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12年的经济增长要抱有足够的警惕，因此有必要改变税收制度结构。这不仅有助于培养纳税人的意识，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更加凸显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背后的内容却大有不同：之前强调财政的投入和刺激，而现在更多谈的是减税。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样的改革对我们的生活和投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投入转向减税
　　李南：2011年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和基调相对于2010年来说，有什么不同吗?
　　高培勇：首先要对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走向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主要是从出口的角度去加以解读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几驾马车：消费、投资加出口，近几个月来，欧美的经济形势恶化之后，肯定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并且会对整个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于2012年的经济增长要抱有足够的警惕。展望2012年，相对于控通胀来说，我以为保增长的任务更重要，必须在保增长方面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李南：那么在政策取向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高培勇：不利的影响比2008年末、2009年初更加严峻，那么我们出台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起码要不低于2009年初那样的力度。
　　就财政政策而言，关键要看财政赤字的规模相对于2010年有何变化：增加了就意味着要加大扩张的力度，减少了就意味着要收缩了，持平就意味着要维持2010年的政策格局。2010年的财政赤字是1.05万亿，2011年财政赤字实际上同样是1.05万亿。2012年，我们主张维持原有的赤字规模大致不变，继续使用积极财政政策这样一种称谓。但是要预留出应对一系列经济震荡的政策空间。
　　李南：2009年采取了增加政府投入的财政政策。比如用1.19万亿的基建投入刺激了4万亿的投资出来。我们现在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刺激了。这时候就出现了非常热门的一个词，叫做结构性减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工具和手段发生了清晰而明确的转变?
　　高培勇：其实就中国目前的财政实力来讲，照样可以实施那样的操作。问题是目前没有必要实施超剂量的刺激。而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减税方面。
　　个人与税收的关系“被弱化”
　　李南：十二五规划当中也谈到，为了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必须推出一个新的财税体制。
　　高培勇：中国的税收制度结构，历来用三句话加以概括：70％的税收收入来自于间接税或流转税；92％的税收收入，来自于企业缴纳；98％的税收收入来自于法人缴纳。
　　李南：这三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高培勇：政府100块钱的税收中有70块钱以上是通过流转税收取的。也就是这些税收表面上是企业在缴纳，但事实上，它都要通过价格这样一个通道转嫁到全体消费者身上。
　　李南：其实是您在交，我在交，他在交。加了税之后，企业就把价格加上去让我来买单，对吗?
　　裘韬：是。价格上涨，流转税就会随之增加，然后又进一步推动价格的上涨。
　　第二条，92％的税收来自于企业的缴纳，就中国政府每取得100块钱的税收，92块都是企业缴纳的。个人和政府税收之间的关系被弱化了。
　　李南：其实我们也负担了，只不过是通过企业去负担的而已。第三层次跟第二层次有什么区别呢?
　　裘韬：第一层次流转税肯定是企业缴纳的，不是个人缴纳的。企业既交纳流转税，又交纳所得税，构成了92％的企业交的税。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再加一个6％的个人所得税。因为征税的时候是法人代缴。
　　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
　　李南：那税制改革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高培勇：如果改变了它，就有助于培养我们纳税人的意识，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调整整个的经济结构。
　　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三个要素：成本，利润加税金。如果流转税的比重非常高，那意味着每交100块钱的税，70％都是要通过价格转嫁出去的。我们任何一种商品价格中包含的税金都比其他国家更多。比方说我们希望扩大出口的份额，出口就要退税，一般退的都是流转税，不退所得税。流转税的占比高，出口退掉的份额就大。所以在国际贸易当中，人家会认为你倾销，容易出现摩擦。欧美国家流转税大约就30％多一点。
　　中国的流转税就像一个棉袄一样，在中国得把这棉袄穿上，从中国走出去的时候，穿着小背心就出去了。
　　还有就是收入分配的调节。要刺激内需怎么办?就得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你总得要给低收入者增加收入，给高收入者增加税收。能够担负起调节收入分配重任的是直接税，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甚至房产税。
　　李南：之前有报道说，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是偏高的。这与减税有关系吗?
　　高培勇：这报道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曾在2010年做过全面的测算，就全世界平均税负而言，工业化国家的平均税负大体是39.5％多一点。发展中国家平均税负大概是25％左右。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是30％多一点，处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结构性减税只是一种称谓。结构性减税这个概念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的定义叫做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就是结构性减税的目标，主要在于优化结构，而不在于减税，有的税增了有的税减下来了。
　　2011年到2012年的减税，它的最大空间是1万亿。这1万亿元讲的是中国经济要实施扩张的力度的界定。多了不好，少了也不行，它是和经济形势的发展绑在一起的。在这1万亿财政赤字当中，也要融入一些增加支出的举措，比如说增加民生支出。
　　扩围增值税。扩大服务业
　　李南：为什么我们选择将增值税扩围作为一个突破点呢?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来减税，最终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高培勇：结构减税是一个统称，它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税种上。结构性减税必须和税收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连在一起。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要减的一定不是直接税，而是流转税，流转税有三个主要税种：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最大的是增值税。营业税目前的占比是14.4％。
　　整个税负是税基和税率的综合，必须保持一种均衡状态，否则就会对整个投资方向产生影响。比如说增值税税负低，营业税税负高，那么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方向的时候，可能就会投资制造业，而不投资服务业，因为增值税针对的是一些工业企业，而营业税针对的是一些服务行业，如金融、餐饮等等。
　　李南：也就是我们希望扩大服务业。
　　高培勇：目前制造业的投资居高不下，服务业的比重反而相对下降，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从税收制度的设计上，应当避免出现逆向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态势，所以一种办法是营业税跟进增值税：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两税合一，让增值税吃掉营业税，这就叫做增值税扩围，扩大征收范围。
　　第二个减税途径是2009年的改革。原来增值税和营业税大体税负水平是均衡的。但是2009年之后，增值税税负下调了，现在要把税负相对高的营业税并入已经下调了的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当中去。
　　第三个减税途径是引入两个较低的新税率：11％和6％。目的是适应服务行业征收增值税的需要。但客观上把增值税的总体税负水平压低了。从长远看，增值税的税率水平是要下降的，不能维持在17％。
　　这次通过增值税的扩围改革，事实上是在降低流转税的比重，同时又要进一步减少流转税。一方面为了适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需要；另一方面要为整个税制结构的调整留下空间，为未来房产税、财产税的开征奠定基础。
　　在既有的税负水平之上去加征房产税的话，大家会觉得税负加重。但是一方面流转税减下来，另一方面直接税升上去，那么两者大致平衡，这就是一种结构优化，而整个的税负水平是削减的。
　　有困难，有希望
　　李南：税制改革的进程中存在哪些困难?在2012年能不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呢?
　　高培勇：现在遇到的难题有几个：第一，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而除了一部分领域之外，主要是地方税中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这显然触及到地方利益。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原来征收营业税的领域，在改征增值税之后，将这笔钱如数返还给地方。这只是权宜之计。
　　第二，增值税扩围之后，它本身是36.5％，加上营业税那14.4％，两者相加就突破50％了，这个比重过大，意味着整个税收收入体系存在风险。这怎么解决也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个障碍，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税制体制被触动了。
　　难归难，但是有成功的希望。增值税的扩围改革，加上财政体制的调整，两个事情合在一起，增值税的扩围进程就会大大地加快。实际上在国务院文件当中，提到增值税扩围的时候留了一个伏笔，就是说这次虽然是在上海进行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试点，但是并不限于上海这个区域，其它地区如果有条件，有这种要求，也可以加入到扩围试点的范围当中来。换言之，就是各个地方是有选择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