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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误导是国际战略谋划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制造假情况，使对方做出错误判断，采取错误行动，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大国角力就如同高手对决，真正的功夫往往在场外。事实上，正如当年美国一位著名作家所说：“撇开美国的政策来探讨苏联的崩溃，就如同侦破一起突然、意外和神秘的死亡案件时，不追究谋杀的可能性。”而这种所谓的“谋杀论”，其实指的就是当年美对苏成功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误导。
冷战结束后，这种战略误导的矛头很快就转向了下一个更有潜质的目标上，手段则是新老并出，花样翻新。当然，从硬币的另一面来讲，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准”超级大国，遇到各种阻力乃至挫折也是一种必然，其实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陷入盲目性，对自己的战略方向失去信心、妄自菲薄，并在不自觉中接受了对方的战略误导，最终大事难成，惨遭扼杀……
在我国刚刚起步的蓝水远洋海军建设中，特别是航母问题上，如何避免受到对方战略误导的影响，将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然，在“辽宁”舰列装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对方战略误导的重心自然是落在“建还是不建”这个问题上，而到了“辽宁”舰“木已成舟”的今天，战略误导的方向恐怕会移到了“大航母还是小航母”这件“纠结的小事”上……然而，在“辽宁”舰之后，我们终究是要再进一步的。究竟要建造怎么样的一些后续舰只呢？不妨对美国海军历史上关于航母的三次论战了解一番。在汲取有益教训的同时，也可在战略误导与反误导的角力中，获得主动。
争论中的启蒙
众所周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国海军中的航空兵的支持者们便开始寻求建造航空母舰，并在1922年3月20日获得了第一艘由运煤船改装而来的航母平台——“兰利”号，美国海军的航母之路自此展开。然而，在摸索着建造了两艘“列克星敦”级舰队航母后，美国海军便在建造后续舰只的问题上展开了一次大讨论，讨论的焦点则是围绕于”大航母小航母“或“大甲板小甲板”的问题。当然，这次讨论并非完全出自军事角度，而是在十分深刻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当两艘“列克星敦”级航空母舰建造完成后，根据《华盛顿海军条约》中航空母舰的吨位规定，美国海军还剩下69000 吨的份额，如何利用剩余的份额建造航母一时间成为争论的话题。此时在美国海军中有两种主要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增加航空母舰的数量，这样单艘航母的吨位必然不会很大。这一派的观点是航空母舰是用于同主力舰配合作战，所以其防护能力并不需要很强，而且航速只要可以跟得上主力舰编队的速度就可以。航母的主机功率不需要很大，这样可以减少动力装置所占用的吨位。根据计算，将航母吨位控制在 13800 吨级，可在限额内建造 5 艘，从而达到最优化。
另一派的观点则正好相反，认为航空母舰需要拥有足够大的体积才能满足作战所需的飞机搭载数与起降要求。同时航母必须拥有足够防护力和航速，由此也加大了航空母舰的排水量。
“大甲板小甲板”之争就此出现。不过，这场争论的结局却很“狗血”。起初出于能拥有更多航母的考虑，“小航母”派的意见在美国国会中获得了更高的支持度。国会同意自 1929 年起连续 5 年进行拨款，用于建造 5 艘13800 吨级的“条约型”航空母舰。1931年9月26日，首艘“突击者”号开工，然而当 1934 年 6 月4日该舰列装后，美国海军才发现，这种小尺寸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过短、过窄，虽然航空母舰的载机数量可以达到要求，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却存在很多困难——“突击者”号航母的最大航速只有 29 节，（约54千米/小时）风力不足时无法起飞鱼雷机；过小的舰体承载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导致该舰的耐波性和适航性不良，在恶劣的海况下无法进行航空作业。
显然，小甲板的“突击者”号很难被认为是个成功的尝试，于是“大甲板小甲板”的争论结果很快被改写了。鉴于“突击者”号无法满足美国海军的要求， “大航母”派的设计就成为美国海军的最佳选择。于是，就在“突击者“号服役之后，20000 吨的“约克城”级航母的首舰“约克城”号也开工建造， “突击者”级后4 艘舰的建造计划取消，其资金将转用于“约克城”级。自此，从“约克城”级开始，经历了战时的“埃赛克斯”级和二战末期的“中途岛”级，美国海军航母大型化的趋势就此定型。围绕“大甲板小甲板”或“大航母小航母”的争论暂时也告一段落。
阴谋论开始登场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航母小航母”之争，很大程度上带有启蒙时期的摸索意味，没有什么“歪心眼”的话，那么当40多年后，再一次响起关于“大航母小航母”的争论声时，事情则开始充斥着一股阴谋论的味道。
自 “突击者”号失败以来，美国海军内部的“小航母”派似乎一度销声匿迹。然而在冷战高峰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未至80年代中期，“小航母”派又突然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姿态“复活”了。
