。朱氏对《羸疾者的爱》尤为偏爱，称其为“这一路诗的压阵大将”，更斥23页篇幅收录全诗，以示青眼有加；对名不见经传的王希仁及其诗作《松林的新匪》，也表现出对新人新作的热情扶植和对现代叙事诗创作的殷切期望。《松林的新匪》以专注的主体情感、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悲剧色彩中蕴含的现实主义震撼力显示了现代叙事诗独特的艺术魅力。朱自清在数不胜数的新诗作品中选择《松林的新匪》，既显朱氏作为选家慧眼独具，也证明了王希仁及其诗作在现代叙事诗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王希仁存诗27首，以叙事诗为主，且长篇居多，数量可比肩朱湘，在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上也属多产，除《松林的新匪》外，还有不少上乘之作。其叙事诗内容多取材自当下生活，以表现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为旨归，基本可纳入叙事诗的三大类题材：神话历史题材、婚恋题材、现实生活题材。其不同题材的叙事诗又极具个人特色，虽是叙事，但并不禁锢于叙事，而是糅合进真正的诗性：调动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法，让叙事诗超越叙事。这些艺术手法主要体现为叙述时空的虚拟化、故事情节的抒情化、叙事形象的意象化等。叙事主题的超越则主要表现为超越爱情悲剧围绕命运、死亡展开探索，超越现实进入对人性的思考。其文体形式也极为讲究，不仅体现在诗行形式整饬有序，诗句节奏和谐流畅，更表现在叙事结构近似复调的设计，传达出一种建筑美、音乐美。
1.题材选择
1.1神话历史题材
1920年代的现代叙事诗承中国古典叙事诗传统，多以神话传说、民间传奇、历史故事为题材，如郭沫若《洪水时代》（1922）取材自大禹治水的神話传说，闻一多《李白之死》（1923）取材自李白捉月骑鲸而终的民间传说，《蚕马》取材自干宝《搜神记》“女化蚕”的故事，朱湘《王娇》（1926）取材自《今古奇观》“王娇莺百年长恨”的传奇故事，这些叙事诗从民间故事资源中取材，以古事传达时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王希仁多以民间传奇中的人、物或鬼神作为叙事者展开叙事。《“快离开我”》[2]1423以民间传说的神女为叙述者，就爱情中遇到的问题质问情人，将现代主题置于传统的民间时空中，赋予民间传说以时代的新内涵。《儿归》[14]71则以“儿归鸟”生前遭受后母虐待、死后哭泣不止的民间传说为叙事情境，从新人文主义者的立场，讲述继母虐待继子诡计未成反贻害亲子，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此二篇在演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赋予时代新意和技巧探索，给人以启迪和美感。再如《水鬼的生前》[2]1450以女鬼的口吻，回述自己的死因以及自己生在人世难为人的遭际，极易使人联想民间故事中的借尸还魂、因果报应之说，显示出叙事诗与民间故事之间的丝丝关联。
1.2婚恋题材
五四以来，诗人们常借婚恋题材呼唤个性解放、社会解放，或借男女之情比况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情感。婚恋题材也是叙事诗的重要内容，这些题材或表现婚恋自由中的抗争与妥协，如《蚕马》、《羸疾者的爱》、沈从文《絮絮》（1928），或揭示无形的社会压迫对婚姻和爱情的戕害，如沈玄庐《十五娘》（1920）、韦丛芜《君山》（1926）、许幸之《牧歌》（1927），或书写对爱情本质的思考和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如《王娇》、《吹箫人的故事》、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1926）——这些婚恋诗在社会解放与人性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王希仁此类题材的叙事诗或以爱情悲剧呼唤社会解放，《松林的新匪》用倒叙手法讲述了一个充满血腥的爱情悲剧，青年因家庭遭遇变故、未婚妻家毁婚而加入匪伙，打劫一家宅院时，发现正是未婚妻的家，就想趁此把“心爱的姑娘”抢来。但他的打算落了空，“心爱的十七岁的姑娘”反被匪首掳去，自己再次遭到抛弃。于是，“火焰燃上了工巧的门扉，/他感到美妙太容易消逝，/度过了惨痛，度过了灰颓，/这绣床却是他葬身之地”。此诗为五四以来的婚恋题材注入了新内容：表面上写一个青年为婚变复仇的故事，号召推翻封建门第、等级观念等封建腐朽势力，实则将笔触深入到社会贫富悬殊上，唤起社会的全面解放，诗中写道“炬火通明，/呼啸连声，/大宅子立变了魔巢鬼窝，/零乱的衣物抛满了中庭”，顷刻间陈家村这家大户即被洗劫一空。《水鬼的生前》则讲述了一个青年妇女为报复夺去她“好容易一个得意的人”，结果杀死仇人后投水自尽的悲惨故事。这首诗表面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实则将悲剧导向了两个更大的社会主题，一是命运——“天啊！真的是，我那里是生就的狠心”、“天啊，为什么我不生作李家那姑娘”、“谁是生来的坏，我也是学点温柔”，二是公平——“有三个大兵，可是，他们害死人没事，/多不公平，一轮到我，就撞着了灾星”、“到如今，我还说老天总还是不公平”。两首诗在叙述中融入了诗人的主体情感，为爱情的悲剧色彩增加了暴力性、社会性，堪称现代叙事诗里的“血腥爱情故事”。
