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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试点铺开
继去年5月上海试点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经商后,近日,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四地又相继展开试点。
“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暴露出‘一家两制’、‘官商一体’情况突出,到了必须治理的时候。”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专家认为,目前五个试点地区兼顾东中西部不同发展阶段,如果试点顺利,可能在全国推广。
而此轮试点也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盯住局级以上“关键少数”,级别越高要求越严。如北京正局级以上干部配偶经商不论是否在本地,均在被禁止之列。公权力比较集中的市委政法委机关、公检法系统的市管干部,与正局级干部作同等要求。
其次,多地新规廓清了“经商办企业”等范围,把它与一般从业行为区别开。如明确在私营经济组织或外商投资企业中没有投资行为、不担任高级职务的,属一般从业行为。
最后,新规将成为干部提拔准入门槛。如重庆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干部不合规范不予提拔。监管还纳入常态化范围。如上海和北京都提出,每年对干部家属是否违规经商的抽查比例不少于20%。
企业不用电,也得每月交200万?
近日,《人民日报》记者对浙江杭州、嘉兴和河南郑州、洛阳多地的53家企业成本状况展开调查。不少制造企业反映,虽然煤、油等原材料价格一直在降,但一些来自水电热气等垄断性行业的成本仍然“坚挺”。
一些企业最不满意的是“变压器基本电费”制。河南一家企业反映,近年企业有时会停产不用电,电费却仍居高不下。“如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200万元。一个月不用电、也不报停,就要交600万元。” 这名负责人说,企业一年只有两次报停权限,不用电时,只能白交数百万元变压器基本电费。
一些特许经营,也给企业增加了负担。浙江嘉兴鼎美电器反映,企业每年要排放60吨至80吨废水,由于特许经营,当地只有一个废水处理公司,每年最多来回收两次,企业只好把废水堆放在厂区里。“我们去正规厂处理三废,要求爷爷、告奶奶,跟政府打招呼才能挤上去。而‘野处理厂’天天打电话来,价格只是正规厂的一半。”企业负责人说。
在学者李锦看来,这些企业反映的问题来自不同垄断领域,但核心问题都在于政企还没有完全分开,“市长左右市场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北京: “一个居委会十七块牌子”
从去年8月起,北京市对社区工作事项“地毯式”清理,共取消市级各部门下派的150项社区工作事项,除中央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开展的外,其它考核评比一律取消。
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表示,长期以来,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习惯把大量工作任务都派给社区,以至有了“万能居委会”的说法。根据调研,社区工作事项高达322项,在社区加挂的牌子平均有17个之多,诸如除四害领导小组、家长学校、药品安全等各类办公室,都以挂牌形式进入社区。社区工作者反映,日常工作中需要社区盖章证明的事项达32项。
此次减负,原则上取消了社区原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经济创收等任务指标,以及社区作为责任主体的执法、拆迁、环境整治、城市管理等事项。今后,北京社区办公场所只挂三块牌子,即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服务站。
继去年5月上海试点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经商后,近日,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四地又相继展开试点。
“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暴露出‘一家两制’、‘官商一体’情况突出,到了必须治理的时候。”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专家认为,目前五个试点地区兼顾东中西部不同发展阶段,如果试点顺利,可能在全国推广。
而此轮试点也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盯住局级以上“关键少数”,级别越高要求越严。如北京正局级以上干部配偶经商不论是否在本地,均在被禁止之列。公权力比较集中的市委政法委机关、公检法系统的市管干部,与正局级干部作同等要求。
其次,多地新规廓清了“经商办企业”等范围,把它与一般从业行为区别开。如明确在私营经济组织或外商投资企业中没有投资行为、不担任高级职务的,属一般从业行为。
最后,新规将成为干部提拔准入门槛。如重庆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干部不合规范不予提拔。监管还纳入常态化范围。如上海和北京都提出,每年对干部家属是否违规经商的抽查比例不少于20%。
企业不用电,也得每月交200万?
近日,《人民日报》记者对浙江杭州、嘉兴和河南郑州、洛阳多地的53家企业成本状况展开调查。不少制造企业反映,虽然煤、油等原材料价格一直在降,但一些来自水电热气等垄断性行业的成本仍然“坚挺”。
一些企业最不满意的是“变压器基本电费”制。河南一家企业反映,近年企业有时会停产不用电,电费却仍居高不下。“如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200万元。一个月不用电、也不报停,就要交600万元。” 这名负责人说,企业一年只有两次报停权限,不用电时,只能白交数百万元变压器基本电费。
一些特许经营,也给企业增加了负担。浙江嘉兴鼎美电器反映,企业每年要排放60吨至80吨废水,由于特许经营,当地只有一个废水处理公司,每年最多来回收两次,企业只好把废水堆放在厂区里。“我们去正规厂处理三废,要求爷爷、告奶奶,跟政府打招呼才能挤上去。而‘野处理厂’天天打电话来,价格只是正规厂的一半。”企业负责人说。
在学者李锦看来,这些企业反映的问题来自不同垄断领域,但核心问题都在于政企还没有完全分开,“市长左右市场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北京: “一个居委会十七块牌子”
从去年8月起,北京市对社区工作事项“地毯式”清理,共取消市级各部门下派的150项社区工作事项,除中央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开展的外,其它考核评比一律取消。
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万钧表示,长期以来,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习惯把大量工作任务都派给社区,以至有了“万能居委会”的说法。根据调研,社区工作事项高达322项,在社区加挂的牌子平均有17个之多,诸如除四害领导小组、家长学校、药品安全等各类办公室,都以挂牌形式进入社区。社区工作者反映,日常工作中需要社区盖章证明的事项达32项。
此次减负,原则上取消了社区原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经济创收等任务指标,以及社区作为责任主体的执法、拆迁、环境整治、城市管理等事项。今后,北京社区办公场所只挂三块牌子,即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和服务站。