表面上的原因似乎是极为“现实”的——此时一脚踏进越南泥潭的山姆大叔状况并不太好，太能烧钱的大航母开始让大叔觉得有点闹心了。由于美国在越南陷入困境，国防开支负担不断加重，美国经济在1970年完全陷于停顿。1973年，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轰然倒塌，被迫放弃金本位。对美国军方来说，国防经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年代成为了过去。这一点在海军兵力结构的调整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并最终导致了小吨位“制海舰”（Sea Control Ship，SCS）概念的出现。
1970年7月，艾默·朱姆瓦尔特上将出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随即展开美国海军在二次大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兵力重整计划。二战中建造的老旧舰艇不再延寿而直接退役，有限的经费留给新造舰与新武器系统。然而，这也让美国海军在1970至1974年间，舰队规模从900艘降到500艘以下，缩减幅度高达45%。为此，朱姆瓦尔特拟定了“计划60”，以“高低搭配”的概念来构筑全新的美国海军。即以价格昂贵、数量较少的高端舰艇为骨干，搭配价格相对便宜、能大量建造的低端舰艇。
该计划的“高端”部分包括“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拥有全通直升机甲板的“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维吉尼亚”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斯普鲁恩斯”级通用驱逐舰与“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等五种，而“低端”舰艇则包括“佩里”级护卫舰、“飞马”级大型水翼导弹快艇，以及搭载AV-8A垂直/短距起降攻击机与SH-3海王反潜直升机的制海舰。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最后的这个所谓“制海舰”构想。制海舰的初始构想，是基于大型驱逐舰的舰体发展出的一种搭载6～8架SH-2F反潜直升机的专用反潜舰，以取代老化的“埃赛克斯”级反潜航母。然而，当朱姆瓦尔特上将在构思其“计划60”时，敏锐地意识到了制海舰所蕴涵的更多价值——不但能够作为“埃赛克斯”级反潜航母的替代品，并且还能作为高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低端搭档。
于是在“计划60”框架下，制海舰的概念扩充为排水量13000～15000吨左右，除搭载12至14架反潜直升机外，还能搭载3到4架从英国引进的AV-8A垂直/短距起降攻击机，使其不仅能执行反潜巡逻任务，还能在北大西洋的低威胁区域，以全部搭载固定翼垂直起降战斗/攻击机的方式，执行低强度防空任务。
按照朱姆瓦尔特的设想，一艘大型核动力航母的价格相当于八艘制海舰，但一艘核动力航母只能部署在一处，而八艘制海舰的部署灵活性则显然要高得多。此外，相对简单价廉的制海舰，也比较容易快速补充建造。而在作战使用上，平时廉价的制海舰可以部署在地中海与西太平洋当作旗舰，避免把昂贵的大型航母战斗群部署在这些距离美国基地遥远、濒临敌方陆地范围的狭窄海域，以防开战之初遭敌方第一波袭击而酿成重大损失。等到战争爆发、美国海军相关作战部署动员完成，再将制海舰逐步从前线抽回并开始执行反潜护航勤务，由大型航母顶上火线前缘。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能派遣制海舰承担额外的空中掩护任务，充当类似二战时代护航航空母舰的角色。
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小型廉价航空母舰，美国海军为制海舰进行了大量先期预研，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多年铺垫。朱姆瓦尔特还于1971年10月28日批准将“关岛”号两栖攻击舰送入朴次茅兹进行改装，以验证制海舰概念的可行性，可谓投入了不小的本钱。在随后为期1年的试验中，完成改装的“关岛”号还算令人满意，然而制海舰的结局却并不完美。制海舰的确获得若干国会议员的支持，在编列1974年度预算时，相关的2940万美元先期作业费用也一度获得参议院批准。然而，在海军中某些力量强大的反对派运作下，美国国会最终冻结了这笔经费，等待总审计署的评估报告完成后再做定夺。就这样，当朱姆瓦尔特在1974年6月29日卸下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职务后，制海舰顿时失去最主要的推手与靠山。稍后，美国国会就以制海舰载机数量有限、航速太慢等理由，否决了在1975预算年度编列建造首艘制海舰（1.41亿美元）的预算要求。至此，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制海舰计划遭到封杀，“大航母”派在卫冕战中获得了胜利，9万吨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成为日后40年美国海军力量的中坚。
美国海军在制海舰上风声大而雨点小的作法，绝非一次不成功的新概念舰种试验可以解释，其真实用意和动机很是耐人寻味。事实上，当美国海军爆发这场“制海舰与大航母”的新一轮争论时，恰值前苏联红海军在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的率领下，由近岸防御走向远洋进攻的关键转型时期。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苏联国家和军队高层长期以来对海军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这就造成了相比于陆军、空军，苏联海军的“失宠”。这一局面直到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担任海军司令员后开始有所改观。戈尔什科夫对海洋和海军有着较全面、深刻的认识，著书立说吸引苏联国家领导人和人民对海洋战略和海军建设的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苏联国家领导人对海军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正确的认识，并对海军建设表现出极大的关心，这就为苏联建设远洋海军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