或在传统古典爱情中寄予自己对爱情的思考，《“快离开我”》用纯“对话体”的叙述言语，通过一个“悲哀的神女”对“情人”的质问及决绝，批判现代人际关系中的势力及隔膜，将婚恋题材的笔触深入到了对爱情本质的思考。或采取轻松明快的歌谣式对白，歌唱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倡答曲》[2]1565以“青年”与“少女”的“对话”展开叙述，双方互倾爱的宣言，歌颂纯真的男女之情，青年：“我为你激杀了壮思峥嵘，任凭他前途上有剑簇刀锋”，少女：“我为你用尽了我温柔熨帖，我为你分析开了凉寒暖热”，他们合唱到：“任你说芳时似飞舞的叶儿黄金，任你说生命似易散的淡淡春云，只要饮这一杯分内的生之芳酒，然后含笑度过那老与死的穹门！”这是诗人对爱情的坚定信念。 1.3现实生活题材
1920年代的叙事诗创作，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与古典叙事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及其创作精神一脉相承的现实生活题材。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思想获得极大解放，在新文学“为人生”的追求下，此类题材既有关注下层民众生活的手艺人题材，也有揭示军阀混战的社会政治题材，如叶绍钧《浏河战场》（1924）、王任叔《烘炉》（1924）、徐志摩《大帅——战歌之一》（1926），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普通民众的非人处境，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破败景况，一定程度上起了启蒙的功效。
王希仁的叙事诗以一种决绝的情绪及人生体验，切入现实及人的内心，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及思想意义，令人思索和期待。《木匠》[2]1469讲述了一个“木匠”的生活际遇，他家境贫寒，又有病母、病妻、幼儿“瞪目炯炯”地盼着他每日劳作所得，木匠为使“病母多几碗薄粥”、“饿儿也少听斥骂”而“添上半个夜工”。当木匠“眼含泪光”“锯起锯落”赶夜工时，监工的师傅早已“越睡越甜”，十分克制地揭露了工人被压迫及贫富差距的社会现象，将全诗的主题超越了再现生活的基本层面。反映劳苦大众苦难生活之外，王希仁将批判的笔触探入到了现存社会及文化制度层面，《海盗的歌》[2]1470采用海盗船的故事，表现了对现存社会及文化制度全面否定与彻底反抗的思想主题，通过比较海盗船长与上帝谁更仁慈或残暴，谁的天宫花园更令人神往，谁的生活更自在逍遥，将现实生活的悲苦层层显露。而以叙事文学中少见的“海盗”形象从思想层面抨击现实社会的“上帝”，显示了对同时期叙事诗主题的超越。
2.独特的艺术手法及诗性呈现
2.1叙述时空的虚拟化
叙述时空的虚拟化超越以往叙事诗在线性时间、平行空间内的叙事模式，或将过去时间与当下时间交织，或通过梦幻情境造成叙述时空与当下时空的隔绝。这种叙述时空的虚拟化在冯至的叙事诗中表现尤为明显，《吹箫人的故事》、《帷幔》、《寺门之前》的叙述时空或是远古深山，或是西域秘境，或是尼庵僧庙，王希仁的叙事诗中也构建了类似的虚拟化叙述时空。《西乡的一夜》[2]94将叙事的时空置于远离城市喧嚣的山中夜晚，“我”与苍白的月亮、栖隐的鸱枭对话内容关乎现实世界的生活及其“罗网”般束缚着人，内容是当下的，叙述的时空却是远离当下的。再如《“快离开我”》将叙述的时空置于神女所处的时空，而神女的独白内容仍是当下生活中的爱情问题，架空的时空与实在的内容构成一种虚拟化，使全诗罩上了一层以古喻今、古今一体的象征意味。再如《海盗的歌》将叙述的时空限于正在海上猎行的海盗船上，四下茫茫近乎隔绝，使得叙述的时空置于一个相对孤立的状态，叙述的内容更像是荒野中个人内心的独白，独白的内容不受时空限制，叙述的话题具有了历史性，将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在过去时间与当下时间的交融中呈现了出来。
2.2故事情节的抒情化