苏联此时在建设远洋海军的问题上，走的是理论先行的科学路线。理论核心是戈尔什科夫的“均衡发展论”，认为远洋进攻型海军的均衡性在于“使构成其战斗威力的诸因素及保障这些因素的各种器材经常保持最佳的组合”。为此，除了继续发展战略核潜艇和岸基航空兵外，远洋海军建设上强调发展一支强大的大型核动力导弹化水面舰艇部队，同时出于为这支远洋水面舰艇部队提供反潜和防空掩护的目的，也在“均衡发展论”指导下积极寻求建造某种载机舰只。也正因为如此，由于在载机舰的问题上缺乏相关经验，当踌躇满志的红色远洋海军正打算扬帆起锚时，苏联海军会不会被美国海军那场精彩纷呈而又似乎言之有物的“大航母小航母”之争所吸引，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在美国海军的这场可疑争论中，苏联海军究竟受到了多少影响，目前并没有定论。但当1975年“基辅”级航母（苏联称重型载机巡洋舰）首舰服役时，我们总能够或多或少地发现，除了排水量略大一些外，这种苏联版“载机巡洋舰”，无论是从设计理念还是作战定位上，都与美国海军1970年提出的一系列制海舰概念，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暧昧”联系。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与“制海舰”极度相似的“基辅”级，苏联海军在载机舰问题上的思维被固化了整整10年！当苏联海军真正开始意识到大甲板航母的威力和作战效益时，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了。然而此时这个红色帝国的寿命却已经所剩无已了。至此，美国海军在70年代沸沸扬扬的那场“大航母小航母”争论，究竟是不是一个战略误导性的“阴谋”（或是“阳谋”），也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警惕！新一轮的“争论”开始了
小甲板（小吨位）航母的低成本和多用途性，当然拥有毋庸质疑的吸引力。特别是1982 年的马岛战争，更是凸显了小甲板航母概念的可行性。在这场跨度12000千米的海战中，英国皇家海军“无敌”级所搭载的“海鹞”式战斗机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保卫了舰队和登陆点的安全，有力地维护了本国的海外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一支立志走向远洋的海军而言，小甲板（小吨位）航母与大甲板航母都不失为一种具有现实性的选择。不过，如果有人别有用心的利用这一点搞战略误导，事情则又另当别论了。在“辽宁”舰正式列装，中国海军准备冲出第一岛链、走向远洋的今天，又一次在大洋彼岸兴起的“大甲板小甲板”之争，在引起各方注意的同时，更应该引起警惕。
同上次一样，这一次的“大甲板小甲板”之争，似乎同样有着足够充足的理由，而且一开始也是从“缺钱”引起的。遍布全球的反恐战争和接二连三的经济危机烧光了山姆大叔钱包里的美元，这使一贯坚持“9万吨级”的美国海军开始痛苦地意识到，“9万吨级”的选择太贵而手里的美元太少。10 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每艘每年的舰员军饷就超过1 亿美元；日常的零星维修可以高达 300万美元；船坞中修大修为 5000 万到 2.5亿美元，个别情况可以达到 5 亿美元；直接运行和支援费用随舰龄增加，大体在300 万～1000 万。这些都是 1998 年币值，没有算入舰载机的开销，更没有计入作战损耗。如果考虑整个航母战斗群，开销就更大了。“尼米兹”号在 1976 年建造时，耗资 9.5 亿美元，占当时 210 亿美元的整个海军经费的 4.5%。现在在建的“福特”号耗资 125 亿，美国海军估计有 60% 的可能将超支，最后可能达到 135 亿，将达到 1560 亿海军经费的8.5%。绝对值也好，相对值也好，航母的造价都非常惊人，美国人不得不考虑更为经济的变通方式了。
于是，美国海军的亨利·亨德里克斯上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诺埃尔·威廉姆斯中校在《美国海军学院学报》上著文提出，保留少量的大甲板航母力量作为重磅打手，但用数量较多的中型航母作为日常巡逻和危机处理。这篇文章代表了美国海军内部对于超级航母的反思，新一轮航母大论战的序幕就此拉开。此后，亨德里克斯和威廉姆斯所提出的一系列鼓吹中型航母的观点颇为具有代表性。比如：一艘“尼米兹”级和三艘中型航母的建造和运行成本相当，如果大量建造中型航母而适当缩减超级航母舰队，可用相同的费用维持更多的中型航母，可供部署的航母数量对美国的海洋战略具有特殊意义；另外，从战术角度考虑，中型航母较之超级航母的优势在于生存力。超级航母更大，因此更容易被发现，更容易受到打击，而超级航母的中流砥柱作用一旦在敌人打击下瓦解，对舰队实力的打击是灾难性的。相比之下，中型航母分散风险的好处也就显而易见了。同时，由于数量相对充足，部署成本也较低，中型航母用于维护海外贸易远比超级航母适合。中型航母更适合用于中低烈度的力量投射和海洋拒阻作战。虽然中型航母单舰可搭载的飞机数量有限，很难达到均衡配置，固定翼的预警机、加油机、反潜机则根本无法搭载。但由于数量较多，所以比大型超级航母更容易作到集结使用。比如，三艘中型航母集中使用，两艘最大限度搭载战斗机，一艘搭载直升机（包括预警直升机），合成的作战能力依然是很可观的。