中国古典叙事诗常常是抒情胜过叙事，故事情节时常不够充分。现代叙事诗纵向承袭古典叙事诗的同时，又横向地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尤其是史诗的元素，呈现出故事情节的高度完整性。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冯至、王希仁叙事诗表现出的抒情化，一面指向古典叙事诗的抒情传统，一面又别开生面，使1920年代的叙事诗在叙事与抒情之间相得益彰。这种抒情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是在结构上苦心经营，将情感融入叙事之中，打破一元结构难于在叙事中抒情的尴尬，二是在语言上以稳定匀称的诗行、节拍、押韵、回环，表现心灵的律动，增强了故事情节的抒情化。《海盗的歌》全诗20节，每节6行，每节第1至4行对潜在的对象展开叙述，第5至6行转向对船上的孩子们下达命令，这种并置的两条叙事线在结构上呈现了一种灵与肉的终极拷问，既能理性地表达对社会文化制度的批判，又能直率地表达对海上营生中自由生活的享受与向往。再如《木匠》全诗10节，每节6行，每节第1至4行叙事，第2、第4行押韵，融入诗人的主题情感，使情节的发生富于节奏，第5至6行循环着“锯起锯落”、“纷纷细细”、“细细纷纷”的回环吟咏，复沓旋律中对木匠勤劳与坚强的赞美呼之欲出。
2.3叙事形象的意象化
在王希仁的叙事诗中，叙事形象不再只是故事中的人、景、物，而被赋予主观情意，具有了象征意味。如《西乡的一夜》中“苍白的月亮”、“栖隐的鸱枭”、“磷火”、“鬼吟”不再只是乡村中的自然事物，他们四处躲避喧嚣的、生死不破的城市生活，“动定无端”，对话的“月亮”、“鸱枭”与“我”实为一体，是现代都市生活中被压迫者的多个象征面向。人物爱情、命运的悲剧也不再局限于表面，而富有多重象征意味，如《松林的新匪》将爱情的悲剧升华到宿命的悲剧，《水鬼的生前》将命运的悲剧归结为社会的不公平，《海盗的歌》则将社会的不公平抽象到了文化层面，无论是匪伙、水鬼，还是海盗，都不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常态，作者以这些对象作为叙事形象，一则揭示现实社会的苦难逼人走向非常态化的境地，二则在这些叙事形象的独白中，可以将不同时期的潜在的听众拽入到懸置的叙事时空中，使叙述的内容具有了一种历史性，三则通过极端的形象批判社会的不公与黑暗，融入了一种暴力与反抗的精神追求——这些形象不再是单纯的叙事形象，而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渐渐转化为思想或精神的载体，深化了叙事的主题。
3.文体形式的锤炼与多样的美感
3.1诗体结构
王希仁的叙事诗大多形式整饬，高低排序，富于节奏变化，韵律和谐，富于音乐性，与“格律诗派”的诗学追求相合，显示了其在美学旨趣上的自觉性。《松林的新匪》的诗体形式富于独创，值得称道。全诗12节，每节8行，采用西方诗歌高低行的形式，前4行高，后4行低，错落有致，第1至4行、第7、8行每行字数大致相同，第5、6行每行4字，形式均齐而有变化，有一种建筑美，更有一种图画美，[15]尽合闻一多“三美”之特征，是格律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锦儿的哀歌》[2]1541在诗体结构上也极富建筑美，全诗8节，每节10行，前4行高，中间4行次之，后2行最低，形成一种梯度，流露出了一种音乐上的递推。《木匠》、《海盗的歌》、《倡答曲》也都采用了高低行的形式，都是每节6行，前4节高而长，后2节低而短，整饬有序，节奏明快，也都讲究韵脚的和谐，这几首诗都是第2、4行节内押韵，《木匠》和《海盗之歌》两诗更是在第5、6行押韵的同时反复吟咏，“孩子们快掣起中间的帆”、“孩子们快打起中舱的鼓”、“孩子们快敲起两舷的锣”（《海盗之歌》），重复的命令与吆喝仿佛一支劳动赞歌。 3.2叙事结构
在叙事结构上，王希仁借鉴现代戏剧的艺术手法，通过诗体结构上的巧妙设计达到叙事的多元，以多重“叙事话语”及“声音”的共时性来推进故事情节，增强文本的叙事功能，在诗歌内部形成了一种近似复调的结构。如果说《西乡的一夜》中“我”、“月亮”、“鸱枭”众声喧哗却不能打破叙事结构的单一，那么《快离开我》已将叙事者的声音蔓延到了文本之外，“神女”对情人的质问，既可形成对白，也可当作独白，听众既是情人，也是读者，还有被喊来的“陈妈”。到了《海盗的歌》中，每节前4行在叙述一件事，后2行则在叙述另一件事，两段叙事并行不悖，全面展现了海盗内心与外在的生活面貌。《锦儿的哀歌》则以“潜对话”的文本结构，抒写一位女儿对母亲的追思及悲哀。这种近似复调的叙事结构在王希仁的叙事诗中意犹未尽，未能持续发酵为一种完整的复调结构，这与其后续诗作缺乏，1927年后于诗坛销声匿迹不无关系。
在传媒语境文学生产流程中，文学作品写出来之后，经过现代传媒的传播媒介进入读者视野，被读者接受，随后作品及作者才能被推向社会。而一旦作品未获得认可，作品的价值没有得到公认，作者就不可能实现由作者到作家的飞跃。《晨报副刊》之于冰心、沈从文的成就未能作用到王希仁身上，一方面在于其诗作未得到彼时报纸副刊编辑、文学评论家的关注，也未能得到大众读者的青睐，湮没于同时期有留学背景、精心钻研新格律诗的诗人诗作洪流中，另一方面也在于其诗文创作及发表未能激发自身持续性的写作欲望。王希仁诗作的发表及传播只是传媒与作家生成过程中的吉光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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