尽管上述言之凿凿的观点绝非空洞无物的乱想，也有现实性的参考性，但要注意，对于中国海军的现实来说，一切关于航母的论战归根到底要回到一个国家海军作战使命这个根本问题上。而如果脱离这个大前提，去孤立看待大洋彼岸的这场“争论”，那么我们最后所收获的很可能是另一颗战略误导的“苦果”。事实上，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社会和文明型国家，安全威胁多来自内部，外部的威胁也是全球性、综合性的，从本质上说并非源自海洋。而中国重新走向海洋，不是去恢复郑和当年的辉煌，也不是载着黄土在海上漂流，而是要塑造“全球中国”的身份和世界领导型国家的地位。中国肩负着文明复兴与文明转型的双重使命，为此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避免落入效仿、赶超的陷阱。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既便提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但其动机和出发点也仍然会是防御性的，这与美国海军所担负的 4 项基本使命：海洋控制、海洋阻入、力量投射和开放商贸保护显然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前者并非以争夺海洋霸权为目的，而后者则显然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一支正在建设中的防御型远洋海军来说，大型航母相对于中型航线的优势就十分明显了。原因很简单：中型航母在海上决战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而这一点对一支防御型远洋海军却至关重要。笔者个人认为，即便三艘中型航母的成本和一艘9万吨级大型超级航母相当，在实战中还是“9万吨级”的综合战力占优。当然，3～4万吨级的中型航母可以搭载性能类似于F-35的新一代先进固定翼战斗机，在性能上比“海鹞”、米格-29K、 F-18E/F进步巨大。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型航母无法搭载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预警机、反潜机等。虽然直升机可以在功能上替代上述机型，但在性能上却终究难以和固定翼飞机相比。另外，中型航母可以集结使用，大型超级航母也可以集结使用。一旦要和三艘“9万吨级”相抗衡，至少需要 9 艘中型航母。这样一个庞大的航母集群集中使用，在编队航行、飞机起落航线管理、舰队护航和补给等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噩梦；小群分散则进一步增加护航和航空燃油、弹药和其他军需补给的负担，对保持作战节奏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正因为如此，在大洋彼岸最新出炉的这轮“大甲板小甲板”之争中，是不是另一个战略误导的陷阱也就很值得警惕了。
结语
在战争中，衡量武力的唯一可靠而明确的方法，是看其在实际运用中达成的效果。当然，战争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或即使发生了战争，时间、空间、形势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都会影响其结局。战争结局的不可预测性，让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尽管职业军人们想方设法减少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兢兢业业地计算人员、武器和物资的数量，并企图测定武器系统及其辅助设备的质量，然而未知因素还是大大超过了已知因素。职业军人们只能猜测编制体制、士气、凝聚力和领导水平等无形的、然而却比物质因素更重要的诸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但既便如此也很难判断在所设想的战争条件下采用的战术、战役手段和战区战略是否合适。
当然，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物质力量上的悬殊差异使战争后果不言而喻。可是军事历史不容争辩地表明，一旦人们考虑的不是那种极端的、荒谬的情况，而是两个对手在实力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差距时，战争结果就显得变化莫测了。于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以一系列的战略误导来削弱对手，增大己方军事胜利的概率，甚至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就成了一个最为睿智的选择。更何况，大多数国家既不会不顾一切地寻求和平，也不会一有机会就打仗，特别是当敌人比自己只是虚弱有限的情况下，打垮敌人更只是一种毫无益处的概念游戏。于是，战略误导往往会成为比直接的军事手段更为常用的伎俩，也就不足为奇了。
精明的美国人非常热衷于寻求一种不必打垮敌人就能增大获胜可能性的特殊方法，所以战略误导一向是美国惯用的伎俩。而且从来都是全方位、多层面的：既有战略层面的宏观，又有类似于航母问题的“小心思”。事实上，美国实施“战略误导”，一般会有如下特点：战略目标明确而且长期经营，逐渐消耗、削弱和涣散对方，最终实现战略目标；战略实施手段迂回深入而且多方并进，诱使国际竞争对手在战略判断和发展政策上都出现失误；在战略主导的战术上造敌错觉，造成牵敌牛鼻子的战略态势，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等方面措施操纵战略主动权，使对手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最后导致失败。对此，苏联远洋海军建设、航母建造乃至整个国家命运的一系列教训可谓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
从历史角度而言，美国在航母问题上自始至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说”是让别人上当受骗，“做”是为自己垄断海上霸权。虽然目前美国又在炒作新一轮的“大航母小航母”争论，但现实是美国仍在疯狂地建造超级航母，到目前为止炒得很响的“中型航母”却仍然处于“干打雷，不下雨”的状态。2007年1月16日，建造中的最后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被正式命名为“乔治·布什” 号。3个月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将于2008年开工建造CVN-21级核动力航母，并将其首舰命名为“杰拉尔德·R·福特” 号，以纪念不久前去世的美国前总统福特。国际分析人士认为，CVN-21是美国海军为满足21世纪作战需求研制的新一代核动力航母。“她的现身无疑将是世界航母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那么，面对这条后“尼米兹”级时代的超级航母，我们能从中悟出些什么呢？
冷战结束后，这种战略误导的矛头很快就转向了下一个更有潜质的目标上，手段则是新老并出，花样翻新。当然，从硬币的另一面来讲，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准”超级大国，遇到各种阻力乃至挫折也是一种必然，其实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陷入盲目性，对自己的战略方向失去信心、妄自菲薄，并在不自觉中接受了对方的战略误导，最终大事难成，惨遭扼杀……
在我国刚刚起步的蓝水远洋海军建设中，特别是航母问题上，如何避免受到对方战略误导的影响，将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然，在“辽宁”舰列装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对方战略误导的重心自然是落在“建还是不建”这个问题上，而到了“辽宁”舰“木已成舟”的今天，战略误导的方向恐怕会移到了“大航母还是小航母”这件“纠结的小事”上……然而，在“辽宁”舰之后，我们终究是要再进一步的。究竟要建造怎么样的一些后续舰只呢？不妨对美国海军历史上关于航母的三次论战了解一番。在汲取有益教训的同时，也可在战略误导与反误导的角力中，获得主动。
争论中的启蒙
众所周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国海军中的航空兵的支持者们便开始寻求建造航空母舰，并在1922年3月20日获得了第一艘由运煤船改装而来的航母平台——“兰利”号，美国海军的航母之路自此展开。然而，在摸索着建造了两艘“列克星敦”级舰队航母后，美国海军便在建造后续舰只的问题上展开了一次大讨论，讨论的焦点则是围绕于”大航母小航母“或“大甲板小甲板”的问题。当然，这次讨论并非完全出自军事角度，而是在十分深刻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
当两艘“列克星敦”级航空母舰建造完成后，根据《华盛顿海军条约》中航空母舰的吨位规定，美国海军还剩下69000 吨的份额，如何利用剩余的份额建造航母一时间成为争论的话题。此时在美国海军中有两种主要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增加航空母舰的数量，这样单艘航母的吨位必然不会很大。这一派的观点是航空母舰是用于同主力舰配合作战，所以其防护能力并不需要很强，而且航速只要可以跟得上主力舰编队的速度就可以。航母的主机功率不需要很大，这样可以减少动力装置所占用的吨位。根据计算，将航母吨位控制在 13800 吨级，可在限额内建造 5 艘，从而达到最优化。
另一派的观点则正好相反，认为航空母舰需要拥有足够大的体积才能满足作战所需的飞机搭载数与起降要求。同时航母必须拥有足够防护力和航速，由此也加大了航空母舰的排水量。
“大甲板小甲板”之争就此出现。不过，这场争论的结局却很“狗血”。起初出于能拥有更多航母的考虑，“小航母”派的意见在美国国会中获得了更高的支持度。国会同意自 1929 年起连续 5 年进行拨款，用于建造 5 艘13800 吨级的“条约型”航空母舰。1931年9月26日，首艘“突击者”号开工，然而当 1934 年 6 月4日该舰列装后，美国海军才发现，这种小尺寸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过短、过窄，虽然航空母舰的载机数量可以达到要求，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却存在很多困难——“突击者”号航母的最大航速只有 29 节，（约54千米/小时）风力不足时无法起飞鱼雷机；过小的舰体承载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导致该舰的耐波性和适航性不良，在恶劣的海况下无法进行航空作业。
显然，小甲板的“突击者”号很难被认为是个成功的尝试，于是“大甲板小甲板”的争论结果很快被改写了。鉴于“突击者”号无法满足美国海军的要求， “大航母”派的设计就成为美国海军的最佳选择。于是，就在“突击者“号服役之后，20000 吨的“约克城”级航母的首舰“约克城”号也开工建造， “突击者”级后4 艘舰的建造计划取消，其资金将转用于“约克城”级。自此，从“约克城”级开始，经历了战时的“埃赛克斯”级和二战末期的“中途岛”级，美国海军航母大型化的趋势就此定型。围绕“大甲板小甲板”或“大航母小航母”的争论暂时也告一段落。
阴谋论开始登场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航母小航母”之争，很大程度上带有启蒙时期的摸索意味，没有什么“歪心眼”的话，那么当40多年后，再一次响起关于“大航母小航母”的争论声时，事情则开始充斥着一股阴谋论的味道。
自 “突击者”号失败以来，美国海军内部的“小航母”派似乎一度销声匿迹。然而在冷战高峰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未至80年代中期，“小航母”派又突然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姿态“复活”了。
表面上的原因似乎是极为“现实”的——此时一脚踏进越南泥潭的山姆大叔状况并不太好，太能烧钱的大航母开始让大叔觉得有点闹心了。由于美国在越南陷入困境，国防开支负担不断加重，美国经济在1970年完全陷于停顿。1973年，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轰然倒塌，被迫放弃金本位。对美国军方来说，国防经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年代成为了过去。这一点在海军兵力结构的调整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并最终导致了小吨位“制海舰”（Sea Control Ship，SCS）概念的出现。
1970年7月，艾默·朱姆瓦尔特上将出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随即展开美国海军在二次大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兵力重整计划。二战中建造的老旧舰艇不再延寿而直接退役，有限的经费留给新造舰与新武器系统。然而，这也让美国海军在1970至1974年间，舰队规模从900艘降到500艘以下，缩减幅度高达45%。为此，朱姆瓦尔特拟定了“计划60”，以“高低搭配”的概念来构筑全新的美国海军。即以价格昂贵、数量较少的高端舰艇为骨干，搭配价格相对便宜、能大量建造的低端舰艇。
该计划的“高端”部分包括“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拥有全通直升机甲板的“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维吉尼亚”级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斯普鲁恩斯”级通用驱逐舰与“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等五种，而“低端”舰艇则包括“佩里”级护卫舰、“飞马”级大型水翼导弹快艇，以及搭载AV-8A垂直/短距起降攻击机与SH-3海王反潜直升机的制海舰。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最后的这个所谓“制海舰”构想。制海舰的初始构想，是基于大型驱逐舰的舰体发展出的一种搭载6～8架SH-2F反潜直升机的专用反潜舰，以取代老化的“埃赛克斯”级反潜航母。然而，当朱姆瓦尔特上将在构思其“计划60”时，敏锐地意识到了制海舰所蕴涵的更多价值——不但能够作为“埃赛克斯”级反潜航母的替代品，并且还能作为高端“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低端搭档。
于是在“计划60”框架下，制海舰的概念扩充为排水量13000～15000吨左右，除搭载12至14架反潜直升机外，还能搭载3到4架从英国引进的AV-8A垂直/短距起降攻击机，使其不仅能执行反潜巡逻任务，还能在北大西洋的低威胁区域，以全部搭载固定翼垂直起降战斗/攻击机的方式，执行低强度防空任务。
按照朱姆瓦尔特的设想，一艘大型核动力航母的价格相当于八艘制海舰，但一艘核动力航母只能部署在一处，而八艘制海舰的部署灵活性则显然要高得多。此外，相对简单价廉的制海舰，也比较容易快速补充建造。而在作战使用上，平时廉价的制海舰可以部署在地中海与西太平洋当作旗舰，避免把昂贵的大型航母战斗群部署在这些距离美国基地遥远、濒临敌方陆地范围的狭窄海域，以防开战之初遭敌方第一波袭击而酿成重大损失。等到战争爆发、美国海军相关作战部署动员完成，再将制海舰逐步从前线抽回并开始执行反潜护航勤务，由大型航母顶上火线前缘。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能派遣制海舰承担额外的空中掩护任务，充当类似二战时代护航航空母舰的角色。
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小型廉价航空母舰，美国海军为制海舰进行了大量先期预研，并在理论上进行了多年铺垫。朱姆瓦尔特还于1971年10月28日批准将“关岛”号两栖攻击舰送入朴次茅兹进行改装，以验证制海舰概念的可行性，可谓投入了不小的本钱。在随后为期1年的试验中，完成改装的“关岛”号还算令人满意，然而制海舰的结局却并不完美。制海舰的确获得若干国会议员的支持，在编列1974年度预算时，相关的2940万美元先期作业费用也一度获得参议院批准。然而，在海军中某些力量强大的反对派运作下，美国国会最终冻结了这笔经费，等待总审计署的评估报告完成后再做定夺。就这样，当朱姆瓦尔特在1974年6月29日卸下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职务后，制海舰顿时失去最主要的推手与靠山。稍后，美国国会就以制海舰载机数量有限、航速太慢等理由，否决了在1975预算年度编列建造首艘制海舰（1.41亿美元）的预算要求。至此，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制海舰计划遭到封杀，“大航母”派在卫冕战中获得了胜利，9万吨级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成为日后40年美国海军力量的中坚。
美国海军在制海舰上风声大而雨点小的作法，绝非一次不成功的新概念舰种试验可以解释，其真实用意和动机很是耐人寻味。事实上，当美国海军爆发这场“制海舰与大航母”的新一轮争论时，恰值前苏联红海军在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的率领下，由近岸防御走向远洋进攻的关键转型时期。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苏联国家和军队高层长期以来对海军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这就造成了相比于陆军、空军，苏联海军的“失宠”。这一局面直到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担任海军司令员后开始有所改观。戈尔什科夫对海洋和海军有着较全面、深刻的认识，著书立说吸引苏联国家领导人和人民对海洋战略和海军建设的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苏联国家领导人对海军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正确的认识，并对海军建设表现出极大的关心，这就为苏联建设远洋海军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
苏联此时在建设远洋海军的问题上，走的是理论先行的科学路线。理论核心是戈尔什科夫的“均衡发展论”，认为远洋进攻型海军的均衡性在于“使构成其战斗威力的诸因素及保障这些因素的各种器材经常保持最佳的组合”。为此，除了继续发展战略核潜艇和岸基航空兵外，远洋海军建设上强调发展一支强大的大型核动力导弹化水面舰艇部队，同时出于为这支远洋水面舰艇部队提供反潜和防空掩护的目的，也在“均衡发展论”指导下积极寻求建造某种载机舰只。也正因为如此，由于在载机舰的问题上缺乏相关经验，当踌躇满志的红色远洋海军正打算扬帆起锚时，苏联海军会不会被美国海军那场精彩纷呈而又似乎言之有物的“大航母小航母”之争所吸引，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在美国海军的这场可疑争论中，苏联海军究竟受到了多少影响，目前并没有定论。但当1975年“基辅”级航母（苏联称重型载机巡洋舰）首舰服役时，我们总能够或多或少地发现，除了排水量略大一些外，这种苏联版“载机巡洋舰”，无论是从设计理念还是作战定位上，都与美国海军1970年提出的一系列制海舰概念，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暧昧”联系。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与“制海舰”极度相似的“基辅”级，苏联海军在载机舰问题上的思维被固化了整整10年！当苏联海军真正开始意识到大甲板航母的威力和作战效益时，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了。然而此时这个红色帝国的寿命却已经所剩无已了。至此，美国海军在70年代沸沸扬扬的那场“大航母小航母”争论，究竟是不是一个战略误导性的“阴谋”（或是“阳谋”），也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警惕！新一轮的“争论”开始了
小甲板（小吨位）航母的低成本和多用途性，当然拥有毋庸质疑的吸引力。特别是1982 年的马岛战争，更是凸显了小甲板航母概念的可行性。在这场跨度12000千米的海战中，英国皇家海军“无敌”级所搭载的“海鹞”式战斗机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保卫了舰队和登陆点的安全，有力地维护了本国的海外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一支立志走向远洋的海军而言，小甲板（小吨位）航母与大甲板航母都不失为一种具有现实性的选择。不过，如果有人别有用心的利用这一点搞战略误导，事情则又另当别论了。在“辽宁”舰正式列装，中国海军准备冲出第一岛链、走向远洋的今天，又一次在大洋彼岸兴起的“大甲板小甲板”之争，在引起各方注意的同时，更应该引起警惕。
同上次一样，这一次的“大甲板小甲板”之争，似乎同样有着足够充足的理由，而且一开始也是从“缺钱”引起的。遍布全球的反恐战争和接二连三的经济危机烧光了山姆大叔钱包里的美元，这使一贯坚持“9万吨级”的美国海军开始痛苦地意识到，“9万吨级”的选择太贵而手里的美元太少。10 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每艘每年的舰员军饷就超过1 亿美元；日常的零星维修可以高达 300万美元；船坞中修大修为 5000 万到 2.5亿美元，个别情况可以达到 5 亿美元；直接运行和支援费用随舰龄增加，大体在300 万～1000 万。这些都是 1998 年币值，没有算入舰载机的开销，更没有计入作战损耗。如果考虑整个航母战斗群，开销就更大了。“尼米兹”号在 1976 年建造时，耗资 9.5 亿美元，占当时 210 亿美元的整个海军经费的 4.5%。现在在建的“福特”号耗资 125 亿，美国海军估计有 60% 的可能将超支，最后可能达到 135 亿，将达到 1560 亿海军经费的8.5%。绝对值也好，相对值也好，航母的造价都非常惊人，美国人不得不考虑更为经济的变通方式了。
于是，美国海军的亨利·亨德里克斯上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诺埃尔·威廉姆斯中校在《美国海军学院学报》上著文提出，保留少量的大甲板航母力量作为重磅打手，但用数量较多的中型航母作为日常巡逻和危机处理。这篇文章代表了美国海军内部对于超级航母的反思，新一轮航母大论战的序幕就此拉开。此后，亨德里克斯和威廉姆斯所提出的一系列鼓吹中型航母的观点颇为具有代表性。比如：一艘“尼米兹”级和三艘中型航母的建造和运行成本相当，如果大量建造中型航母而适当缩减超级航母舰队，可用相同的费用维持更多的中型航母，可供部署的航母数量对美国的海洋战略具有特殊意义；另外，从战术角度考虑，中型航母较之超级航母的优势在于生存力。超级航母更大，因此更容易被发现，更容易受到打击，而超级航母的中流砥柱作用一旦在敌人打击下瓦解，对舰队实力的打击是灾难性的。相比之下，中型航母分散风险的好处也就显而易见了。同时，由于数量相对充足，部署成本也较低，中型航母用于维护海外贸易远比超级航母适合。中型航母更适合用于中低烈度的力量投射和海洋拒阻作战。虽然中型航母单舰可搭载的飞机数量有限，很难达到均衡配置，固定翼的预警机、加油机、反潜机则根本无法搭载。但由于数量较多，所以比大型超级航母更容易作到集结使用。比如，三艘中型航母集中使用，两艘最大限度搭载战斗机，一艘搭载直升机（包括预警直升机），合成的作战能力依然是很可观的。
尽管上述言之凿凿的观点绝非空洞无物的乱想，也有现实性的参考性，但要注意，对于中国海军的现实来说，一切关于航母的论战归根到底要回到一个国家海军作战使命这个根本问题上。而如果脱离这个大前提，去孤立看待大洋彼岸的这场“争论”，那么我们最后所收获的很可能是另一颗战略误导的“苦果”。事实上，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社会和文明型国家，安全威胁多来自内部，外部的威胁也是全球性、综合性的，从本质上说并非源自海洋。而中国重新走向海洋，不是去恢复郑和当年的辉煌，也不是载着黄土在海上漂流，而是要塑造“全球中国”的身份和世界领导型国家的地位。中国肩负着文明复兴与文明转型的双重使命，为此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避免落入效仿、赶超的陷阱。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既便提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但其动机和出发点也仍然会是防御性的，这与美国海军所担负的 4 项基本使命：海洋控制、海洋阻入、力量投射和开放商贸保护显然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前者并非以争夺海洋霸权为目的，而后者则显然如此。
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一支正在建设中的防御型远洋海军来说，大型航母相对于中型航线的优势就十分明显了。原因很简单：中型航母在海上决战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而这一点对一支防御型远洋海军却至关重要。笔者个人认为，即便三艘中型航母的成本和一艘9万吨级大型超级航母相当，在实战中还是“9万吨级”的综合战力占优。当然，3～4万吨级的中型航母可以搭载性能类似于F-35的新一代先进固定翼战斗机，在性能上比“海鹞”、米格-29K、 F-18E/F进步巨大。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型航母无法搭载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预警机、反潜机等。虽然直升机可以在功能上替代上述机型，但在性能上却终究难以和固定翼飞机相比。另外，中型航母可以集结使用，大型超级航母也可以集结使用。一旦要和三艘“9万吨级”相抗衡，至少需要 9 艘中型航母。这样一个庞大的航母集群集中使用，在编队航行、飞机起落航线管理、舰队护航和补给等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噩梦；小群分散则进一步增加护航和航空燃油、弹药和其他军需补给的负担，对保持作战节奏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正因为如此，在大洋彼岸最新出炉的这轮“大甲板小甲板”之争中，是不是另一个战略误导的陷阱也就很值得警惕了。
结语
在战争中，衡量武力的唯一可靠而明确的方法，是看其在实际运用中达成的效果。当然，战争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或即使发生了战争，时间、空间、形势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都会影响其结局。战争结局的不可预测性，让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尽管职业军人们想方设法减少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兢兢业业地计算人员、武器和物资的数量，并企图测定武器系统及其辅助设备的质量，然而未知因素还是大大超过了已知因素。职业军人们只能猜测编制体制、士气、凝聚力和领导水平等无形的、然而却比物质因素更重要的诸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但既便如此也很难判断在所设想的战争条件下采用的战术、战役手段和战区战略是否合适。
当然，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物质力量上的悬殊差异使战争后果不言而喻。可是军事历史不容争辩地表明，一旦人们考虑的不是那种极端的、荒谬的情况，而是两个对手在实力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差距时，战争结果就显得变化莫测了。于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以一系列的战略误导来削弱对手，增大己方军事胜利的概率，甚至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就成了一个最为睿智的选择。更何况，大多数国家既不会不顾一切地寻求和平，也不会一有机会就打仗，特别是当敌人比自己只是虚弱有限的情况下，打垮敌人更只是一种毫无益处的概念游戏。于是，战略误导往往会成为比直接的军事手段更为常用的伎俩，也就不足为奇了。
精明的美国人非常热衷于寻求一种不必打垮敌人就能增大获胜可能性的特殊方法，所以战略误导一向是美国惯用的伎俩。而且从来都是全方位、多层面的：既有战略层面的宏观，又有类似于航母问题的“小心思”。事实上，美国实施“战略误导”，一般会有如下特点：战略目标明确而且长期经营，逐渐消耗、削弱和涣散对方，最终实现战略目标；战略实施手段迂回深入而且多方并进，诱使国际竞争对手在战略判断和发展政策上都出现失误；在战略主导的战术上造敌错觉，造成牵敌牛鼻子的战略态势，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等方面措施操纵战略主动权，使对手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最后导致失败。对此，苏联远洋海军建设、航母建造乃至整个国家命运的一系列教训可谓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
从历史角度而言，美国在航母问题上自始至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说”是让别人上当受骗，“做”是为自己垄断海上霸权。虽然目前美国又在炒作新一轮的“大航母小航母”争论，但现实是美国仍在疯狂地建造超级航母，到目前为止炒得很响的“中型航母”却仍然处于“干打雷，不下雨”的状态。2007年1月16日，建造中的最后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被正式命名为“乔治·布什” 号。3个月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将于2008年开工建造CVN-21级核动力航母，并将其首舰命名为“杰拉尔德·R·福特” 号，以纪念不久前去世的美国前总统福特。国际分析人士认为，CVN-21是美国海军为满足21世纪作战需求研制的新一代核动力航母。“她的现身无疑将是世界航母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那么，面对这条后“尼米兹”级时代的超级航母，我们能从中悟出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